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的班主任是李光智老师，教代数。她毕业于武汉大学，人有点婆婆妈妈，绝非女强人。高二的班主任是姜庆宜老师，解放前做过记者，英语很棒，但教我们语文。姜老师大概是北京人，朗读课文（如孔尚任的《哀江南》）起来是抑扬顿挫、京味十足。教工活动中有一个保留节目：姜老师唱京戏、赵校长操琴。什么“捉放曹”啦、“武家坡”啦，姜老师的谭派老生字正腔圆、高亢激昂；赵校长的京胡烘云托月、丝丝入扣，两位绝对是专业水平。不过班上懂戏的人只有徐英彪和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才如王乃庆，尽管提起莫扎特李斯等音乐大师来如数家珍，对京昆艺术却一点不懂，听阿拉吹京戏只好“闷忒”，不响。
高三学年开学，班主任换了方朝中老师。方老师刚从中共虹口区委调来任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党员干部做我们的班主任，结棍。方老师的名字像男性，其实是位青年妇女，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梳短发，人很严肃，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有同学问她：“方先生（那时同学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课程表上有几个半天没有课，阿是放掉回家？”
方老师冷冷地回答：“安排劳动。”
以前的班主任姜老师为人圆滑，很少批评学生，对团支部更是客客气气。方老师则完全不同，她在班会上经常分析学生思想动态，并点名批评。开展班级工作则紧抓团支部，所以团干部班干部围绕在她周围，形成了以方老师为核心的“战斗堡垒”，因为方老师代表了党的领导。此外方老师还上我们的政治课，我们听到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新概念：什么“成绩和缺点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社会主义成绩是9个指头而缺点是1个指头，永远如此），“资产阶级右派由于立场和人民不一样，所以只看见1个指头”；什么“只是埋头学习会走上白专道路。只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才会有为党为社会主义发奋学习的正确学习动机，才会又红又专！”等等。
戴桂兴是体操明星，差一点调到上海队当专业运动员，自然有股运动员的直率豪气。一天他对方老师大声地说：“方先生，李海沧（团支部书记）拍侬马屁，所以侬欢喜伊。”
“谁说的？他什么时候拍我马屁的？我也经常批评他的。”
戴桂兴不作声了。那时我们这些“落后同学”（包括戴桂兴）有这样的感觉：方老师只对团干部或者团员才会有点笑容，对我们却不大理睬，话很少。
方老师提倡又红又专，决不可先专后红。“红”的具体表现就是团员要争取入党，尽管中学生入党很难，但还是有团干部打了入党报告（听说）；我们这些非团员当然要争取入团，所以许多同学都纷纷提出入团申请。记得一次在厂里劳动时，我和戴桂兴正好在一起干活，我随便问了他一声：“人家才交入团申请了，侬预备写伐？”
“勿要搞好伐？我真不会去申请呐！”戴桂兴斩钉截铁地回答。
想不到戴桂兴第二天就交了入团申请。我真弄不懂昨天他为何要那样说？我忽然感到人变得复杂了。
在一次班会上，曹正白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思想斗争（方老师认真地听着）：近来看到同学们的进步，想得很多，思想斗争很激烈，也很痛苦。自己从小信教，已成习惯。现在也认识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也要坚决跟党走。但是多年来的习惯一时也不容易改变……曹正白越说脸色越白，边说边痛苦地搓着手。终于说完坐了下去，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曹正白讲到结束也没有承诺要放弃基督教信仰，所以始终没听说曹正白要争取入团。不过方老师对曹正白也没有怎么样（没有逼他再表态之类），虽然班长不当了，但还是班干部。
我和徐英彪傅若炎等许多非团员都参加了庞大的“争取入团小组”，虽称小组，人数却不比团支部少，印象之中除了曹正白、巫家梁极少几个，所有非团员全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