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
学语言对他来说也轻而易举。除了作为母语的荷兰语和英语，他毫不费力地又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掌握了泰米尔语、高棉语、泰语和梵语，对粤语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皮毛。为了寻找某种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仪式中的关联，他往往会在山区徒步旅行几百英里。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学、婚姻风俗、照明和猴子的论文。他在丛林深处发现过失落的神庙，赢得过耶稣会不许他接受的许多奖项。经过六年的无畏探索和寻知之后，他不仅成了耶稣会赖以知名的那种学术典范，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么秘密能经过六年还不被人发现。渐渐地，关于他的故事开始蒙上了丑陋的阴影。汉森浑身都是刺青。汉森是个色鬼。现在可别瞧啊，过来的那个女的是汉森的一个情妇。
性质太恶劣，持续的时间又太久，这两点害了汉森：他们一开始调查，就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问题，他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弯道。这儿一个女人，那儿一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朋友——唉，据我观察，这种小小的过错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里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竟然发生在他到过的每一个部落、每一条有伤风化的小巷。他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堕落之举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标准，汉森碰过的许多女孩刚有资格领受第一次圣餐，更别说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汉森以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人。面对汉森长期以来不知悔改犯下的种种罪过，会长的反应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会长命令汉森回罗马，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给教区总会长。会长伤心地对汉森说，去过罗马之后他很可能会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约拉，那儿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正视这些可怕的弱点。洛约拉之后——唉，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派他到另一个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
“你确定他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什么都不确定，谢谢你，老伙计。只不过是传言而已。那家伙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我怎么能确定呢？我们逼急了他就威胁说要动手！据我所知，红色高棉的人既没有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我从来都不相信荷兰人，在这地方我可不信——他们还以为这儿是自己的地盘。汉森绝对不是头一个，有许多人像他这样一出事就躲起来，事情过去之后活蹦乱跳地蹿出来，要奖章，要抚恤金。按照大家的说法，他的手指头一根也没少。从他躲藏的地方来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没少任何一块。是达菲·马奇班克斯发现他的。记得达菲吗？是个好小伙子。”
没错，我心里一沉，我记得达菲。我在档案里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驻在香港，是个爱炫耀的骗子，喜欢快进快出地倒腾东西，从鸦片到弹壳什么都卖。在导向有误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资助过他的办公室。
“纯粹是巧合，对达菲来说的确是这样。他是坐飞机到这儿来办事的。就一天时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就回去搂着老婆看书了。海上的休闲社团想让他帮忙，在岸边最好的地段买一百多亩地。他谈好了生意，然后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馆，达菲和他的那帮生意伙伴——偶尔玩一玩达菲并不反对，他从来都不反对。那地方叫欢乐海洋，就在红灯区的中心。我听说那地方很高档，有隐蔽的房间，吃的东西也很不赖，要是你爱吃中国湖南菜的话。就是很干脆的交易，完事之后姑娘们也不会再来烦你，除非你不愿放她们走。”
在色情餐馆里，朗贝洛解释说，同时想方设法地暗示自己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年轻的女服务员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不穿，她们坐在客人身边，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们在一旁谈着大生意。除此以外，欢乐海洋的一楼还设有一个按摩厅、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现场表演厅。
“达菲跟社团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转手了，他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决定找个姑娘犒劳犒劳自己。他们谈好条件，就到包厢里去了。那姑娘说她口渴，点一瓶香槟给她热热身怎么样？当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儿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达菲的兴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铃，冲着内部通话器大声说了几句，紧接着达菲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欧洲壮小伙大步走进来，手里用托盘端着一个冰桶。放下托盘之后，达菲给了他二十泰铢的小费，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谢谢’，倒是挺礼貌的，不过没有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汉森。丛林里的汉森。不是什么画像……就是他本人！”
“达菲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看过汉森的照片啊，不是吗？”
“怎么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汉森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达菲看过他那张该死的照片！我们把照片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半个地球的人全他妈看过！我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朗贝洛给我们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达菲开着车飞奔回旅馆，立刻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是在凌晨三点。‘是你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哪个人？’我问。‘就是你给我寄来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来的。他在一家叫欢乐海洋的妓院里当招待。’你知道老达菲说话的样子。口无遮拦。第二天我派亨利过去了。这个该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这件事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吧？真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话了吗？有没有问过他是谁？说过什么吗？”
“一句鸟话都没说。连正眼都没看他。达菲可是个老演员，顶尖的。他一贯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的大堂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个中国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个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也是我们常驻的首席间谍。不过我怀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国警方那儿给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险，干着一仆二主的事，小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身材矮胖，为人热切得过了头，浑身上下亮闪闪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手上总拿着一个漂亮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还插着一支金笔。他的掩护身份是翻译。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翻译会拿着古驰笔记本到处炫耀，不过亨利这家伙有点与众不同。
“跟马克说说，上星期四晚上你在欢乐海洋都干了些什么蠢事。”朗贝洛气势汹汹地命令他。
“没问题，迈克。”
“是马克。”我说。
“没问题，马克。”
“给他的命令是过去看一眼。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亨利还没来得及张口，朗贝洛就插了一句，“看一看，探探风声，然后赶紧出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亨利？他要去看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探探风声，看看能不能找到汉森，但别去接近他，然后再向我汇报。是一次谨慎的、不需要接触的侦察行动。探探风声，汇报一下。好了，现在告诉马克你都干了些什么。”
亨利说，他先是在吧台喝了一杯，接着看了场表演。然后他让人去找妈妈桑，妈妈桑连忙跑了过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位妈妈桑是个中国人，和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个省，于是两个人立刻就拉近了关系。
亨利给妈妈桑看了自己的翻译证，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她这家店的文章——精美的食物，浪漫的姑娘们，非常注意个人隐私和卫生，尤其是卫生。他说他拿着一家德国旅游杂志的佣金，那家杂志向来只推荐最好的场所。
妈妈桑上了钩，主动要带他在餐馆里参观参观。她带着亨利看了隐秘的餐厅、厨房、包厢，还有卫生间。妈妈桑把亨利介绍给那些姑娘们——还提出餐厅要免费招待他一回，不过他婉言谢绝了——还有总厨、看门人和保镖等等。不过，妈妈桑一直没介绍他认识那个大块头的西方人，到那时候亨利已经看见他三次了：一次是他端着一托盘的玻璃杯从餐厅去厨房；一次是推着一车酒瓶穿过走廊；还有一次则是从一扇敞开的铁门里出来，那扇门看来是通往酒水仓库的。
“哎，那个帮你送酒瓶子的欧洲人是谁啊？”亨利笑嘻嘻地冲着妈妈桑说，“他不会是付不起账单吧，只好留下来给你干活？”
妈妈桑也笑了起来。一说起欧洲人，或者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个欧洲人跟我们的一个柬埔寨姑娘住在一起。”她鄙夷地回答说，因为在泰国的生态学之中，柬埔寨人的地位比欧洲人和越南人还要低，“他在我们店里遇到了那姑娘，爱上了她，想给她赎身，把她变成淑女。可是她不肯离开我们。于是他每天送那姑娘来上班，自己就留在这儿，一直到她能获得自由回家。”
“他是哪一路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妈妈桑耸了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亨利想着法子继续追问她。可是这个欧洲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每天送自己的女人到妓院来上班，她跟别的男人厮混的时候他还得到处送酒水，下班后再把她带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那姑娘肯定很不一般！
“她是十九号，”妈妈桑说着又耸了耸肩，“她在店里的名字叫阿曼达。你想要她吗？”
不过，想出假扮记者这条妙计的亨利正在兴头上，不肯轻易转移话题。“那个欧洲人，他叫什么啊？他有没有什么故事？”他说话时的兴致更高了。
“他叫汉辛。他跟我们说泰语，跟那姑娘说高棉语。不过你可千万别把他写到杂志里，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啊。文章里许多地方都得改头换面。那个姑娘是不是也爱他？”
“她倒是宁可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欢乐海洋。”妈妈桑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去看一看。没有客人的姑娘们都懒洋洋地躺在玻璃墙后面的长毛绒沙发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别的什么都没穿。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盯着一台接收效果不好的电视机发愣。亨利看的时候，十九号听到招呼站起身，拿起小手包，披了件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年纪很轻。许多姑娘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好躲过规定的限制——尤其是身无分文的柬埔寨姑娘。可是那姑娘，亨利说，看起来都还不到十五岁。
从那时起，亨利过度的热情开始把他引入歧途。他向妈妈桑道了别，把车开进餐馆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坐在车里守着。凌晨一点钟刚过，餐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下班了，汉森也在里面，个子比其他人足足高了一倍，用胳膊搂着十九号姑娘。在广场上，汉森和那姑娘想找辆出租车，亨利竟然冒冒失失地把车子开到了他们旁边。半夜的那个时候皮条客和黑车司机到处都是，这两个行当亨利以前还都干过，所以他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主意。
“想去哪儿，先生？”他用英语和汉森打招呼，“要我送你们过去吗？”
汉森报的地址在一个贫穷的郊区，得往北走五英里。商量好价钱之后，汉森和那姑娘坐到后排座位上，他们就出发了。
这时候，急切的亨利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出于某种事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认为此时最佳的行动策略就是把猎物和那个姑娘一起送到朗贝洛家里去，那地方不在北边，而是在西边。当然，这个大胆的行动他根本没提前告诉朗贝洛，连他自己都没什么思想准备。亨利根本不知道朗贝洛在不在家，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在凌晨一点半跟一个失踪长达十八个月的前任间谍谈话。可是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亨利思维的并不是理性。他是个情报员，世界上有哪个情报员一生中不会干出一两件愚蠢透顶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愉快地问汉森，希望他的乘客不会注意到自己走的路线。
没有回答。
“来这儿很长时间了吧？”
没有回答。
“你的姑娘真不错。很年轻，很漂亮。你常和她在一起吧？”
那姑娘把脑袋靠在汉森的肩膀上。亨利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让亨利变得更加激动。
“你想不想找个裁缝，先生？整夜都开的裁缝店，很棒的？我带你去吧。很好的裁缝。”
他猛然把车拐进一条小巷，假装在找他那个拙劣的裁缝，其实他是在飞快地往朗贝洛家开。
“你为什么要往西边走？”汉森问道，这是他头一次开口说话，“我不想到那边去。我也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的一丝理智也彻底丢掉了。汉森的块头那么大，又坐在他身后的有利位置上，这突然间让他觉得很害怕。汉森要是带着枪怎么办？亨利猛地一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喊道，那口气跟求人饶命没什么两样，“朗贝洛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你跟我走吧，不会有问题的。朗贝洛先生见到你会非常高兴！”
这是那天晚上亨利说出的最后几句话，因为紧接着汉森就猛力一推他的座椅，亨利的头差点直接撞穿挡风玻璃。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这之后，汉森把亨利拎起来，一下子甩到街对面，把几个正要睡觉的乞丐吓得够呛。乞丐们开始又哭又闹，汉森大踏步走到亨利身旁，低下头怒视着他。
“你告诉朗贝洛，他要是来找我，我就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带上那姑娘沿着街往前走了，想找一辆好点的出租车。那姑娘在打瞌睡，汉森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突然感到疲惫得要命。
我把他们俩打发走了，让朗贝洛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得睡一觉倒倒时差，然后才能做出决定。我躺了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极其清醒。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欢乐海洋，花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脱了鞋，没过多久就穿着袜子站在装点着霓虹灯的小包厢里，盯着十九号姑娘那张没有表情、浓妆艳抹的脸。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老虎的图案，但衣服从领口以下全敞开着。里面什么都没穿。浓艳的日式化妆遮住了她的肤色。她朝我微笑着，一只手迅速地伸向我的胯下，但我拿开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她的体格十分纤弱，竟然能胜任这种工作，实在是让人费解。她的腿比大多数亚洲姑娘的腿都要长，皮肤也白得非同一般。她扔掉上衣，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跳到了那张磨损的躺椅上，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淫荡的姿势，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出欲火中烧的喘息声。她翻了个身侧过来，屁股向外撅着，把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让小小的双乳从发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看到我并没有上前，她又仰面躺下，冲着我分开大腿，挺起髋部，叫我“亲爱的”，还求我“快点”。接着她又猛地别过身去，好让我欣赏她的后背，大腿仍然敞开着邀请我。
“坐起来。”我说道，于是她坐起身，又等着我主动上前。
“穿上衣服。”我说。
她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帮她穿上了衣服。亨利用高棉语替我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我想和汉森谈谈，”纸条上这么写着，“我准备帮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的证件。”我把纸条递给她，看着她仔细地读。她识字吗？我看不出来。我递给她一个普通的白纸信封，是给汉森的。她接过信封打开了。信是打印出来的，语气并不温和。信封里装着两千泰铢。
“作为弗农神父的一位老友，”我写道，用的是汉森熟悉的代号，“我必须告诫你，你违背了和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你袭击了一位泰国公民，你的女朋友是个非法的柬埔寨移民。我们恐怕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当局。我的车停在街对面。把信封里的钱交给妈妈桑，今晚就不要上班了，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拿着信离开了小包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走廊里有多嘈杂：刺耳的音乐、细小的笑声、充满欲望的呢喃，还有摇摇欲坠的下水道里哗啦啦的水声。
我的车门没锁，他坐在后座上，那个姑娘在他旁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把那姑娘带来。他块头很大，很强壮，这我已经知道；可是他也很憔悴。在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留着黑胡须，眼眶深陷，没有光泽的双手紧张地攥着副驾驶座的靠背，看起来跟档案里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倒像是他曾崇拜过的一位圣人。那姑娘蜷着身子紧挨在他旁边坐着，要拿他的身体当庇护。我们刚开出不到一百米，一场暴雨像瀑布似的浇了下来。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人都盯着淋得透湿的挡风玻璃，看着水流从水沟和洞穴里漫出来。
“你是怎么到泰国来的？”我用荷兰语大喊。雨水打雷似的下在车顶上。
“走来的。”汉森用英语回答。
“从哪儿入境的？”我也改用英语喊道。
他说了一个镇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亚兰”146。暴雨停了，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姑娘一直在打瞌睡，汉森坐在旁边守护着她，警觉得像只猫，也像猫一样默不作声。我选了一家在曼谷的《国家》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海边旅馆。我想让汉森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进入一个受我控制的环境之中。我领了钥匙，预付了一晚的房费。汉森和那姑娘跟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滩的水泥路。旅馆的一座座小屋面朝大海围成了一个半圆形，我的那间屋子在半圆的一头。我打开门，先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了，然后是那个姑娘。我打开了电灯和空调。那姑娘还犹犹豫豫地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但汉森已经踢掉鞋子走到了房间中央，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四处打量着。
“坐下。”我说道。我拉开冰箱门。“她要不要喝点东西？”我问。
“给她拿罐可口可乐吧，”汉森说，“加点冰。这儿有酸橙吗？”
“没有。”
他看着跪在冰箱门前的我。
“你喝什么？”我又问。
“水。”
我又开始找：玻璃杯、矿泉水、冰块。我忙着找东西的时候，听见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姑娘说了点什么。她好像不同意，但汉森说服了她。我听见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了出来。我爬起身，看见那姑娘已经蜷缩在墙边的一把坐卧两用长椅上，汉森正弯着身子给她盖毛毯，再把毯子掖好。掖好之后，他关掉了她头边的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迈开大步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挂在海平面上。天空中聚起的乌云就像是一座座黑乎乎的山峦。
“你叫什么？”他问我。
“马克。”我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名吗，马克？”
我们对彼此最确实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我看着汉森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海，月光勾勒出了他备受摧残的脸上的道道伤疤和凹坑。我知道这位堕落的神父把我当成了他忏悔的对象。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我说道。
你得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英语发音很重，但并不自如，音色浑厚，语气透着震惊，好像说话的人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略带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口音。小屋周围没有灯，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便于行苟且之事。屋子俯瞰着一个小小的灯光游泳池和一座混凝土堆成的假山。从这堆破烂东西往外，就是壮观而又平静的亚洲海洋。海面上倒映着一道宽宽的月光，星星在水中像太阳黑子似的闪闪发亮。几个渔民直着身子站在舢板上，把圆形的渔网撒进水中，再慢慢把网拖上来。
你得想象一下，在画面的前景处，就是汉森那粗砺而高大的身影。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站在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到椅子扶手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溜到另一个角落。还有他的声音：一会儿激烈，一会儿低回，一会儿激动不已，一会儿又和他的身体一样连着停歇好几分钟，积蓄点力量再接受下一次的折磨。
那个柬埔寨姑娘还躺在两用长椅上，身上裹着毛毯，弯着胳膊以亚洲人的方式枕在脑袋下面。她醒着吗？她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她在不在乎？汉森很在乎。每次从她旁边走过时，他都会停下来低头看看她，或是掖一掖她脖子边上的毛毯。有一回，汉森还在她身旁的地上坐下来，热切地盯着她闭上的眼睛，把掌心贴在她的额头，好像要试试她有没有发烧。
“她要加酸橙，”他低声说，“光喝可口可乐她觉得一点都没意思。酸橙。”
我已经让旅店的人去拿了。酸橙来了，是前台的一个男孩子送过来的。汉森煞有介事地为她榨了橙汁，然后扶她起来喝。
他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大致是想弄清楚我在情报部所处的地位。他想知道上头派我过来时给了我什么权限，有何指示。
“我做过的事不值得感谢，”他警告我说，“轰炸村子有什么可谢的？”
“可是你也许需要帮助啊。”我说。
他的反应是正式告诉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不会再为情报部工作。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告诉他的，不过我忍住了。汉森说，他本以为自己是在为英国人工作，可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做出以前那些事的时候，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那些美国飞行员也和他一样。
他问起自己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子，等等。他问起自己费尽周折组建起来的潜伏情报网，当时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红色高棉的力量有一天会冲出丛林打进城市。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听到过许多警告，总还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汉森觉得有这个可能。汉森就是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辛格的轰炸机就是龙齿147，虽说他自己也曾为轰炸机指示目标。
我向他保证，他的那些情报来源里还没出现被逮捕的迹象。“我能相信你吗？”他问道。
“这是事实。”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恳求意味。
“这么说我没有背叛他们。”他难以置信地低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好像脑袋要裂开似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被红色高棉抓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天哪，”他几乎笑了出来，“守口如瓶！”他突然站起来，一转身又走到窗前。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留着胡须的那张大脸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我跟他说，情报部打算体面地解除和他的关系，但我的话刚讲到一半，他就举起两只胳膊使劲往旁边伸，仿佛要看看关着他的牢笼有多大。发现两只手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又把手垂了下来。
“让情报部见鬼去吧，”他轻声说，“让西方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在这儿打我们的战争，兜售我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对亚洲犯下了罪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还有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犯下了罪行。愿上帝原谅我们。”
我的录音机摆在桌上。
我们在亚洲。汉森的亚洲。我们犯下罪行的亚洲。听着热火朝天的虫鸣声。据说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喜欢拿牛蛙来打赌，押下大把钞票赌它到底能打多少个嗝。房间里光线昏暗，时间被遗忘了，连这个房间也被遗忘了；月亮已经升到了看不见的高空。越南战争又回到了我们身旁，我们现在和汉森一起置身于柬埔寨的丛林，这儿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舒适享受，除非我们能把在几英里上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算进去。它们就像是一群耐心的老鹰，等着计算机告诉它们接下来该摧毁什么目标：比如说一群牛，它们的尿液被隐藏的探测器误判为一队军车排出的废气；比如说一群孩子，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被误判为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把探测器藏在了汉森为他们指示出的补给线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器并不像汉森那么熟悉情况。
我们现在置身于美国飞行员说的“敌方地区”，不过在丛林里“敌”与“我”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置身于红色高棉的一个“解放区”，这里成了越共部队的庇护所，他们希望从侧翼袭击美国人，而不是从北方迎头发起攻击。然而除了这些战争的表象之外，在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除了游击队士兵的地形图），我们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对所谓的敌人形成统一认识。照汉森的说法——不管他说这话时的身份到底是神父、罪人、学者还是间谍——这个地方太像天堂了，像得简直都没了区别。
乘吉普车沿着小路开出几英里，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庙，这是汉森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从层层植物之下清理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寺庙也是他待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寺庙，他得做笔记，得发送无线电信号。不断会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是天黑才来，天亮就走，也是因为这个。他住的那个部落聚居在河岸边的一块空地上，屋子下面都用支柱撑着。那条河水很好，河畔平原土地肥沃，一层层梯田直通往高处的雨林，常常会笼罩在蓝色的雾气之中。汉森的屋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样有助于增强无线电接收的效果，也能让他看到山谷里进进出出的一切。雨季的时候，他习惯把吉普车留在村子里，吭哧吭哧地步行回家。旱季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车开进自己的院子，车上常常载着村里一半的孩子。经常会有十几个小孩一等他回来就往车后的挡板上爬，就为了享受一下从村子到院子的五分钟车程。
“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说。是欧洲名字。
“我家里也有别的女人，不过玛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不过，就算她长得很丑，很没礼貌，我也会一样地爱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在我听来还带着警告的意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男人或是孩子，能让我这么投入地去爱。可以说，玛丽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唯一全心全意地爱过的女人。”他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敢怀疑他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汉森魔力的影响，什么都没有怀疑，而且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母亲去世的事在内。他在篡夺着我的身份，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这个奇迹般的概念，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也许只有罪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只有罪人才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多么伟大。”
我好像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起了耶日上校。我在想，汉森干吗非得解释他没法去质疑自己的女儿？他说起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孽担心？
“那天晚上我开车从寺庙回来，虽说当时是旱季，孩子们却没在部落里等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想告诉玛丽。肯定是学校里在举办活动，我心想，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活动了。我开车上山回到院子里，喊着玛丽的名字。院子里空荡荡的。门房也没人。女人们做饭的锅也是空的，丢在支柱底下。我又喊了一声玛丽，然后喊了我妻子。再然后就随便乱喊。没人来找我。我开车回到了村里。我走进了玛丽的一个小朋友的家，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不停地喊玛丽。连猪和鸡都不见了。我到处找有没有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但我找到了通往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又回到院子里，拿起铁锹把电台埋在树林里两棵大树的中间，那两棵树连成一线朝向正西方，旁边有一个形状像人的老蚁冢。我憎恨自己为你们做的一切，憎恨自己说过的一切谎言，为你们的，为美国人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我走回屋子，取出藏好的密码本和设备，把它们都毁掉了。我觉得很高兴。这些东西我也恨。我穿上靴子，往帆布背包里装了能吃一周的食物。我用左轮手枪朝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车子无法开动，然后跟着那些脚印走进了丛林。吉普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车是你们买的。”
汉森独自一人出发了，去追踪红色高棉的队伍。换作别的人——甚至那些并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即便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绑走，在这么做之前也会考虑再三。但汉森不会这样。汉森只有一个念头，而且身为一个绝对论者，他想到了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自己远离上帝的恩赐。”他说。他这么说是怕我不知道，他只有拯救了女儿的性命，才能拯救自己不朽的灵魂。
我问汉森他走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起初他只是夜里走，白天就躲起来休息。但阳光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渐渐地他抛却了丛林中的常识，白天也开始走。一路前行的时候，他回想着玛丽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从她出生的那一晚开始：他把玛丽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用一把宗教仪式上用的竹刀割断脐带，叫帮忙的女人送来了热水，好给女儿擦洗。既是神父也是孩子父亲的他用那水给女儿洗礼，给她取名叫玛丽，那是汉森母亲的名字，也是圣母的名字。
他记得有许多夜晚，玛丽在他怀里睡着了，或者是睡在他脚边用灯芯草编成的摇篮里。他看着玛丽在火光下吃奶。他痛骂自己那些年抛下玛丽去了雅加达，还到英国接受训练。他痛骂自己为情报部做的不义的工作，痛骂自己的种种弱点，还有他对亚洲的背叛。汉森说的是他给美国轰炸机指示目标的事。
他回想着自己用英语和荷兰语给玛丽讲故事、唱摇篮曲哄她睡觉的时刻。他心里在乎的只有自己对女儿的爱，他知道自己需要女儿，女儿也需要他。
他一直追随着那些脚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踪迹可循。他已经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别的部落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但汉森所在的地区还没有。士兵们在夜里包围了部落，一直等到天亮，那时候身强力壮的村民都去田里干活了。他们先抓住身强力壮的人，然后偷偷溜进村子抓住老人和小孩，再把牲畜带走。士兵们是要补充给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也壮大了。他们当时很匆忙，否则就会仔细搜索屋子里的东西，不过他们想趁着被人发现之前回到丛林里去。没过多久，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汉森发现了证明他这种推断的可怕证据：那是店主老夫妻赤条条的尸体，手被捆在背后。是因为他们跟不上队伍？因为他们长得太丑？还是因为他们俩吵架？
汉森走得更快了。他在感谢上帝，因为玛丽的长相完全跟亚洲人一样。大部分混血儿身上的欧洲特征都很明显，亚洲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汉森虽然身材高大，肤色却很黑，身材也细瘦，再加上他那皈依了亚洲的心灵，所以才生出一个活像亚洲人的女儿。
第二天夜里，路旁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胆战心惊地走过去查看。是昂赛，那个好跟人争辩的女教师。她的嘴巴大张着。是抗议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的，汉森作出了判断，又心急如焚地往前赶。他要去追寻玛丽，那是他最纯粹的爱，和圣母同名的他的女儿，只有她才能让他免遭堕落。
汉森不知道他追踪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是不是那些害羞的男孩子，他们会在夜里敲响你的房门，为士兵们讨一点点米？还是那些整天紧绷着下巴、把亚洲人的笑容视为西方堕落象征的干部？他记得还有那些生性怪癖的家伙，他们因生活所迫聚集在一起四处抢掠，更像是强盗，而不是游击队员。但汉森已经看出来了，走在他前头的这支队伍还算是有点纪律。如果是一帮没有纪律约束的士兵，他们就会留下来把村子抢掠一空。他们会在那儿扎营，大吃一顿以示庆祝。在发现昂赛尸体的第二天早晨，汉森睡觉时特别小心地隐藏自己。
“我有一种预感。”他说。
在丛林里，忽略预感你就会遇到危险。他把自己藏在深深的矮树丛里，还往身上涂了泥巴。睡觉的时候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傍晚时分醒来，他闻到了烧木头的烟味，还听得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一看，只见几支自动步枪的枪口正对着他。
他说起了那些锁链。丛林里的战士受过训练，行动时向来轻装上阵，可是他们竟然能带着十几套沉重的镣铐走上几百公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到现在他都想不通。可是的确有人带着这些镣铐，有人在丛林里清出一片空地，在空地中央打进一根铁桩，把十二个铁环套在铁桩上，再将十二套锁链和铁环拴到一起，这样就可以锁住十二个特殊的犯人，任凭他们被日晒雨淋、挨冻，或是暴露在黑暗之中。汉森描述了那些锁链的形状。说到这儿时，他突然换成了法语。我猜他这是想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铁链有一根共用的铁杆，上面连着脚铐……我们每个人的一只脚被铐在里面……我被拴在铁链的末端，因为我的脚踝太粗，铐不进去……”
我瞟了一眼那姑娘。她睡得好像比刚才更沉了。简直像死了一样，或者是昏迷不醒。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不该听的话。
到了白天，汉森继续用法语说道，我们的脚铐被松开，这样就能跪着甚至是爬行，但爬不了多远，因为我们还被锁链拴在铁桩上，彼此的身体也很碍事。只有到了夜里，我们的脚镣被连在营地周围的柱子上时，才能伸开四肢平躺下来。汉森说，可用的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犯人的数量，这些特殊犯人全都是从村子里比较有钱的人中挑出来的。他认出了村里的两个老人，还有那个精瘦精瘦、四十岁左右的寡妇，她名叫拉，据说有预言的本事。还有贩大米的刘姓三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其中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因为他蜷着身子倒在锁链上，活像一只没毛的刺猬。只有他的抽泣声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最害怕的事就是被俘虏，他怎么样？他对锁链是什么反应呢？“我是为了玛丽才戴上锁链的。”他的法语说得很快，语气里透着警醒，我越听越感到佩服。
不算特殊的犯人被关在空地边缘的栅栏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是拖到司令部，在一座小山坡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审问的时间不长。几个小时的尖叫之后，就会传来一声枪响，丛林又恢复令人不安的宁静。被带去审问的人没一个回来。包括玛丽在内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转转，但他们不能接近犯人，也不能爬上遮挡住司令部的那座山坡。胆大的孩子们一路上已经和年轻的战士混熟了，经常围着他们转来转去，想帮他们跑跑腿，或是摸摸他们的枪。
但玛丽从来不跟任何人待在一起。她坐在柱子另一边满是尘土的空地上，从早到晚都守望着她的父亲。就连他们把玛丽的母亲从栅栏后面拖出来、她在小山坡后面大喊着汉森的名字、接着尖叫求饶，最后枪声照例响起，玛丽的眼睛都一刻没有离开过汉森的脸。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他回答。
“她喜欢她母亲吗？”
是我在想象，还是真的？汉森好像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我是玛丽的父亲，”汉森说，“但她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怎么会知道母亲和女儿两个人彼此憎恨？是因为我感觉到汉森对玛丽的爱有嫉妒的成分，而且很苛刻吗？就像他对所有事物的爱一样，必须是完完全全的，不允许任何竞争者插手？
“他们不准我跟她说话，她跟我说话也不行，”汉森说，“特殊犯人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然就会送命。”
哪怕是呻吟一声也能让你送命，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倒霉家伙就是这样，他被卫兵用步枪的枪托活活打死，再也不能出声了。第二天早上，栅栏后面另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玛丽和父亲之间用不着说话。锁链加身的汉森无助地躺着，他看到女儿脸上的坚忍神色，那和他自己心底充满热情的坚定意志是一样的。有了玛丽的支持，他可以承受一切。只有他们俩才能拯救对方。玛丽对父亲的爱是那么强烈，那么专注，正像他对女儿的爱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他非常痛恨被别人囚禁，他却感谢上帝让自己能和玛丽在一起。
一天又一天过去，汉森还是被锁在铁桩上，在烈日下暴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泡在自己排泄的污物里浑身发臭，可是他的目光和精神始终集中在玛丽身上。
与此同时，他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逃脱自己所处的困境。
从一开始，汉森就很清楚自己是个知名人物。如果那些人打算要俘虏一个欧洲人，他们就应该趁着汉森离开家之前发起袭击，事后还会把他的房子搜查一遍。他是一笔意外到手的财富，他们在等待命令，看看究竟该拿他怎么办。拴在铁桩上的其他人先后被带走，接着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和那个女预言家。经过许多天大呼小叫的审讯之后，这两个人又出现了，还成了营地的管理者。他们虐待自己以前的同伴，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士兵。
营地里组织起教导班，每天傍晚孩子们和选出来的几个幸存者坐在树荫下围成一圈，听一个头戴红色发带的年轻政委滔滔不绝地训话。汉森忽冷忽热地受着煎熬的时候，总能听到那个政委尖厉的叫声，听着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痛骂可恨的帝国主义者。起初汉森很痛恨这些课程，因为它们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不过他只要费点儿劲，还是能抬起头看见玛丽挺直身体坐在圈子的最外头，隔着空地凝望着他。我是你的母亲，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朋友，他在心里对玛丽说。我就是你的生命，哪怕我得放弃我自己的。
有些时候汉森又责备自己把玛丽生得太好看，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他四处留情的惩罚。玛丽那时才十二岁，但毫无疑问是营地里最漂亮的姑娘。虽然性事对于红色高棉的干部们来说是被禁止的，理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行为会破坏他们的革命意志，但汉森总能注意到身穿薄衣的玛丽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对年轻的士兵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呆钝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她破烂的棉布裙子下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和扭动的腰肢，他们冲着她吼叫时，声音也变得嘶哑了。更可怕的是，他知道玛丽也意识到了那些士兵的欲望，她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意识对这欲望做出了反应。
后来就到了那个早晨，汉森被囚禁时的种种例行待遇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善了，他也越来越担心，因为下令这么做的就是那个头戴红色发箍的政委。在两个士兵的陪同下，那个政委命令他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于是两个士兵就扶着他站起身，一人架着一条胳膊，拽着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河边的一块地方，那儿的水湾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塘。
“洗洗。”年轻的政委命令道。
有好多天了——自从他们把他拴起来以后——汉森一直徒劳无功地要求他们让他洗一洗。第一天晚上他冲着他们大吼：“带我到河边去！”结果他们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早晨，带着锁链的他在地上扭来扭去，冒着再次被毒打的危险，喊着要找一位有责任心的同志，就是为了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关押他的人理应尊重这种权利，所以也应该去保护这种权利。
在士兵们的注视下，汉森勉强活动着备受折磨的四肢开始洗澡——虽然那简直像是钉在十字架上受刑——他用细细的河泥擦洗了身子，洗完之后又被带回铁桩旁边。每次来回的路上，他都会从最爱的玛丽身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经过，她习惯待在那一圈柱子的外面。能离她这么近，能看到她眼中的勇气，汉森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可是他始终抑制不住地想，现在这点难得的优待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为他换来的。政委咕哝着向玛丽打了个招呼，玛丽也抬起头冲着他一笑，这时候汉森的痛苦之中又多了一层嫉妒的折磨。
汉森洗完澡之后，他们又给他拿来米饭——比他被俘这么长时间以来吃到的所有米饭都多。他们没让他像狗一样从碗里舔着吃，而是给他松了绑，让他用手。这样他就能偷偷地在手心里藏起一点米饭，趁着他们再把他拴起来之前，把米饭塞进上衣。
一整天他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衬衣里的那一团米饭，生怕活动身体时会把米饭压烂。我要重新把她赢回来，他心想。我要取代她崇拜的那个政委的位置。到了晚上，他们又领着汉森去了河边，他实现了自己一直在盘算的奇迹。走路时他故意踉跄得特别厉害，趁机把那团米饭丢在了玛丽的脚边，看着他的那两个士兵根本没注意到。从河边返回时他又从玛丽身边经过，让他暗自惊喜的是，那团米饭不见了。
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有她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神直直的、有时专注得似乎没了生气的眼睛，告诉汉森她已经回报了他全心全意的爱。是我自己没弄清楚，他们重新给他拴上锁链时汉森心想。她是贞洁的，她能活下去。那天晚上听着政委的教化课，他心里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宽容。继续哄骗他吧，他在始终和玛丽进行着的心灵感应式对话中这么敦促她。去引诱他，去迷惑他，赢得他的信任，但什么都别给他。玛丽肯定是听到了这些话，因为课程一结束，他就看到政委招手喊她过去训斥了一顿，可她始终一声不吭地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他看到她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看到她转身从政委旁边走开，头还低着。
第二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汉森都重复着这个把戏，自以为除了玛丽之外谁都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每次他扭动身子时，那团米饭都会在他的肚皮上轻轻滚动，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是在用自己的胸脯哺育着她。我是她的守护者，我保护着她的贞洁。我是她的神父，是我给了她基督的圣餐。
米饭成了他唯一在乎的东西。他整天都想着能用什么新办法把米饭偷偷送给玛丽，比如等到他从玛丽身旁经过的时候，可以把饭团往后甩，让它从破破烂烂的裤管里掉落下去。
“我做得过了头。”他轻声说，那语气就像是在忏悔的人。
因为他做得过了头，上帝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有一天早晨，他们突然松开他的锁链，领着他来到水塘边，可是玛丽并没在那儿等着领受他的“圣餐”。傍晚上教化课的时候，汉森看见玛丽的位置升到了政委旁边，他觉得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以一种新的自信吟诵着回答，就像在礼拜仪式上一样。夜色降临后，他在士兵们的篝火旁看见了玛丽的身影——她已经被接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像同志似的吃着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玛丽，第三天也没看见。
“我简直想死。”汉森说。
不过，当天傍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着士兵们给他锁上脚镣时，那个年轻的政委朝他走过来，穿着一身黑衣的玛丽跟在政委旁边。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吗？”政委问她。
玛丽的眼神并没有迟疑，但她好像在想该怎么回答。“我的父亲是安卡，”她最后说，“安卡是所有受压迫者的父亲。”
“安卡就是他们的党，”汉森没等我问就解释道，“安卡是红色高棉崇拜的‘组织’。在红色高棉的社会等级中，安卡就是上帝。”
“那你母亲是谁？”政委问玛丽。
“我的母亲是安卡。只有安卡才是我的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美国特务，”玛丽回答说，“他往我们的村子里扔炸弹。他杀害了我们的劳动者。”
“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你父亲？”
“他假装成我们的同志，想要欺骗我们。”
“试试这个间谍的脚镣。看看够不够紧。”政委命令说。
玛丽跪在汉森的脚边，那姿势和汉森教她跪下祈祷的姿势一模一样。有一会儿她把手捂在汉森溃烂的脚踝上，就像是基督在给人疗伤。
“你的手指能不能插进脚镣和脚踝之间的缝隙？”
慌乱之中，汉森做出了被锁上脚镣时一贯的反应。他紧紧绷住脚踝上的肌肉，这样再放松下来时就能多点活动的空间。他感觉到玛丽的手指在试脚镣。
“我能插进一个小指。”她说着举起了小指，这时她一直用身体挡着汉森的双脚，不让政委看见。
“插进去时很费劲还是很轻松？”
“很费劲。”她撒了谎。
看着他们走开的时候，汉森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现象。穿着那套黑衣服的玛丽走起路来竟然也和那帮丛林士兵一样鬼鬼祟祟、摇摇摆摆。尽管如此，自从被俘虏以来，那是汉森第一次戴着脚镣却睡得很安稳。她加入他们是为了欺骗他们，汉森安慰自己说。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能逃跑了。
正式的审讯官是坐船来的，是个脸蛋光溜溜的学生，态度急切，总是皱着眉头。汉森心里给他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学生。政委带领的一队欢迎人员在河岸边迎接他，然后陪着他翻过小山去了司令部。汉森知道他就是审讯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转过头看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名囚犯。可是他看了玛丽。他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停下。他站在玛丽身前，那张认真的脸离她很近，问了些汉森听不清的问题。他听着玛丽鹦鹉学舌的回答，脸始终离她很近。我的女儿成了兵营里的妓女，汉森绝望地想。但她到底是不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的部队会带着妓女，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会容忍这种行为。他听说的所有情况都与此相反。“安卡憎恶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告诉他。
那他们就是在用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来吸引她。他们用一种比放荡更为可怕的激情把玛丽和他们捆在了一起。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祈祷上天把玛丽因天真幼稚而犯下的罪孽加给自己。
我对汉森被审讯的情况并没有连贯的印象，因为他本人对受审就没什么记忆。我想起了自己在耶日上校手里的经历，相比之下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汉森能回忆起的情况也和我当时一样模糊不清。他们肯定严刑拷打他了，这毫无疑问。他们还专门为此做了个木头架子。但他们也很注意不让他送命，因为在刑讯的间隙他们会给他吃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允许他到河边去，不过也可能只是让他去过一次河边，他在去的途中就昏迷了好几回。
他们还逼汉森把情况写出来，因为在审讯官照本宣科的头脑里，任何自白只有写下来才算是真的。汉森写字变得越来越困难，到后来连这件事本身都成了一种惩罚，即便他们让他写字时会把他从木头架子上放下来。
作为一名审讯官，“学生”似乎在同时沿着两个思维方向往前推进。一旦在一个方向遇到障碍，他就会转到另一个方向。
你是个美国间谍，他说，是反革命傀儡郎诺148的特务，因此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说他不是。
但你也是一个伪装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你毒害人们的心灵，宣扬反党的迷信，暗中搞破坏，不让大众接受启蒙——“学生”又冲着他尖叫。
总体而言，“学生”似乎更喜欢陈述事实，而不是提出问题：“现在，你要把你和反革命傀儡及美国间谍郎诺每一次会面密谋的时间、地点都写出来，还要写出在场所有美国人的名字。”
汉森坚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会面。可是这并不能让“学生”满意。随着痛苦变得越来越剧烈，汉森回忆起了一些名字，它们都来自母亲过去常给他唱的一首英国民谣149：“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惠登……哈利·霍克……”
“现在你要把这帮乌合之众的头目写下来。”“学生”说着在笔记本上翻过一页。汉森说，“学生”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都像是闭着的。我记得耶日上校也是这样。
“科布雷。”汉森坐在他们的桌旁抬起头，低声说。托马斯·科布雷，汉森写着。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很重要，因为汉森担心自己一编出来就会忘记，他们就会说他招供时前后矛盾。于是他选了玛丽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和父亲被处决的日期。他把年份都改掉了，好对应郎诺一步步掌权的过程。至于密谋的地点，他选的是郎诺在金边的宫殿，那儿有好几处带着围墙的花园。他去总爱光顾的一家鸦片烟馆时会路过那里，常常会隔着墙欣赏一番。
可是汉森在供认这些胡编乱造的情况时，很害怕自己会无意中暴露出真实的信息，因为当时他已经明白，“学生”对他真正从事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那些指控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
“你要写下过去五年来花钱收买的每一个间谍的名字，还有你们犯下的每一件反人民的破坏罪行。”
在那些明知会遭到种种痛苦折磨的日日夜夜里，汉森始终都担心自己的创造力有可能会枯竭。他背出了那些殉道者的名字，心里想象着他们遭受的苦难，好让自己有所准备；还有那些早已去世的东方学者的名字，借用他们的名字不会有问题；还有那些文字学、语言学名著的作者。他们是间谍，他说，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名字，虽然审讯者早已关掉了机器，可是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所以他写下那些名字的时候，手还是在随着阵阵剧痛不停地抽搐。
他绝望地写着，把T.E.劳伦斯在沙漠中指挥过的那些军官的名字列了出来，《七根智慧之柱》150他读过许多遍，这些名字早已熟记在心。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按照郎诺亲自下达的命令，组织一帮佛教徒给庄稼和牲畜下毒。“学生”又让人把汉森捆到木架上，加剧了他的痛苦。
汉森讲述了他为了宣扬帝国主义而秘密组织的课程，讲述了他如何鼓励人们去散播资本主义的情感和家庭价值观。“学生”睁开了眼睛，向他表示同情，接着又一次加剧了痛苦。
他几乎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点亮信号指引美国的轰炸机，还散布谣言说轰炸机来自中国。他差一点就要告诉他们是谁帮助他带领美国突击队员找到了补给线，幸好这时他昏了过去。
可是在汉森苦受折磨的整个过程中，玛丽始终在他的心里，是他疼得大喊时呼救的对象。他的身体都禁不住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玛丽的手让他活了回来，她的双眼带着爱意和怜惜在注视着他。他遭受的苦难都是献给玛丽的，他也是为了她才发誓要活下去。在生死之间徘徊时他产生过幻觉，仿佛看见自己伸开手脚躺在“学生”的那条船上，身穿黑衣的玛丽坐在他身旁，划着桨逆流向天堂而去。可是他还没有死。他们没杀我。我已经全都招了，他们还没杀我。
不过他并没有供出全部的情况。他没有背叛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也没告诉他们无线电台的事。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拖了过去，又一次把他捆到架子上，这时他看到玛丽坐在“学生”的身旁，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汉森的供认书。她的头发剪短了，表情很僵硬。
“这个间谍供认的事你都熟悉吗？”“学生”问她。
“我都熟悉。”她答道。
“你和这个间谍一起生活过，他供认的事和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学生”说着翻开笔记本。
“他供认得不完整。”
“解释一下，为什么间谍汉森供认得不完整。”
“间谍汉森家里有一部电台，他用电台向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发信号。他在供认书里提到的名字也都是假的。他假扮成我父亲的时候经常给我唱一首英国的资产阶级歌曲，那些名字就是那首歌里的。他在夜里还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带着他们进了丛林。还有一件事他也没说，他的母亲是个英国人。”
“学生”显得很失望。“他还有什么没说的？”他又翻过一页，用小手的掌缘把纸弄平。
“他被囚禁时违反了许多规定。他私藏过食物，打算收买我们的同志，帮助他实现逃跑的计划。”
“学生”叹了口气，又做了些记录。“还有什么没说的？”他耐心地问道。
“他的脚镣铐得不对。给他上紧脚镣的时候，他使劲绷着脚腕，这样镣铐就上不紧，好让他逃跑。”
直到她说出这句话之前，汉森都在竭力让自己相信，玛丽其实是在跟他们玩狡猾的游戏。现在他没法再说服自己了。游戏已经成了现实。
“他是个嫖客！”她哭喊着说，“他把我们的女人带回家，给她们下药，然后引诱她们！他假装像资产阶级那样结了婚，又逼着他的妻子忍受他的放荡行径！他跟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睡觉！他假装成我们的儿童的父亲，还说我们的血统不是高棉族！他用西方的语言给我们读资产阶级文学，就是要让我们堕落！”
他从来没听到玛丽像这样尖叫过。看样子“学生”也没听过，因为他显得有些尴尬。但是谁也拦不住玛丽。她不停地痛斥汉森。她跟他们说，他不允许她的妈妈去爱她。汉森知道，她表达出的仇恨并不是假装的，而且像他对玛丽的爱一样彻底、一样过激。她的身体颤抖着，带着一个备受虐待的女人长期压抑的仇恨，她的五官都在憎恨和愧疚之下扭曲了。她伸出胳膊，用最传统的指责手势指着汉森。她的声音在汉森听来完全就是个陌生人。
“杀了他！”她尖叫着说，“杀了这个掠夺我们人民的家伙！杀了这个毒害我们高棉血统的人！杀了这个西方的骗子，他竟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替人民报仇！”
“学生”最后做了一些笔记，接着叫人把玛丽带走了。
“我祈求上帝宽恕她。”汉森说。
在小屋里，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汉森站在窗前，两眼盯着雾霭笼罩的海面。那个姑娘躺在两用长椅上，她在那儿躺了一整夜，闭着眼睛，身边丢着空的可口可乐罐子，头还枕在胳膊上。她的手垂了下来，看起来疲惫又苍老。汉森的话变得越来越简洁，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是晨光让他憎恨起我来。接着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跟我生气，而是在跟他自己。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愤怒，当时他们只是捆着他，没再上镣铐，把他拖到栅栏里去睡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能不能算是睡觉——你已经快疼死了，耳朵和鼻子里全是血。他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恨自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这么多的憎恨。
“但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我不怪玛丽，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点逃跑就好了，不应该指望着她来帮助我。我要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拼出一条路就好了，不应该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根本就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让她受到了危害。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现在也是一样。”
我说话了没有？我关心的就是别说错了话，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述。
“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替玛丽找着借口，“他们和她是自己人，是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丛林战士。她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
“我是她被自己人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替她解释说，“我是个闯入者，是让他们堕落的人。他们都对玛丽说我不是她的父亲，她又为什么要相信我是呢？”
汉森还躺在木栅栏里，想起了年轻的政委给玛丽穿上黑色嫁衣的那一天。他想起了玛丽低头看着他时脸上那嫌恶的表情，他脏污不堪，遍体鳞伤，就像躺在她脚边的一个乞丐，一个蜷成一团的西方间谍。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头戴红色发带、长相英俊的政委。“我已经嫁给了安卡，”她对汉森说，“安卡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汉森说。
夜色笼罩了木栅栏，他觉得如果他们打算杀了他，也会等到天亮。但一想到玛丽这辈子心里都会明白是她自己害死了父亲，这个念头让汉森惊恐万分。他想象着玛丽人到中年的情形。那时候谁会来帮助她？谁会来听她忏悔？谁能够让她解脱，赦免她的罪过？汉森觉得自己的死亡这件事越来越可怕。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玛丽的死。
他说，有些时候他肯定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天一亮他就看到木栅栏里的地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即便是痛苦难当，他也能闻出米饭的香味。米饭没有捏成饭团，也没有贴肉藏在身上，而是白花花的一大堆，足够吃五天。他实在太累了，一开始都顾不上吃惊。等到他趴过身子吃起米饭，这才注意到周围一片寂静。到了这个时候，空地上本应该充斥着士兵们醒来后忙着做事的响动：节奏单调的说话声，河岸边传来的洗漱声，铁锅和步枪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政委领头念口号的吟诵声。可是他侧耳聆听，却发现似乎连小鸟和猴子都停止了叫声，一点儿人声都没有。
“他们走了，”汉森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说，“他们连夜拔了营，把玛丽也带走了。”
他又吃了点米饭，打了个盹。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是玛丽劝他们不要杀我的，玛丽换回了我这条命。汉森开始在木栅栏的围墙上蹭绑着他的绳索。到了天黑时，浑身溃烂、叮满苍蝇的他已经躺在小河边清洗着伤口了。他爬回木栅栏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带着剩下的米饭就动身了。这一次他们没带囚犯，也没带牲畜，所以没留下任何踪迹。
尽管这样，他还是去找玛丽了。
好几个月，汉森觉得可能有五六个月吧，他一直待在丛林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不安顿下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发疯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设法打听玛丽那支部队的下落，但因为描述不出什么特征，他的寻找根本就没有针对性。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还听说有些部队全都是女兵。他听说有女孩子被送进城市里做妓女，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想象着玛丽在这些情况下会怎么样。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回以前的家，希望玛丽会躲在那儿。可是整座村子都被烧了。
我问他，他藏起来的电台有没有人动过。
“我没去看，”他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我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去了玛丽的姨妈家，她住在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可那个姨妈拿起锅碗瓢盆就朝他乱砸，他只得逃走。但汉森救出女儿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因为他知道，现在拯救玛丽是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汉森心想，她也受到了我的绝对主义的影响。她性情暴烈，脾气执拗，这都得怪我。我把她锁进了我的冲动性格造就的牢笼。可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却让他始终没意识到这一切。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女儿被残忍和野蛮吸引，她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看到女儿也在重复自己当年那漂泊无定的追寻，可是她并不具备他的智慧和宗教准则——女儿像他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只要投身于伟大的梦想，就能够实现自我。
汉森几乎没怎么说他是如何一路走到泰国边境的。他沿着西南方向朝拜林151去了。他听说那地方有一个高棉难民营。他翻山越岭，穿过了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一到那儿，汉森就找遍了寻人中心，还把玛丽的体貌特征钉在营地的告示牌上。他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竟然能在偷偷溜进泰国之后始终不为人所知，这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但汉森毕竟是个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间谍，虽说他已经不认我们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贝洛帮忙，他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除了我女儿。”
有一天，汉森在一家救援机构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好像还记得玛丽。
“她走了。”那个女人说得很谨慎。
汉森逼着她继续说。玛丽跟另外五六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但身上能看出战士的那种自信。不接客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待着，不接触任何人，跟她们打交道非常困难。有一天她们从救援机构里逃了出去。她听说那些姑娘被泰国警察抓走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想着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汉森没给她别的选择。
“我们都替她担心，”那个女人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她跟我们说了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但她的话前后矛盾。医生们也拿不准她是不是疯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她不知怎么忘记了自己是谁。”
汉森不请自来地去了泰国警察局，不知道是靠威胁还是动粗，他查出玛丽在一家警察开的旅馆里待过，那地方是专门为警察寻欢作乐而设的。那些警察好像始终没问过他是谁，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他是个西方人，是个欧洲人，会说高棉语和泰语。玛丽在旅馆待了三个月，然后就不见了，他们说。她很奇怪，有位好心的警长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汉森问道。
“她只肯说英语。”警长回答说。
还有个女孩，她是玛丽的朋友。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士。汉森问到了她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沉默良久之后，我问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汉森的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只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他坐在那姑娘的床头，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慢慢地坐起身，用那双苍老的小手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我觉得她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她现在只记得这些。”汉森一边用英语解释，一边继续轻轻摸着她的头。他说的是他找到玛丽的那家妓院。“她不想做什么大的选择，对不对，玛丽？不说大话，不承诺什么。”他把玛丽搂进怀里。“她只想被人喜欢。被她自己国家的人。被我们大家。我们都要爱玛丽。这样她才能觉得宽慰。”
我没说话，我觉得汉森误以为这是在谴责他，因为他提高了嗓门。“她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有什么错吗？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们都这么想。要是我们有更多人能这么想就好了。你们的轰炸机，你们的间谍，还有你们的那些空话，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不是基辛格博士的孩子。她只想卑微地生存着，能让别人觉得快乐，不伤害任何人。哪一个更坏？是你们的妓院，还是她的？滚出亚洲吧。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谁也不该来。我帮助过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可耻。别来打扰我们。”
“这些事我不会告诉朗贝洛。”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
“你想告诉他什么都行。”
走到门口，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那姑娘正盯着我，我想她当时在铁链的圈外也是这么盯着汉森的——眼神毫不畏缩，深邃而又宁静。我觉得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给了她钱，却没跟她上床。她在想我会不会把钱要回去。
朗贝洛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和汉森一样，我也不想跟这家伙打交道，但我们还有事要谈。
“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惊恐地大喊。
“我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给他送去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
朗贝洛怒不可遏。“我给他五万美元？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连着喝醉六个月，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传遍整个曼谷。他那个柬埔寨婊子呢？她也知道内情，我敢打赌。”
“别担心，”我说，“他没接受。”
这个消息让朗贝洛大吃一惊，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一直到机场，他都没再开口说话，好像受到了伤害似的。
上了飞机，我喝了许多酒，却几乎没怎么睡觉。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冒出了一个对朗贝洛和五楼大不敬的念头。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那帮人全送到丛林里去，跟着汉森走上一回，包括史迈利在内。我希望我也能迫使他们抛下一切，就为了某种并不完美而又无法实现的热情，到头来却发现这热情的对象朝他们反咬一口，证明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回报的，能得到的只有爱的经历。从爱当中你什么都学不会，除了谦卑。
可是我觉得很满足。直到今天，每次想到汉森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一个像我一样的男人，但他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值得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付出了一切代价，却并不把这种付出视为牺牲；他如今还在付出着，而且会一直付出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他从不妥协，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不在乎自己或是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缩减到了他唯一在意的事物上，从而得到了自由。我心底沉睡着的那个叛逆者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那个愿意去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参照系，可以借此去衡量自己关注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
所以，几年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处处长、眼看着我手下最有价值的一名间谍因为爱情背叛祖国时，我怎么也没办法像上司们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人事组的头儿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这件事他做得倒是不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