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秘书S.莫德里安保持着秘密联系，而且没有在年度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这一情况。两人之间传递过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踪现无法查实，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苏联。弗雷温现仍居于萨顿区比弗大道的栗树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访过一次。C.弗雷温现在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您真诚的，A.帕特里奥158
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普通的白色A4纸，没有水印。信上写有日期、标点符号使用过多、拼写准确无误，信纸叠得非常工整。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从来都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喝过两杯威士忌就晃悠到总部，签名登记进了档案室的调阅室，调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点的接待时间，我坐到了伯尔的等候室里，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写告诉了伯尔那位圆滑的私人秘书，此君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是谁。莫斯科站的布罗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俩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板球，硬是没提到布罗克曾在苏联处为我工作过的事，况且他最后经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几分钟之后，彼得·吉勒姆抱着一大堆文件晃了进来，看样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当上了伯尔秘书处的处长。
“在你前头插个队不介意吧，老伙计？十万火急地传我来见他。看样子那家伙是希望我连睡觉时也加班干活。你碰到什么问题啦？”
“麻风病。”我说。
情报部里的大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籍籍无名，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巴雷·布莱尔的叛变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即便是伯尔的前任克莱夫那么精明的人物，也没能在五楼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稳脚跟。据最新消息，克莱夫正在赶赴圭亚那担任当地站长的途中，在那个地方任职倒是很有益健康。经过历次风波仍旧岿然不动的，似乎只有我们那位畏畏缩缩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就在我走进伯尔光可鉴人的办公套间时，帕尔弗里从另一扇门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只好冲着我投来一个狂乱的笑容。近来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让自己的模样显得更正派些。
“内德！太好了！哪天咱们一定得一起吃顿午餐。”他气喘吁吁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接着就消失到水线以下去了。
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
“赢了。”
伯尔自己打住了一连串的问话，仔细打量着我。我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婴儿盯着。“这件事你能处理得了，对不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吧？你那个时候可干过不少好事。你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在我看来，咱们这个机构里有些娘娘腔的家伙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没有回答。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厚厚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年头谁还相信婚姻那玩意儿？”他说道，他那懒洋洋的地方口音变得更重了，仿佛是彻底抛掉了束缚，“你要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过，我就建议你这么干。我们已经查过她的底细了，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不是扔炸弹的，不是什么组织的秘密支持者，也不是吸毒鬼，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是个好姑娘，生活方式也挺好，你这家伙还真走运。这件事你到底是想接还是不想接？”
一时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伯尔知道我跟萨莉的风流韵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像这样的事你得自己写到报告里去，要不然报告就会找你的麻烦。我已经硬着头皮主动向人事组的头儿做了汇报。让我哑口无言的并不是伯尔已经知情，而是他有本事让人感到亲近，能那么快地深入我的内心。
“只要你肯罩着我，给我提供资源，我当然就会接。”我说道。
“那就开始干吧。随时向我汇报，不过也别没事总汇报——别跟我胡扯，有什么坏消息一定要直接告诉我。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咱们的这位西里尔。我敢说，你肯定看过罗伯特·穆齐尔161的书，对不对？”
“恐怕没看过。”
他拽出了弗雷温的档案。我用“拽”这个字，是因为他那双面团似的手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做过事的痕迹：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这双手该怎么搞开这份档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双手要怎么对付这个叫铅笔的奇怪玩意儿。
“他没有任何嗜好，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什么固定的兴趣，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父母，没有经济顾虑，连古怪的性偏好都没有，可怜的家伙！”伯尔喟叹着翻到了档案的另一部分。他怎么有时间去看档案的？我在心里自问。估计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有，像你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整天干的事就是去对付现代文明和文明造成的种种不满，不学习点罗伯特·穆齐尔的智慧怎么行？这个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好好回答。”他舔了舔大拇指，翻到下一页。“有五个。”他说。
“他不是独生子么？”
“不是说他的兄弟姐妹，你这个傻瓜，是他的同事。弗雷温那个沉闷无聊的译码员办公室里有五个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干的活都一样，级别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脑袋里转的下流念头也一样。”伯尔直直地盯着我，之前他还没这样干过，“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写信的人没说。这一点挺奇怪。他们通常都会说的。也许是出于厌倦——这个动机怎么样？厌倦和贪婪，如今就只剩下这两样动机了。还有报复，报复是永恒不变的。”他又低下头看档案，“只有西里尔一个人没结婚，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同性恋，你是同性恋。我们全都是同性恋。问题是最后到底是哪一部分自我占上风。他没头发，看到了吧？”他冲着我晃了晃弗雷温的照片就继续往下说了，我只瞥到了一眼。他的精力充沛得吓人。“不过秃头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得说，就跟结婚一样。这个我应该知道，我都结过三次婚了，还没算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告发材料，对不对？所以才让你到这儿来。那封信说到了点子上。你该不会觉得信是莫德里安写的吧，啊？”
“他干吗要写信？”
“是我在问你，内德，别跟我耍花招。恶毒的想法才能让我继续下去。说不定莫德里安觉得自己要回莫斯科了，想在身后制造点小混乱。莫德里安可是一只专搞阴谋诡计的小猴子，他要是动起脑筋就是这样。他的档案我也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我又想道。你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伯尔的思路跳来跳去，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抛给我，看看我会作何反应。等到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等候室，迎面又撞上了彼得·吉勒姆。
“见鬼，伦纳德·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道，还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彼得见我竟然不知道，显得很吃惊。“伯尔？我亲爱的老伙计，伦纳德多年来一直是史迈利的王储啊。乔治当年在万灵节162的时候救了他，要不然他可是生不如死。”
至于萨莉，我当时的婚外女友，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点打动了我心灵深处的囚徒。莫妮卡也被关在困着我的高墙之内。莫妮卡是情报部的人，她和我都受着同一套规矩的束缚，因此我们俩就被捆在了一起，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萨莉而言，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公务员，都已经忘掉了人活着该去找点乐趣。她是个设计师，有时会去跳跳舞，最爱的是戏剧，在她看来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人生都是不真实的。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相当聪明，有时候我觉得她肯定是让我想起了斯黛芬妮。
“跟你见面啊，长官？”戈斯特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对我们的西里尔进行附加调查？当然可以了，长官！”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晤室里见了面。我的身份是约克上尉，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普通审查官，前来进行逐一调查。戈斯特是弗雷温所在的译码部的主管，人们说起那个部门更爱用它的绰号“水槽”。戈斯特是个好色之徒，穿着一身活像教区执事的西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满脸假笑，胳膊肘往外撇着，小嘴巴像虫子似的动来动去。坐下来的时候，他把外套的下摆往后撩了撩，好像是要把屁股露出来。接着他像歌舞团女郎似的劈出一条丰满的大腿，再充满暗示意味地架到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都这么称呼弗雷温先生，”他轻松愉快地说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毫无疑问的处男。审查结果就是这样的。”他从十支装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垛了一下，然后在百忙中用舌头舔了舔。“音乐是他唯一的爱好。特别喜欢歌剧。经常去看歌剧，跟钟表一样准时。我对歌剧可不感兴趣，弄不清那到底是演戏的在唱歌呢，还是唱歌的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能闻到他呼吸里带着中午吃饭时喝的啤酒味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冲着我尖叫的时候。”他朝后一仰头，吐出几个烟圈，还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仿佛这些烟圈就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问一问，弗雷温最近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
“这种习惯上的改变，你记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提问时尽可能显得兴趣索然，同时又规规矩矩地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
奇怪的是，戈斯特竟然记得这个日子。他噘起嘴唇，又皱起了眉头。他挑起女里女气的眉毛，下巴缩到脏兮兮的衬衣领子上，摆足了正在努力思考的架势。最后他总算想起来了。“西里尔·弗雷温最后一次替伯顿那小家伙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163。我有记录的，你知道。安全起见。我的记忆力也很不错，这事我一般不太愿意表现出来。”
我心下暗暗称奇，不过并不是因为戈斯特。我心想，莫德里安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的三天之后，西里尔·弗雷温就不再加晚班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急着要问出口。“水槽”里配备了电动打字机么？译码员可不可以用？戈斯特呢？不过我担心这么问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刚才提到他特别喜欢歌剧，”我说，“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这我没法说，因为我们拿不到事无巨细的活动记录，也不要求大家事事都报告。不过每逢要看歌剧的那天，他上班时要么是把无尾礼服装在手提箱里带着，要么就穿一套熨过的深色西服来。他也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兴奋——要我说就是一种情绪高涨而又颇为克制的状态，这有点像人们心怀其他期待时的感觉，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不过他应该有固定的座位吧，比方说，订下的座位？这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就像你说的，西里尔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方式。”
“先生，我好像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哎，我跟歌剧这玩意可没什么缘分。你在他的表格里填上‘歌剧爱好者’，消遣方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你。我会的。”我又翻过了一页，“你真的想不起来他有没有仇人？”我问道，手中的铅笔悬在笔记本的上方。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的劲儿慢慢过去了。“上尉，西里尔总是被人嘲笑，这一点我承认。但他对于这些嘲笑表现得很大度。西里尔并不招人讨厌。”
“打个比方，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喽？”
“我想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哪个人去说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坏话。当英国公务员的人也许会有点闷闷不乐，但绝对不至于心怀恶意。西里尔尽职尽责，我们也都一样。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一点你尽可以写在记录里，我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他今年好像是到萨尔茨堡过的圣诞节。去年也是，对不对？”
“没错。西里尔总是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去萨尔茨堡，听音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水槽’里的任何人让步。有几个年轻人还想抱怨来着，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西里尔会在别的方面给你们补偿的，’我跟他们说，‘西里尔的资格比你们老，他就爱去萨尔茨堡听听音乐。他有点小脾气，以后也只能这样了。’”
“去之前他有没有留下休假期间的地址？”
戈斯特不知道，但在我的要求下他给人事部门打了个电话，问到了西里尔的地址。是同一家旅馆，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西里尔和莫德里安接触也有四年了，我想起了那封信。四年去萨尔茨堡，四年跟莫德里安，到头来却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他有没有带朋友一起去？这你知道吗？”
“西里尔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官，”戈斯特打了个哈欠，“至少没有哪个朋友他度假时会带着一起去，这是肯定的。下次咱们是不是一起吃个午饭？有人跟我说你们的报销额度可不小，就看你们肯不肯招待了。”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说起过到萨尔茨堡旅行的事？旅途有什么乐趣、听过哪些音乐——他说过这些吗？”我心想，多亏了萨莉，我才知道人活着本该去享受乐趣。
戈斯特装模作样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先生，就算西里尔有过什么乐趣，那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说完他最后又假笑了一次。
这根本不是萨莉说的乐趣。
我从讯问处的办公室里约了一条打给维也纳的安全线路，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电话。凭着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最近托比又被提拔为维也纳站的站长。
“托比，想让你帮个忙，查查萨尔茨堡的白玫瑰旅馆。有位名叫西里尔·弗雷温的英国国民，最近四年来的圣诞节都住在那儿。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住了多久，以前有没有在那儿住过，跟谁在一起，花了多少钱，在做些什么。音乐会门票、短途旅行、女人、男宠、庆祝活动——所有你能搞到的情况。不过无论你怎么查，都别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扮成离婚调查员好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出所料，托比表现得很震惊。“内德，你听我说，内德，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在维也纳啊，知道吧？萨尔茨堡简直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这座城市跟蜂房一样忙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内德。你一定得告诉伯尔。他不知道这儿的压力有多大。再帮我弄两个人来，我们就一切听你调遣，没问题。对不起啦。”
他说得一个星期。我说三天。他说他会尽力去查，这我相信。他说听到传言说我跟梅布尔分手了。我说没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监视组的人向来最喜欢待在靠近公交线路或机场的危房里。蒙蒂给自己的指挥部挑的房子是男爵府里的一栋爱德华式宅邸，这个选择有点不同寻常。大厅里铺着瓷砖，气势宏伟的石砌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穿过五个逼仄的楼层之后直通向镶有彩色玻璃的天窗。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只见一扇扇房门像法国闹剧似的开开关关，蒙蒂那些奇怪的手下一个个衣衫不整，在更衣室、咖啡室和简报室之间匆匆来去，对我这个陌生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走进阁楼，这里以前是一位画家的画室。不知哪儿有四个女人在吵吵嚷嚷地打着乒乓球。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有两个男声一边冲澡一边唱着布莱克的《耶路撒冷》164。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蒙蒂了，不过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已被提拔为监视组的组长，但他一点都不显老。只不过是多了几根白头发，瘦削的脸颊显得越发棱角分明。他天生不爱说话，有一阵子我们就那么坐着，小口喝着茶。
“那咱们来说说弗雷温吧。”他总算开了口。
“嗯，弗雷温。”我说。
像神枪手一样，蒙蒂也有本事让自己的领地保持清净。“弗雷温这家伙很有意思，内德。他不正常。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是吧？不知道对西里尔来说正常是什么样，除了你道听途说的一些情况。邮差、送奶工、邻居，就是通常的那些人。你都不知道，不管什么人都会跟擦窗户的清洁工聊天。或者是跟一个拿着接线盒迷了路的电信局工程师。不过，我们才跟了他两天。”
跟蒙蒂在一起时如果碰到他这么说话，你就得支起耳朵仔细听，耐心等。
“当然，还有晚上，”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把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怎么睡觉，这是肯定的。老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从他的窗户上就能看出来，还有早晨的茶杯。还听音乐。有个邻居想找他抱怨几句。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不过这一回她可能会去。‘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个邻居说，‘吃早餐时听亨德尔165是一回事，但凌晨三点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以为他是到更年期了。她说男人到他这个岁数就会这样，跟女人一样。这我们哪知道啊，对吧？”
我咧嘴一笑，继续耐心等待。“不过那位邻居知道，”蒙蒂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老头子跟一个综合学校的代课女老师跑了。她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找回来。我们派去查水表的那个帅小伙差点被她强奸了。哎——梅布尔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知道蒙蒂是否也听到了传言。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听说了就不会问我。
“挺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坐火车时总会带一份报纸。是《电讯报》，要是你想问的话。西里尔不支持工党——他说那帮人太普通。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买报纸了。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那儿瞪着眼发愣。别的什么都不干。昨天火车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只好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好像在做白日梦。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在手提包上打着拍子，敲出了一整部歌剧的曲谱。南希说那是维瓦尔第166的作品。我估计她是知道的。还记得保罗·斯科迪诺吧？”
我说记得。说话爱跑题也是蒙蒂的特点之一。比如说，“梅布尔怎么样啊？”
“保罗找了一家银行的麻烦，在巴巴多斯被判了七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内德？干监视的时候他从来没出过一次差错。从不迟到，花钱时从不做手脚，记性好，眼睛管用，鼻子也灵光。入室盗窃我们可干过许多次。伦敦、伦敦附近的各个郡、中部地区、民权人士、裁军派、政党里的家伙、不规矩的外交人员——我们全都偷过。保罗什么时候被发现过？一次都没有。一转到私人行业做事，他就变得笨手笨脚，还在酒吧里跟隔壁的小伙子吹牛。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被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隐姓埋名了许多年，如今想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之外西里尔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音机。他特别喜欢他那台收音机。注意，只能接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收音机是听音乐会用的，是德国产的高级货，频率调节做得很精细，喇叭也大。他不是在本地买的，后来机器出毛病的时候，本地的商店只好把它送到威斯巴登167去修，花了三个月时间，也费了不少钱。他不开车，也不喜欢车。每个星期六上午他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除了到奥地利过圣诞节以外，他平时总爱窝在家里。没养宠物，他不愿跟动物住在一起。娱乐嘛，就别提了。没人来他家做客，没人寄宿，除了账单之外没有别的邮件，所有的账单都准时支付。不投票、不去教堂，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西里尔的清洁女工说他经常看书，都是些大部头。她一个星期只来一次，通常西里尔都不在家。不过我们不敢太接近她。对她来说，任何比学《圣经》的小册子大的书都算是大部头。他的电话账单不算很贵，在一个建筑协会里存着六千镑，房子是自己的，银行账户管得很不错，余额总是在六百到一千四之间波动，除了圣诞节期间——那时候他要出去度假，余额会下降到两百镑左右。”
蒙蒂对礼仪的重视让我们的谈话又兜了个圈子，这一回聊的是孩子的事情。我跟他说，我的儿子阿德里安刚刚获得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蒂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蒙蒂唯一的儿子刚刚以高分通过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莫德里安，”这些客套话再一次结束的时候我说道，“谢尔盖·莫德里安。”
“内德，这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他。当然了，除了圣诞节，那时候他得回国休假……嗨呀！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他们俩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休假？”
“我想过这个。”我说。
“我们甚至都用不着跟莫德里安假装，过了一段时间，你也就没法再装了。哎，不过他真是一条滑不留手的鳗鱼。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痛打他一顿，真的。保罗·斯科迪诺有一次被莫德里安气得够呛，把他停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外面的车轮胎放了气，当时他正在博物馆里检查一个情报投放点。这事我一直都没向上头汇报，实在是不忍心。”
“如果我说莫德里安也是个歌剧爱好者，这应该没错吧，蒙蒂？”
蒙蒂的眼睛瞪得溜圆。我难得见到他吃惊一回，觉得挺高兴。
“我的天哪，内德，”他大声说道，“天哪，天哪。你说得没错。谢尔盖是科文特花园168的常客——他当然会常去啊，西里尔也一样。
我们跟着谢尔盖去过那地方，然后又跟着他回来——哦，都有十几次了。他满可以坐出租车去，要是他有点同情心的话，可是他从来都不这么干。他就喜欢在人流里把我们拖得精疲力尽。”
“要是我们能查出他去看过哪些演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是你能弄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弗雷温看歌剧的情况比对一下。”
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
我盯着墙壁，那是一堵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盯着莫德里安的档案，想起了蒙蒂那句关于“太轻松”的格言。我突然非常想要萨莉，脑袋里还冒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只要解开了弗雷温的谜团，我就可以把奔向自由的一次次冲动转变成大胆的纵身一跃。不过我刚伸出手去准备给她打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时间一致。”蒙蒂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想法子查到了弗雷温听歌剧的情况。“每次谢尔盖都和西里尔一起。他去听，他也去。他不去，他也不去。现在他根本不去听歌剧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明白了？”
“座位呢？”我问道。
“当然是一左一右紧挨着，亲爱的。你以为呢？还能是一前一后么？”
“谢了，蒙蒂。”我说道。
还需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漫漫长夜的吗？难道你从没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一边听着他令人不快的嘲讽，一边还得在心底提醒自己他是你的孩子？难道你从没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倾吐自己的种种缺陷，却并不知道这些缺陷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从没向情人伸出双手喊着“我爱你”，在她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的时候，自己却还像是个迷惑的旁观者？这之后你还得再一次离开她，独自走在伦敦的街道上，难道你从没恍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大睁着眼睛躺在那张可恶的单人床上时，难道你从没在清晨的各种声响中分辨出一只喜鹊多愁善感的啼鸣，听得都入了神？
我九点半时到了弗雷温的家，穿着打扮尽可能显得很无趣。估计也的确是够无趣的，因为哪怕是在我最注意仪表的时候，我的穿着也算不上讲究。不过萨莉却有些骇人听闻的点子，说可以提高我穿衣打扮的品位。我和弗雷温约好了十点钟见面，不过我想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也许事实是，我需要有个人陪我聊聊天。一辆邮递员的厢式车停在街上。建筑公司的一辆带天线的卡车停在厢式车的后面，这说明蒙蒂的人已经就位。
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几月份了，不过我知道那是在秋天。我的私人生活可谓秋风萧瑟，而那条整洁的死胡同里也秋意正浓，两旁都是些陡直的砖砌房屋。我看见一轮苍白的太阳圆盘似的悬在修剪过的栗子树后面，这条街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我的鼻孔里仿佛还能闻到营火和秋日空气的味道，催着我赶紧离开伦敦，离开情报部，到萨莉那儿去，到真正的乡间去。我还记得许多小鸟呼啦啦地从弗雷温家门口的电话线上飞起，它们要飞到更好的地方去。隔壁花园里有只猫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要去扑一只昏昏欲睡的蝴蝶。
我拨开花园门上的门闩，嘎吱嘎吱地走过整洁的鹅卵石小径，来到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半独立式洋房前。房子的玻璃窗上有一个个瓶底形状的圆圈，门廊上方的屋顶上葺着茅草。我伸出手去按门铃，但大门却从我面前飞走了。门上有一道道棱纹，还装饰着假的方头螺栓；门板猛地往后一缩，就像是被街上的炸弹炸了进去，差点把我也吸进铺着瓷砖的黑乎乎的门厅。然后门不动了，弗雷温站在门口，就像是一个秃顶的百夫长，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个头。宽厚的肩膀紧绷着准备承受我的袭击，两眼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紧盯着我。不过，即使是在初次接触的这一刻，我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争斗的意味，只有一种崇高的脆弱感，这感觉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显得很可悲。我走进他的房子，心知自己正在走进一个癫狂的世界。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癫狂的人产生亲近之感。这一点我知道得就更早了。
“是约克上尉吧？好，好啊，欢迎，先生。真是很欢迎。好心的人事局还真提醒我了，说你要来。他们一般不会说的。不过这次他们说了。请进吧。你有你的职责，上尉，我也有我的职责。”他抬起那双潮乎乎的大手要接过我的大衣，不过好像怎么也抓不住。于是他接着往下说，那双手就停留在我的脖子旁边，像是要把我掐死，又像是要拥抱我。“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没有任何恶意。私底下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就像是机场的安保人员，范围都一样嘛。他们要是不搜查我，也就不会去搜查那些坏蛋，对不对？在我看来，这样处理问题是符合逻辑的。”
天知道，他讲出这一套准备得过于充分的说辞时，自以为是在照搬什么人的过时言论，不过这套说辞至少把他从僵立不动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他的双手落到我的大衣上，帮着我脱下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充满了敬意，仿佛是要揭示什么会让我们俩都感到兴奋的秘密。
“弗雷温先生，这么说你经常坐飞机喽？”我问道。
他用衣钩挂起我的大衣，又把衣钩挂到一个仿制得颇为粗劣的立式衣架上。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根本没理我。我心里想的是他坐飞机到萨尔茨堡的旅行，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么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见到我来访而感到紧张，良心发现吐出真相。他领着我朝起居室走去，在那儿我可以借着镶有花式铅条的凸窗透进的光线，好好地打量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摆弄急着招待客人要用到的第二样东西了：一台已经装满的咖啡渗滤壶，只不过还没打开电源——是要加奶、加糖，还是两样都放，上尉？来一块家里做的饼干吧，上尉？
“这真是你自己做的？”我问道，从罐子里摸了一块饼干。
“不管哪个会看书的傻瓜都能做出来。”弗雷温慌里慌张地咧嘴一笑，显得挺得意。我立刻明白戈斯特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了。
“唉，我倒是会看书，但我肯定做不了这个。”我遗憾地摇着头回答说。
“上尉，你的教名是什么？”
“内德。”我答道。
“嗯，内德，那是因为你结婚了。你的老婆剥夺了你自己动手的能力。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老婆一进门，独立就没了。我叫西里尔。”
你在回避关于坐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心想。我没搭理他，我可不能让他这么侵入我的私人领地。
“如果让我来治理这个国家，”弗雷温一边倒咖啡，一边扭过头对我说，“好在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声音又带上了跟工程师理论时的那种说教式的节奏——“我会制定一条绝对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性别或种族，在学校就读期间都应该把厨艺作为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说着接过一杯咖啡，“非常合理啊。”我自己从黄色的蜂巢形罐子里舀了点糖，那罐子握在弗雷温潮乎乎的手里就像是一枚导弹。他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肩膀、腰和脑袋都一起转了过来。他那双坦诚的眼睛毫无掩饰，没有一点防备，以一种热切而又溺爱的天真眼神向下凝视着我。
“内德，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他轻声问道，脑袋往一边歪着，好显得更亲密些。
“有时打打高尔夫，西里尔。”我撒了谎，“你呢？”
“有什么爱好吗，内德？”
“呃，休假的时候我偶尔会画点水彩画。”我说道，这又是梅布尔的爱好。
“你开车吧，内德？我估计你们这帮伙计肯定是样样都会，对不对？”
“就是辆旧罗孚。”
“哪一年产的？该不是老式车吧？一把旧提琴上可是能奏出许多好曲子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随口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年份告诉了他，意识到他的精力还不光呈现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精力弥漫到了他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上——比如黄铜马饰的复制品，经他卖力擦拭之后像军帽的帽徽一样闪闪发亮；比如锃亮的护栏、木质地板和餐桌亮闪闪的桌面；比如我此刻坐着老老实实喝着咖啡的这把椅子，扶手都包在亚麻做的护套里，护套熨得平平整整，没一丁点儿污渍，我都不太敢把手往上搁。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女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打理的，在他没完没了白白消耗着精力的王国里，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仆人和君主。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内德？”
“我？哦，我住在伦敦。”
“是哪个位置呢？哪个区？是好地段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只能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呃，这个情况恐怕我们不便向别人透露。”
“你出生在伦敦，对吧？我呢，是在黑斯廷斯172。”
“应该算是伦敦的郊区。你知道。在平纳173。”
“内德，你一定得保持住你的判断力。得时刻保持着。别让任何人从你那儿把它夺走。它是你干好工作的保证，判断力。记住这一点。会派上用场的。”
“谢谢，”我假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会的。”
他的两只眼睛使劲地盯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小狗莉齐，她等着我的信号时就是这个样子——眼睛眨也不眨，紧绷着身体准备随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他说，“想不想来个倒数开始？要正式记录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西里尔，红灯亮着呢。’你只要这么说就行。”
我笑着又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他这人实在太逗了。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西里尔，”我说道，“我的天哪，过了这么多年，答案你肯定都滚瓜烂熟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上烟斗，把火柴丢进他推过来的烟灰缸里。然后我又继续打量他的房间。房间里靠墙摆着自制的书架，架子上摆满了自己收集的书，每一本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人物》《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书旁边摆着他的唱片，带着封套，全都是古典音乐。房间的一角则是那台留声机，非常精美的柚木制品，上面有一大堆控制按钮，像我这样的笨人肯定操作不好。
“好吧，内德，既然你喜欢画水彩画，干吗不试着也听听音乐呢？”他问道，两眼追随着我的眼神，“这是世界上慰藉心灵的最好方式，好的音乐真是这样，得演奏得宜，如果你选对了的话。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指点一下正确的方向。”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一件厉害的武器，能把对方急急忙忙的节奏拖得慢下来。“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乐盲，西里尔。我偶尔也尝试过几次，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就有点灰心了……”
我这番异端邪说——恐怕是从我跟萨莉不了了之的多次争论中学来的——已经让西里尔无法忍受了。他猛地站起身，脸上一副惊恐而又关切的表情，抓起饼干罐子一把塞到我面前，好像只有食物才能拯救我似的。
“哎呀，内德，这可就不对了，恕我直言！根本就没有‘乐盲’这回事！再拿两块，拿啊，厨房里还多着呢。”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抽烟斗就行了。”
“内德，所谓的‘乐盲’只不过是个词、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去掩饰、去伪装人们对某个世界的心理抗拒。这种抗拒完全是暂时性的，是人们强加于自身的，你自己的心理意识就是不准你进入那个世界！让你止步不前的，只不过是你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心理罢了。我来跟你讲讲我认识的几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个不停，我也没去打断他。他的食指朝着我指指点点，另一只手把饼干罐紧紧地抱在胸口。我听他说着，观察着他，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敬佩之情。我摸出我的黑色笔记本，解开绷在本子上的黑色橡皮筋，这个信号是告诉他我准备开始了。但他没有理会我，继续慷慨激昂地往下说。我想象着玛丽·拉塞尔斯坐在地下室里，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听着她心爱的人儿对我说教。还有蒙蒂手下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待在屋外的监控车上，一边骂西里尔一边打哈欠，等着下一班的人来换岗。据我所知，连伯尔本人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被弗雷温没完没了的轶事困得动弹不得，他说以前住在瑟比顿174时隔壁有一对夫妇，他把自己欣赏音乐的本领传授给他们。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向PVHQ的上司汇报，说你最热爱的仍然是音乐。”他讲完以后，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说的“PV”指的是正面议决，这你知道；“HQ”代表的则是总部。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安全部门里一个备受压迫、吃苦耐劳的职员，想起到作用就需要比这更高的权威。接着，我打开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把纸弄平，用政府配发的不上油漆的铅笔在左边那页的顶端写下大写的名字“弗雷温”。
“好吧，既然你说到了爱，内德——你可以说音乐以前是我最热爱的，没错。音乐啊，用吟游诗人的话来说，是爱的食粮。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得取决于你如何去定义爱。爱是什么？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内德。给爱下个定义。”
有时候，上天安排的巧合真的是俗不可耐。“呃，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宽泛啊，”我犹疑地说道，铅笔停在半空，“你是怎么定义爱的呢？”
他摇了摇头，开始使劲搅咖啡，五根粗壮的手指紧紧捏着一把小使徒勺175的细颈部。
“这是要记录的吗？”他问道。
“也许吧。请你随便说。”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说起爱的时候，好像觉得那就是某种极乐世界。其实不然。我碰巧知道这个。爱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爱并非凌驾于生活之上，也并不比生活更优越。爱就包含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从中能得到的，要取决于你如何去付出、通过怎样的手段来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忠诚。上帝非常明确地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这倒不是说我这人多么信仰上帝，我是个理性主义者。爱就是牺牲，就是煞费苦心的经营。爱还意味着汗水和泪水，伟大的音乐恰恰也得具备这两点才能被称为伟大。照这么说，没错，我同意你的说法，内德。音乐就是我最热爱的，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简直太明白了。我也向萨莉说过类似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换来的却只是漠然相待。我也知道，在他处于这种备受困扰的心理状态时，任何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更别说随便回答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虽说我掩盖情绪的种种本领要比他老练得多。
“我看这段话我就不记了，”我说，“我会把这段话当成我们所说的深层背景。”为了表示我是当真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向他表明接下来的话会列入正式记录。“好吧，咱们先来谈谈主要的问题，”我说道，“要不然PVHQ又得说我总是拖拖拉拉的了。西里尔，自从你上一次和我们派来的代表谈话之后，你加入共产党了吗？还是说你克制住了自己？”
“我没有。”他说着假笑了一声。
“是没加入，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假笑声更响了。“是前者。我喜欢你，内德。发现才华的时候我都很欣赏，一向如此。这倒不是说我工作的单位是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就才华而言，我总觉得‘水槽’完全就是一片沙漠。”
“没有交什么朋友，或是参加什么和平组织吧？”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接着往下说，“结伴旅行团体？受邀加入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最近有没有对未成年的唱诗班小男孩产生过非分之想？”
“都没有，谢谢你。”弗雷温说道，他笑得很爽朗。
“有没有欠下大笔债务，结果弄得入不敷出？有没有让某位高雅的红发女郎过上她从没享受过的好日子？有没有分期付款买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求还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过分，谢谢你。我本质上并不是个物质主义者，也不会放纵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说实话，我相当憎恶物质主义。这年头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多得不得了。”
“刚才我说的其他事也都没干过？”
“都没有。”
我一直在匆匆地记录，还对照着脑海中的问题清单做标记。
“这么说来，你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我说着翻过一页纸，又打了几个勾，“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征得雇佣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就自己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吧？”我的铅笔又一次停在空中，“比如学梵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提示他说，“或者是俄语？”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瞪着我，我却装作没看见。
“还是霍屯督语176？”我半开玩笑地接着问他，“爱沙尼亚语？”
“这是什么时候列进审查清单的？”弗雷温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说霍屯督语吗？”
我等待着。
“学语言的事。会一门语言并不是什么缺陷。那是一种特长。一种成就！不就是要通过审查么，我也用不着把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吧！”
我把脑袋往后仰了仰，作回忆状。“正面议决程序附录，1967年11月5日，”我背诵道，“这个文件我一直都记得。是在焰火节那天。发给所有雇佣部门的特别通知，你的部门也收到了，要求提前以书面形式报告所有准备学习的语言课程。由司法指导委员会提议，议会批准。”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不值一问的问题，而且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回应。把这记下来。”
我喷出了一口烟。
“我说了，记下来！”
“我要是你啊，西里尔，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
他慢慢地想着。花了点时间。又花了点时间。最后他换了一副自怜的腔调。
“我不是外交官，内德，”他小声抱怨说，“我不会每天晚上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出入于贝尔格莱维亚177、肯辛顿178、圣约翰伍德179，戴着勋章，打着白色领结，亲近那些大人物，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职员。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谁啊，西里尔？”
“我喜欢有人宴请，这不一样。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为了掩饰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他又发火了。他紧握着巨大的拳头，抬起胳膊肘，这样的身体语言简直是震耳欲聋。“自从我报告过有关人员的情况之后，名单上的那几个人再也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名单上的名字涉及的全都是些最为随便的接触，后来就没有一点下文了。”
“但后来又遇到的新人呢？”我耐心地问道，“西里尔，你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我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忽略掉呢？”
“如果真有人要加进名单，如果真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哪怕是什么人寄来的一张圣诞卡，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加进去，这你尽可放心。没了。结束了。完了。请问下一个问题，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圣诞节。萨尔茨堡。我问话时的样子显得更吃力了。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西里尔，”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一边说，“说真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实在有点像胡说八道。他们只想听到‘有’或者‘没有’，或者‘如果有，那么是谁？’他们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接受胡说八道。‘他没有老实承认学语言的事，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老实承认了“铁幕”国家的情况呢？’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西里尔。他们肯定也会这么跟我说。最后都得怪罪到我的头上。”我警告他，手上还在记录着。
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毫无趣味的说话方式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他来回踱着步，两手在身侧啪啪地打着响指。他喃喃自语，威吓似的扭动着下巴，又愤愤不平地朝我要名字。可是我一直在忙着做笔记，根本没注意这些。我是老内德，伯尔手下的普洛德警官，正在执行总部赋予的职责。
“这样行不行，西里尔？”最后我说道。我举起笔记本，大声读出了我刚才写下的话：“我，西里尔·弗雷温，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我已写进名单的人之外，我没有结识苏联或东欧集团的任何一位公民，哪怕最短暂的接触也没有。日期、签名——西里尔。”
我又点上烟斗，仔细观察着装烟草的凹洞，看看是不是点着了。我把燃尽的火柴放进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我的声音本来已经降到了步行的速度，现在简直慢得像在爬行一样。
“还有个选择，西里尔，我这是给你建议啊，如果你的生活里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趁现在的机会赶紧告诉我。也告诉他们。你说的一切我都会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得取决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们，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嘛。如果真是圣人，总部恐怕都不会放他们通过审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点着了他的引线。他一直在等着要抓个借口，现在我把借口给了他。
“圣人？是谁说的圣人？你他妈的可别叫我什么‘圣人’，我不允许！‘圣人’西里尔，他们都这么叫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故意嘲笑我！”
面色紧张，态度粗鲁。用语言攻击我。弗雷温背靠着绳网，猛烈反击着对他的一切进攻。“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审查组那帮爱窥探人隐私的家伙——我肯定会以书面形式，按照规定向人事局——”
我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让他来控制谈话的节奏。“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追问道，我扮演的被动角色最多也只能这样了，“一个人也没有？你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聚会、联谊会、会议——正式的、非正式的——伦敦、外地，甚至是国外——在这些场合难道‘铁幕’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都没出现过？”
“我是不是得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没有’？”
“除非你的答案是‘有’。”我回答时带着一丝笑意，西里尔显然不喜欢。
“答案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重复一遍：没有。明白了吗？”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写上‘没有’了，嗯？意思就是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你可以签字了。嗯？”
“嗯。”
“你的意思是不签吗？”
我说道，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我们必须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总部就会从高层找我们的麻烦。瞧，我已经帮你写下来了。签个字吧。”
我把手里的铅笔递给他，他签了字。我想把这个习惯灌输给他。他把笔记本还给我，冲着我凄凉地笑了笑。他对我撒了谎，需要我来安慰他的苦恼。于是我给了他安慰——要是真能安慰他就好了，因为我很快就会跟他翻脸。我把笔记本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仿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谈话要暂时告一段落，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谈过了。我揉了揉后背，上了年纪的人老是会背疼。
“你在外面挖什么啊，西里尔？”我问道，“在给自己挖防空洞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觉得。”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泥巴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新砖头上，砖垛上盖着一块防水油布。我看到有一条还没挖好的水沟，大约两英尺深，穿过草坪一直通向砖垛那边。
“我在修水池，”弗雷温反驳说，他很感激我开着玩笑转移了话题，“巧得很，我特别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观赏水池。”西里尔的好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他放松了，露出了微笑，那热切的、毫不做作的笑容让我也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打算这么干，内德，”他亲热地靠近我解释说，“我要砌出三层水池来，最高的离地四英尺，然后每层往下降一英尺半，一直延伸到水沟那边。然后我要在每个水池的底部装一个隐藏式的灯，来提供照明。然后我会用电动水泵让水循环起来。到了晚上，我就不拉窗帘了，往窗外一望，就能瞧见我自己的有灯光的水池和瀑布！”
“再来点音乐！”我大声说，对他的热切情绪报以充分的响应，“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西里尔。你真是个天才。我太佩服你了，真的。真想让我太太过来瞧一瞧。对了，萨尔茨堡那地方怎么样啊？”
他还真的晃了一下，我心想，看着他的脑袋摇摇摆摆地从我面前转开。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打得他晕头转向。我等着他清醒一点，然后又来了一下。
“他们跟我说，你会到萨尔茨堡去听音乐。他们说，在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心目中，萨尔茨堡就是个像麦加一样的圣地。圣诞节的时候萨尔茨堡会演歌剧吗？还是说你去那儿就是为了听圣诞颂歌和赞美诗？”
他们肯定已经封锁了这条街，我心想，听起来外面简直鸦雀无声。弗雷温还瞪着花园，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回答说，“你对音乐一无所知。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还特别擅长打探别人的隐私。”
“有威尔第吗？我听说过威尔第。莫扎特呢？他是奥地利人，对吧？我看过那部电影180。我敢打赌，他们那儿圣诞节的时候准会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肯定的。是哪些曲子啊？”
又是沉默。我坐下来再一次做好准备，要记下他说的话。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道。
“当然。”
“一直是一个人去？”
“当然。”
“上一次也是的？”
“对！”
“到了那边也还是一个人待着？”我问。
他放声大笑。“我啊？一刻也不得消停。怎么可能呢？我一到，房间里就有好多舞女在等着。每天都要换几个新姑娘。”
“不过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听音乐，一夜接着一夜地听，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了？”
“接连十四个晚上。应该是十二个吧，你得把来回的旅程去掉。”
“可能是十二个。可能是十四个。也可能是十三个。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很震惊。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去萨尔茨堡。你花钱也是为了这个。对吧？对吧，西里尔？给我个信号，西里尔。我总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去年圣诞节你去那儿也是为了这个吧？”
他点了点头。
“去听音乐会，一夜接着一夜？听歌剧？圣诞颂歌？”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总部说你在那儿只住了一夜。他们说，你在预订的第一天到了那儿，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你付了全部的房费，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从第二天起旅馆里就压根看不到你的人影，直到你在假期结束前返回。所以说，总部理所当然得问一问，你到底跑到哪个鬼地方去了？”我使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招，“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在那边是不是有朋友？就像鲍里斯和奥尔加一样，只不过是真人。”
我又把笔记本翻了几页，在一片沉寂之中，纸页发出的哗哗声像是砖头砸到了地上。他的恐惧也影响了我。那就像一种共同拥有的邪恶。真相离我们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但无论是想把真相拒之门外的他，还是想把它放进屋里的我，似乎都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情况给写下来，西里尔，”我说，“然后就不用管它了。只要写下来就能摆脱掉，这法子最管用。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哪怕交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能把他写下来。他是外国人吧，我估计？不过呢，我感觉你好像还有点犹豫。我得说，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如果你为他放弃了那么多音乐的话。”
“他哪儿也不在。他根本不存在。他已经走了。我挡着了他的路。”
“哦，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走，对吧？那时候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啊。他是奥地利人吗，西里尔？”
弗雷温脸上看不到丝毫生气。他睁着眼睛，却像是个死人。我给他的打击太多了。
“好吧，这么说他应该是法国人，”我提高了嗓门，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之中拉出来，“他是个法国佬吧，西里尔，你的那位好朋友？……法国佬他们是不会介意的，虽说他们不喜欢那帮人。行了，西里尔，那他是美国佬吗？美国佬他们肯定不会反对！”没有回答。“他该不是爱尔兰人吧，啊？但愿不是，这可是为你好！”
我替他笑了笑，可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他仍然站在窗前，弯起大拇指使劲把指节顶在前额上，仿佛想要钻出一个弹孔。他喃喃自语了什么吗？
“我没听见，西里尔！”
“他超越了那一切。”
“超越了国籍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外交官喽？”
“他没到萨尔茨堡来，你他妈的没听见吗？”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我，开始大喊大叫，“你他妈的就是个笨蛋，知不知道？别管什么答案了，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我们这个国家乱得一团糟！你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你难道连人话都听不明白吗？”
我又站了起来，动作很慢。就让他一直盯着我。又揉了揉自己的后背。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样根本行不通。
“我是在帮你，西里尔。如果你去了萨尔茨堡，然后就在那儿待着，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又跑去了别的地方——唉，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比方说，假如你那位好朋友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你假装去了萨尔茨堡，却跑到了——呃，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跑到了罗马去，或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不能什么事都替你干。那不公平，就算我替你干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把他的疯狂转移给了我，却把自己当做理智清醒的人。我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烟斗上，同时接着往下说。
“你这个人很难取悦啊，西里尔，”——我用食指把烟丝压实——“你总爱戏弄别人，你知道么。‘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样，但只能做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划着一根火柴去点烟斗，这时我看到他把指节移到了眼睛上，好像自己并没有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好吧，萨尔茨堡咱们就不提了。如果萨尔茨堡提起来太让人痛苦，咱们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聊聊你在‘铁幕’国家认识的人，好不好？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落。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明显反对。我继续往下说。他想让我说下去。我能感觉到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座桥梁，靠着这座桥他才能把真实的世界和恍如置身地狱的内心联系起来。他想让我替我们两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替他坦白交代，因此决定打出手里最危险的一张牌。
“这样吧，为了便于讨论，咱们姑且把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名字加到名单上，然后到此结束。”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声音放得很低，尽可能让这话听起来不带任何威胁，“只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他还是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地继续解释这条最新向总部提出的有用建议。“好吧，咱们这么跟他们说：‘把那位可怜的莫德里安先生算进去好了。别再跟我们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什么都能说清楚。把他算上，回家去吧。内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摇晃着身体露出了笑容，就像个被绞死的人。在笼罩整片居住区的沉寂之中，我觉得仿佛能听到屋顶传来了自己说话声的回响。但弗雷温似乎根本没听见。
“莫德里安就是他们希望你能坦白交代的人，西里尔，”我通情达理地接着说道，“他们跟我说了。只要你承认了莫德里安的事，只要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正写着呢——而你也同意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止我，对不对？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俩对他们不够坦白。‘没错，我就是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滚蛋了’——怎么样？‘我和他一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做了这事，干了那事，还说好要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们过得很愉快，也许并不愉快。话说回来，如果我都不能跟这么有文化的一位苏联人交朋友，搞那一套公开化还有什么用？’……怎么样？哪怕有些地方不连贯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准备明年再用，咱们俩就都可以好好过周末去了。”
“为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了？”西里尔问道，他起了疑心，“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么简单就会把文件收拾起来？他们难道不会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谁都不会问的。像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问。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的。改变不了。”
“得了，西里尔！”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变得有点困难了，“西里尔！”
“又怎么了？什么事？别嚷嚷。”
“这年头身为苏联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可要担心得多！我刚才提到法国佬只是想给你下个套。我不该那么做，我道歉。但如今的苏联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说的已经不光是友好国家了，简直就是合作伙伴嘛！你知道总部那班人。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开创潮流。你在听我说话吗，西里尔！”
就在那一刻，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已经输掉了整场游戏——他不肯再跟我合作，不肯再依赖我，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暂时放下戒备之心。他像个梦游者似的从我身旁走过。他又走到了凸窗旁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命中所有尚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梦想永远都没法实现了。
接着，我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话了。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不是说他是跟谁一起做的。而是为什么。
“整天都得跟一帮蠢货关在一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啊？”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未来的境遇，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水槽”。
“成天听他们讲那些下流笑话，被他们的香烟味和体臭熏得半死？那滋味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特权阶层的，不管你装得有多寒酸。日复一日，窃笑着嘀咕些奶子啊、裤衩啊、月经啊，还有小鸡鸡。‘得了吧，圣人，也给我们讲个下流笑话嘛！你可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圣人，我敢打赌！你好哪一口啊——女学生制服？还是喜欢来野的？圣人星期六晚上都想玩点什么小花样？’”他的精力又全部恢复了，而且我发现他竟然还有模仿别人的天赋，这让我大为震惊。他装腔作势地说着话，俨然成了音乐厅里的女王，咧起嘴微笑着，那可怕的笑容把没长胡子的脸都扭曲了。“‘那个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的故事你听过吗，圣人？高潮就在帐篷里头。哈哈！’这种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圣人啊，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掏出来一下？时不时也得撸一撸，看看它还在不在？你会变得麻木，知不知道？那玩意儿都会掉下来。我敢打赌你那玩意儿很大，对不对？就跟驴子的家伙一样，都垂到大腿上啦，得塞在吊袜带里头……’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也说，餐厅里也说？你是个绅士。知道他们愚人节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吗？来自巴黎的绝密电讯，仅供弗雷温阅处，由本人手工译码，哈哈。特急电讯，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不明白。于是我就坐到小隔间里头，翻出译码本来，对不对？我就开始译码啊，对不对？还是手工译的。所有人都低着头。谁都没发笑，也没人先拆穿。我译出了前六组数字，下流啊——那是个下流笑话，说的全都是避孕套181。是戈斯特干的。他特意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小伙子们发过来的，就为了开玩笑。‘别急啊，圣人，别发火啦，给我们笑一个。就是个玩笑嘛，圣人，玩笑你都开不起啊？’我跑去投诉的时候，人事局的也这么说。搞个恶作剧而已，他们说。开开玩笑有助于提高士气。他们看得起你才跟你开玩笑嘛，他们说，你得表现得大度一点。我要是没有音乐，早都自杀了。这事我还真考虑过，我不介意告诉你。问题是，等到那帮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了。”
叛徒需要两个条件，史迈利查出比尔·海顿背叛圆场之后曾苦涩地对我说——他得恨某个人，还得爱某个人。弗雷温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了。现在他要开始说他爱的人是谁。
“那天晚上我转遍了全世界——波多黎各、佛得角、约翰内斯堡——可是根本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节目。一般来说我最喜欢听业余电台了，那帮租电台做节目的。他们更有智慧，这一点我喜欢，刚才我跟你说过。我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我家楼上挂着三层的厚窗帘，花了我三百镑呢，还加了衬布。特别安静，从‘水槽’回来之后，宁静对我来说简直乐趣无穷。”
他脸上露出的笑意和刚才不一样了，就像个过生日的小男孩。
“‘早上好啊，鲍里斯，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然后她再用俄语说一遍，鲍里斯则回答说他觉得有点低落。他常常心情低落，那个鲍里斯。他容易陷入斯拉夫人的那种忧郁状态。不过奥尔加会照顾他，你注意。她会跟他开个玩笑，但从来不会带有恶意。他们俩时不时也会争吵——唉，这太正常了，他们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但他们总会在同一期节目里和好如初。他们从来不把怨气带到第二天。奥尔加做不出那样的事，说实话。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奥尔加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很积极。很友好。说话文雅。当然了，也喜欢音乐——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苏联人嘛。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直到听到他们俩在节目里谈论他。但自那以后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鲍里斯对音乐的品味其实相当高。奥尔加嘛——嗨，她不管听什么都觉得挺不错。话说回来，他们只不过是在演戏，在读着台词。但听他们说话、想去学那门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他们。”
而且你还会把书面作业寄过去，西里尔说。
他们会免费订正，提出建议，他说。
除了第一次寄信，你甚至都用不着把作业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设了个邮箱。
西里尔又沉默了下来，但这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恍惚状态会结束得太快。我起身走到他的视线之外，站到了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你给他们留的是什么地址，西里尔？”
“当然是这个地址。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啊？难道是什罗普郡的乡间宅邸？还是卡普里岛182上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他们了？”
“当然没有。呃，我只说了我姓西里尔，是的。姓西里尔的人遍地都是。”
“好样的。”我赞许地说道，“姓西里尔，那名字呢？”
“尼莫，”他自豪地宣称，“C.尼莫·西里尔先生。‘尼莫’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无名氏’，你可能不知道。”
C.尼莫先生。也许就和A.帕特里奥先生一样。
“你填了职业吗？”
“没写真实的职业。你又在问蠢问题了。”
“那你写的是什么？”
“音乐家。”
“他们问你的年龄了吗？”
“当然要问了。这是必须的。他们得确定你有资格，万一你获奖了呢。他们不能给未成年人授奖，对不对？谁都不行。”
“个人状况呢？已婚或是单身，这个情况你也告诉他们了？”
“我必须得填写个人状况啊，这个奖有可能是夫妻俩一起获得的，对不对？他们总不能单给丈夫发个奖，把老婆撇在一边。那么干可有点失礼。”
“你寄去的那些作业——就拿第一次作业来说吧——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再一次对我的愚蠢置之不理。
“笨蛋。你以为我给他们寄的是什么？难道是该死的对数表啊？你写信过去，拿到表格，报个名，拿到卢森堡的邮箱地址，再拿到教材，这就算是参加了。然后你就按照鲍里斯和奥尔加在节目里的要求去做，对不对？‘完成第九页上的练习。回答第二十二页上的问题。’难道你没上过学么？”
“而且你学得挺好。总部说你开动脑筋的时候，简直就像是本百科全书。他们告诉我的。”我开始意识到他有多喜欢受到恭维了。
“实话告诉你，我可不只是挺好。谢谢了，总部。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简直就是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位导师给我寄来了短信，其中有几封信的语气非常赞赏。”他补充这句话时笑得嘴都咧开了，受到表扬时他总是这样，“跟你说吧，星期一的早晨，口袋里装着他们寄来的一封短信走进‘水槽’，什么话都不说，这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心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好好讲讲这段故事。不过我没那么干。我宁可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我宁可保护自己的友谊。我才不会让那帮畜生拿奥尔加和鲍里斯开下流玩笑，谢谢你。”
“你给那些导师写回信了？”
“只是以尼莫的身份写的。”
“但其他方面的事你没糊弄他们吧？”我问道。我想弄清楚他在头一次开始这种非法的感情游戏时，心里究竟有没有顾虑，有哪些顾虑。“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也会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回答。你不会扭扭捏捏。”
“我才不扭扭捏捏呢！我凭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特别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谦恭有礼，就像那些导师一样。他们可是高级教授，有些人是的，他们是学者。我很感激他们，我学得很用功。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因为他们不收学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自愿辅导我们的。”
他这话又唤醒了我心中的猎手本能。我盘算着他们跟西里尔周旋的时候，会怎样一步步引他入彀。我暗自想象着，如果这么完美的招募手段是圆场设想出来的，我自己会怎样把西里尔引上钩。
“我估计，随着你不断进步，他们给你的任务也会从事先印好的简单练习提高到更有难度的内容——作文，或是散文，对不对？”
“是的，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把我升到了自由学习阶段。”
“你还记得他们给你出的作文题目吗？”
他得意洋洋地大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每次写作文我都得抱着词典连干五个晚上。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走运了。内德，你醒醒吧你，好不好！”
我可怜巴巴地轻轻笑了一声，记下了他说的话。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我跟他们说了‘水槽’的事。当然了，我没提人的名字，也没提我们工作的性质，那是自然的。不过，文章里还是有一点社会评论的，这我不否认。我觉得委员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尤其是我们正在准备搞公开化，一切都变得缓和了，这是为了全人类着想。”
“第二篇呢？”
“《我的家》。我跟他们说了我打算挖水池的事。他们很喜欢。还说到我自己做饭。有一位导师可是个大厨师呢。那之后他们给我布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我的文章不是那样。”
“你写了你对音乐的热爱吧，我估计？”
“错。”
他的回答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那是一种指责，是同样受苦的人渴求同情的呼喊；那也是一个人向苍天发出的盲目祷告，他和我一样急切地想得到爱，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我写的是‘好伙伴’，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他说话时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狂乱的笑容，“虽然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好伙伴，但这并不妨碍我珍视能拥有好伙伴的少而又少的机会。”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他又开始说了起来，而且说的竟然是我可能用在萨莉身上的话：“我有种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放弃了，可现在我想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这些高级作业他们也很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一边问，一边卖力地做着记录。
他又开始假笑了。“还可以吧，我想。基本上还过得去。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当然了，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跟某些人不一样，他们善意而又大度地表达出了赞赏之情。就是因为这个。”
弗雷温说，他们确实表达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已经几乎用不着再催促他——其具体形式就是一位名叫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先生，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文化秘书，身份是莫斯科电台忠诚的当地使者，他被派来回应弗雷温的祈祷。
和所有善良的天使一样，莫德里安的驾临并没有任何征兆，在十一月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他突然出现在弗雷温的家门口，手里捧着上级部门的礼物：一瓶苏联绿牌伏特加、一听闪光鲟鱼子酱、一本印制粗劣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画册，还有一封打印精美的信，授予C.尼莫先生莫斯科国立大学荣誉学生称号，以表彰他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突出进步。
但最有价值的礼物，还是莫德里安这个神奇的人物本身。弗雷温曾在写给导师委员会的获奖作文中大声疾呼，说他渴求一个“好伙伴”，莫德里安就是为了这一需求而特别订制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弗雷温很平静，弗雷温得意洋洋；弗雷温在经历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总算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声音已彻底摆脱了原有的拘谨，普普通通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是个见识过真爱的人，而且渴望和他人分享这份好运气。如果这世上有哪个人能让我报以同样的微笑，我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莫德里安吗，内德？谢尔盖·莫德里安？内德啊，我们现在说的绝对是个最高层次的人物。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你的那一套中庸之道，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直接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幽默感，那是当然的，一聊起来就知道了。一针见血。从来不藏着掖着。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一样，连喜欢的作曲家也一样。”他想让语调变得淡然一些，但没成功，“就我的经历而言，生活中很难得有两个人能够在所有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契合——除了女人，我得承认谢尔盖在这方面的经验远胜于我。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想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么说吧：如果是其他任何人像他那么干，我都会觉得很难认可。”
“他有没有介绍女人给你，西里尔？”
他的表情变成了坚定的拒绝。“当然没有了，谢谢你。我也不会允许他那么做。他也觉得这种介绍不应包含在我们的友谊范围之内。”
“你们一起去苏联旅行的时候也没有吗？”我冒险问道，又替他往前跳了一大步。
“去哪儿旅行都没有，谢谢你。那样只会毁掉旅行，说实话。把旅行弄得死气沉沉。”
“那他们说起关于谢尔盖的女人的那些事，都只是些传闻而已喽？”
“不，不是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莫德里安对待女人的态度绝对是残忍无情的。他的同事私下里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残忍无情。”
我不禁觉得莫德里安这个人很工于心计——还是说工于心计的应该是他的主子？莫德里安追逐女人时残忍无情，弗雷温拒绝起女人来也残忍无情，这两个人之间倒还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系。
“这么说，你也见过他的同事，”我说道，“应该是在莫斯科吧。圣诞节的时候。”
“只是几个他信得过的同事。你都想不到他们对谢尔盖有多么毕恭毕敬。在列宁格勒也是的。我没有吹毛求疵，我没那个权利。我是一位贵客，不管他们怎么安排，我一切都客随主便。”
我的眼睛一直盯在笔记本上。天知道那时候我在本子上写的是什么玩意。鬼画符。后来再看时，笔记本上有些整段整段的记录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换上了一副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语气。
“西里尔，这一切都是为了表彰你出色的语言天赋，对吧？还是说那时你已经在为莫德里安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如给他信息啊，翻译之类的。他们告诉我，很多人都会这么干。当然了，他们不应该这样。但你也不能责怪这些人啊——对不对？他们就是想为公开化出出力，现在都已经开始啦。我们等得可太久了。只不过呢，西里尔，我得把这一块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要不然他们准会活活扒了我的皮。”
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他，就那么一直不停地写着。我翻过一页纸，在上面写道：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我听到他嘟哝着说：“不是的。我没干过。我他妈的从来没干过。”我听到他大声抱怨起来，“别那么说，好不好？再也别那么说了，你，还有你的总部。‘给他信息’——什么意思啊？用那些词就是不对的。我在跟你说话呢，内德！”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笑着说道：“你在跟我说话啊，西里尔？当然啦。对不起。你是我这星期审的第六个人了，实话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们都在搞公开化。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老啦。”
他打算要安慰安慰我。他坐了下来，没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扶手上。他说话时带着一种慈祥的、朋友对朋友似的腔调，让我想起了读预科学校时的校长。
“你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自由派，对不对，内德？不管怎么说，你天生就是一副自由派的相貌，虽然总部觉得你是个现实派。”
“没错，我觉得我算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我承认说，“但我也得考虑自己的退休金，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得考虑了！你更喜欢混合的经济模式，对不对？你不喜欢大众贫困、私人富裕，我也一样。人性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你同意不同意？资本主义的火车已经脱轨，得趁着它毁掉一切之前把它拦住？你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你对环境相当关注，我敢肯定。獾啊，鲸鱼啊，毛皮大衣啊，发电站啊。甚至还梦想着大家能共同分享，在那些没有相互冲突的领域。兄弟姐妹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和音乐！大家能自由来去，能自己选择忠诚的对象！嗯，就是这些。”
“我觉得你说的挺合理啊。”我说道。
“你年纪不够大，还没经历过三十年代，我也没有。我要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绝不会再容忍他们。我们是好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这样的。你和谢尔盖——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内德，你想藏也藏不住，你们俩是一样的人。所以说，别再把我描黑，把你画白，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就像我跟谢尔盖一样。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反对邪恶、反对没文化、反对低级下流。我们是‘不被承认的贵族’——谢尔盖就是这么说我们的。他说得没错。你也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还剩下谁啊？我们每天在周围见到的都是堕落、浪费和无礼，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整夜坐在上面的阁楼里转动着拨盘的时候，我们该听谁的啊？当然不听雅痞，这毫无疑问。也不听那帮养尊处优的家伙，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也不是那些挣得多、花得多的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当然也不是那帮整天念叨裤衩和奶子的人。我们不可能匆匆忙忙地改信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那些国家之间正忙着打仗呢，还放毒气。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苏联人正四处抛弃责任，还穿上了刚毛衬衣183，对一个有感情、有良心的人而言，还剩下什么选择？谁还会拯救我们？还有梦想吗？安慰在哪里？友谊呢？总要有人来填补空缺啊。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没有朋友我活不下去。认识谢尔盖之后我不能再这么活着了，内德——我会死的。谢尔盖是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美酒、食物和欢笑，这就是谢尔盖。他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以后会怎样？我想知道。在我看来，有些人可能会掉脑袋。谢尔盖的观念就是那样的。我在你身上却看不出来——反正我觉得我是看不出来。我好像瞥到了一点，不知什么地方好像能看出一种渴望，然后我就一点儿都吃不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潜质。”
“考考我呗。”我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本事。跳舞。你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心里把你跟谢尔盖做了比较，我觉得你比起他来恐怕是差远了。谢尔盖不会像个二流子似的拖着脚走进来，他简直像是一阵风暴。按响门铃，进门时好像这房子是他买下来的一样，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不过比你更警醒些——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长，他这人有点坐立不安，连听歌剧的时候都也是那样。然后他像精灵似的咧嘴一笑，举起了杯子，里面是他自己带来的伏特加。‘祝贺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叫你C好呢？你赢得了比赛，我就是你的头奖。’”
他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注意到他刚才是在偷笑。“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谢尔盖这家伙。”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莫德里安是他虚幻的自由，我在想。就像萨莉对我一样。
“他甚至连大衣都没脱，”他继续说道，“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的事。‘咱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一点都不招摇，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碰巧就是鲍里斯和奥尔加，还有委员会里的一两个显要人物，他们要给你和你在莫斯科的众多崇拜者之中的几位举行一个小招待会。’”
“‘在你的大使馆吗？’我问。‘我可不会到那儿去。我办公室里的人会宰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C先生，我说的可不是大使馆——谁会在乎大使馆啊？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他们要正式举行典礼接收你为荣誉学生，享受平民学生的全部学时。’”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就像死了一样。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能感觉到。我这辈子连比多佛184远的地方都没去过，更别说是苏联了，尽管我在外交部工作。‘到莫斯科去？’我说。‘你疯了吧。我是个译码员，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导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到莫斯科去，哪怕到了那边真会给我授奖，有奥尔加和鲍里斯等着跟我握手，还承认我是荣誉学生，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你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接触的人倒是没什么，但工作确实很敏感。我能长期、经常接触到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我可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坐上飞机去了莫斯科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我已经在作文里提到了，应该有一部分。’”
“‘那就到萨尔茨堡来吧，’他说，‘谁会注意到啊？坐飞机到萨尔茨堡来，就说你去那里听音乐，然后溜到维也纳，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虽说是苏联民航，但只要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之后不会有人跟你啰嗦护照的事，仪式也都是家里人参加，谁会知道啊？’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卷轴似的文件，边缘还故意做了旧。那是一封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委员会全体老师的签名，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俄语。不妨告诉你，我读的是英语。我可不能抱着词典在他面前坐上一个钟头，对不对？要是那样的话，我这个顶尖的语言学生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白痴。”他打住了——是觉得有点惭愧，我心想——“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说，“我不该那么干，真的。可是我已经厌倦了扮演尼莫。我想成为我自己。”
看到这儿你恐怕有点弄不懂了，就像我没弄明白西里尔的意思一样。到现在为止，西里尔提到的所有情况我都能跟得上。在敢冒险的时候，我还故意引导他往某些方面去说。可是突然之间他说话就挣脱了束缚，我得拼命跑才能赶上他。他那时候去了苏联，我却没有。西里尔事先没给我一点警告，就说出了他们俩一起去苏联的事。他说起了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再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而是长相如何；他说鲍里斯伸出胳膊搂住了他，奥尔加则给了他一个苏联式的吻，端庄却不失热情——他通常不太喜欢亲吻，内德，但苏联人的吻跟戈斯特的那种亲嘴可不一样，所以他也就不介意了。你甚至还会很期待，内德，因为那是苏联人对待同志的一种礼仪。弗雷温看上去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说他们对他好得不得了，还为他庆祝了许多次他从没庆祝过的生日。是奥尔加和鲍里斯本人啊，内德，他们一点都没有架子，自然得很，就像在课程里一样。
“‘祝贺你，西里尔，’她对我说，‘祝贺你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非凡进步。’呃，当然了，这话是口译员翻译给我听的。我还没学到那种程度，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然后鲍里斯把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能帮助你学习我们感到很自豪，西里尔，’他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那些人并不能代表全部。’”
直到那时，我总算才看清西里尔用如此粗率而出人意料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场景：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弗雷温来说应该也是他过得开心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对此毫不怀疑），谢尔盖·莫德里安就像是陪伴着他的马戏团指挥。他们在莫斯科某地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顶悬挂着枝形吊灯，有讲话，有颁奖仪式，还有莫斯科中心选角公司精心挑选的五十位临时演员，弗雷温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而这恰恰是莫德里安希望达到的效果。
接着，弗雷温就像刚才突如其来地主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一样，又突如其来地闭口不谈了。他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头歪向一边，两条眉毛挑了起来，仿佛在评判他自己的行为。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东西在哪儿呢？”我问道，“他给你的那个卷轴？在家里吗？那个卷轴，西里尔。授你为荣誉学生的。在哪儿？”
西里尔瞪着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把它还给谢尔盖了。‘等我们到了莫斯科，西里尔，’他说，‘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裱上金边。放在这儿可不行。我可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谢尔盖他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他说得很对，你和你的总部不就在日日夜夜地偷偷调查我吗？”
我没让自己的声音出现任何停顿、任何变化，甚至连那种随随便便的感觉都不能改变。我垂下眼睛，又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我是西里尔为了取代谢尔盖而找的候选人，他正在追求我。他在向我展示他的本领，想让我接纳他。我的本能告诉我，要让他再费点劲才行。我又埋头做起笔记来，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问他外公的姓名。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谢尔盖提供英国机密的？”我问道，“哦，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机密，当然啦。显然，几年以前的机密跟现在的机密并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赢得‘冷战’靠的又不是保密，对吧？我们靠的是开放。是公开化。”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传递机密的事了，但是这一回我替他越过卢比孔河185的时候，他也跟了上来。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河的另一边。
“没错。我们就是靠这个赢得战争的。谢尔盖呢，他一开始根本也不想要什么机密。‘机密啊，西里尔，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说。‘我很乐意这么说：在我们生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机密就像是市场上的毒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维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那方面的某些东西，放心好了，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就莫斯科电台节目的质量写几篇非正式的报告就好了，这样能让他的老板开心。比如说，信号接收好不好。这些情况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实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苏联人到底是什么地方无知。这并不是批评，这就是事实。谢尔盖说，他还希望我给课程提提意见，比如普通教学应该是什么标准、对鲍里斯和奥尔加今后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本人就是个非同寻常的学生。”
“为什么改变了呢？”
“改变什么？请你说清楚点，内德。我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你知道。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肯从你那儿获取机密的态度？”我问道。
“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
西里尔的疯狂劲已经没有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我也是一样。他坐在那儿低着头，双膝分开，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感觉到他的结局已经在自己心里渐渐展开——一旦忏悔者厌倦了自己的忏悔，也就厌倦起了迫使他去忏悔的种种感情。
“西里尔，我可有点坐不住了啊。”我说道。
看到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大步朝他的电话走去，蒙蒂的那帮假工程师已经把它搞得永远畅通了。我拨通了伯尔的直线电话，听到他那位高傲的秘书在那一头接了起来，就是没听说过我名字的那位。
“亲爱的？”我说道，“我还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要是运气好的话。手上这件事实在太慢。好，好的，我知道，对不起。我都说了对不起了。是啊，那当然。”
我挂掉电话，责备地瞪了他一眼。他慢慢站起身，带着我走上楼梯。他的阁楼是一间空卧室，天花板很高。他的无线电接收机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是德国造的，跟蒙蒂说的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西里尔正瞧着我，我们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带着口音的苏联女人的声音，正愤慨地谈论着莫斯科罪行累累的黑手党。”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弗雷温冲着我爆发了，仿佛我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他们为什么要一再破坏自己的国家？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这样。他们很自豪。我也很自豪。玉米地、没有阶级之分、国际象棋、宇航员、芭蕾舞、运动员……就像天堂一样，直到他们开始搞破坏。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这简直太丢人了。我对谢尔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还听他们的节目？”我问道。
他都快哭出来了，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得收听讯息啊，对不对？”
“说话爽快点，好不好，西里尔！”
“等着他们说我又被启用了。说又需要我了。‘回来吧，西里尔，我都原谅你了。爱你的谢尔盖。’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他们怎样才能发出这样的讯息？”
“白油漆。”
“接着说。”
“‘狗身上沾着白油漆，奥尔加。’……‘书架上得补一块白油漆，鲍里斯。’……‘哦，天哪，奥莉加，快瞧那只猫，有人把它的尾巴浸到白油漆里去啦。我讨厌别人残忍地对待动物。’鲍里斯说。他们为什么不在我收听的时候发出讯息呢？”
“咱们还是只谈他们的办法，行不行？好了，就当你听到了消息。从电台那里。奥尔加或者是鲍里斯说了‘白油漆’，也许是两个人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得查阅我的暗号表。”
我伸出手，啪啪地打着响指命令他。“快去拿！”我说。
他匆匆地走了。他找出了一把木制的梳子，从木壳上拽下梳齿，用粗大的手指头从空隙里摸出一片软软的、易燃的纸，上面印着一行行的日期和波段。他把纸条递给我，希望能让我满意。我面无表情地拿过纸条，啪地一声夹进笔记本里，同时瞥了一眼手表。
“谢谢，”我简略地说道，“还有呢，西里尔？我需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这两样东西，我没心情。”
他正在和一罐滑石粉较劲，用力撬动着罐底，千方百计地想讨好我。他一边晃动着罐子把滑石粉倒进洗手池，一边紧张地跟我说话。
“我很受尊重，你知道吗？内德，这种事平时可不多见。这种东西一共有三个。奥尔加和鲍里斯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就像听到‘白油漆’的暗号一样，不过这三个东西对应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赫是一号。他们是按照字母顺序排的，好让我记住。别人会瞟你几眼，可是你却交不到朋友，一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遇到谢尔盖和他的那些朋友之后就不一样了。”
滑石粉全倒光了。三只无线电晶体发射器躺在他的手心里，还有一个微型密码本和一只可以用来放大的单片眼镜。
“我拥有的都给了他，那个谢尔盖。我都给他了。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我就会把它加到自己的生活里。我有时会发脾气，他会让我重新恢复平静。他理解我。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这让我觉得有人理解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现在都没了。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漫无目的地说着，这让我有点害怕。他急于安抚我的热切愿望也让我感到不安。就算我是来给他行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感恩戴德地松开自己的绳结。
“你的发报机，”我发火了，“你要是不能发报，晶体发射器和密码本又有什么用？！”
西里尔以同样吓人的节奏弯下臃肿的身体趴到地板上，卷起了植绒威尔顿地毯186的一角。
“内德，可我没有刀啊。”他说道。
我也没有，但我不敢丢下他一个人，不敢放弃我对他的控制。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盯着一块松动的地板，想用粗笨的手指尖把它给撬起来。我握紧拳头，在地板的一头猛力砸了一下，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请吧。”我说。
是旧东西，我早该猜到的，都是些他们已经不当回事的玩意——一套灰色的盒子、一台阵发式发报机、一套临时凑合的装置，可以接驳到他的收音机上。可是他还是很自豪地把这一大团乱七八糟缠在一起的东西递给了我。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可怕的焦虑。“内德，你知道吗？现在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空壳，”他解释说，“我不想说得那么恐怖，对不对，但我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栋房子也什么都不是了。以前我很喜欢这房子。它照顾着我，就像我照顾着它一样。我和这栋房子要是没有彼此，都会变得一无是处。我敢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你有老婆，你很难理解一栋房子意味着什么。她会插在你们中间的，你和房子的中间，我的意思是。你的老婆。你和他。莫德里安。我爱他啊，内德。我爱得昏了头。‘你太热情了，西里尔，’他以前总是说，‘冷静点。放个假吧。你产生幻觉了。’我办不到啊。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我命令道。
他一开始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德里安。他瞪着我，可看见的只是莫德里安。
“别这样。”他说，还是没弄明白。
“照相机！”我大吼，“看在上帝的分上，西里尔，你难道从来都不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柜旁边。橡木柜门上刻着卡米洛187长剑的图案。
“照相机！”他还在犹豫，我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你要是不先把资料拍下来，怎么能趁着听歌剧的时候把胶卷偷偷塞给你的好朋友？”
“放松点，内德。冷静点，好不好？求你了。”他得意洋洋地咧嘴一笑，一只手伸进了衣柜。但是他的眼睛仍然在盯着我，仿佛在说“你可瞧好了”。他在衣柜里摸索着，冲着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摸出了一副看歌剧用的眼镜，举起来对着我，先是正确的方向，又前后颠倒过来。然后他把眼镜递给我，让我也照着他那样做。我刚接过眼镜，手上立刻就感觉到这副眼镜沉得非同一般。我转动着眼镜中间的转轮，听到了咔哒一声。他冲我点头，仿佛在一边鼓励我一边说：“对了，内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从中间翻开。《世界著名舞蹈家（插图本）》，图上的年轻姑娘正在做巴代沙188。萨莉也上过芭蕾舞课。他解开眼镜的挂颈皮带，我看到皮带短的那一头可以当测距尺用。他从我手里拿走眼镜，把它们对到书上，测量过距离之后转动着拨盘，直到响起咔哒一声。
“看见了吧？”他骄傲地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是特别定做的。为我做的。看歌剧的时候用。是谢尔盖亲自设计的。苏联人做事拖沓得很，但谢尔盖必须要拿到最好的东西。我会在‘水槽’待到很晚才下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个星期还没归档的所有资料都拍下来，然后趁着坐在包厢里的时候把胶卷交给他。我通常会在唱咏叹调时给他——这算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把眼镜递还给我，在屋里晃来晃去，指尖在光秃秃的头皮上乱抓，好像他长了满头头发似的。然后他伸出双手，那样子就像是在试有没有下雨。
“谢尔盖胜过了我，内德，现在他走了。这就是生活，我得说。现在轮到你了。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你有那样的智慧吗？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信。我必须写。我就是个空壳。我不认识你，但我需要你。我想要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能够再信任的人。就看你的了，内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跳出你自己的束缚，好好活着，趁着还有时间。你那个老婆是个悍妇，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你最好去告诉她，让她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去，别干涉你的生活。我应该去登个广告，对不对？”他的微笑看着很可怕，这时他已经完全转过脸对着我，“单身男士，不抽烟，热爱音乐，欣赏智慧。有时候我也会仔细看这些专栏——谁没读过啊？有时候我还考虑过要不要回封信，但又不知道自己万一觉得不合适了该怎么把关系断掉。所以我给你写了封信，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感觉就像是给上帝写信，直到你穿着破旧的大衣跑到我家里来，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那些问题肯定都是总部拟出来的。你该自己站起来啦，内德，就像我一样。你被他们吓住了，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你的老婆要负一部分责任。你道歉的时候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觉得不怎么样。你不会伸出手去拿。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能把你培养出来的，就像你能培养我一样。你可以帮我挖水池。我可以带你听音乐。这样就扯平了，对不对？谁都不会对音乐无动于衷。我就是因为戈斯特才开始接触音乐的。”他的嗓音突然因为恐惧而提高了，“内德！别动那东西，好不好！把你那双贼手从我的财物上拿开，内德！快！”
我在摸他的马库斯打字机。就在他的衣柜里，在他放观剧眼镜的地方，藏在几件衬衫底下。签名是“A.帕特里奥”，我心想。“A”可以代表“任何人”，我心想。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到了，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看到打字机时我们俩都有点激动，因为感觉到结局即将来临。
“那你为什么要断绝和谢尔盖的关系呢？”我问道，还在抚摸打字机的键。
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响应我的恭维。“不是我断绝的关系。是他。我到现在都还没结束呢，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的话。把那个拿开。像原来那样把它盖好，谢谢你。”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藏起了打字机这个证据。
“他说什么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还是写了封信就跑掉了？”我又想起了萨莉。
“没说什么。一个人困在伦敦，另一个人待在莫斯科，也用不着说太多话。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他晃到收音机旁，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后面，随时准备控制住他。
“咱们把它插上电吧，好不好，好好听一听。说不定还能收到‘回来吧，西里尔’的暗号呢，谁知道。”
我看着他装好发报机，推开镶着铅条的窗户，把细细的天线伸了出去。天线就像是一根带着铅垂的钓鱼线，只不过没有鱼钩。我看着他仔细瞅了瞅暗号表，在阵发式记录器上输入了“SOS”和他的呼号。接着他把记录器和发报机连到一起，嗖地一下把信号发进了空中。他连着发了好几次，然后把机器转为接收模式，但什么都没收到，他也没指望能收到。他这是在告诉我，再也不会收到信号了。
“他确实告诉过我一切都结束了，”他盯着拨盘说，“我不是在指责他。他确实说过。”
“什么结束了？间谍工作吗？”
“不，不是的，不是间谍工作，那种事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不对？他说的其实是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当今的又一种少数派宗教，但我们一直没有清醒过来正视现实。‘该把你的靴子挂起来啦，西里尔。你要是被发现了，最好别到苏联来，西里尔。在新的环境下你可有点令人尴尬。我们说不定还得把你送回去，作为我们的一种姿态。我们都过时了，你知道吗？你和我。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现在，能跟莫斯科说得上话的只有硬通货。他们需要英镑、美元，有多少要多少。所以我担心我们都已经被束之高阁了，你和我。我们有点多余，都成了似曾相识的旧物，更别提我们对所有方面来说都很令人尴尬。莫斯科方面可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控制着能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英国外交部译码员，他们把你和我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财富。所以他们才召我回国。所以啊，西里尔，我对你的建议是好好放个长假，看看医生，晒晒太阳，休息休息，因为我私下跟你说，你已经表现出一点引人注目的迹象了。我们是想好好报答你，可实话告诉你，我们手头上的硬通货有点紧。你要是只想要个几千块，我们肯定能在某家瑞士银行给你帮上一点小忙，但更大的数目实在是没办法，只能等待另行通知了。’说实话，他跟我讲这番话的时候简直像是换了个人，内德，”西里尔接着说道，口气里带着一股无知者无畏的感觉，“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可现在他根本就不想要我了。‘别活得那么辛苦，西里尔。’他说。他总是说我压力太大，脑子里想的人太多。我觉得他说得其实很对。一句话，我的生活就是个错误。不过呢，往往是到了为时已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对不对？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可结果你却成了另外一个，就像歌剧里演的一样。不过，我得说，别担心。明天再继续战斗。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189。全都是有好处的。没错。”
他向后收紧了软软的肩膀，不知怎地好像给自己打了点气，仿佛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人。“那好吧。”他说道，我们俩步履轻捷地回到了起居室。
我们已经谈完了。剩下的也就是补充补充还没给出的答案，再给他出卖的机密列个清单。
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弗雷温。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去不看我，脸上的笑容开朗得有些夸张，伸长脖子等着我举刀来砍。但他等待着的这一击，我却并不愿意实施。他圆圆的秃脑袋使劲往上仰着，身子则朝后靠，仿佛在对我说：“来吧，就朝这儿砍。”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没往他那边挪动一步。我手里拿着笔记本，那里面写着的东西让他签个字，就已经足以毁掉他了。但我并没有动。我站在了愚蠢的他那一边，而不是他们那边。可这到底算是哪一边啊？爱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忠诚难道也算是一个政党？还是说，我们在急着分割这个世界的时候，竟把它分割错了，没注意到真正的斗争其实存在于那些还在探寻的人和那些一心求胜的人之间，他们为了取得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脆弱降为了低得不能再低的漠然？我马上就要因为爱而毁灭一个人。我领着他一步步走上自己的断头台，却假装成是星期天一同跟他出去散散步。
“西里尔？”
我只好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怎么了？”
“我得从你这儿拿到一份签字认可的供述。”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是在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很配合地说道。我有种感觉，要是有可能的话，这话他会替我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想终结这么多年来我在‘水槽’目睹的愚昧无知、难以置信的敌对状态。这样他们应该就会闭嘴了。”
“嗯，他们确实猜到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说，“只不过有一些东西你还不明白。”
“还有，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个工作职位。我想从此离开‘水槽’，在非保密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降级我可以接受，我已经想好了。我又不差那几镑。我也不是傲气。换个工作比度假要好，我得说。你到哪儿去啊，内德？东西都在那边呢。”
我正朝门口走去。我正朝理性走去，朝逃脱的出口走去。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都缩小进了这个可怕的房间。“就是回趟办公室，西里尔。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能凭空把你的供述变出来啊，你知道。得按照正确的格式来写才行。周末的事就别担心了。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过周末，说实话。如果你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想法，我觉得周末就像是宇宙里的黑洞。”我说话的时候怎么也带上了他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别担心，西里尔。我自己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趁着他们过来之前逃走。我从弗雷温的头顶向窗外望去，能看到蒙蒂和他手下的两个小伙子正从厢式车里下来，一辆黑色的警车停到了房子外面——感谢上帝，情报部并没有逮捕的权利。
但弗雷温又开始说话了，那感觉就像你本以为一个人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又张开了口。
“别丢下我一个人，内德，你知道的。不能再让我一个人待着了。我没办法再对着一个陌生人解释一遍，内德。我干过的那些事没法再从头讲一遍，这谁都受不了。”
我听到鹅卵石路上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按响了门铃。弗雷温抬起头，眼神对上了我的眼神，我能看出他先是明白过来了，可又觉得无法置信，接着才彻底明白。我走过去打开前门，眼睛一直盯在他身上。帕尔弗里站在蒙蒂身旁。他们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个名叫雷德曼的男人。他是情报部心理医生专家组的，大家平时都称呼他“贝德拉姆”190。
“太棒了，内德。”帕尔弗里低声说。其他人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进起居室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旁匆匆聊了几句。“简直是兵不血刃。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包在我身上。”
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铐在背后，这样一来他只好扬起下巴。我陪着他走到厢式车旁，扶着他上了车，但那时他已经找回了一点尊严，已经不在乎是谁用手抓着他的胳膊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在早饭和午饭之间摧垮一个受过莫德里安训练的间谍。”伯尔满意地说，但他的脸仍然是阴沉沉的。我们沉默不语地在切科尼餐厅吃了顿晚饭，当天晚上他执意要在那儿请我。“我们公园对面的好兄弟们都气得发狂，愤怒、恼火、嫉妒，不过这些都不是坏事。”伯尔说的那个世界，我已经暂时从那儿离开了。
“是他自己摧垮自己的。”我说。
伯尔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不想再听你这么说，内德。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你更高明。你真是个婊子。肯定的。我们都是婊子。付钱给人的婊子。我受够了你的忧郁劲头了，想想看——坐在诺森伯兰大道那边，像一团雷雨云似的闷闷不乐，夹在你的那些女人中间。你要是做不了决定，那也就是个决定。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布尔身边去，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的话。不过你不需要。上个星期我回到我老婆身边去了，结果闹得就跟要杀人一样。”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伯尔一边说，一边慨然同意再点一大盘意大利面，“你得放弃爱生闷气的生活方式，还得抛下讯问处。依我愚见，你在讯问处那地方顾影自怜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你要在五楼把你的铺盖卷打开，取代彼得·吉勒姆的位置，做我的秘书处处长。这不仅很适合你那加尔文主义191的性情气质，还能帮我减少一个彻底闲置不用的官员。”
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所有的建议。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那样的建议，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萨莉，不说别的，当时的凄惨情景至少暂时缓解了我想到弗雷温时的痛苦。后来的几个月，在萨莉的请求下，我一直从坦布里奇维尔斯给她写信，但后来这变得像在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困难。按照伯尔的说法，萨莉是我的最后一个小情人。或许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如果把这一段段小小的爱情加起来，它们就能合成一段伟大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