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回家对于我这样不用功的学生而言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进初中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在余庆坊以北从长春路到山阴路这一段四川路，现在学校在东宝兴路，自然我的足迹就扩展到了余庆坊以南的四川路了。
沿着东宝兴路往东在靠近四川路拐角上有一家“弹子房”，有时我会走上台阶向里张望，总能看到一两个“老的克”在昏暗的灯光下打落袋（桌球），那时我们中学生至多会到路边摊头上花费不多打打“康乐球”，绝对不会进“弹子房”的。
当年四川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沿街小贩的叫卖声提醒人们这是条热闹马路。东侧有许多皮鞋店绒线店之类的小店（也是我好些中学同学的家），过了横浜桥（那时桥下的河水尚未发臭），靠士庆路一家烟纸店，我瞧见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已经坐在店堂间里一边看书做功课、一边帮家人做生意。这位同学姓刘，他后来成了上海第一流名医，当过上海肿瘤医院院长。
有时我沿四川路西侧朝北走，必定经过一家广东糕饼店“皇上皇”，店里芝麻糊的香味对我极具诱惑力，还有小凤饼、蛋黄鞑——袋里没钱还是走吧；过桥走到麦拿里（也有两个同学住在里面），我肯定要过马路来到心中的福地——永安电影院：看看电影海报、张张电影剧照。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住在永乐坊的丙班同学在买电影票（同年级的同学都认识），他告诉我正在上映的苏联电影“彼得大帝”老灵咯。当年永安电影院算头轮影院，票价新币3角，结棍。我对父亲开口要钱，他对我这个独生子还是有求必应的。初中时代我在永安看过的电影有“彼得大帝”上下集、“海军上将乌沙科夫”、“钦差大臣”、“大败拿破仑”、“梅丽小姐”、“脖子上的安娜”、“萨特阔”、捷克影片“骄傲的公主”，等等。除非学校组织，自己绝不会掏钱看国产片。
过了永安电影院往北就是建国小学和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常常可以见到一帮染黄头发的大哥哥大姐姐从学校里嘻嘻哈哈地出来，他们是剧专的学生，正在排练话剧“钦差大臣”。后来公演时我去看过，感觉比电影差多了。
走过剧专，在拐角处有一家小酒店。那里的常客中有一个四川人，他经常会把一张奖状给店里人甚至路人看，是一份表彰起义空军的人民政府奖状。原来这个醉醺醺的家伙过去是国民党空军，内战时“起义”投奔了共产党，据他言道乃是“有功之人”，不知为何没给他安排一官半职，他只得天天来此借酒浇愁。不过我有点纳闷：他喝酒的钱哪里来的？是人民政府给的吗？
小酒店旁边是条隔断的小路口（对面是吟桂路），有一家生煎馒头摊头。这里的生煎馒头美味无比，1角4只；多年后横浜桥畔开了“萝春阁”生煎馒头店，生煎馒头的味道比这家摊头差远了。再往北走经过“闸北水电公司”和第四人民医院，就是余庆坊沿街面的一排商店：南货店、西药房、照相馆、理发店，等等。在拐进余庆坊大门前我会向大门边的广帮“天虹饭店”张望，店门旁橱窗内吊着的叉烧肉和烤鸭的阵阵香味十分诱人。这家饭店后来搬到横浜桥附近去了，饭店原址开了一家卖汤圆出了名的点心店，今天还在。
进了余庆坊我家里，喝点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对母亲说要去图书馆做功课。自然去图书馆是真的，做功课是个幌子——本中学生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于是出余庆坊向北走，原本四川大楼的底层有两家书店，加上长春路对面的“读者书店”、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和几家文具店，四川路北端颇有点文化街的气息。现在关了两家书店和1家文具店，不知是否和那些知名文人的离开有关。亏得在溧阳路对面丰乐里旁边新设了一所“北四川路区图书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去，亮出中学学生证借书坐在馆内看书。（还是小学生时因无学生证曾被赶出去过）我在这家图书馆借阅过《水浒全传》、《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和许多苏联小说，丘陵先生翻译的《中队齐步前进》也看了。我还读过一个英国左派作家的小说《外交家》（上下册），得出的结论是：外交家或者外交官统统是坏人。
从图书馆出来时四川路已经是华灯初上，我仍然不回家。我会到“自由出版社”（其实也是书店，后来变成新华书店直到现在）或者“读者书店”去逗留片刻。“自由出版社”和多伦路口的私立前进中学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就是“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后来1957年被打成了大右派。
回家吃晚饭时母亲问我：“功课做完了？”
“做完了。”
1955年肃反之后，小酒店里没有了“起义空军”的身影。据酒店里人说，这个四川人牢骚怪话太多，人民政府出于爱护，怕他酒喝得太多伤肝，所以把他“请”到大牢里去“戒酒”了。
这一天放学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和丙班的张永天一起去他家玩。张永天曾经在小学和我同班1年，后来就转学了，然而一进中学他就认出了我，在叫我名字时还提醒我：“老早读小学辰光、我拨侬吃过一只咸橄榄，记得伐？”
看来为了迪只咸橄榄，我也必须和他成为朋友。
张永天住在麦拿里5号。麦拿里在四川北路这一带的里弄中是很有特色的，建筑风格既不是余庆坊的石库门、也不是永乐坊永安里那样的新式里弄，它大概属于英国风格：有壁炉有阳台也有雕花铁栏矮墙围着的庭园，尤其在里面一排弄堂，左边庭园内有浓荫遮地的大树、右边院墙边长满了深绿色的夹竹桃和其他灌木。永天家的小院里有两棵枇杷树和1棵无花果树，当年麦拿里和旁边的赫林里是北四川路少见的绿化很好的里弄。
永天请我到他家里去的目的是要听我讲故事，讲武侠故事。他们这幢房子的孩子看过一本武侠小说上集，而下集再也借不到了，所以要听我讲下集。问题是这本书的上下集我都没看过。好在我从永天嘴里已经套出了上集的主要人物名字及一些行侠仗义的事，下集就随我现编现讲。我把读过的其他武侠小说内容搬过来，只是把姓名改了改，结果大获成功。小听众中还有5号楼上的蒋任江，他也是培青同年级的同学，在乙班。
麦拿里5号底楼成了我的“书场”，我在那里讲了“十二金钱镖”等许多武侠故事。口渴了“听众”自会倒水给我，有时永天妈妈拿柿饼给我当点心。多年后永天妈妈见到我就笑着说：“小胖子又来讲故事啦？”她是广西人，而永天爸爸却操浙江口音，他是法国留学生、同济大学数学教授。蒋任江爸爸也是教授，过去做过陆军大学教授，是因为在战上海时动员他的学生（国军师长）放下武器而对解放军立有大功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功劳被一笔勾销，关了进去。
若干年后，麦拿里改作麦丰里、赫林里改作柳林里，很风雅的吟桂路变成秦关路。其中麦拿里的命运最惨，先是1958年铁栏拆掉、庭院消亡，参天大树和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失踪；后又碰到电信局造高层搬迁了里弄的大部分，只余下不多的旧建筑在回忆昔日的风光。
从学校所在的东宝兴路到四川北路往南，必定要经过“守真堂”这所沿街的基督教堂。那时四川北路一带的教堂真不少，有多伦路的鸿德堂、横浜桥南边的守真堂、四川路虬江支路口的灵粮堂、永安电影院北侧新光小学前一所我不知名的教堂，连我就读的培青中学过去也有教堂——怀恩堂。
有一次我走进守真堂，纯属好奇，因为这座红砖砌成的教堂有着非常美丽的镶嵌彩色玻璃窗，让我萌生了进去的念头。我悄悄地走进去，看见有八九个人（居然有不少青年人）安静地坐着，听一位牧师讲些什么。这位牧师也坐着，看样子不像正儿八经讲道的样子（这一天不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日子），我发现牧师就是正给我们上物理课的吴老师，原来他是这里的兼职牧师。
至今我们初中同学回忆当年的老师时，一致公认吴老师是最出色的物理老师。我在虹口上高中，岸年、永天在复兴上高中，复兴、虹口都没有比吴老师出色的物理老师。吴老师上课那真叫课堂艺术：他讲布朗运动时边讲边做动作，把“一个个分子”撞到了教室门外……他的语言、表情如此生动，加上一些演示实验，他给大家表演了一年物理课。初三物理换了一位青年教师，课上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再也不听课。
那天下午吴老师问听众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你们看过《牛虻》这本书吗？”（《牛虻》不是反宗教的小说吗？我想）于是有人说看过有人说听见过，吴老师接下来讲了许多，他认为正是因为亚瑟（小说男主人翁）对主的信念不坚定，才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我没听完便悄悄地从角落里溜了出去（未被全神贯注的吴老师发现我来过），我有重要任务呢。父亲给我钱要我到“虹光大戏院”（后来叫“群众剧场”，是今天四川北路唯一的电影院）去买戏票，是明天晚上的京戏，父母和我全家都去看。我来到戏院看明天的剧目，果然精彩，是新民京剧团的戏码：刘宫阳的“金钱豹”，迟世恭、王文军、艾世菊、马世啸、李秋森等人的全本“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近年来听说我们的吴老师成了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他在上过我们课不久离开了培青中学，不知为何去了天津，在天津被送到甘肃劳改服刑，他在劳改中仍然坚持信仰。20年后平反出狱，他既不去天津也不回上海，而是在劳改农场附近搭了一个简易小屋，边过日子边向周围的老乡传教读圣经，据说感化了许多人（包括罪犯）。前不久刚去世，就死在甘肃——他的受难之地。
沿四川北路往南经过虬江路虬江支路，往左拐入武进路，再朝右弯进北海宁路，经过一座有大象和印度古神浮雕的神秘的印度建筑，就来到了“胜利电影院”。不过我并非来看电影，而是到电影院对面的旧书店去“租”武侠小说，这类书图书馆和“正宗”书店是没有的。马路边上还有旧书摊，也出租旧小说和旧连环画。这一带过去十分“闹猛”：有唱绍兴戏推销洋线团的，有“卖拳头”推销狗皮膏药的，有一回我站着听一个广东音乐小乐队演奏美妙的“彩云追月”，他们推销的商品是花生牛轧糖。
从海宁路往西到四川北路这一段是上海市苏州河以北最繁华的区域。这里集中了两家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胜利电影院；两所剧场：解放剧场、虹口大戏院。在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当年是四川路“档次”最高的饭店，二楼不仅有宽敞的“火车椅”，还有舞池。
在四川路海宁路口北侧的“四行大楼”内，有一所虹口区图书馆，那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场所。这家图书馆因为在底层，光线比四川路北端那所图书馆暗多了。我在那里读了《茅盾选集》、《老舍选集》、《巴金选集》、《张天翼选集》、《鲁彦选集》、《许地山选集》、《赵树理选集》等一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选集，还读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写得真有趣。
天不早了，我急匆匆地往回走，当走到东宝兴路不到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看，是位美女姐姐，那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沈传。我们读初中时班上除了班主任管我们，还有辅导员管我们，辅导员是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并非老师。派来的辅导员一般都长得很端正，沈辅导员绝对是美女，初三时的郑辅导员绝对是俊男。
“介晏还在外头白相？作业做过伐？”
“做过了，做过了，我在图书馆做过了。沈辅导员再会。”
尽管沈辅导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还是发现不了我书包中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家庭作业和一本武侠小说。
说来也怪，1962年我们几个老同学在四川北路上走（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已经工作），迎面碰到沈传，大家都不约而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沈辅导员！”其实她大不了我们几岁。
四川北路一带的民宅多数为石库门和“新式里弄”，也有大楼公寓，花园洋房不多。住户中职员教师文化人居多，有钱人家少，所以在上海属于“中只角”。在这片“中只角”里：北端的山阴路、溧阳路；南端四川北路、西侧的塘沽路、昆山花园路、昆山路一带欧式建筑较集中，也有树木扶疏的庭院，这两处算是阿拉“中只角”里的“上只角”。
当语文课上到《一件小事》时，老师组织班级去山阴路大陆新村参观鲁迅故居，也算是“革命传统教育”。那时的山阴路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十分幽静，只听见行道树上的蝉鸣声。我们依次进入故居，参观了鲁迅先生的客厅、书房、卧室，见到了先生的生前用品、大量的书包括鲁迅著作各种版本，还有一个去世时拓下的石膏面膜，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张岸年参观很快，就在大陆新村门口边等“大部队”边聊起天来。我和岸年一致认为鲁迅的生活条件蛮不错的：三口之家住大陆新村这样的新式里弄独门独户一幢房子，应该说在上海算是宽敞的。不料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同学听见了，他批评我们怎么不讨论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而是讲鲁迅先生的生活条件，说得我们很是惭愧。这位“觉悟”高的同学不久之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而我和岸年直到中年都和团组织无缘。看来“觉悟”低的人和“觉悟”高的人是不能比啊。
从四川北路山阴路交界处有一条冷僻的小路通往虹口公园，小路东侧有高墙和笔直的杉树，西侧是学校和兵营的后院，这条路有个全上海最美的名称，叫“甜爱路”。吃不准路名是否由当年去公园谈情说爱的情侣们起的？不可思议的是：路名竟然在“文革”中也未被改掉！至今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