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猴。他个子矮小，尖下巴，脸似乎是七八条肉收缩而成，只有笑的时候才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单纯。
当年的大学每周至少两次政治学习，小猴从不主动发言，总是低着头，只有别人点名要他说话他才开口。不论什么讨论内容，他总是千篇一律批判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打上了阶级烙印，所以要好好改造。说话的语气十分沉痛，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弄得主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和我想象的地主后代截然不同——当然我的想象乃是党的多年宣传教育成果——小猴夏天只穿一件白短褂，连背心也没有；冬天白短褂外头套一件黑棉袄，一年到头黑白两色。每个月2元钱零用钱由学校发给，所有的农村同学都是这个待遇，当然伙食费10元也全免。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学生家长是不可能拿出1毛钱来给孩子的，这一点学校很明白。小猴是农村同学中最清苦的一位。别人还能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弄一两件衣裳，甚至从一个部队里当干部的哥哥那儿搞到一双军用皮鞋，小猴一概没有。1961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农村同学都能在假期结束返校时带回一些黄豆、花生之类，小猴也没有。因为所有的暑假、寒假他都在学校过。有人说小猴的父母可能饿死了，直到毕业没听小猴提过他的父母到底如何。
有一回省里各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来校演出，压轴的是黄梅戏皇后严凤英的“夫妻观灯”。我在寝室里大放厥词，把地方戏说得一文不值，本人只看京戏。小猴从不反驳别人，只是沉默。最后我还是和大家一块去了。学校礼堂都坐满了，我和小猴站在后边。当一位扮相秀美的青年演员唱豫剧“拷红”的红娘时，大家都被吸引住了，那真是：人又漂亮身段又好。小猴喃喃地说：“可好？可好？”我回答：不错。他笑了，缩成一团的脸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
小猴的中学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告诉我：其实小猴小时候挺活泼的，自从进了高中明白了什么是阶级路线之后才变得不爱笑了。他是独子是他父母心头肉，中学住校，父母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小猴还对他妈撒娇呢。
小猴的老乡还告诉我们匪夷所思的一段历史：小猴老家地处淮北农村，家家都穷都是一样的草房。土改时工作队非得搞一个对立面出来，小猴家人口少，他爸又能干活，所以家里吃白面馍的次数比别家多。乡亲们商量让小猴家当地主，小猴爸情面难却就答应了。就这样，既没有长工也没有佃户，住草房的小猴家成了地主，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还算好的是：没开斗争会，没有抄家分浮财，乡亲们都明白，小猴家除了一把铜水壶，什么金银财宝也不会有的。
小猴是高分考入我们这所地方高校的，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他要不是考分特别高绝对进不了大学。我班级中还有一位出身地主的同学，据说是本省高考第1名。总之，他们如果受到公正的对待，是应该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高校的。后来“文革”开始时，学校领导因为收了那么多出身黑五类子女而受到批判，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分专业，小猴分到电子学专业，和我不同班；后来他的专业从我们物理系独立出去，成了电子学系，所以除了上公共课偶尔在大教室里见到他就不大碰头了。有时他班上同学来我寝室串门聊天，由于小猴从不串门会友所以我只能向他打听小猴近况。同学告诉我们：小猴一如既往地用功学习，一如既往地拼命劳动——下乡劳动挑最重的担子，一如既往地抢着打扫卫生、打开水，搞得那几位同寝室的人越来越懒。
我问他：开会时还骂自己吗？
骂！怎么不骂？现在小猴把自己说成是罪该万死了。大家实在听不下去。
同学还告诉我小猴家好久不来信了，小猴连着哭了几个晚上，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肯说，反正以后小猴再也不给家里写信了。
同学又说大家都喜欢小猴，说他人好，小猴从来不打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