快考试了，课也停了，我们正在复习迎考。一天上午，通知大家去礼堂开会。
那是一个化雪天，路边的残雪映着冬天的阳光，白得刺人眼睛；没有树叶的小树带来的只是冬天的肃杀之气。为了驱赶寒意，我们几乎是跑着去礼堂。
是全系大会。一个4年级的女同学站在台上哇里哇啦地讲了一通，内容是她所在班级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蛋，等等。虽说我们男生早已流行一种说法：物理系无美女，但还是觉得这位学姐实在不好看，黑不溜秋不说，还长一张马脸。我身旁的“小姐”轻轻嘀咕：物理系无美女应该改了，改成物理系多丑女。我和景西差点笑出来。
学姐大喝一声：把窦德斌带上来！于是两个人把一个瘦高个男生推了上来。当时尚未发明以后“文革”中流行的喷气式姿势，所以还算文明。窦德斌衣着寒酸，戴的一副眼镜一根架子没有了，用绳子套着，他不低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据学姐陈述，我们知道了窦德斌写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教育的，什么1958年后教育质量严重倒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扼杀教育，等等。在学校反右倾初期成千上万的大字报中，德斌写的内容并不突出，比他尖锐的说法有的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倒霉呢？
也是这个学姐回答了我们心里的疑问。他们毕业班的大字报全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党中央的表态声明，只有窦德斌一个人写了一些反动大字报；他又是有前科的：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言论，是漏网右派。
一个党委办公室的干部宣布校党委的决定：给窦德斌戴右派分子帽子！接着，也是两个4年级的同学给窦德斌戴上了一顶用白纸做的高帽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给人戴高帽子，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
散会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一声不吭。不是说好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吗？怎么还是有一个同学被戴上了？景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侬相信伐？阿拉大字报上格眼末事会得弄到档案里去！相信伐？
这些话，小心的景西是轻轻地讲的，当时本地同学还听不懂上海话。景西长着圆圆的娃娃脸，比我大3岁，比我懂事。
档案！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老实讲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档案长什么模样，有时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保险箱，里边收藏了无数人的一生；有时我又把它看作一个隐身机器人，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你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
景西的预言果然灵验。若干年后，那些整我的人到我母校去弄到了我大字报的摘录。据说这些革命左派十分高兴，专案组长连连说：没有白来！没有白来！
那年寒假我回上海，特地问了我的高中老同学——那些在上海、北京、西安、杭州上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很奇怪我所在大学反右倾的做法，他们也就是听听文件，讨论讨论完事了——哪能拿学堂弄得像反右一样？——这句话要用上海话讲。
寒假结束返校，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方书记介绍了一位穿军装的人——新来的党委宣传部长顾部长。老曹告诉我们原来的姓黄的部长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黄部长也是从军队转业来的，学生都和他不熟，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为什么当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无所知，也许党员知道。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窦德斌和黄部长都被送到一个农场去了，是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