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
那帮孩子的确是小学生，他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神气活现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