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打虎队”越吵越凶，隔壁房间的祖父祖母都过来了，祖父胆子小什么也不敢说，祖母（我们宁波人叫阿娘）倒是为自己儿子辩白了两句，却被来人推了出去。“打虎队员”学着南下干部的腔调开起了国骂（其实他们并非山东人），我妈妈也以“砍脑壳的”川骂回敬。
那3个人大概醒悟“好男不和女斗”颇有道理，悻悻地走了。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后来我父亲说他们还要去几个同事家，没有时间在我们家耗了）祖父（阿爷）胆战心惊地讲：给记凡关来，国庆阿爸回勿来呐！但母亲和阿娘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晚上7点刚过，父亲就回家了，只比平时迟了1小时。在共进晚餐时，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经过：今天提早下班叫大家坦白交代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能就在此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分别去各个同事家。我父亲报告领导，经过认真回忆，不论解放后还是解放前从未贪污！领导只是让他再坐一会儿，不久就批准他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有两位同事回忆自己解放前揩过公家油，结果被留下继续交代，因为上头认为：既然解放前揩过油解放后完全可能继续揩油甚至贪污了。
这场风波的好处是：沈芝霞不到我家来了。由于有女生来当我的小老师，我在弄堂里阿桃这帮小伙伴眼中很丢面子，也被班级里几个捣蛋鬼作为笑料。因此我并不对沈芝霞作任何澄清，她不来最好。
我们当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而且还挺难考的。先是考市立（公立）中学，公立学校学费便宜多了（学费至少比私立初中少一半），考不上市立中学的参加第二批考私立初中，私立初中考不上（有些私立名校也很难考）就只能进补习学校或者明年再考了。
没过多久，1953年夏天我考上了市立上海培青中学，是6取1的比例。这让级任老师大跌眼镜。帮助我的“小老师”沈芝霞却是公立私立都没考上，在弄堂里她一见到我就避开，我知道这回是我让她很丢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