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次，我走了运，可以在病房里躺上几天，别问我为什么，是那里唯一生病的学生，被一位圣洁的、像亲姐姐似的修女悉心照料，从早到晚目光从床上透过高大的窗子望向与有着小窗的教室、书桌离每个窗子都很远的自习室完全不同的方向和地方：一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地，也有正在吃草的奶牛，一个熟悉同时也新鲜的地方，没有寄宿学校或者别的什么界限存在于它与这个病房之间。这个病房很小，与那个当年的城堡里所有的房间，自习室、餐厅、寝室不同。
一直待在这个小房间里。然而，有一天早上，好像一下子变样了：起床，穿上衣服，回到生活中，回到健康人的集体中去。从白色的床单，窗前在反刍或睡觉的牛，一个又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形成毫无变化的视野的杉树树梢的无聊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在病房那些天里，胸口上带着不知是什么电子设备，看着窗外一块拥挤的墓地，我压根儿就没有觉得无聊过，同样很久以后又一次待在病房里也是如此。如果说有过的话，那么，在这里有发言权的记忆则会说：没有。）有可能，在形影相吊的这段日子里，我想念这个或那个同学，更想老师。只是离开医院病房之后，我压根儿就没有被吸引到他们那里。当然，我似乎应该马上去报到，去城堡顶层的教室上课。相反，我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早晨空荡荡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然后躲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地溜进了同样空荡荡的公共厕所。距离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早，我又一次走好运，久久地待在那里，没有受到打扰。只不过离开了有暖气的医院病房以后，在这个空间躲避时或者在这个躲避空间里感到冬天般寒冷，四周持续的水声似乎又加重了寒冷。我感到越来越冷。之所以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发了几天烧之后体温变低了？我发抖，我哆嗦，我打颤，这正合我意。我恐怕要待在厕所里，直到可能加重的烧退下去。我把自己关在距离半开的窗子最近的隔间里。我站在那儿，直到过了课间休息，等着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没人找我，还没有。别让牙齿格格打颤。拿出你的本事，寒冷的地方，让我发烧吧。但没有再次发起烧来，直到这冰冷的上午末了也没有。
后来，我仅仅还有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坚持待得更久。那是在我的学习生涯结束后漫长的几个月空闲时间里。最后两年是在一家公立学校上的，过得如此愉快，也算圆满结束，就像从来没有上过寄宿学校一样，不过是个幻影而已。新同学很快就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我，或者说“当时的我”，是其中的一员，虽说不是大家关注的中心，有时也是自鸣得意的一个，受关注的，时而会是这个，时而又会是那个，班级异乎寻常地小，男孩又少之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家才团结一致？
现在，学习时代结束，其他人，这个班，我的班，所有其他人，只是除了我，悉数前往南斯拉夫和希腊了。他们都想——这不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让我一同去，是我自己偷偷地溜掉了。溜掉时的借口和托词是：我母亲没钱让我去旅行。（尽管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它还是个借口。）作为无国籍的人，我似乎没有护照。这也符合事实。然而，按照有关负责人的承诺，护照是可以补办的。就这样，我拒绝了，就像之前拒绝别人给我捐款的建议一样，于是，我最后也只是拿它来借口。
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的心里有某些东西如此抗拒成为那个并不讨厌的团体的一员去旅行。不管怎样，在60年代初一个晴朗的夏日，我独自待在家乡的村子里，远离学校，远离我的家人，在之前享受了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之后变得全然无所事事。
于是，我后来自行决定动身上路，独自一人，肩上背着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海员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和其他东西，这使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准备长久旅行的小伙子。
我当然并没有走很远，长久旅行更谈不上。尽管这条路向西走去，可是在这个方向，克恩滕州的土地可以说很狭小，我没有走出它西部边界。第一天毕竟到了菲拉赫，算来离家大约有五十里路，既不知道是怎么到那儿的，也不知道在哪儿过的夜。第二天走的距离就短些——只到了米尔施塔特湖附近的拉登泰因集镇，我在那儿拜访了一个同学的家，并在他们家里过的夜，睡在厚厚的睡袋里，不知道是在床上，还是沙发上，或者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我却知道我是在哪儿度过第三个晚上的，尤其是，怎样度过的。这是在德拉瓦河畔的小城斯皮特，距离拉登泰因路程不远，距离米尔施塔特湖更近：现在，这座城市也不再依河的名字命名，而是按照湖的名字：“米尔施塔特湖畔的斯皮特”。
所有在那里的夜晚，我都是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度过的——“过夜”似乎不太合适。我的钱用光了，或者无论如何不够去住旅店，也不够住青年旅舍。在斯皮特城里，当年，也许今天？根本就没有青年旅舍。但是，火车站到晚上某个时刻是不会关门的，所以，我可以在火车站大楼里，也包括附近的地方四处游荡，直到午夜，或许更久。
有一段时间几乎还挺暖和的，那可是夏天。不过夏天的夜晚一般都会很快凉快下来，当时至少是这样；一个绝对温暖的夜晚：在记忆中，有一件少有的事，十分特别的事——你后来无论如何都不想进屋去，更想继续坐在外面，大家一起，是的，和其他人一起，静静地，这里偶尔的谈话声和那儿大自然的响动也是这寂静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香忍冬的香气飘过这样一个夏夜，只有轻柔的晚风拂面而来。这晚风更胜于威廉·福克纳书中所描写的南部国家和密西西比州的香忍冬。
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内外的夏夜却不是这样的。早在午夜之前，外面就开始变凉了，寒意很快也会在四面敞开的大楼里蔓延开来。起初，我还在外面走大圈，沿着火车站职工花园，走到火车站灯光照不到的河谷草地，后来范围变小，越来越小。
此外，还有一件打发时间的差事，可以说，它暖和了我的身子，赶走了疲倦，那就是在不同的站台上看火车，尤其是长途火车，有开往雅典、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布加勒斯特的，还有开往慕尼黑、科隆、哥本哈根、奥斯坦德的——再说，所有这些火车都停站。后来，过往的火车便越来越少，从某个时刻起，你就顶不住疲倦了。它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或者后来的确还有办法：我把自己关在火车站厕所的隔间里。那儿尽管偏僻，但毕竟是在火车站大楼里面。
打开厕所门需要一个先令硬币，当我关上门时，我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我放松地躺在瓷砖地面上，把旅行袋当作枕头。但是小隔间当然如此小，要想伸展开四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头靠着后面的墙上，绕着马桶蜷缩成一团。这个还算宽敞的厕所里灯光相当明亮，白晃晃的，整晚都开着，并且只是微微暗淡地向上照进大概有小孩脚那么宽并向下敞开的隔间里。身上盖着从旅行袋里拿出来的几件衣服，我试着读会儿书，读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前一天在拉登泰因，这本书在使我诧异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打动了我的心灵，使我兴奋不已，因为小说结尾时关系到死亡，那个濒临死亡的人简直无声无息地陷入了对此的沉思之中。
但是，蜷缩在白色的厕所地砖上，想继续读下去是不可能的。最初找到这样一个睡觉的地方的兴奋劲儿过去之后，疲倦也再次更猛烈地袭来了。（直到现在，今天，在书写时，它依然使我脑袋和眼皮发沉，我不得不与立刻就要躺下睡觉的强烈念头作斗争，就像当时一样，我唯一的愿望是想有张床。）
我的眼睛在那里闭上了。只不过在厕所睡着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进门时交了钱，但是夜越深，我就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违法的人。我没有权利躺在火车站厕所的地板上，更不用说在那里睡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打开门出去。对我来说，没有别的地方能像这里一样让我待上一个晚上。这里现在是我的地方，包括我的脸在马桶中倒映的影子，天亮前我一直面朝它躺着，包括用来固定坐便器的螺钉上涂的润滑油，或是什么，还有粘在润滑油上的一圈细毛，或是绒毛，或是毫毛，或是什么，包括隔间墙上睡着的苍蝇——“啊，睡觉！”——或是蜘蛛，或是盲蛛，或者不管是什么也罢。
在这种不合法的情境下，我听到外部世界的响动，与迄今所听到的不同，听到它们在我的寂静之地怎样传到我的耳朵里，不是遥不可及甚或空洞，更多的是近在咫尺，直达耳膜。一方面，这样一种聆听也许很正常，因为那些夜晚时刻首先是货车过往的时刻，它们都不停站，像铁制的鬼魂列车一样呼啸而过。另一方面，在越来越长的宁静时刻里，远处河谷低地里猫头鹰的叫声传到这个非法躺在这儿的人的耳际，就像是一句“他在那儿——他就躺在那儿——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的叫喊。甚至连铁路花园里夏天的蟋蟀音乐会（也许那个夜晚根本没那么冷）惊醒了快要进入梦乡的他，因为突然有尖叫声或用颤音的歌唱回响在他的耳际；同样，从火车站一棵树上刮来轻轻的阵风也惊动了他。在那个一再完全寂静的夜晚时分，却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寂静之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渐渐地，我也不再期盼能躺到床上去了。无论如何我想要整晚，直到天亮——这当然在7月初时很早就可以感受得到——，就躺在火车站厕所的搪瓷马桶旁，蜷缩成半圆或大半圆。我现在想起来，根据那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当鬼怪大军夜晚实施杀戮呼啸过天空时，地面上受到威胁的人就会寻找保护；他们躺倒在地，一个挨一个地形成一个个车轮。可是，当你独自一人时，该怎么办呢？我独自围成一个车轮，几乎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做后来就渐渐地提供了一个即使并不称心的避难所。
我似乎无论如何也不想跟一个班的其他同学换个位，当我在这里蜷缩着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时，他们却正在南方天空下某个地方钻在他们的睡袋里，这个女孩和那个男孩不是手拉着手，就是摸着别的什么地方，不是在梦乡里，就是醒着躺在那里。当然，他们或许也会有什么要讲述，但这与我在这里要讲述的东西是不可比较的，我不会明天就讲述，明年也不会——要讲述的话，这个事情自身暂时太贫乏——，不会讲述给任何确定的人或者亲近的人：这样一个人恐怕会注视着我，想象着我这个人或我的形象蜷缩在马桶旁，并且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