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时机终于到了，这时，我才可以继续讲述那个夜晚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更多是在书写时，讲述发生了变化，一种不是刻意为之的变化，而是就像自然而然发生，正是发生在写作中。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里，那个讲述故事的盲人直到结尾都徒劳地期待着弟弟不久会从战争中返回来，返回叙述者的家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带着他的海员背包，躺在这样一个火车站厕所里，眼前只有白晃晃的马桶座。这部小说是在学业快结束时创作的。当时，我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生了。
二十年后，菲利普·柯巴尔，也就是《去往第九王国》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我”在中学毕业后独自去旅行，同样带着他的海员背包，在地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而就在这时，所有其他同学都在去往德尔法和埃皮达鲁斯的路上。只是这地方不再是一个公共厕所，而是从克恩滕州的罗森巴赫到南斯拉夫的耶森尼克那条漫长的火车隧道的一个壁龛。那是一个冒险的夜晚，在漆黑的隧道里，货运火车不时地从卷缩在壁龛里的“我”的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第二天，菲利普·柯巴尔开始了他在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长达数月之久的史诗般的漫游，又是徒劳地寻找在战争中下落不明的哥哥。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风景和语言打开了他完全不同的眼界——当时，“我”在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厕所度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点迷茫。然后：干脆就回家去，回到村子里。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包括耶森尼克，我很久之后才去过这些地方，又过了很久才去了喀斯特高原，如果不去喀斯特高原，恐怕就不会有《去往第九王国》了。
在上大学期间，厕所作为避难所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别的地方，建筑，场所。这些地方我根本也不再需要亲自去光顾。一般情况下，只要感觉到那个“需要的东西”就够了。这可能就是哪个地方一个工具棚，一个有轨电车车库，一辆夜间空着的公交车，一个不知从哪次战争遗留下来的、即便半是坍塌的地下掩体。一些本身根本算不上什么的空间同样也让人感到惬意：只要一看到一个装卸台下空荡荡的地方，一看到一家牛奶场、一家运输公司的装卸台，或者别的什么装卸台，就预示着某些像是可以栖身或隐退的东西，还有组装成金字塔似的广告或竞选海报墙，尽管它们不是真正住人的地方，但毕竟是可以想象的停留之地，想象中那里干燥和温暖，至少比外面暖和舒适。
有时候，这样一些隐秘和安全的瞬间仅仅就来自看一看地面，看一看电车轨道，面对那里的沙子和落叶。然后，这里便会成为一个寂静的地方，即使在这个时候电车的铃声无比刺耳，车轮在急转弯时摩擦，仿佛不会有这样粗壮的粉笔划过石板。你会觉得自己沉浸和超脱到这种宁静的、除了沙子和落叶空空如也的轨道里（就这样，一个“人”便有了自己的位子），而不愿特意爬进一片枯萎的、打卷儿的树叶里，就像赫尔曼·伦茨一首诗里的“我”想着要这样。
也很奇怪，只是一再想象着童年的乡村一个寂静的地方就代表这样的地方本身。是的，与当年在那里的情形相比，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中对它的回忆甚至使它产生更加无与伦比的作用。比如说，这样的回家之地、或休息之地，或拐弯之地现在变成了那些反正也越来越没人用的农家牲畜过磅台，是些相当均衡地嵌入地里，嵌入土地或者沥青里的活动木板过磅台，可以容得下身子最长的公牛和身子最肥的母牛。过磅装置安装在平台下面的地底下，牲畜的重量会从这里准确无误地显示在过磅台正后方的表盘上：这个过磅台，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后来站到上面，晃动，再晃动，像它一样上下晃动，和一个人一起，从某个时刻起，你就可以静止地站在木台上，而这个木台便会接着晃动一会儿，就像是在荡秋千和被人推着荡秋千一样。
不言而喻，在城里上大学期间，那些之前早就被感受为寂静的地方，比如马路边的牛奶摊，草场上的干草堆和晒草架，特别是远处田间的小木屋，好像更加强烈地弥漫出时而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寂静。
这不是乡愁。它并没有吸引你去那里。那些牛奶摊，即使早就被弃之不用了，腐烂了，垮掉了，那些干草堆，即使多年前的干草此间已经发霉腐烂了，那些小木屋，即使里面最后一个果子酒罐子早就在冬天的严寒中裂成了碎片，面包皮硬成了石头，板肉皮风干成了皮革，连田鼠也不再来光顾了：所有那些寂静的地方就在那儿，在这里，在我心中，在我身边，更是包围着我，即使，也有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可以拥有，可以触及和“可以闻到”，也许越发不适合当今的时代状况了——越发有抵抗力，也越发能够进行抵抗。
更加奇怪的是，不需要打算，也不需要计划，你可以独自从自身中创造寂静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喧闹中（正是在喧闹中），在时而无以复加地扼杀精神的流言蜚语中。在听这个和那个课的时候，通过阅读伟大的和不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地方就会自然出现，会保护你。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不是通过阅读的东西，只是通过对它的回忆，甚至是在学生食堂里，尽管那里直到晚上都人满为患，可常常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停留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在食堂里，在距离我所在的角落很远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新闻。由于持续的吵闹声，你根本就听不到或者几乎听不到什么新闻。好奇怪，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威廉·福克纳的面孔，十分陌生，但很有风度。我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角落里的我立刻就明白，这个作家在这一天去世了。所有这些年来，作为他的读者，他在我的心里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一种强烈的，令人隐隐痛苦的寂静蔓延到我的心里和我的四周。当我后来——大概是1962年6月？——晚上骑车回城郊的住处时，这种寂静也陪伴着我，一种弥漫到整个城市的寂静。
通过阅读而获得寂静的地方（这里指的并非是所谓在寂静之地的阅读，自然而然，或者也非如此）：几乎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相反，更奇怪的是，也许最奇怪的是，远离书本和童年的栖身之地，一个寂静之地甚至可以从纯粹的身体移动中产生，又是没有计划，又是无意间。一次停顿，一个折返，一种向后走，一种纯粹的屏住呼吸，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情形。最可靠的，或者只是我现在书写时才又想到的？那样的动作是我当时从托马斯·沃尔夫的书《天使，望故乡》中获得的，主人公早慧的哥哥本，只要他无法忍受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的闲话、争吵、胡闹、争斗等时，就会把头扭过去，走到家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在那里对着他的“天使”说：“你就听听这个吧！”直到今天，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依然会模仿本的做法，转过头看向别处，望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是我无声地讲出那句对天使说的话，而天使在他的寂静的地方应该倾听的蠢话，通常都出自我本人之口。
现在是该说清楚的时候了：这样或那样的寂静之地不仅仅只是成为我的避难所、庇护所、藏身处、隐身地、保护所、隐居处。尽管从一开始，它们部分是这样。但是，同样从一开始，它们同时也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更多，多得多。尤其是这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东西促使我在这里写这篇试论，在书写中对它做一点符合它本性的、片段式的阐明。
奇怪或值得回忆的还有：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些似乎是官方的或者被承认的寂静之地对于我来说几乎都名不符实。正好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一再被吸引到城里那空荡荡的教堂和墓地里。但是，记忆告诉我，即使在最隔绝喧闹的教堂里也从来透不出一丝光亮和温暖；在幸运的时候，最多不过从旁边，从法衣室里，从隔离栅栏间透出一缕柔和的微光和一丝短暂和安慰的烟雾。几乎是一种解脱，然后又穿行在外面的巨大喧闹中。
所有那些陌生的公墓，而在万圣节和万灵节时装饰一新的墓地更陌生：更确切地说，当转过头去望着一片空虚时，当想象两脚踩在水平晃动的过磅台上时，当看到那四面透风的小木屋，角落里总是放着祖父或是谁的破烂胶皮靴筒，万灵节便活跃起来，挥手示意，随风而来。
第一个作为寂静之地而包围住我的公墓，是因为其中的厕所才成其为寂静之地，是在很久之后，在日本。是的，从寂静之地回到大写的寂静之地。此外，在如今书写的日子里，我才明白过来，在上大学的几年间，在格拉茨城里的确至少有一个寂静之地可以说名副其实，不同于上述所说的。那不是一间公共厕所，既不是在中心广场上，也不是在火车总站里。在我的记忆中，我更讨厌那些厕所，无疑也是因为那些同性恋者，或者不管是什么人，他们总是在厕所前面不是晃来晃去，就是一动不动，最多不过是有时回头看一眼，不像《天使，望故乡》中的本那样（但是谁知道呢？），他们会在小便池前待数分钟，甚或数小时之久。
那是我当时所在的学院侧楼里的厕所。在那儿四年学习期间，它甚至两次成为我的寂静之地。这种情形总是出现在傍晚时分。这时，教室和走廊已经没人了。在我的想象中，我在城郊的住处，一栋小别墅中的一个小房间，并不受欢迎，不过在我看来，傍晚就蜷缩在那里的狭小和冰冷中也没意思，于是，当我厌烦了食堂，不愿坐着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每个终点站又折回来，而且也没有可看的电影时，就习惯了待在教学楼里，越久越好。我是否在部分还开着门的教室里学习或者读书了：我再也记不得了——我现在觉得，我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的半明半暗中。相反，我却记得，我需要时就会去那个明亮宽敞的，记忆中每次都让我感到温暖和友好的厕所，在离厕所隔间有一段距离的水池前洗头。（别墅里的浴室常常锁着门，甚至……）我每次都快快了事，因为这一层可能还有人，另一个学生，他会让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待在厕所里的我感到诧异，对他来说更不自在。
有天傍晚，我在那里洗头时被吓了一跳，不是被一个学生，而是被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我一年前一次公开考试的考官之一，当时我对自己的学习资料很有把握，而且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就反驳了他一两次（现在我耳边还回响着当时身后观众对这种对待教授的放肆行为的窃窃私语）。教授几乎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反应，只是保持距离地走开了，就在之前，在听课的那一年里，冷漠，尽管站在露天教室下面，却像是居高临下俯视，现在考试时成了冷漠和权威的化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地彼此对抗，可是他有可能更加威严地无视我。从此之后，我就把他视为敌人，正是作为被故意无视的人，觉得受到我的老师的迫害。
在那天晚上，这个教授也许是从他对面的办公室出来，走进了厕所，起初装作好像我不存在的样子，无视我浸在盛满水的盥洗盆里的脑袋。周围满地弄得都是水。他在洗手，不是紧挨着我，但也不在这排最远的那个水龙头——有一定距离，但也比较近。我的教授洗了相当长时间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洗，而我则拿出特意放在书包里的手巾擦着头发。没人说话，也没有交换眼神。突然，他也开始洗脸，一开始只是用指尖，后来，直接把身子深深地弯在盥洗盆上，手心捧着水，两手并在一起，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洗着额头和脸颊，就像是西部惊险片里面一个刚从草地或者沙漠骑行回来的人的模样。随后，他开始梳理湿漉漉的头发，又是梳了再梳，梳个不停，像往常一样，在微微发白的鬓角上抹上了发蜡，在厕所镜子前换领带：把上课和办公时戴的深色丝绸领带换成了一条有花纹图案、颜色鲜亮的绉丝领带。这领带是用手指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来的。最后，他还用袖珍剪刀剪了剪耳朵和鼻子里的毛，用镊子修剪了一下那显眼的黑色的浓眉。然后他走了，去见女人，人家约他去“塔利亚”咖啡厅，在停车场还对着车里的镜子在鼻子上搽了粉，舔掉了牙齿上粘上的唇膏。他走了，没看我一眼，也没和我打招呼。
此后，不管在教室还是别的地方，他继续无视我，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这成了一场游戏，我们俩的游戏。他不再是我的敌人了。自从洗手间的插曲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小秘密。我深信，假如我们今天，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彼此相遇的话，我们会马上，也是第一次开始对话，开始讲述——不是学业和那些日子，而是彼此在那个寂静之地一起度过的时刻，那些未曾预料到的，让人惊讶的时刻。
这里所说的另一次，是我在晚上更晚些时候去了系里那个寂静之地洗头，无论如何在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当时已是深夜，我以为，楼里除了我不会再有别人：要到室外去多少只能是偷偷溜出去。推开门进到盥洗室和厕所时，里面的灯立刻就自动亮起来——或者当时还要“摁一下开关”？——，在我平时洗头的盥洗盆里，有一个人把头埋进水里在洗头。我进门时，他斜着眼从下往上打量着我，和我打招呼，一个陌生人，很友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