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
“不管怎么说，你总能确信明信片肯定是从柏林寄出的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的印象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那个柏林邮局的编号——你能肯定吗？”
“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一模一样。我可没有仔细检查。”我说。我看到人事组的头儿又拽出书桌的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怒火又蹿了起来。
“是那种海报女郎吧，内德？”神情严肃的男子问道，脸上的笑容透着惭愧。显然他这是在为人事组的头儿道歉，也是为他自己。
“是裸体的，没错。估计是个妓女，光着背，别过头看着。所以我把它扔掉了。怕清洁女工瞧见。”
“哦，现在你倒能想起来了啊！”人事组的头儿喊道，刷地转过身面对着我，“‘我把它扔掉了！’可惜啊，你怎么不早点儿说？”
“哎，行了，雷克斯，”神情严肃的男子息事宁人地说，“内德进门时完全给搞懵了。换了谁不得是这样？”他忧心忡忡的眼神又一次落在了我身上。“你在跟监视组一起执行任务，对吧？蒙蒂说你干得很不错。对了，她是彩色的吗？你说的那个裸体姑娘？”
“对。”
“他总给你寄明信片，还是偶尔会写封信来？”
“只有明信片。”
“寄了几张？”
“他到那边后寄了三四张吧。”
“都是彩色的？”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吧。应该是的。”
“上头印的都是姑娘？”
“好像是的。”
“哦，可你还是能记得。当然会记得。我猜都是裸体的吧？”
“是的。”
“另外几张明信片在哪儿？”
“肯定也被我扔掉了。”
“因为清洁女工？”
“对。”
“怕她看到会难为情？”
“没错！”
听到这里，神情严肃的男子仔细想了一会儿。“这么说，这些下流的明信片——请原谅，我不是有意冒犯，真的不是——算是你们之间常开的一种玩笑喽？”
“对他来说，是的。”
“可你没有给他回过？要是回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别觉得不好意思。没时间了。”
“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次都没回过。没错，明信片是我们常开的玩笑。而且变得越来越低级了。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总看到它们摆在门厅的桌上等着我去取，我都已经有点厌烦了。辛普森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房东。他让我写封信给本，就说别再寄明信片过来。他说这些东西把公寓的名声给搞坏了。两位，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次人事组的头儿答了话。“唉，我们还以为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声音显得很气馁，“本·卡文迪什失踪了。可以说，他手下的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两个人上了今天早晨的《新德意志报》29。英国间谍网被当场破获。伦敦的各家晚报迟些时候也会刊载这一消息。他不知去向已经有三天了。这位是史迈利先生。他想跟你谈谈。你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回见。”
一时间我肯定是晕头转向了，因为等到我再看见史迈利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房间地毯的中央，神色黯然地打量着四周他和人事组头儿搞出的一片狼藉。
“我在河对面的贝瓦特街上有座房子，”他主动说道，好像那房子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算不上有多整洁，不过比这儿要好一点。”
我们开着史迈利那辆寒酸的小奥斯汀上了路，车速慢得让人以为他是在送老弱病残，可能他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已是黄昏时分。阿尔伯特桥上的白灯笼飘飘荡荡地迎向我们，仿佛是从水中升起的马车车灯。本，我绝望地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贝瓦特街堵得厉害，我们把车停进了一条小巷。停车对史迈利来说简直跟把邮轮开进船坞一样复杂，但他总算是停好了，我们下了车往回走。我记得跟在他旁边走路实在太难，他走路时两条胳膊向外撇，还甩得老高，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记得他鼓起勇气转动自家前门钥匙的样子，还有走进门厅时的警觉神情。家对他来说仿佛是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知道情况确实如此。门厅里放着好几天的牛奶，起居室里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排骨炖豌豆。唱机的转盘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猜得出，他是匆忙之间被叫出去的——很可能是昨晚人事组的头儿找的他——当时他一边吃着排骨炖豆，一边听着音乐。
他晃进厨房去找苏打水，准备加到我们喝的威士忌里。我在他后面跟着。史迈利身上有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他的孤独仿佛是你造成的。厨房里到处是打开的食品罐头，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他调威士忌的时候我开始洗盘子，于是他从门后摸出一条茶巾，把盘子擦干收起来。
“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
“跳过舞之后呢？”
“他没吹嘘过。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时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厌倦。
“通常哈格蒂每个月要去一次东柏林，听取塞德尔的情况汇报——在汽车上，安全公寓里，或是公园的长凳上，等等——这是一贯的做法。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情报传递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小心谨慎地恢复会面。策略是乘一辆四驱车过境——比如军用吉普——安排好一名替身，在合适的时间跳出车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到车上。听起来很危险，也的确危险，但练熟了还挺管用。如果哈格蒂休假或是生病，就不安排见面。几个月前，总部命令哈格蒂把塞德尔介绍给一位继任者。哈格蒂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威利斯掌管柏林站的时间太久，简直把他吹上了天，另外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任由他在“铁幕”后到处晃荡。于是本就被派驻到了柏林。本没沾染过坏毛病，清清白白。哈格蒂亲自向他介绍了情况——我估计介绍得非常详尽。我敢说哈格蒂对本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况且成员多达十二人的情报网本来也非常复杂：谁为谁工作，为了什么；谁知道谁的身份；接头人、密码、送信人、掩护身份、暗号、无线电、情报投放点、密写药水、工资、孩子、生日、老婆、情妇，等等。一下子全记住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人事组的头儿怎么没看出这明摆着的事？”我说着又气恼起来，“天哪，他们给我们下任命之前盘问了我们多长时间？在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和导师那儿到处打探情况。他们对本的了解可比我强多了。”
“我们何不假设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没把活干好？他也是人，这是在英国，我们这些人就是个帮派。我们重新开始，先说说失踪的本。给你写信的本。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除了你之外。至少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可能还有许多人你不认识，不过这并不是你的错。就你所知的情况而言，再没有别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对不对？”
“对！”
“很好，那我们来谈谈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怎地，史迈利让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一直谈到了凌晨时分。雨停了很久，欧椋鸟也早已开始啼鸣，我们还在谈。或者说是我还在谈，史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么聆听——半闭着眼睛，下巴陷在脖子里。我觉得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些怀疑，因为他远比我了解不同层次的自我欺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咕哝了一句“谢谢”，然后挂断了。“本还是不知去向，没有任何新的头绪，”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他没做任何笔记，而且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用了录音机。我觉得不会。他讨厌机器，何况他的记忆力比那些机器要可靠得多。
我谈到了本，也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史迈利希望的：通过我自己来解释本的行动。我又谈到了我们两人生活的相似之处。谈到我如何羡慕他有一位英雄般的父亲——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和本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时都非常兴奋，这一点我也没有隐瞒。没有，没有，我又重复了一遍，据我所知本的生命里没有女人——除了他的母亲，她已经过世了。我很有把握，这我能确信。
我告诉史迈利，小时候我常常幻想这世上的某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双胞胎兄弟，他有和我一样的玩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想法，甚至连父母都一样。我好像读过一本类似情节的书。我是家里的独子，本也是。我告诉史迈利这一切，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回忆起来的事都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哪怕他会因此觉得我是有罪之人。我只知道在自己的意识里，我没有对他隐瞒任何情况，即便我觉得这么干可能会毁掉我自己。史迈利不知怎么让我确信，我最起码也得为本而作出这点牺牲。至于下意识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一个人为了生存下去而说实话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向别人，甚至向自己隐瞒些什么呢？
我跟他说了我们——我和本——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是在圆场设于兰贝斯35的训练所，新招募的人员在那儿集合。在此之前，我们这些新学员彼此都还没见过面。我们也还没见识过圆场，除了招募我们的情报官员、筛选者和审查组的人。有些人几乎都搞不清我们参加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明白了——关于其他新学员，还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像外籍军团题材小说里写的众多人物一样聚集在等候室里，每个人来到此地都有不为人知的期待和理由，每个人的旅行袋里都装着件数相同的衬衣衬裤，上面用墨汁标着自己的编号，这是印在那张没有文头的通知书上的指示。我的编号是九，本是十。我走进等候室的时候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本，另一个名叫吉米，是个身材矮壮的苏格兰人。我冲着吉米点了点头，但我和本立刻就认出了对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认出对方是中学或大学里的熟面孔，而是发现彼此的体格和性情都很相似。
“‘第三名刺客’上场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在这个时刻引用莎士比亚作品36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叫本，这位是吉米。看样子今后咱们都没有姓了。吉米的姓丢在了阿伯丁37。”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了握手，挨着本坐到长凳上，等着看下一个从门口进来的是谁。
“我赌那家伙长着小胡子，五赔一。蓄络腮胡，十赔一。穿绿色袜子，三十赔一。”本说道。
“我赌他还穿着斗篷，一赔一。”我说。
我跟史迈利说，我们在陌生的城镇里接受训练，要给自己的掩护身份编故事，和联络人接头，还要忍受被捕、受审的折磨。我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些经历是怎样加深了我和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第一次跳伞就在一起，在夜里借助罗盘徒步穿越苏格兰高地，在荒凉的市中心贫民区寻找情报投放点，乘潜水艇到海滩登陆，等等。
我告诉史迈利，我们的教官有时候会含蓄地提起本的父亲，这只是想强调他们能教育将门虎子的自豪感。我跟他说了我们周末休假时的情况，说我们会一周去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38的家，下一周去他父亲在什罗普郡39的家。我母亲和他父亲都是孤身一人，我们还开玩笑说要把他俩撮合到一起。但这事在现实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的母亲是个性格倔强的英荷混血儿，她那些乐呵呵的姐妹和外甥外甥女看起来都像是勃鲁盖尔40画作的模特；本的父亲则已经成了个学究气的隐士，据我们所知他硕果仅存的唯一爱好就是听巴赫。
“本很敬畏他父亲。”史迈利又点出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他很喜欢母亲，但她已经过世了。他的父亲成了他的偶像。”
我记得自己羞愧地注意到，我故意在回避“爱”这个字，因为本用它描述了他对我的感情。
我跟他说了本喝酒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本平时很少喝酒，往往是滴酒不沾，直到某一个晚上——比如星期四的晚上，眼看就要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会喝个没够，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不管是什么酒；本一杯，阿诺一杯，自己跟自己喝。然后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床，一句话都不说，但也不惹人厌。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活像刚在戒毒所接受过两个星期的治疗。
“他除了你真的再没有别人了？”史迈利沉思着说道。“你也可怜啊，得独自去应付这么个人物，负担可真重。”
我回忆着，我心不在焉地回想着，我把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我知道他还在等着我说出某件隐瞒的事，我们还没找到那究竟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有所隐瞒了吗？我给你的答案，也只能是当年事后我对自己的回答：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我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审问自己，想要挖出深藏在黑暗角落之中的秘密。凌晨四点，史迈利让我回家去睡一会儿。我得一直守在电话旁，想要出去干什么必须先向人事组的头儿报告。
“当然了，他们会监视你的公寓，”史迈利陪我等出租车时警告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在逃命，风暴之中能让你放心前往的港口其实寥寥无几。你的公寓在本可选的几个地方里应该很靠前。如果本除了父亲之外再没别人可以投靠的话。但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不对？他会觉得羞愧。他会来找你。所以他们得监视你的公寓。这很自然。”
“我明白。”我说道，只觉得又一阵厌恶席卷全身。
“不管怎么说，在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里头，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明白。”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换个角度看，他可不是傻子，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分析。他也不会以为你会把他藏在密室里而不向我们报告。你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对。我不会的。”
“如果本还有些理智，这一点他也会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他也可能会顺便来一趟，听听你的意见，求你帮帮忙。或者是喝两杯。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假设。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确实没有吧？”
我真希望他别再像这样说话了。一直到刚才，他始终非常谨慎小心地回避着本向我示爱的话题。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又决定要重新撕开这个伤口。
“当然，除了你之外他也许还给别人写过信，”他思忖着说道，“也许男的女的都有。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向各种各样的人表达爱意。比如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是打算做出什么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不能绕着本的朋友转，问他们本最近有没有寄来一封狂热的信——那么做可不安全。再说了，该从哪一个人先问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他是不是故意把自知的种子埋进了我心里？后来，我确信他是故意的。我还记得他送我上出租车时那担忧而锐利的眼神。我记得车子拐过街角时我回过头，看到他矮胖的身影站在路中央，凝视着我，在我离开之前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我是在连轴转。我的这一天始于凌晨时分的南奥德利街，接着是那只跟着“熊猫”的“猴子”，然后是本的情书，几乎没工夫停下来睡觉。史迈利的咖啡，还有我自己在这种可恶情势下的无能为力感，也让我难以入眠。但我可以发誓，斯黛芬妮这个名字根本还没出现在我的脑袋里——不在脑门上，也不在后脑勺。斯黛芬妮当时还不存在。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忘掉一个人。
回到公寓，本的激情给我带来的一阵阵厌恶感已经消失，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了。在起居室里，我演戏似的盯着沙发，在兰贝斯搞了一整天街头训练之后，本常常会摊开手脚躺在那上面：“老伙计，不介意的话我可在这儿睡了。今晚比回家还舒服。阿诺可以回家去睡。本就睡这儿。”在厨房，我把手掌贴在老旧的铁制烤箱上，半夜时我常常用它给本煎鸡蛋：“万能的上帝啊，内德，那是个炉子吗？看起来倒像是害得我们输掉克里米亚战争41的家伙嘛！”
关掉床头灯之后过了好久，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声音，隔着薄薄的一层隔板跟我说着一个又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是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之间的行话。
“知道我们该怎么对付纳赛尔兄弟42吗？”
“不知道，本。”
“把以色列给他。知道该怎么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本。”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呢，本？”
“人就是这样，只有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满意。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听过没？”
“听过，我听过。快闭嘴，睡觉吧。”
然后他还是会把故事讲一遍，那是在沙拉特教过的案例。“蝎子”是打入敌方的间谍，他要和留守在河对岸的小队取得联系。“青蛙”是个双重间谍，他假装相信了“蝎子”的掩护身份，然后把“蝎子”卖给了自己的雇主。
到了早晨他已经不见了，留了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上面写着：“博斯特尔43见，”那是他给沙拉特起的名字，“爱你的本。”
在那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到过斯黛芬妮？没有。斯黛芬妮我们是边走边谈的，而且只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不像两个人躺着聊，中间隔着一层静止不动的墙。斯黛芬妮是我们在匆忙中共同拥有过的幻影，是一个美好得让人不愿去剖析的谜。也许这就是我没想起她的原因。或者说暂时还没想起，还没意识到。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时刻——一盏明灯突然点亮，我从澡盆里蹦起来，大喊：“斯黛芬妮！”完全不是那样的，原因我来向你解释。在“坦白”和“自我保护”之间的无人地带，斯黛芬妮像个神秘的生灵似的若隐若现，只有承认她，她才会现身。仔细回想起来，关于她的念头第一次闪现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人事组的头儿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去年的日记，便翻看起来，心下感叹我们能记住的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六月的日历上，我看到中间的两个星期给划了一道斜线，旁边整整齐齐地写着数字“8”——“8”指的是地处北阿盖尔的八号营地，我们在那儿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我这才想起——或者说只是开始感觉到——是啊，就是她，斯黛芬妮。
从那一刻起，我并没有像阿基米德似的在刹那间恍然大悟，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有天夜里我们驱车驶过月光照耀下的苏格兰高地的情景：本开着那辆凯旋敞篷跑车，我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好让他保持清醒，因为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的训练都是模拟在阿尔巴尼亚山区里组建游击队，虽说挺开心，但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六月的风朝着我们扑面而来。
其他新学员都坐沙拉特的巴士返回伦敦了。不过本和我有斯黛芬妮的凯旋敞篷跑车，因为斯黛芙44很够意思，斯黛芙一点都不自私，斯黛芙把车一路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这样本就可以借上一个星期，等课程重新开始时再把车还给她。我这才想起了斯黛芬妮——跟我当时坐在车里听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难以捉摸，让人心情激荡，共同拥有的一个女人——本的女人。
“斯黛芬妮到底是谁啊，她是干什么的？你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不理了我吧？”我打开仪表板上的贮物箱，想看看有没有她留下的踪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有那么一阵子本没理我。
“斯黛芬妮是有罪之人企盼的光亮，是有德之人追随的典范。”他严肃地答道。接下来他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斯黛芙是我们家里德国佬那一支的。”他自己也是，本在尖酸刻薄的时候喜欢这么说。他说斯黛芙来自名叫“阿诺”的一族。
“她漂亮吗？”我问道。
“别那么粗俗。”
“长得很美？”
“没那么粗俗了，但还不够。”
“那应该怎么形容她？”
“完美无瑕。光彩照人。独一无二。”
“嗬，这么美啊？”
“岂止是美，你这个笨蛋。气质高雅。Sans pareil 45。聪明绝顶，人事组的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她是你什么人呢？除了‘德国佬’和‘这辆车的车主’？”
“她是我妈的远远远房表妹的女儿，隔了十七八代。战后她搬到什罗普郡跟我们一起住，我俩一块儿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差不多年纪？”
“如果以永恒为测量标准的话，没错。”
“那她算是你的妹妹喽？”
“是的。有那么几年。我们俩一块儿疯跑，大清早出去采蘑菇，还互相摸过小鸡鸡小妹妹。后来我离家去了寄宿学校，她回慕尼黑继续当她的德国佬。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就此结束，我回到英国，回到老爹身边。”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坦诚地谈论哪个女人，谈论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本又关上话匣子，不过他最后还是回答了我。“现在可没那么好玩喽。她读了艺术学校，和一个疯子画家好上了，在苏格兰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46安了家。”
“怎么就不好玩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么？”
“他谁都不喜欢。开枪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家伙给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留了张字条，说抱歉搞得一团糟。没给斯黛芙留一个字。他们俩没正式结婚，这样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
“那现在呢？”我又问道。
“她还住在那儿。”
“在岛上？”
“对。”
“在寡妇屋里？”
“对。”
“就她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
“你的意思是，你会到那儿去见她？”
“我常去见她，没错。这么说我也确实会到那儿去。是的。我会到那儿去见她。”
“是认真的吗？”
“和斯黛芬妮有关的一切都非常认真。”
“你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呢？”
“和我在的时候差不多吧，我觉得。画画。跟小鸟儿说话。看书。听音乐。看书。听音乐。画画。想事情。看书。借车给我。我的事你还想打听些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简直变成了陌生人，后来本的态度又缓和了些。“我跟你说啊，内德，和她结婚吧。”
“斯黛芬妮？”
“还能是谁，你这个蠢货？仔细想想，这主意还真不赖呢。我打算把你俩撮合到一起聊聊这事。你娶斯黛芙，斯黛芙嫁给你，我呢，我来跟你们俩一起住，到海湾里钓钓鱼。”
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为了这可怕的无心之过，我该受到责罚。“那你自己怎么不娶她？”我问道。
是不是只有到了现在，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看着晨光慢慢映上墙壁，我才知道了答案？盯着日历上去年六月给划掉的那些日子，猛然间想到本那封可怕的信，我才知道了答案？
还是我们在苏格兰的夜色中驱车疾驰的时候，本的沉默就已经给了我答案？莫非当时我已经知道本是在告诉我，他永远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斯黛芬妮从自己有意识的记忆中驱逐出去，深深地埋进心底，连最善于搜寻蛛丝马迹的史迈利都没能发掘出来？
我问出那个要命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着本？他不肯回答我，后来也一直不肯回答。我有没有看着他？我是不是故意不去看他的呢？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本时不时陷入沉默，也许我是在徒劳的等待之后有意惩罚他，自己想自己的心思去了。
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本始终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从那以后我们俩谁都没再提起斯黛芬妮。
斯黛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一边继续翻看日记一边想着。在她的岛上，爱着他，却应该跟我结婚。
她身上沾染着死亡的气息，本心目中所有的英雄似乎都少不了这个。
永远的斯黛芬妮，有罪之人的那道光亮，光彩照人，无与伦比。来自德国的斯黛芬妮，本的典范，对他来说像是妹妹——甚至像母亲一样。她在自己的塔楼里向他招手，给他一个能远离父亲的庇护所。
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史迈利说过。
但即便在此刻，手里捧着翻开的日记，我也丝毫没让自己沉浸在那稍纵即逝的恍然大悟之感中。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渐渐地，想法变成了一种可能。随着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受困状态，可能又逐渐地演变为确信，最终化为决心。
总算到了上午。我用吸尘器清扫公寓，掸去灰尘、擦拭家具。我审视着自己的怒意。只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想明白事情。我重新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横遭亵渎的私人信件。在我看来，有些信件已经因为史迈利和人事组头头的闯入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玷污，我把它们扔进壁炉烧掉了。有梅布尔写来的信，还有以前的导师给我的谆谆教诲，他劝我别只是埋头在陆军部搞研究，而是应该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表面上我在做着这些事，内心却在思忖着该如何采取正确、合乎道义而又得体的行动。
本，我的朋友。
本，有恶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
本，深陷在痛苦之中，天知道他还承受着什么其他的折磨。
斯黛芬妮。
我好好洗了个澡，躺到床上观察着抽屉柜上头的镜子，因为从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到两个男的，估计是蒙蒂的手下，他们穿着工装裤，正没完没了地摆弄一个接线盒。史迈利说过让我别往心里去，他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归根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想把本投进铁牢而已。
还是在那个漫长的早晨，十点钟时我故意站到后窗的一侧，瞅了瞅楼下脏兮兮的院子。院子里有个涂了杂酚油的木头棚子，老早以前是当厕所用的，从木头棚子的板门出去就是一条昏暗的小街。街上空无一人。蒙蒂毕竟也没那么厉害。
苏格兰西部群岛，本说过。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
但究竟在哪一个岛上？斯黛芬妮的姓又是什么？唯一有把握的猜测是，如果斯黛芬妮来自本家族里的德国一脉，以前在慕尼黑住过，而本的德国亲戚又都很显赫，那么斯黛芬妮很可能也有个贵族头衔。
我给人事组的头儿打了电话。我倒也可以打给史迈利，但我觉得对人事组的头儿撒谎要安全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有什么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
“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可以吗？”
“到哪儿去？”
“得买几样东西。吃的、看的。还想到图书馆去转转。”
人事组的头儿要是不赞同什么事就会沉默不语，这是出了名的。
“十一点之前回来。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自己的冷静表现颇为满意，从前门出去买了份报纸，还有面包。我利用路旁商店的橱窗观察着自己的后方。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确定。我来到公共图书馆，从参考文献区找了本旧版的《名人录》，还有一本破烂不堪的《哥达年鉴》47。我没工夫去细想这世上到底有谁——何况还是在巴特西区——会把《哥达年鉴》翻得如此破烂。我先从《名人录》里找到了本的父亲，他有骑士头衔，还获得过一大堆勋章：“1936年娶女伯爵伊尔塞·阿诺·祖·洛斯林根为妻，有一子名为本杰明·阿诺。”我又翻开《哥达年鉴》，查到了阿诺·洛斯林根家族。他们占了足有三页纸，不过我没过多久就找出了名叫斯黛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冒昧地请图书管理员帮忙找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号码簿。管理员那儿没有，不过她让我用她的电话打了查号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敢肯定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窃听了。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了公寓，用跟刚才同样放松的口气和人事组的头儿通电话。
“你去哪儿了？”他问。
“去了报摊。还有面包房。”
“你没去图书馆吗？”
“图书馆？哦，对啊。去了，我去了。”
“请问，你借了什么书？”
“什么都没借。不知为何，我发现这会儿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接下来我该干吗？”
我一边等着他回答，一边心想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觉得没说多。
“你就等着吧。和我们一样。”
“我能不能到总部来？”
“反正都是等，你还是在那边待着吧。”
“我可以回蒙蒂那儿去，要是你同意的话。”
也许是我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作怪，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此刻就站在他身旁，告诉他该怎么回答我。
“你就在原地等吧。”他简短地说道。
我就等着，天知道时间是怎么熬过去的。我假装看书。我装腔作势一番，给人事组写了封态度倨傲的辞职信，又把信撕成碎片烧掉。我看电视，傍晚时分躺到床上，一边从镜子里观察蒙蒂的手下换岗，一边想着斯黛芬妮，接着是本，然后又是斯黛芬妮，现在她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想。对我来说，她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身穿一袭白衣、完美无瑕的斯黛芬妮，本的保护神。我得提醒你，那时我还年轻。当年如果你听到我说起女人，也许会以为我很有经验，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作为男人的我，其实还是个孩子，可别跟作为战士的我混淆了。
我等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带着一瓶葡萄酒偷偷溜下楼，找辛普森先生和他老婆去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坐着喝酒，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拉到一旁。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事很傻，可有位争风吃醋的女士成天盯着我，我想从后门走。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之后，我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夜间卧铺车。我是一字不差地照着反侦察程序做的，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尽管如此，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还是格外谨慎，到快餐部慢悠悠地喝了一壶茶，转着眼珠打量周围有没有人监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在克莱德河48的对岸叫了辆出租车先去了海伦斯堡49，然后又坐上从坎贝尔敦到西塔伯特湾的巴士。那个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驶往西部群岛的轮渡每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的好运气还在：有一艘轮渡正在等客，我刚上去船就开了，所以下午还挺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朱拉岛，在阿斯凯格港50稍作停留，然后在阴沉沉的北方天空下继续朝公海驶去。当时轮渡上只剩下三个乘客：一对老夫妇，还有我。后来我走到甲板上层免得他们问这问那，结果大副又兴高采烈地问了我一堆问题：我是来度假的吗？我是不是当医生的？我结婚了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从来到海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在我心中都变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事也都有了实现的可能。没错，我激动地想。我眺望着海面上迎来的座座峭壁，冲着尖声啼鸣的海鸥微笑。没错，这就是本会选择的藏身之处！在这里，他心中的瓦格纳51之魔才能找到安宁！
务必请你理解并尽量包涵，那时候的我还很幼稚，总会轻易被北欧日耳曼民族的种种幻想打动。我此刻追寻的，恰恰是那些驱使着本的东西。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52的！——翻卷的云层，汹涌的海浪，独居在城堡中的女祭司——这些形象没完没了地在我心里涌现。当时的我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还没见到斯黛芬妮，我的灵魂就已经属于她了。
寡妇屋在岛的另一边，店里的人们跟我说，最好让小福格斯开吉普车送你过去。结果我发现小福格斯已经七十岁了，即使没到七十也差不了几天。我们的车开进了两扇摇摇欲坠的铁门。我给了小福格斯车钱，按响了门铃。屋门开了，一个白肤金发的女人盯着我。
她身材高挑而又苗条。如果她真是和我一般年纪——的确如此——她的那种威严风度我得再活一辈子才能赶得上。她并不是穿着一袭白衣，而是穿了件沾满油彩的深蓝色罩衫。她的一只手里拿着调色刀，我说话时她把手举到前额，用手腕背面拨开一缕散开的发丝。接着她垂下手贴在身旁，我的话早已说完了，她还站在那儿听着，一边思忖我的话在她脑海中留下的回声，一边拿这声音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抑或男孩对比。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奇怪的地方，也是我最难以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斯黛芬妮和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实在太接近了，这简直毫无道理。她苍白的肤色、浑金璞玉般的真诚态度、内在的力量，再加上几乎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感，都和我心里的预想完全吻合。即便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偶尔撞见她，我也能认出她就是斯黛芬妮。
“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带来的威严气度，我想起了她爱人自杀的事。小小的烦心事根本不会让她受到影响。
“他们，”她迷惑不解地重复道，“他们是谁？知不知道我又有什么要紧的？”
“本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本？”
“跟他父亲一样，”我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他感到无比自豪。”
她大吃一惊，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什么？替谁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英国情报部门。他被派驻在柏林，隶属于军事顾问办公室，但他真正的工作是搞情报。”
“本？”她问，脸上显露出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他不得没完没了地说谎？本？”
“是的，恐怕是这样。可那是职责所在。”
“太可怕了。”
她的画架背面对着我。她站到画架的那一边，开始调颜料。
“我要是能跟他谈谈……”我说。但她假装专心作画，没搭理我。
屋子后面有一片公共用地，然后是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松树。松树前面是一个小湖，围绕在淡紫色的山丘之中。我依稀看到远处湖岸已经垮塌的码头上站着个渔夫。那人在垂钓，但没见他抛钓钩。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但足以让我认出他就是本，足以让我看出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我蹑手蹑脚地顺着码头往前走，一阵冷风吹得湖面起了涟漪。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衣服有点大，我估计是她那位死去的情人的。还有一顶帽子，绿色的毡帽简直像是专为本定做的，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是这样。他没转身，但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脚步。我在他的身旁站住了。
“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
半轮月亮升上夜空，星星也出来了。风已经停息，地面上一层银色的雾漫过了黑魆魆的欧石南丛。我们还站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个人投降。我都快站着睡着了，这时我听到本的线轮格格地响起来，看到浮子和空空如也的钓线升出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没动，也没说话。我让他收起鱼线，固定好鱼钩。让他朝着我转过身来，因为他如果想从我身旁走下码头，就必须转向我这边。
我们面对面站在月光下。本低着头，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脚，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向上移到我的脸上，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僵硬的面容还是很僵硬。如果说他脸上流露出了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愤怒。
“好啊，”他说，“‘第三名刺客’上场了。”
这一回我们俩谁都没笑。
她肯定是觉察到我们在往回走，自己就先行离开。我听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在放音乐。来到大厅，本朝楼梯走去，但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说，“告诉我最合适了。我是擅自离队到这儿来的。你一定得告诉我情报网出了什么事。”
过了大厅有一个长长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上有百叶帘，沙发上盖着更多的防尘布单。屋里很冷，不过本还穿着夹克，我也穿着厚大衣。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来。我有种直觉，比这再亮一点的光线都会让他心神不定。音乐听起来离我们不是很远。我觉得像是格里格54的曲子，但并不确定。本说话时既没有悔恨之情，也不是为了宣泄。他已经向自己忏悔得够多了，整日整夜，这我知道。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在讲述灾难的人，心里明知没亲历其事的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音乐始终响着，在为他伴奏。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已经放弃了，不愿再与命运抗争。也许他对自己的愧疚感有点厌倦了。他说得简短而又生硬。我觉得他是希望我快点离开。
“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
“我睡得很少，不过这对我来说是常事，”他说，“那一天快来到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睡觉了。一整夜我都在死记硬背，然后躺到沙发上瞪着天花板。等到爬起身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记住。脑子像是瘫痪了一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把脑袋埋进手里，开始问自己各种问题。‘如果掩护身份是玛格丽特二号的情报员认为自己受到监视了，他该跟什么人联络，怎么联络，联络对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一片空白。”
“哈格蒂溜达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祝我好运来着，而且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我原以为他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准备跟他说见鬼去吧。但他只说了一句‘Komm gut Heim’55，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卡片揣进了口袋。别问我为什么。我害怕失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蒂，哈格蒂把我折磨得够呛。带着卡片的理由我还能说出两百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帮上忙。也许这就是我自行了断的方式吧。我挺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卡片，过了边境。我们开着一辆特别改装过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替身藏在座椅底下。当然，东德警察是不能搜查我们的。尽管如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和替身换人还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你差不多就得从车里滚下去。塞德尔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他特别相信这玩意儿。以前他在英国当战俘的时候，警卫就常常借自行车给他用。”
史迈利已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不过我还是听本又讲了一遍。
“我的卡片装在夹克口袋里，”他接着说道，“夹克的内袋。那天柏林热得要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把夹克敞开了。我也搞不清了。我努力去回想，有时候觉得自己解开了扣子，有时候又觉得没解。拼命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情况什么可能性都有。我提前赶到接头地点，查看了附近的车辆，做了要做的那老一套，然后就进去了。那时候我什么都能想起来。身上带着卡片还真起了作用。我根本用不着它们。塞德尔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办了该办的事，我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些钱——全都和沙拉特训练时一样。我骑车回到要上车的地点，扔了自行车，跳进轿车。等到我们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我才意识到卡片没了。我感觉不到卡片的分量了，也可能是感觉不到卡片在口袋里硌着，或者是别的什么。我顿时着慌了，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始终都很恐慌。我就是这样。当时只不过慌得更厉害一些而已。我让他们开车把我捎到公寓，然后打了塞德尔的紧急号码。没人接听。我又打了撤离点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又试了临时替班的号码——是个女的，名叫洛特——还是没人接。我坐上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小心翼翼地办了出境，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
他们肯定早已把屋子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根本没按门铃。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屋的时候，蒙蒂很可能就站在窗户外面，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进屋时直接就走了进来，神情虽然有点尴尬，却很坚决。
“你干得很漂亮，内德，”他安慰我说，“是公共图书馆把你暴露了。管书的那个漂亮姑娘还真挺喜欢你。要是我们同意的话，我觉得她都会跟着一块过来。”
斯科迪诺跟着他进了屋，接着史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脸上带着歉意，他做出最冷酷的举动时往往都是这样的表情。我做的一切恰恰都是他希望我去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把自己放在了本的位置上，领着他们找到了我的朋友。本看样子也不是很吃惊。也许他反而觉得释然了。蒙蒂和斯科迪诺站到本两旁，可他还坐在防尘布单中间，那件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堆在身周，仿佛是一块地毯。斯科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蒙蒂和斯科迪诺弯下腰，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家具搬运工似的轻轻地把他拎了起来。我对本辩解说，我并没有故意出卖他，他摇摇头说没关系。史迈利站到一旁，让他们过去。他那双近视眼询问地看着我。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班船。”他说。
“我不走。”我答道。
我把视线从他身上转开，等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沿着车道消失在远方。我循着音乐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走进一间书房，这儿堆满了书籍杂志，地板上还摊着一叠纸，好像是小说的手稿。斯黛芬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宽椅子里。她换上了家居服，淡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光着脚，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没抬头。她跟我说话时仿佛早就认识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也没错，因为我是本熟识的人。她关掉了音乐。
“你是他的爱人吗？”她问道。
“不是。他希望我是。我现在才明白。”
她微微一笑。“我倒是想让他当我的爱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对吧？”
“看来是这样。”
“你有过女人吗，内德？”
“没有。”
“本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试过。估计还是不成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泪水顺着脸颊和颈项滑落。她站起身，紧闭着双眼，像个盲人似的伸出双臂让我抱住她。她的身体紧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