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