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
“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
“是谁写的？”我问道，他似乎觉得我没必要这么好奇。
“帕利。”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到罗马尼亚访问去了。”
“去干吗？不会是参加剧毒武器会议吧？那可是独家新闻！”
“看看再说。是什么学术会议。他搞的是控制论。没什么名气。”
我看着他把刷子放进第一只瓶子里蘸了蘸，然后在手写的信纸背面刷了一遍。他用清水洗了洗刷子，再蘸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化学药水。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卑微的工作有多么鄙夷。在每一封信上他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有时会略作改变，比如摊开信封在里面刷一刷，或是在两行字迹中间的地方刷一遍。他以同样慢吞吞的动作站起身，又坐到一台雷明顿立式键盘打字机前，厌烦地用德语敲出信上显现出来的文字：新的工业领域预计将出现矿产和能源不足……包科尼山区矿藏矾土限额……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矿石中铁含量较低……某某地区玉米和甜菜丰收的预计产量……传言称有复兴国家铁路网的五年计划……肖普朗发生了针对共产党官员的破坏行动……我几乎能听到圆场三楼分析师们吃力地读着这些浮夸材料时哈欠连天的声音。我记得托比曾吹嘘说，最高质量的情报才是特奥多尔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样的东西都能算作最高质量，那什么样的才是最差劲的？耐心点，我对自己说。伟大的间谍我们总得迁就迁就。
第二天，我就护照一事发的信件得到了回复。托比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表兄负责匈牙利事务的部门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托比说，现在举措已采取——这个地方的被动语态用得很令人生疑——以明确美国人或我们自己作出的许诺所包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应该避免和特奥多尔谈论这一问题——好像这件事当中挑头的人是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米尔顿·瓦格纳在科斯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瓦格纳是个老手，是美国方面跟我职位对等的人。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担任着美国慕尼黑情报站东德行动处的处长。科斯莫是那种美国佬开遍世界各地的饭店，里头有酥脆的烤土豆皮配蒜香调味汁，还有用巨大的塑料发卡插住的总汇三明治。
“你跟咱们那位著名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很快处理掉我们手头的其他事务之后，他用慢吞吞的美国南方腔问我。
“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
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ä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
“内德，他们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期间他还隔着桌子朝我喊了一句，“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们都这么说，绝对没错。我看他们会推荐你获得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换成奥斯卡奖，我就接受。”我尖刻地说道，径自出了门朝湖边走去，想平息一下自己的怒气。
回到房子里时，我发现托比和教授躲在客厅里，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要说托比对教授的敬意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有增无减。拉茨正帮着阿诺德洗碗，两个人都在窃笑。看样子拉茨刚讲了个下流笑话。海伦娜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轮到拉茨和托比坐下来单独谈话，教授跟他的妻子不安地在湖边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吵两句，最后教授猛地一转身，大步走回了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溜出去找海伦娜。她撅着嘴唇，脸色惨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害怕、气愤还是疲惫。她想要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顿住了，再张开口时才说出来。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话！谎话！他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他们俩都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撒谎。到了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他们也还会撒谎。”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
“真相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警告过他了。‘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告诉英国人。’我们就等着。他要是干了，我就告诉你。他要是悔改，我就放过他。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海伦娜朝屋子走去，这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就在她进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在车道边停住，圆场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下了车，陪着他的还有英国政府部门的另两位成员。我认出高个子的那个人是艾伦·巴纳比，外交部信息与研究处的杰出人物。他那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用词不当，从事的其实是最为低劣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托比一边热情地和艾伦握手，一边挥着另一只手招呼我也过去。我们走进屋，坐了下来。
一开始，我默不作声地生着闷气。几个当事人被打发到楼上去了。托比在讲，其他人在听，带着一种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对待叫花子或是黑人时的特殊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想保护他了——保护托比·伊斯特哈斯，我的天哪，这个家伙除了自己可是谁都不会保护的！
“艾伦，我们手头上的情况——这么说其实并不过分——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情报来源，现在他已经被利用完了，”托比解释说，“一个了不起的情报员，只不过他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你说的是教授吧。”艾伦·巴纳比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对他的价值一清二楚。根据我从拉茨那儿获得的线索，匈牙利人显然已经为教授从事的行动建起了厚厚的一本档案。要知道，他们干吗要想法子杀掉一个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的人？匈牙利企图进行暗杀——我得说，这等于就是在表扬暗杀目标的活儿干得好啊。”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为教授的安全负责，”帕尔弗里脸上挂着失败者的微笑提醒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保护。但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这一点他必须要明白。我们恐怕还得让他签一份什么东西，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外交部来的另一个人长得圆滚滚的，油光发亮，马夹的胸前挂着一根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冲动，想去拽一拽那根链子，看他会不会发出尖叫。
“呃，我觉得咱们大家考虑的可能都太多了，”他圆滑地说道，“如果美国愿意把他们俩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教授和他的夫人——那咱们就用不着操心了，对不对？最好是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怎么样？”
帕尔弗里有点犹豫。“诺曼，他还是应该给我们签一份免除义务的文书。最近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挑事儿。”
一向护着自己手下人的托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得说，哈里，出色的情报员都会这么干。用一只手去洗洗另一只手嘛，连特奥多尔这种层次的也都是这回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用了，我们甩掉他，除了丢掉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损失？我只是这么说说啊，我在这方面可不是专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冲着艾伦讨好地笑了笑。
“那个杀手呢？”叫诺曼的那个人问道，“他也会配合吗？危险得很啊，对不对，像树上的鸭子似的坐在那上头？”
“拉茨好劝，”托比说，“他很害怕，也是个绝对的爱国者。”托比说的这两点我都不赞成，但我实在是厌倦透顶，懒得去打断他。“这帮共产党的间谍一旦走出原来的体制，就会感到震惊。拉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家庭让他深感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如果特奥多尔愿意接受，拉茨也会接受。当然了，得给他们一点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油光发亮的外交部官员立即问道，连哈里·帕尔弗里都没来得及先开口。
托比没有退让。“呃，当然都是些平常的保证。我敢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拉茨和特奥多尔肯定不希望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海伦娜也是一样。美国护照、事情结束后给一大笔钱、协助、保护——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我微笑。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报以微笑。这帮家伙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告诉他们我是匈牙利的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微笑。就算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亲弟弟，他们也会微笑。只有托比没笑，他的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傻充愣。
“天哪，内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问道，显得兴趣十足。
“拉茨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肯定不是杀手。他带着一把没上子弹的枪。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都不会这么干。他假装成一位巴伐利亚艺术家，但他身上穿的是匈牙利产的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半也是匈牙利的。他给波恩打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没错，那位武官的名字是叫彼得。外交人员名单上写的就是彼得。彼得根本没在等那个电话。是拉茨硬扯到他头上去的。听听德国人录下的电话录音就知道了。”
“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
史迈利沉默了很久，但这一次我可没误以为他是睡着了。
“声音听着年轻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挺年轻的。”
“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
“也许吧。”
我们又听到了街上吵闹的声音。有个女孩在笑。一个男人在发脾气。有人按了一声喇叭，把车开走了。各种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我过了河往回走，巴特西区那边有我的一套小公寓。斯黛芬妮就像是我的安恩，走在路上时我心想。但区别在于，我始终没有勇气让她来粉碎我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