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那位（杂志社）朋友是担心也好，期待也罢，看来都是杞人忧天。我周三打电话到杂志社，他说到了一封盖着西肯兴顿邮戳的信，上面龙飞凤舞地横着我的名字，字迹活像乍线的电线栏杆。信是这么写的：
伊默公园，W
先生，本人业已收到您的便条。您声称完全赞成本人的观点。但此观点是出于您个人，还是受他人影响，本人不得而知。您斗胆使用‘推测’一词描述本人之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断，该词出现在上下文中实有诋毁，本人在此提醒您小心措辞。尽管如此，纵观全信，本人确定您的罪过源自愚蠢无知，而并非出于恶意，所以本人姑且既往不咎。您摘抄本人演讲中的某一段话，表示遇到了理解障碍，本人揣测恐怕只有低等生物的智力水平才无法参透其中奥义。尽管本人对任何求见和访客都厌恶至极，但倘若您诚意想一探究竟，可在您提及的时间来访。至于您建议本人修正观点，本人必须指明，一经深思熟虑，观点成熟后，本人绝无习惯再作修改。为确保本人不受某群自诩‘记者’的混蛋骚扰，家仆奥斯丁警惕度甚高，因此请您来访时务必向他出示本信。
您忠诚的，
乔治·爱德华·查令格
我把这封信大声念给早在那儿等着的亨利·塔普听，他专程前来一睹我的冒险大结局。他只丢给我一则评价，“倒是有点新玩意儿,管它是科蒂库瑞还是什么别的，反正都比山金车好。”有些人开起玩笑来还真是超凡脱俗。
回信到手时已经快十点半了，还好出租车把我准时送到了会面地点。车停在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前。门廊竖着圆柱，重重的窗帷毫不掩饰地显出这位令人生畏的教授家境富足。开门的是个怪里怪气的男人，一身黑色皮夹克，脚蹬棕色橡皮靴，黝黑干瘪，看不出年龄。事后我才发现他是司机，但他时不时也得顶替走马灯般换个不停的管家空档。他那两粒浅蓝色的眼珠咕噜直转，来回打量着我。
“求见？”他问道。
“有约见。”
“信？”
我拿出信封。
“行！”他大概就是个只言片语的人。我跟着他穿过走廊，突然，一个身形娇小的女人叫住了我。她从一扇应该是连着餐厅的门里走了出来。这是位明快、活泼的女士，一对深黑的眼睛，跟英国女人相比，身上的法国气息更浓。
“请留步”，她说，“奥斯汀，你可以稍等一会儿。请上这边来好吗，先生。告诉我，您之前见过我丈夫吗？”
“没见过，夫人。我还从来没有这份荣幸。”
“那我得提前向您致歉。我必须告诉您，他是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一点也不夸张。要是有人事先警告过您了，您应该是有备而来的。”
“劳您费心了，夫人。”
“倘若他快要失控，您就赶紧离开房间，千万别和他针锋相对。好几个人因为那么做受了重伤。还有，你我都知道，最近一直在公众中间流传的丑闻。您找他怕不是为了谈南美的事吧？”
向一位女士开口撒谎，我实在办不到。
“噢！那可绝对是他的禁区。不用说，他的故事您肯定一个字都不信，但请千万别当他的面这么说，他一定会怒不可遏的。您得假装相信他，这样才不会有危险。我向您保证，他对自己深信不疑，天底下没有比他更诚实的人了。别停留太久，他会生疑心。如果他开始威胁您——变得异常危险——您就摇铃，在我赶到之前尽量稳住他，就算在他极端暴怒的时候，我还是一向都能制服他。”
给我鼓完劲，这位夫人又把我交回给了沉默寡言的奥斯汀,后者在刚刚简短的谈话间一直高度戒备，像尊铜人儿般僵立着。我被带到了走道尽头。轻声敲了敲门，房里一声牛嚎般的巨吼，我终于和教授面对面了。
他坐在一张宽桌后的摇椅里，桌上到处摊着地图、书籍和图表。我进去的时候，他转过椅子，正对着我。他的容貌让我一阵心悸。我确实准备好了要“开开眼界”，但远远没料到会撞见如此强势的人物。他的整个身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块头和那骇人的形象。他有一颗我见过的最惊人的硕大脑袋。我敢打赌要是自己壮胆戴上他的高脚礼帽，我的头肯定会被全部罩住，帽檐会直拖到肩膀上。他的脸和胡子让我想起了亚述公牛；胡根颜色泛红，胡尖深黑，看上去甚至让人会误以为是垂在他胸前的一把蓝色铁锹。他发型独特，长长的卷发黏糊糊地盖在宽额上。浓密的黑睫毛下是一对灰蓝色的眼睛，极其清澈、锐利，气场十足。桌面以上能看到的部分还有他那壮硕的肩膀，木桶似的宽大胸脯，外加两只爬满黑色长毛的大手。这副模样再伴上那雷鸣般的仰天咆哮就是我对这位臭名昭著的查令格教授的第一印象了。
“嗯？”他不屑地瞄了我一眼问道，“有何贵干？”
我必须得把谎话再圆得久一些，不然会面肯定没法进行下去了。
“先生，您能慷慨答应我的求见，我真是感激不尽。”我恭谦地说，递上他的信。
他把信从桌子上拿起，在面前展开。
“哟，你就是那个连ABC都看不懂的年轻人，是不？我要是没弄错的话，本人做的一般性总结你都赞同吧？”
“全部同意，先生——全部！”我连声附和。
“可不是！这不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的年纪和外表也给你的支持加分不少，至少比维也纳的那帮野猪强得多，不过就算它们齐心协力地哼哼叽叽，还是比不上英国猪们为了打压异己干的事儿来得冒犯。”他把我当作了那群野兽的当下代言人。
“他们的行为像是有悖常理。”
“我向你保证，本人单枪匹马足矣，半点也不需要你同情。一个人背水一战，老查再乐意不过。来吧，先生，咱们尽可能缩短这次会面。我看得出你也挺不自在，我也是反感至极。我理解的要是没错，你想给本人论文里提出的观点一些建议。”
他的方式直接又粗暴，让人很难趁虚而入。我还是得继续打太极，等待更好的切入点。要是不面对面倒还简单一些。哎，我的爱尔兰式机智，为什么在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刻就不能拔刀相助呢？他那两只鹰眼死死地盯住我。“快说，快说！”他吼道。
“我，呃，不过是个学生，”我傻笑着，“甚至还比不上一个虔诚的探究者。可我还是感觉您在那件事上对委兹曼的态度有些过于严厉了。那之后，难道就没有什么证据——呃，证实他的观点？”
“什么证据？”他冷冷地威胁。
“嗯，我当然明白目前还没有任何在您看来确凿的证据。我是遵循现代思维的总体趋势和一般性的科学观点，如果我表达的没错的话。”
他身体前倾，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想你大概知道，颅指数是一项常见的指标？”他边说边数着手指上的纹路。
“这自然没错。”我回答。
“异父遗传这一理论尚在审核当中？”
“一点不假。”
“种质资源和单性生殖存在差异？”
“那当然！”我大喊起来，因为自己的勇敢而容光焕发。
“但这些又能证明什么呢？”他问道，声音温柔悦耳。
“这证明了，”他突然怒火中烧，狂啸起来，“你就是伦敦最可鄙的江湖骗子——一个卑鄙无耻、苟且营生的记者，科学知识和道德修养一样少得可怜！”
他已经跳了起来，两眼火星直冒。就在这十万火急的一刻，我竟然还有闲工夫惊奇地发现他身量矮小，头还不及我的肩膀——就是一个身体和头脑精力过剩、但四肢发育不良的赫拉克勒斯。
“扯蛋！”他狂嗥着，俯身向前，手按着桌子，脸撑得老长，“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先生——一派科学谎言！你还真以为能对我耍小聪明——就凭你那个浆糊脑瓜子？你以为你无所不能了，几句赞美就能把人捧上天，几声诋毁也能让人名声扫地是吧，就你这样的三脚猫文人？人人都得对你鞠躬屈膝，讨个零星半点的好话，是不是？这人可以得道升天，那人就得下阿鼻地狱了是吧？不要脸的寄生虫，我认得你们这号人！你越界了。要是在以前，耳朵都得被铰掉。大话王，你还真是主次不分，看我把你打回原形。哼哼，先生,老查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世上还是有人能镇得住你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但你执意要来，那你就哑巴吃黄连吧。严惩不贷，我亲爱的马龙先生，我要严惩不贷！你玩过火了，我看可惜你也玩完儿了。”
“听好了，先生，”，我边朝门口退，边打开门，“随您怎么骂人。但是，我绝不允许您攻击我。”
“这是你说得算的？”他用那特有的威胁方式不慌不忙地朝我踱步逼近。忽然，他停了下来，把两只大手塞进自己身上那件幼稚不堪的短外套里，“以前有好几号你这类人都被我揣出了门外。你将跻身他们中的第四、第五员，每处理一个就得花我三块一毛五。代价不菲，但是绝对必要。好了，先生，你就做好准备步他们后尘吧。”他又开始鬼鬼祟祟地挪步，像个舞蹈家一样踮着脚尖，着实让人不爽。
我本可以一路逃到大厅，但那样做未免太懦夫了。再者，我心中燃起了一股正义的愤慨。一开始确实是我不对，我别无选择，但现在这个人的胁迫让我又倒回了正义的一方。
“我不会让您得逞的，先生。我绝不妥协。”
“老天爷！”他讥笑着，黑色小胡子直飞，一颗白色虎牙闪闪发光。
“你怕自己捱不住打，是不？”
“别犯傻了，教授！”我嚷道，“您想怎么样？我有15英石重，身板结实得很，每周六都作为边后卫代表伦敦爱尔兰人队出战。我可不是——”
就在这一瞬间，他猛地向我冲来。幸好我之前打开了门，不然他一定会把门给撞翻。我俩像圆筒烟花一样滚下过道，直奔街上。不知怎么的，途中还顺起了一把椅子。他的胡须塞满了我的嘴，我的手臂被他反扭着，身体纠缠在一起，那可恶的椅子腿还牢牢地绕住了我俩。机警的奥斯丁已经打开了大门。我和他打筋斗似的翻下前厅的楼梯。我早见识过有人在大厅里大打出手的情形，但想不受伤，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椅子开了花，我们双双摔进了臭水沟。查令格站了起来，挥着拳头,像哮喘病发作一样直哼哧。
“尝到教训了没？”他喘着粗气。
“王八蛋！”我边起身边骂道。
我们本该就此了结了这档子事，但他因为打斗跃跃欲试，幸好一位警察出现，把我从这窘境里救了出来。他正站在我们身边，手上拿着记录本。
“这是怎么回事？真不害臊啊您。”警察说。这可是打我进伊默公园以后听到的最在理的话了。“好吧，”他不依不饶，转身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男士袭击了我。”我回答。
“您袭击了他吗？”警察问。
教授费力地吐着气，一句话不说。
“这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警察直摇头，严肃地说道，“和您上个月才惹的麻烦一个样。这位年轻人的眼睛都被您打肿了。先生，您要起诉他吗？”
我犹豫了。
“不，”我说，“我不起诉。”
“这又是什么情况？”警察问道。
“我得自我反省。是我先挑衅他的。他已经郑重警告过我了。”
警察“啪”的一声合上了记录本。
“下次别再闹事了。”他说。“都别看了，回去干活吧现在！”他又转过身来对着正在围观的一个女仆、几个流浪汉还有屠夫的儿子说道。他领着那一小撮民众，迈着大步朝街上走去。教授瞅着我，眼里蹦出了一丝笑意。
“进来吧！”他说，“我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他话里夹着几分狡黠，但我也没管那么多，跟着他又进了屋。男仆奥斯丁跟个木头人似的在我们身后合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