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中间有可能还包藏着另一个海顿？”有个名叫马格斯的学生大声喊道，招来了周围同伴们的一阵抱怨，“史迈利先生，这个海顿的动机会是什么？谁付钱给他？他的战利品又是什么？”
自从马格斯加入进来，我就对他心存疑虑。给他指定的掩护职业是新闻业，可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今后要从事的这个行当的种种最坏的劣根性。不过史迈利仍然是气定神闲。
“好吧，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比尔，”他平心静气地答道，“他给这个苟延残喘了太久的情报部门注射了致命的一针。”他微微皱了皱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夸张，“至于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说咱们现在的头儿也会与人结怨，肯定会有人对他心怀不满，对不对？说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确实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激进多了。”
不过请相信我，当时的我们对比尔可没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后，所谓“陷落”指的就是海顿。突然间，圆场的男男女女不论是谁，都能说出自己听到那可怕消息时的细节：当时他（她）身在何处、在做什么。直到今天，老资格们还会说起当年沉默无声的走廊、餐厅里一张张木然的脸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以及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损失就是信任。渐渐地，就像空袭过后茫然无措的难民，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怯生生地从破碎的房子里走出来，开始重新构筑我们的堡垒。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圆场”放弃了这个包藏着耻辱的古老绰号，放弃了剑桥总部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拥挤走廊和弯弯曲曲的楼梯，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钢铁玻璃结构的寒酸小楼。一碰到刮大风，那儿的玻璃就会被刮碎，走廊里弥漫着餐厅传来的烂白菜味儿和打字机清洗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用这种可怕的囚牢惩罚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在正式用语中的名称就变成了“情报部”，不过“圆场”这个名字还是会偶尔从嘴里冒出来，就像币制改为十进制之后很久，我们还会提到镑、先令和便士一样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海顿本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尔并不是什么专爱寻衅滋事、口袋里揣着手枪的自大狂。他总是含讥带讽地称自己属于教会和间谍的领导集团，而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几个叔叔坐在托利党87委员会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诺福克郡有一处破败的房产，那儿的佃农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国势力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上的一股线，我们本以为自己是网的核心。他用这网把我们给逮住了。
至于我本人当时的经历——因为这事，我直到现在还算小有名气——比尔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圆场其他人的耳朵里刚过二十四小时，我也就知道了。当时我被关在梵蒂冈城一间修建于中世纪时期、连窗户都没有的牢房里，牢房的背后是一排豪华的公寓。我在一位眼眶深陷的修士的引导下指挥着圆场的一队窃听人员。修士是梵蒂冈自己的情报部门提供的，他们宁可去找苏联人帮忙，也不愿沿街走上一公里去求罗马世俗社会的同事。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在一位腐败的天主教主教的会见室里装上窃听器。此人牵扯进了一桩用毒品换取武器的交易，对方是英国治下某个正在分崩离析的殖民地——嗨，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就是马耳他。
蒙蒂和他的手下为此飞了过来。我们大伙儿蹑手蹑脚地钻过有拱顶的地牢，顺着地底的台阶上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打算从这儿开始，顺着三英尺厚的界墙上的石缝，从石缝间那层年深日久的水泥里钻出一条细细的孔道。大家一致认为孔径不能超过两厘米，这个宽度足够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料吸管，把会见室里的声音传进窃听器，又不至于破坏教皇宫殿里神圣的水泥砖石结构。如今我们会用到更高端的设备，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竟还处于蒸汽时代的尾声，探头式麦克风在那时仍然最为流行。另外，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用意，你也不能在梵蒂冈官方的联络人面前显摆你的种种精巧装置，更别说对方是一位身穿黑袍、看起来仿佛刚刚步出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了。
于是我们开始钻洞，蒙蒂也帮忙钻，修士则在一旁作壁上观。我们把水淋到滚烫的钻头上，也朝自己汗涔涔的双手和脸颊上泼。我们利用液体泡沫掩盖钻机发出的嗡嗡声，每隔几分钟就测量一下路径，确保钻孔不会错通进那位圣人的寓所。目标是在离贯通还差一厘米的地方停下钻头，隔着薄薄的一层墙纸或灰泥进行监听。
突然我们就钻通了，可情况比钻通了还糟糕。钻头直接钻到了空处。我们赶紧拿吸尘器清理了一下，结果吸出来的却是些很有异国情调的丝绸碎片。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隧道里一片沉默。莫非钻到了什么家具？窗帘？床？哪位丝毫没料到衣服会遭殃的高级修士的长袍下摆？还是说会见室里的陈设又有了变动，和起初我们侦查地形时拍的照片不同了？
就在这倒霉的时刻，修士先生忽然灵光一闪，惊恐地低声告诉我们，他想起主教大人喜爱收藏价值连城的刺绣艺术品。我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盯着的碎绸布并非沙发或窗帘的碎片，也不是哪位教士的锦衣华服，而是哥白林挂毯88上的碎绸。修士找了个借口，溜得无影无踪。
现在场景切换到肯特郡的古镇拉伊，那儿有一对姓奎尔的姐妹经营着织补挂毯的生意。幸运的是——或者说，拜英国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规律所赐——姐妹俩的哥哥亨利曾是情报部的成员，现已退休。情报部费尽周折找到了亨利，姐妹俩被从床上薅起来，皇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风驰电掣地把她们送到罗马的军用机场，再由一辆汽车飞速送到我们身边。接着蒙蒂镇定自若地转回房子前面扔了颗烟雾弹，清空了半个梵蒂冈城，为我们这支力量有所壮大的小队争取到了绝处逢生的四个小时，好溜进被监听的会见室善后。到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哥白林挂毯已织补得像模像样，窃听器的探头也安放得非常妥帖。
这会儿，场景又切换到了我们的梵蒂冈主人举办的盛大晚宴。瑞士卫兵们不怒自威地戳在门口。蒙蒂脖子里掖着白色的餐巾，坐在态度安详的奎尔姐妹俩中间，一边拿面包蘸盘子里剩下的一点奶油通心粉，一边跟她们大谈女儿在马术学校取得的最新成就。
“罗西，说了你肯定不知道，嗨，你怎么可能知道呢，在整个南克洛伊登，像我的小贝基这么大的小孩，就属她那双手最巧——”
蒙蒂的话戛然而止。他在看我递给他的便条，那是由罗马站的送信人亲自交到我手里来的：圆场秘密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已承认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候我会想，比尔永远地偷走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轻松心情，也许这才是他犯下的最大罪行。
回到伦敦时我被告知，如果再有别的情况需要告知，自然会有人告知我。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事组通知说我被定为“半音丧钟”。这是圆场内部的行话，意思是“仅可派驻到友好国家”。这就好比是对我说，后半生我都得在轮椅上度过。我没犯任何错误，没干过任何不光彩的事——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可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掩护身份是最宝贵的，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我开车去了乡下，一路上怎么去的都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自己在萨塞克斯山丘89下车走了一会儿，那儿鲸鱼背似的白垩岩山下方就是五百英尺高的悬崖。
又过了一个月，我知道了对我的判决结果。“恐怕你又得去应付那些流亡者了，”人事组的头儿带着司空见惯的厌恶态度说道，“还是德国。和以前一样，津贴还是很不错的，去滑滑雪也不赖，只要你上得足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