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他的家乡音乐盒也是周六夜晚舞会的聚会点——通常都是绕着它们围成一个大半圆——，可是他后来似乎从来没有想起过这样的情形。他无疑也喜欢观看那些舞动的人，因为在酒馆的昏暗中，他们面对那好像从地里面轰响而出的光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剪影——只是对于他来说，点唱机就像过去的田间小屋，是一个宁静的玩意儿，或者某种使人变得宁静、让人静坐的东西，相当无动于衷，几乎连续不断，只是被那从容不迫、简直就是庄重的“去按按钮”所打断。他也从未在聆听点唱机时失去自制，不像平时听那让他觉得十分亲切的音乐一样——甚至包括严格的古典主义音乐，以及之前各个时期特别精彩的——，或者狂热，或者心醉神迷。有人曾经告诉他，听音乐的危险在于它迷惑你把才要做的事情当成已经做过的：相反那个开始阶段的点唱机-音响使他完全可以集中心思，在他的心里独一无二地唤起它可能的图像，或者使之震荡，并且使之在其中更加强大。
那些能够让你静心思考的、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地方，后来在大学岁月里有时候变成了避难所，可以和电影院相比；如果说他自己更多是偷偷地进入这些场所的话，那么他迈进各种不同的点唱机咖啡馆时每次都更加无忧无虑，并且自我宽慰说，这些久经考验可以集中心思的地方也是学习的理想场所。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当他试图默默地温习那些在这样的公众场合接受过的材料时，比如临睡觉前，则通常所剩无几。诚然，他要感谢寒窗苦读时那样一间斗室或者栖身之地给予他的一次次经历，当他现在要把它们记下来时，只能用“奇妙”这个词来表述。在一个冬末的夜晚，他坐在这样一家饱经沧桑的点唱机咖啡馆里，他越是在笔记里使劲地勾来勾去，他就越记不住东西。这个咖啡馆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算不上典型，在城市公园旁，而且面包柜和大理石小桌子也不适合他这玩意儿。点唱机在演奏着，但他一如既往在等待被他自己按下的号码；然后真的轮到了。突然，在换唱片的间歇之后，它，连同它的响动——咔嚓声，寻找的嗡嗡声，在点唱机的腹部里穿来穿去，猛地咔嚓响，搭接声，第一个节拍之前的沙沙声——，仿佛都属于点唱机的本质。这时，从那里深处回响起一种音乐，一听到它，他人生第一次，后来只有在爱情发生的时刻有过，感受到了那种专业语言中称为“漂浮感”的东西，那么他自己四分之一多世纪后又会把它称为什么呢：“升天”？“超界”？“成为世界”？或者这样：“这个——这首歌，这种声音——现在就是我；我伴随着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和声，一生中还从未成为那个就是我的人；像这种歌唱一样，我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像通常一样，对此有一个谚语来表述，但是也像通常一样，它不完全名副其实：“他在音乐中升华。”）不想先搞清楚，合唱团都有谁，一把把吉他在为他们的声音伴奏，同样零零散散，相互交织，终于汹涌齐唱——他听点唱机时，至今喜欢独唱歌手——，他简直惊叹。就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去这个酒吧待好几个小时，要坐在这个宏大的、同时又那样漫不经心的回声中，他受到其他客人的感染，沉浸在一种让人无法用好奇来言状的惊叹中。（音乐盒意外地成为“公园小屋”的中心，那里通常更多是报夹架子发出咔嚓声，唱片源源不断，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合唱组合。）可是后来，当他已经很少听广播时，有一次无意间获悉，那个放荡不羁的人称天使舌头的合唱团，他们无所顾忌地高声唱出了《我想抓住你的手》，《爱我吧》，《摇翻贝多芬》，使他忘却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影响，这就成为他买来的第一批所谓的“不严肃”的唱片（他后来接二连三地几乎只买这样的唱片），后来在那个圆柱式咖啡馆里，正是他，一如既往地按下《我看见她站在那里》（也是在点唱机旁）和《我们今天说的事》不断聆听着（这段时间已经信手拈来，对歌曲序号的数字和字母记得比法律文本还准），直到有一天那些拙劣而虚伪的声音像祸水一样涌来：老牌子依旧保留着，兜售的却是“当下的热门歌曲”，而且是德语的……今天他还在想，披头士最初的歌声依然回响在耳际，从那个被公园树木所环绕的沃利策里发出的：什么时候那样优美的旋律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在后来的岁月里，点唱机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多少也许不是因为他现在更愿意在房子里听音乐，肯定也不是因为他年龄大了，而是——他自己开始忙于“试论”时，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因为他此间生活在外国。不言而喻，只要他出现在某个殷切咕哝着和玩着色光谱的老朋友面前时，比如在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卡克福斯特斯、圣特雷莎加卢拉等，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投进硬币去。但这更多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这时的倾听大多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相反对它们的意识立刻又回到他那一次次片断的经历中，那里本应当就是他理想的立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在家乡的第一条道路把一些人引向“公墓”，“海边”或者“常去的酒馆”，而他，常常少不了径直从汽车站奔着音乐盒而去，彻底被它的隆隆声所震撼，但愿如此，少些陌生，不灵活地踏上他其余的路程。
说到这里，该谈谈外国的点唱机了，它们不只是放放唱片，而且也在更大的事件中心起作用。这样的情形同时每次都超越了纯粹的外国，发生在某个边界上；一种十分亲切的世界的尽头。如果说美国是所谓“点唱机的故乡”的话，可是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他留下了如此印象——除非在阿拉斯加，那里依然如故。但是：对他来说，阿拉斯加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吗？——在一个圣诞前夜，他来到了安克雷奇，做完圣诞夜祷之后，在那个小木教堂门口，在所有那些不熟悉的人中，也包括他，好像笼罩着一种少见的快乐，然后又去了酒吧。在昏暗和酒鬼的乱七八糟之中，他看到在那闪烁的点唱机旁站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这里唯一安静的人。她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高傲而带着嘲笑的大脸，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个点唱机的节奏中和一个人跳舞。这时，就连那些平日喜欢惹是生非的人都为他们让道，仿佛这个女人，看样子与其说年轻，倒不如说样子还不老，简直就是其中最年长的。后来，他们一起穿过后门，她的越野车停在一个结冰的院落里，边窗上画着阿拉斯加松树的轮廓，挺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内陆湖边；天上飘着雪花。他们保持距离，除了在跳舞时轻轻地拉起手外，相互就没有过身体接触，她要求他和她一起走，她和父母在库克湾对面的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渔场。刹那间他明白了，在他的一生中，终于有一个不是由他独自，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的决定成为可能：他立刻也可以想象，跟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穿过那雪地里的边界，完全当真，永远，不回头，也要放弃他的名字，他工作的方式，他的每个习惯；这儿这双眼睛，亲切的彼岸那个地方，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这正是帕齐伐尔面对那个拯救的问题的时刻，而他呢？面对这相应的时刻，一点不错。和帕齐伐尔一样，不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他有那幅图像——，而是仿佛这一切和他融为一体，自然而然，他犹豫了，接着就是那幅图像，那个女人，彻底消失在雪夜里了。接下来的夜晚，他总是来到这家酒馆，在点唱机旁等着她，后来甚至询问和探究她的下落，但尽管很多人想起她来，却没有人能告诉他，她家到底在哪儿。过了十多年以后，这次经历成了契机，他在从日本乘坐飞机返回之前，特意用了一个上午申请了美国签证，然后真的又在笼罩在冬季昏暗的安克雷奇下了飞机，漫无目的地在这座白雪覆盖的城里来来去去好几天，他的心就贴在那干净的空气和宽阔的地平线上。甚至这期间连新的烹饪艺术也渗透到了阿拉斯加。那个“酒吧”变成了“小酒馆”，还有相关的菜牌，看上去蒸蒸日上，这自然就容不下在那变得明亮轻巧的家具旁放一个笨重而陈旧的点唱机，不仅仅在安克雷奇是这样。然而，这样一个点唱机的标志就是那些不是从又窄又长的棚屋里就是从最后面的角落里踉踉跄跄冲到人行道上的人——各种各样的种族——或者一个在外面冰块之间四处打来打去的人，因为他被警察巡逻队包围着——通常都是白人——，然后他被制伏了，趴在地上，肩膀和弯到大腿后面的胫骨被紧紧地捆住，两手被铐在背上，像雪橇似的蜷曲在冰雪上，被拖到后面敞开着的运输车里：这时，在棚屋里面，有一台历史悠久地占据着这个又窄又长的空间的点唱机，亲切地召唤着一个人，播放着那些相应粗狂的歌曲。这点唱机就放在前面柜台旁，柜台上趴着又是流口水又是呕吐的醉汉（有男人，也有女人，主要是爱斯基摩人）的脑袋——你似乎可以指望找到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全部的单曲唱片，马上透过那烟雾缭绕，听到约翰·弗格蒂那迫切而阴沉的悲叹，让人心如刀割，还有他在自己作为歌手的迷途上“不知什么地方”失去了“关联”，“我要是每唱一首歌至少得到一美元该多好啊！”而从冬天只有货运列车通行的火车站下面，可以看到一辆机车的信号，它带着对北极地区来说很特别的标志“南太平洋火车”，让它那轰鸣着穿过城市、拉得长长的、独一无二的管风琴声响彻大地；一只被勒住的乌鸦在通往只有夏天才开放的游船码头小桥的铁丝网旁挣扎着。
这样看来，难道说音乐盒就是无所事事的人，这些城市游手好闲的人，这些当今更摩登的世界一隅游手好闲的人的玩物吗？不。他无论如何在寻找着它们，不是在无所事事的、而是在有事可做的时间里，或者在有计划的时间里，尤其是从所有的外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之后更甚。如果说在写作几个小时之前走一走是要求得安静的话，那么之后走一走就是寻找点唱机，几乎同样有规律。——为了让自己散散心？——不。一旦他开始追寻什么东西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分心的。他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唱片机和类似的东西；每当听完收音机里的新闻之后，只要一开始播放音乐，不管是什么，他都立刻关掉；即使他寂寞难熬，在空虚和意识变得麻木的时刻，只要他想象着他现在并不是孤独一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这就足够了。他更喜欢自己当下的状态。甚至连电影院，昔日曾经是工作之余的一种避难场所，他都越来越不想去了：这期间，偏偏就在电影院里，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常常侵袭他，他害怕再也无法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东西，于是他电影看到一半就走出去，这无非就是要逃脱开这样一些下午的噩梦。——那么他要去寻找那些点唱机，是为了像开始时一样让自己集中心思吗？——也不再是这样的情形了。在索里亚逗留的那几星期里，他已经想方设法要仔仔细细地读一读圣女大特蕾莎的著作；每每伏案写作之后，他就“径直坐到”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跟前，或许会用一个有点放肆的对比来解释这样的行为：这位圣女曾经受到她那个时代之前一次信仰之争的影响。这次信仰之争16世纪初发生在两个派别之间，关系到接近上帝的方式：一派认为应当为此“集中心思”——那些所谓的recogidos——通过绷紧肌肉及类似的方式，而另一派，也就是dejados，被称之为“顺其自然者”或者“宿命者”，他们无为而治，任凭上帝在他们的心灵—alma—世界里任意主宰，而这位修女看来更接近听任者而不是集中心思者，这是因为，如果有人一味将自己更多地交给上帝的话，那他同时就可能被魔鬼所征服——可以说，他也就是这样坐在他的点唱机跟前，不是为了集中精力继续做下去，而是相反听之任之。他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只是洗耳恭听那些别有洞天的点唱机里的和弦——“特别”也是因为，在一个公共场所里，他并没有遭受这些和弦的折磨，而是选择了它们，仿佛在亲自“演奏”它们——，于是在他那听之任之的内心里得以延续：当他坐在那音乐盒跟前（西班牙语：junto，心心相印）听着鲍勃·马利的“救赎歌”，一个个早就没有生气的图像变得生气勃勃，浮现在眼前，只需要这样写下来就是了；伴随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爱丽丝的“特别之夜”，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女性人物进入他正在从事的叙述里，而且一再有条不紊地拓展开来；与喝了太多酒时迥然不同，他这样倾听时记下的东西，第二天依然萦绕在耳际。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思考时刻（从来都不会发现它们带有什么意图，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桌旁——一种随意的思考，他无非看作是对比和区别），他之所以走出去，不单是为了走得越远越好，而且也走向那些点唱机酒馆。后来，他每每坐在那家点唱机曾经被手枪子弹击中过的皮条客酒吧里，或者坐在失业者咖啡屋里，那里面有为从附近精神病医院里随便跑出来的病人准备的桌子——一张张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苍白面孔，唯独用啤酒送服药片时才会动一下——时，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他之所以来这里，并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而更多是为了反复聆听《嘿，乔》和《我和鲍比·麦吉》。——难道这就不意味着，他之所以去寻找那些点唱机，就像人们所说的，是要偷偷地从当下脱身吗？——也许吧。然则，事情通常截然相反：除了他这玩意儿之外，凡是还存在于周围的东西，都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当下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在那些酒馆里选择自己合适的位子，从那里既可以一览整个空间，又能够看得到外面的剪影。于是，与点唱机为伍，连同那联翩的浮想，没有那令他厌恶的观察，常常出现了一种自我升华，或者恰恰成了当下，也包括其他那些景象。而体现在它们身上的当下性，与其说是那些引人注目或者令人大受刺激的东西，倒不如说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只是习惯的形式或颜色。而他觉得这样升华的当下是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更值得传承下去；这样一种当下，平时也只有在阅读一本可以唤起你思考的书里才会出现的。简单地说，一个人走来走去，一丛灌木动来动去，一辆无轨电车是黄色的，并且拐向火车站，道路交叉口形成一个三角，女招待站在门边，粉笔在台球桌边沿上，天下雨了，如此不胜枚举，那么这一一都会告诉你什么。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下拥有了四肢！这样一来，甚至连“我们这些玩点唱机的人”那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那些为数不多的变化都值得引起注意了。他自己按键时常常一只手叉在腰间，并且微微倾着身子，几乎要挨上这玩意儿，而另一个人则用双手去选择，他叉开两腿，保持距离，伸展双臂，像个技术员一样，接着第三个人让自己的手指在按键上飞舞，犹如一个钢琴家，之后立刻离去，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或者待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一个试验结果，直到声音开始响起来（然后也许没有听下去就出门消失在街上了），或者他干脆就从桌旁呼喊着那些记得滚瓜烂熟的编号，让其他人帮他启动所点唱的全部曲目——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点唱机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如同一个生灵，一种宠物：“从昨天起，它就不乐意那么顺顺当当了”，“我不知道，它今天会怎么样，它是故意为之。”——难道他真的觉得这样一个机器和另一个一样吗？——不。它们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鲜明的厌恶和地地道道的温柔或者显而易见的恭敬之间。——面对的是一个系列产品？——面对的是上面留下的人的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在乎这个机器的形式本身。在他看来，作为战争产物，点唱机也可以是木制的，或者不叫“沃利策”，而叫“音乐箱子”、“交响曲”或者“军乐”，并且拥有那样一个德国经济奇迹产物的小盒子造型，甚至彻底没有光亮，由深色和不透明的玻璃构成的，没有声响，表面上看死气沉沉的，可是你一投入硬币，那多重选择的字体就会闪烁；你一按下键去，伴随着外面黑色玻璃正面的搜索光标，从里面就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期间，对他来说，如此举足轻重的不再是那种特别的点唱机声响，而是那不同凡响的叫唤声，因为它是如同从许多无声的深层里面发出来的，你常常只有洗耳恭听才可以听得到，他曾经这样想到，与威廉·福克纳在其小说中描写的那条“大河”一样，在那片被淹得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让人在那无声而平静的河流深处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如同“密西西比河的哗哗声”：必要时，他可以满足于挂在墙上的盒子，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来要比从袖珍收音机里更平淡，或者更细弱。而万不得已时，在酒馆的嘈杂声中，声音变得听不见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有节奏的空气振动，他要从中听出那个——唯一的前提——他所选择的乐曲的副歌或者仅仅是节拍，由此在他的耳朵里，从振动到振动，整个歌曲在演奏着。相反他面对那样的点唱机时很反感，因为那里所播放的歌曲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依照“风格”分类排列起来的，而本身是一个系列的部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贯穿整个国家，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由一个无名的中心规定甚或强加给各个酒馆。这样的中心，他只能想象为一种黑手党，点唱机黑手党。这样——在所有国家里，此间几乎只有这样的东西——一些系列组合没有演奏形式，只有在适应当下的前提下才有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对此已经洞察秋毫，即使它们被镶嵌进这历史悠久的沃利策模式里，显现在不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预先印制好的节目单上，除了那一个个写着歌手名字和歌曲名的小牌子外，预先做好了全面而周到的准备。然而奇怪的是，他也回避那些点唱机，因为它们的节目单如同一些餐馆的菜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显示出唯一的个人手迹，尽管通常恰恰在这里，每个独立的唱片就像是专门为他所确定的：对他来说，一个点唱机的节目不应该体现任何意图——更何况如此高贵的——，任何专长，任何知情，任何和谐——它只需要向他表现出一片混乱不堪，连同它那令人陌生（随着岁月的逝去会越来越多）的部分，以及许许多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曲目，其间当然愈加珍贵的是，要确切地寻找出那些此刻适合他的方式（从那漫无头绪的范围里能够找出来几个就足够了）来。而且这样的音乐盒，你可以从它们的选择面板上看得出来；机打和手写的大杂烩，特别是那些经常从曲名牌到曲名牌不断变换的手迹多种多样，一个是用墨水写的大写印刷体，下一个则是随随便便、几乎像是用女秘书的速记手法写上去的，但绝大部分不管衔接还是字母方向多么千差万别，可看样子却显得特别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有些如同小孩子的字体，涂涂画画的样子，在所有那些错误百出的字迹当中却往往是拼写完全正确的（包括重音符号和连字符），而对那个相关的女招待来说，这些歌曲名无疑带有异域色彩，那纸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已经变黄褪色，字迹变得暗淡，难以看懂，或许也被刚写上另一个曲目的纸片盖住了，不过，透过光线，尽管已经无法辨认，却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预感。久而久之，如果仅有一个点唱机的话，那么他的第一目光越来越看重的是其选择范围，而非“它”那些用这样的笔迹所标记的唱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偏偏就倾听起这个点唱机，哪怕他对它之前很陌生或者完全不熟悉。就这样，有一次，在巴黎一个郊区的北非人酒吧里，站在点唱机前（从它那地地道道的法国式统一编码牌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是黑手党提供的），他在边上发现了一个标签，手写的，字母又大又不规则，各个都像惊叹号；他选择了那首走私进来的阿拉伯歌曲，然后不断重复，并且此刻在这里还有那个悠远回荡的西迪曼苏尔陪伴，那个从他沉默中清醒一会儿的酒吧侍者这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不同凡响的地方”的名字，那个从他的沉默中清醒片刻的酒吧侍者这样说道。（“人们可不那么容易就能去那儿的！”）
难道这意味着，他为自己心中那些点唱机的消失，这些昔日的物品的消失，也许没有未来的复兴感到遗憾吗？
不。他只是想要在它从自己的目光中消失之前牢牢地把握住它，承认一个东西对一个人会意味着什么，而且首先是从一个单纯的东西里会散发出什么来。——萨尔茨堡城边一个体育场的客栈。外面。一个明亮的夏夜。那台点唱机立在露天，在敞开的门旁。露台上一张张桌旁坐满形形色色的客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他们用各自的语言在聊天，因为这个酒馆也招揽相邻的机场前露营地的客人。那是80年代初，这机场还不叫“萨尔茨堡机场”，最后一个航班在太阳落山时降落。在露台和体育场之间全是白桦和杨树，在暖融融的空气中，树叶在那深黄色的天空前不停地颤动着。在一张桌前坐着当地人，“马克斯格兰工人体育运动俱乐部”的会员和他们的妻子。那个当时尚属于奥地利乙级联赛的球队，下午又输掉了一场比赛，也许会降级了。可是这天晚上，这些同心一意的人谈论着，而酒吧间的小窗旁总是人来人往——从帐篷里来来去去——，也有一次是从树丛里来的。他们同时看着那些树：它们如今长得多么高大，多么挺拔啊。他们，也就是这些协会成员，当年共同亲手把这些小苗苗从那边黑沼地里挖出来，一排排地移栽到这里的棕色黏土上！这天晚上，外面的点唱机反复把那首歌播放到渐渐变得昏暗的大地上，间歇中伴随着树叶的唰唰声和沙沙声，弥漫着各种和谐的声音。这首歌是海伦·施奈德用富有活力的声音演唱的，名叫《盛夏夜》。与此同时，酒馆里面空空如也，白色的窗帘迎风飘进敞开的窗户。然后有个人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年轻女子，无声地哭泣着。——多年之后。一家酒店，一家gostilna，坐落在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一个圆形山包上，远离从斯坦尼基（或者桑丹尼勒德卡索）通往公路的干道。里面。一台巨大的老式点唱机立在柜子旁，就在通往洗手间的道上。透过窗户玻璃，可以看到唱片圈和唱盘。要使之运转起来，不是投硬币，而是筹码，光按键也不行——只有一个键——，而是之前需要转动刻度盘，直到你想要的编号与刻度线相吻合。机械臂随后将唱片优雅地放上去，可以与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侍者端上菜肴时肘部弯曲的姿态媲美。这家gostilna很宽敞，有好多空间，在这个早秋的夜晚——外面从北部山区掠过这片高原的Burja或者Bora丝毫没有减弱——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来自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许多班级的学生举行毕业联欢；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相聚好几天。喀斯特火车那特有的信号由山岩向上顺风传过来，拖着一个山间渡轮般沉重的鸣响。在那张司空见惯的铁托画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同样是彩色的，不过要大得多：这是当年那个店主的画像，他自杀了；他的太太说，他不是本地人（即使是从那个最近的山谷村子来的）。这天夜晚反复回响在大厅里的那首歌被当作一首充满自信的、同时天真烂漫的、甚至在一个民族的想象中可以伴舞的齐唱来歌唱；这些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按着键钮。作为重唱句，它仅有一个词：“南斯拉夫！”——多年后又一次。又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还是在黄昏前，这次是在意大利这边的喀斯特地段，更准确地说，就在很久以前从海里抬升起来的石灰山包到没有岩石的低地平原的边界上，这里的标志就是蒙法尔科火车站的轨道：铁轨那边立刻就是缓缓上升为高原的石头荒漠，这段铁路被一片小松林遮挡着——这边是车站大楼，掩映在截然不同的雪松、棕榈、悬铃木和杜鹃花等各种植物之中，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水，龙头无忧无虑地大开着，从站台喷泉里喷涌而出。那台点唱机就立在酒吧里，在白天酷热之后敞开的窗户下面；门也大开着，向外看去就是轨道区。除此之外，这家酒馆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寥寥无几的家具已经被推到边上，而且擦拭得干干净净。在那湿漉漉的水磨石地面上映现出点唱机的光亮，一种伴随着地面变干而慢慢消失的光芒。酒吧女招待的脸十分苍白地映现在窗户里，恰恰与那对正在外面等待的旅行者晒成古铜色的面目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的里雅斯特开往威尼斯的快车发出后，这座楼看上去空空如也；只有两个半大小子在板凳上闹腾着相互扭打在一起，火车站成了他们此刻玩耍的地方。夜蛾已经从那边喀斯特松树之间的昏暗中嗡嗡飞来。一列长长的封闭货车丁零当啷开过去，车厢外面那唯一闪亮的东西就是随着其系绳而飘动的小封铅。伴随着接下来的寂静——这是最后归去的燕子和最早飞出的蝙蝠之间的时刻——，那点唱机的声音开始在这个地方响起。那两个年轻人依然继续扭打了一会儿。有两个官员从他们的办公室走到站台上，不是来听点唱机的，或许更多是巧合吧，从候车室里走来一个清洁女工。突然间，在这个区域到处都出现了直到此刻被忽视的身影。在黄杨树旁的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在厕所后面的草地上有一大队士兵安营扎寨，看不到任何行李。在开往乌迪内的站台上，有一个强壮的黑人靠在一根柱子上，同样没有行李，只穿着衬衣和裤子，埋头在看一本书。从后面郁郁葱葱的松林间，有一对鸽子在空中盘旋，一只紧跟着另一只。看样子，仿佛它们在这里都不是过客，而是火车站地区的常住居民似的。火车站的中心就是喷泉，饮用水从中哗哗地喷出，在微风中泛起涟漪，并且四处喷溅，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留下了许多湿漉漉的脚印，这个最后喝水的人此刻十分鲜明地把自己的脚印融入其中。稍远一点，沿着轨道，可以走路过去，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条地下喀斯特河，名叫蒂马莫，形成三条支流，而在维吉尔时代，根据《埃涅阿斯纪》记载有九条；它很快就变得宽阔，然后流入地中海。点唱机此刻播放的那首歌吟咏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信，她背井离乡，流落远方，远离所有熟悉和梦寐以求的东西，她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或许也是悲伤的惊奇，米雪尔·夏克那柔美的唱腔响彻在蒙法尔科内火车站区的夜晚里，这首歌名叫《安克雷奇，阿拉斯加》。
在索里亚的几周里，他有时候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所思考：“我干我的事情。它适合我。”此外有一次，我想到了那“我有时间”的日子，没有任何习以为常的别有用心，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想法。喀斯特高原上几乎每天都下雨刮风，他用铅笔将窗帘固定在窗缝里。那喧嚣声越来越折磨着他。下面厨房门口从刮鱼鳞变成了每天肢解动物，用斧头砍，各种各样的动物，外面山坡草地上那条条如此蜿蜒崎岖的道路成为摩托车越野的路段。（他听说，索里亚甚至申请举办欧洲锦标赛。）他在电视里看过这项运动，那些弹跳到空中的英雄犹如录像中的游戏角色，是些值得钦佩的人物。但此刻坐在桌旁，一只大黄蜂冲着他的脑袋嗡嗡叫，他觉得相比之下是一种惬意。他一再从旅途上精神抖擞地——他独有的精神抖擞——回到工作上，立刻又在这嘈杂中丧失殆尽。这喧嚣声不仅仅是片刻破坏了什么，而且是永远。令人忧虑的是，他此间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开始蔑视一种像他感受图像并且相应付诸话语一样的活动，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孤独。另一方面，他在寂静中确实时而迷失过，而且他刚刚才从软弱——怀疑，更多是无望——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变得强大了，无视环境，开始自己的行动。他每天都要绕道从圣多明各教堂正面走过——不，与后面那些新建筑相比，那不是正面。宁静从中弥漫出来，他只需要去接受它。令人惊奇的是那些雕像故事的叙事方式：夏娃被上帝带到亚当面前的同时就已经和她的男人背靠背站着，他在下一个场景里仰望着智慧之树，耶稣复活的消息是由人群中一个女人传给那些排成长队的人中排在头一个的使徒，与此同时继续向后传下去，从他们说话的身体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唯有最后一个一动不动，好像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工作前他小步走路，接着迈起大步，不是出于胜利的感觉，而是因为他头昏目眩。爬山会使他更深地呼吸，更清醒地思考，只是不能坡度太陡，否则他就觉得那些思考变得太激烈。同样他宁可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水而行，这有点迎上前去的架势，而且带着从中而来的能量。如果他要摆脱冥思苦想的话，那么就走在那条废弃的索里亚——布鲁克斯铁道枕木上，或者更远地走到城外，来到黑暗中，那里他每走一步都得非常当心。当他之后从草原的昏暗中回到大街上时，由于刚才摸索行进，他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要在圣多明各的人物塑像前放松自己，揉一揉那僵硬的面孔。他重复着自己的路，只是每天增添一点变化而已；与此同时，他觉得好像所有其他的路也在等待着他去走似的。在安东尼奥·马查多林荫道旁，到处是多年堆积的纸巾和避孕套。白天里，这些草原上除了他的身影，几乎只有年老的男人忙来忙去，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穿着磨坏的鞋子；他们擤鼻涕之前，不厌其烦地将折叠好的纸巾掏出来抖一抖。在工作之前，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至少要向他们中的一位打招呼，也打算得到回应；要是他经历不到这样微笑的瞬间，他就不想进自己的房间；有时候，他甚至特意停住步子，要让人家超过他，就是为了说声“嗨！”和互相点点头。他之前还要每天坐在索里亚中心酒吧一扇大窗户前，借助词典读报纸。LIavero是“钥匙串”：一个女子举起一串钥匙参加布拉格的游行；dedo pulgar是拇指：美国总统将拇指指向空中，示意巴拿马的血腥之行取得成功；puerta giratoria是旋转门（通过它，塞缪尔·贝克特当年走进了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关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他不是带着心满意足的感觉拜读的，而是面对历史怀着一种古老而复苏的恐惧。无论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都继续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品格论》中寻找答案，而且喜欢上他们之中的许多，至少他们的一些特征——他也许把这些看成自己的——；他觉得他们的弱点和愚蠢是所有孤独人的标志，他们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与希腊城邦格格不入，但为了以某种方式属于其中的一员，他们鼓起绝望的勇气玩起可笑的游戏；如果他们过分热心，格外青春，夸夸其谈，或者十分显而易见，总是充当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们”的话，常常随之而来的不过是，他们在其他人之中，也包括他们的孩子和奴隶，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间，他抬起头来，通过窗户望着外面一棵悬铃木——依然挂着稀疏的树叶——，旁边是一棵已经光秃秃的山槭，上面卧着一群像蓓蕾似的麻雀，反而几乎可以高枕无忧，除非刮起狂风，那么安静，仿佛那些就在旁边摆动着、飞舞着、晃来晃去的锯齿树叶更像鸟儿似的。到了下面那座跨河的桥跟前，他对这个地方有了极为强烈的感受，与其说是面对那些石拱和那浑浊而缓缓流去的冬天河水，倒不如说是因为桥顶上那块牌子：杜罗河。桥头有一家酒吧叫“Alegria del Puente”，意思是：桥的快乐。他一看到这牌子，马上就绕弯儿四处转转，然后走进去。这里的河岸斜坡不是赤裸裸的岩石，而是从泥土里冲刷出了磨成圆形的冰川石块。远在外面那片荒原上的城墙残垣旁，多少世纪的风吹在那些黄色的沙石上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沟纹，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图案，他看到马约尔广场旁几座古老的宫殿就坐落在自然凝结的卵石基座上，沉降在昔日那些冰川湖底上。路过时能够通过浮光掠影稍微领略一下这片大地，他了解到，在西班牙，地理曾经长期是历史的仆从，那些征服和划定边界的仆从，直到现在才更多地重视“各个地方的信息”。有时候，偏偏在冬天里，色彩才有生机。天空烟雾弥漫时，下面的垦荒地却郁郁葱葱，连穿过废墟地区的小径也呈现出青苔绿。在其他一切都早已黯然无光时，野蔷薇灌木则形成了亮红色的虹。一对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起来，它们的翅膀又一次在空中闪亮，犹如快速旋转的车轮。在这个没有下雨的日子里，扬起的灰尘围绕着这座城市飘扬，他预感到这里的夏天就要来到。云彩的影子掠过光秃秃的高原，好像从它的怀抱里撕裂出来似的——看样子，仿佛云彩的影子虽然到处都是，可喀斯特地区这儿才是它们的故乡。一天清早，一丝风也没有，在明媚的阳光下，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在皑皑白雪之中北边和东边的山脉，尽管这两条山脉相距甚远，可他却看到那熠熠发光的山坡被云影罩得斑驳，光影一动不动，一丝风也没有。他的思绪如此沉浸在那皑皑白雪之中，因而在房门前不由自主地拍打起鞋上的雪。有几个夜晚，当他在外面摸索着穿过荒野时，夜空间或也晴朗无云（他特地把自己打发到那里），而且随之让人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北河二星和北河三星之间保持着兄弟般的距离，金星闪烁着，毕宿五星闪耀着阿拉伯式的色彩，仙后座的W字形远远地伸开双腿，大熊星座折断了它的弯斧，在猎户前逃跑中的天兔径直朝苍穹冲去。银河和它那无数的三角洲分支是宇宙初次闪耀的白茫茫的映像。他12月在索里亚逗留期间，极少拥有这种“时间漫长”的感觉：就在写作的第一天之后，他望着下面的河流思绪万千：“它就在眼前，那条古老的杜罗河！”；他觉得，当他有一个周末错过了那次途经里约酒吧的环游后，后来站在它那小小的铁炉前，他好像“已经好久好久再也没有”拜访过这个灰色的圆柱体了；他心想着，他到达这里还不过一个礼拜，就绕来绕去地走过公共汽车总站：“我当时在这里拖着箱子走进雨中！”在暴风骤雨中，下面的荒草地里有一只蟾蜍笨拙地爬行着。悬铃木的树叶落下前，叶茎先折断了，散开来，像流苏似的旋转着。在那泥泞的园子里，那只公鸡抖动着它的尾羽，因为那里散落着还未成熟的西红柿可以吃，或者那是风的缘故？他的象征动物当然是那些狗；他晚上看到它们拖着三条腿，一瘸一拐地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走了一天路后，通常也感到膝盖弯曲，难以支撑。有一次，据报纸说，索里亚不是西班牙最冷的城市，他感到很失落。有人在主街上扛着一盆红艳艳的圣诞花，上面是那绿油油的、还没有掉落的、始终湿漉漉的悬铃木树叶；在那几个星期里，根部低洼的积水没有干涸过。迷雾灰蒙蒙的，使得那许多孕育着食叶蛾虫的白茧从山松里更张狂地钻出来。圣诞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在习以为常地穿越城区时，除了他，街上只出现了一只麻雀。后来，从那座省城监狱里走出一个矮小的女人和她高大的儿子，没有打伞。他们穿过那泥泞的原野，前往一座搭建在那里的临时板房。他想象着，他们或许刚才在那高墙深院里看望了他们的亲属，一个绝食的巴斯克人，然后在这里宿营，直到他被释放。到了晚上，雨帘中突然有一道闪光，重重地击中他的额头和下巴，当他看去时，一辆车顶映出白光的轿车从外地开过来，夜色中天空纷纷扬扬地飘下雪花来：“下雪了！”他心想着，不由自主地用西班牙语说出第一句话。从一家酒吧里传来了响声，不是那司空见惯的吉普赛人的无望之声，快乐，自信，带着使者的表情，一首弗拉明戈歌曲，他心想着：这终于是恰当的方式了——唱的不是“Christmas”，更多的是“Navidad”，也就是“降生”；一个牧人如此叙述着他在那个神圣的夜晚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叙述自然也是歌舞。和世界各地一样，他在这里也看到过路人，只要一开始滴雨，他们就撑开了随时备用的伞，而且时髦也渗透到梅塞塔，年轻的姑娘们踏入酒馆时也把头发吹向额头两边。狂风在杜罗河旁的杨树林里呼啸，犹如飞机起飞时的轰鸣（这样的轰鸣在这座城市上空真的几乎从来都听不到）。一只大母鸡十分体贴地给一只小公鸡清理着鸡冠，小公鸡一条腿站在污秽中。一棵光秃秃的杏树上，个别树枝上已经长出了白色的花蕾。他从自己那熟悉的环境中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也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绝大部分都远离这里，如同他又一次放下自己的工作，有了生存的感觉，可是久而久之，一种他在索里亚认识到的生存感觉是不会从不存在的东西中产生的。树根上结了霜，它们将一条纹路分成了阶梯状。有一次，他坐在桌前时，外面什么东西爆炸了，他以为是寺院的钟声。
最后，他相信自己几乎已经走遍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他记得这些“角落”，仿佛那都是些单词）。也许他进入过上百家房屋，因为伴随着一丝不苟的漫游可以证实，在这个小小的索里亚有上百家酒吧，坐落在一条条偏僻的小巷里，往往没有酒馆招牌，这样的情形在西班牙各地比比皆是，初来乍到难以看得出来，只有当地人熟悉——仿佛专门为他们保留着。他总是在墙上，也就是在狩猎季节的公告和斗牛士画像旁边发现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歌，也有用作挂历的，又有几首被涂得乱七八糟，甚至有一首被画上一个卍字。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是大自然，无论如何那些被选作墙饰的是如此。令人惊叹的是，只有小伙子出入的酒吧虽多，但老人专属的酒吧甚至更多，也毫不含糊地禁止其他人进入（角落里有一张专门为那些老妇人准备的桌子）：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种比任何政治派别更强烈的区别。这个省的绝大部分退休人员都在首府这里颐养天年；他们在自己的酒吧里不打牌时，就独自静静地坐在桌旁，或者翻来找去，不停地在这些空间里探寻着什么东西。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包括他这个异乡人：他们个个都把冬日的双手放在柜台上，同样苍白，而在路灯的照耀下，外面比如说在一面混凝土墙上显现出钢脚手架倒塌时留下的刮痕；他当时来到这里时，有两个路人被砸死了。
除了他对这些显得如此千篇一律的地方的变化感兴趣外，驱使他的还有，就是要在索里亚找到一台点唱机，首先大概又是出于强迫，可是后来越来越自觉自愿，因为现在似乎正是寻找自己这玩意儿的最佳时刻：工作，冬天，大雨中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的那一个个夜晚。有一次，已经到了外面很远的地方，在通往巴利亚多利德的公路旁，他听到从那儿的街头酒吧里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这无非来自拥有魔鬼宫站的弹球机；在一个加油站酒吧里，他看到了“沃利策”标牌——贴在一个自动售烟机上；在索里亚的市区一座破败不堪的、周围只有废墟瓦砾的房子里，他在那家贴着安达卢西亚式瓷砖的酒吧里瞥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马可尼机器的选择盘，它就是点唱机的前身，纯粹作为墙饰；唯一有一次，他在索里亚看到了自己的目标，是在“君王”电影院上演的一部英语电影里，那是60年代初：它片刻间出现在那儿，在后室里，当时男主人公在去卫生间的通道上从旁边经过。对他来说，那个在西班牙唯一尚在运转的点唱机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利纳雷斯。而且当时正值春天，他急需要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工作，复活节周的怒号。那个点唱机，他是在出发前不久才偶然碰到的，他早就放弃了寻找，它却在一条小巷的半地下酒吧里给了他一个惊喜。一个仅有储藏室大小的酒吧，没有窗户，只有门。不定期地开门，就是开门，也只是晚上，可是招牌也常常不亮——你要在门口看一看，是否有可能破例在营业。店主是个年迈的男人（只有客人来，才会把主灯打开），大多时候与点唱机相依为命。这个点唱机很特别，所有的选择牌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高楼下面的门铃牌，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看样子，整个酒馆好像歇业了；这条空白带的上头只有字母-编号组合。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墙上到处横七竖八，直到天花板上，贴满唱片盒，标题是手写的，都是相关的密码，那么当这个自动点唱机根据需要打开以后，那个所期待的唱片——这个好像被清空的玩意儿的腹部原来似乎装得满满的——才能够运转起来。突然间这么多空间，伴随着钢体深处那单调的隆隆声，在这个小小的掩体里，那么多的安静在这个地方弥漫开来，在这种西班牙式的喧嚣中，在这种自我的喧嚣中。这是在利纳雷斯的塞万提斯街上，对面就是那家正在营业的电影院，连同“Estreno”，也就是首映字迹残余部分，遍地都是报纸团，装着栅栏的前室里到处可以看见老鼠。那时，城外的荒原上，那些倔强的草原野菊竞相吐艳，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利纳雷斯的竞技场上，被叫作马诺莱特的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命丧在一头公牛的角下。在那个名叫“El Escudo”，也就是“徽章”酒馆下面几步远的地方，是利纳雷斯的中餐馆，有时候对这个外来者来说，是一个类似的宁静之地，就像点唱机一样。后来在索里亚，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偶尔发现了一家好像隐藏起来的中餐馆，它看上去没有营业，但门却打开了，当他走进去时，那些大红灯笼都跟着亮起来。这天晚上，他始终是餐馆唯一的客人。他在这座城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个亚洲家庭，他们坐在那长长的角桌旁吃饭，然后消失在厨房里。唯有那个女孩留下来，默默无声地服务着他。墙上到处都挂着长城画，酒馆也由此而得名。好奇怪，仿佛当你把瓷调羹沉入那深色的浓汤碗里时，豆芽就探出一顶顶闪亮的脑袋来，在这片喀斯特高原上，一切都如一部动画电影里的种种形象。而与此同时，在夜里的风暴中，杨树枝条在窗前咔嚓作响。那个年轻姑娘无事可做，便在隔壁桌前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汉字，密密麻麻的，字迹要比他在这几个星期里写的工整（自从他忙于写作以来，常把笔记本带到室外，不仅仅是风暴和雨水，还有昏暗的光线把字迹弄得如此走样），他一边持续地观望着她，因为在这个地区，在这个西班牙，她肯定比他要陌生得多，一边惊奇地感觉到，他现在才真的从自己所来的地方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