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之前也读过关于点唱机的所谓文献，自然带着意图，立刻又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忘记；写作时，首先要指望的是自己的眼光。本来相关的文献就很少，不管怎么说，迄今所看到的主要著作也许就是1984年在美国中西部偏远的得梅因出版的《沃利策点唱机指南大全》，著者是里克·博慈茨。读者从点唱机历史中获得的最终可能就是以下内容：在20年代美国禁酒时期，在“非法经营的酒吧”里第一次放置了自动音乐机。不能肯定“点唱机”这个词的出处是“Jute（黄麻）”还是动词“to jook（伴着自动唱机跳舞）”，这个词或许发源于非洲，意思是“跳舞”。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代，黑人们在南方黄麻地干完活后，聚集在所谓的“Jute points（黄麻地）”或者“Juke points（点唱地）”，在那里听着音乐自动机里播放的尼克·比莉·哈乐黛、杰利·罗尔·莫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所有这些音乐都不会在全部由白人把持的无线电台播放。点唱机的黄金时代随着30年代禁酒令的废除开始了，这时到处都开酒馆；甚至在商店里，如烟草店、理发店等，当时都有了自动留声机，由于那儿空间狭小，这些机器还没有收款机大，就挨着收款机放在柜台上。然后随着那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的繁荣时期暂告结束了，因为点唱机的材料，特别是塑料和钢材限量配给。木材取代了金属，而在战争期间，生产完全转向了军备。于是，那些点唱机龙头厂家，如沃利策和西波尔格，那时候制造起用于飞机的除冰设备和机电零件来。——另一个历史就是音乐盒外形的发展：通过外形变化，这些音乐盒“从并不总是色彩鲜艳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因此，公司里最重要的人就是设计师：沃利策音乐盒的基本结构是半圆拱形，而西波尔格通常使用的是上面带穹顶的矩形外壳，这里似乎形成了一条规则，每个新模型都只能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改变，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先前的模型来；这样一来，据说有一次，出现了一个特别新式的点唱机，外形酷似方尖碑，顶上不是一个球状或者火焰状，而是一个装了内置话筒的外罩，从里面传出的音乐直回响在天花板上，最终彻底失败了。因此，外形的变化几乎只有在考虑到盒子发出的灯光变幻和框架部件时才有可能：机器中央的孔雀，不断变换着颜色；塑料表面，至今只是简单色彩，现在是大理石花纹；花边装饰，至今是人造青铜，现在镀上铬了；边弧，外形新采用透明荧光管，大大小小的水泡游来游去，“保罗·富勒绘制”——与此同时，这种外形历史的读者和观察者最终也知道了这些外形主角的名字，并且注意到他当时第一次惊叹过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某个昏暗的里屋里，对着这样一个闪烁着彩虹颜色的大家伙，已经下意识地想要知道这个名字。
从布尔戈斯到索里亚的汽车向东穿过近乎空荡荡的梅塞塔。尽管有很多的空位子，好像车里聚集的人要比外面整个光秃秃的高原随便什么地方的人都要多。天空灰蒙蒙雾茫茫，岩石和黏土间很少有田地闲置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嗑着瓜子，就像平常在西班牙电影里或者林荫大道上一样，一脸严肃，大大的眼睛若有所思，瓜子壳如雨点般落在地上；一群背着运动包的男孩子不断把他们新的音乐磁带拿到前面交给司机，他是非常乐意的，这样不用听下午的广播节目，每排座位上面的喇叭都在回响着这个节目；车里有一对老年夫妇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男的看样子压根儿没有感觉到时而有男孩子从身旁走过时轻轻地碰到他，不是故意为之；即使有个年轻人要说话时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讲述时靠在老人的椅背上，同时在他面前手舞足蹈，他也一动不动地忍受着，甚至都不把他的报纸推到一边，报纸的边角在这个在他头上挥舞的人的气流中翻来翻去。那个下车的女孩独自走在外面光秃秃的圆形山包上，大衣裹得紧紧的，走在一片好像无路可走的草原上，望不见一栋房子；在她空出的座位地上有一堆瓜子壳，比想象的要少。之后，这片高原时而展现出稀稀疏疏的橡树林，这些树小得像灌木，上面完全干枯的叶子灰蒙蒙的，簌簌地抖动着。过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山口之后——在西班牙语中，旅行者从他的袖珍词典里了解到，这和“港口”是同一个词——，也就是到了布尔戈斯省和索里亚省的交界，山崖上是育林区，长满大片闪闪发光的罗汉松，也有不少在狂风肆虐之后，从稀薄的土壤层被拔起或劈开。于是，狭窄的路两旁同样立刻又变得开阔，出现一片不毛之地。时而有轨道交错，锈蚀不堪，是两座城市间被废弃的铁路线，往往被涂上焦油，枕木埋没在丛生的杂草之中或者彻底消失了。在途经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栋房子墙上松松垮垮地挂着街头牌子。村子坐落在一个石丘后面，从乡间公路上看不到影子，汽车一直朝着那里拐来拐去，然后掉过头来，车厢变得越来越空了，不得不倒回去；在那个乡村酒吧的窗户后面，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只只打扑克的手。
索里亚天气很冷；比布尔戈斯还冷，相比下面靠海边的圣·塞巴斯蒂可谓寒冷刺骨，他来到西班牙的前一天就去过那里。但没有下雪，他曾经期盼雪花为他在这里的行动充当所谓的陪伴，然而此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这个穿堂风四起的汽车站里，他马上记下了开往马德里的出发时间，至少到萨拉戈萨。城外的干道上，在小小的危房、高耸的毛坯房和废墟遍布的草原（通常很中他的意）之间，车轮下泥浆四溅，一辆接一辆的长途载重货车呼啸而过，各个都挂着西班牙车牌；他看到其中有一辆挂着英文车牌，然后又看到车棚上那个打眼看去就明白无误、也无需翻译的标语，此时此刻，他简直突然有了回家一样的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在这样一个陌生的西班牙城市逗留了较长时间，周围没有人会其他语言，也没有任何外国报纸，他有时候就躲在那里一家中餐馆里，尽管他对那里的语言更加陌生，可是却躲开了那清一色、扎成堆的西班牙语，有了安全的感觉。
暮色降临，各种轮廓变得不清晰了。方向指示牌只有遥远的首府，如巴塞罗那和瓦利亚多利德：他就这么拖着沉重的箱子——他已经出来很久了，并且要在索里亚一直待到新年——沿着马路向下走去；他经常看到，就是那些一抬眼几乎看不见的西班牙城市的中心都坐落在下面什么地方，在没有房子的草原地区，隐藏在那些河流消失的山谷里。这个夜晚，他恐怕无论如何都要留在这里；有一次，他实际上感觉这是一种责任，因为他现在到了这儿，他就需要弄清这个地方，也需要去适应它（此时此刻，走上几步就得换手去拖箱子，一再让开当地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晚上趾高气扬的直行，他没能如愿以偿），再说吧，只要涉及他的“试论点唱机”，他就有时间，况且实际如此——他现在重复着常常给自己的提示，这次用的是一个希腊语动词，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作品：S-cholazo, s-cholazo（有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想着逃避。为了使他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或那个朋友给他提供了第二住房或者第三住房，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眼下初冬季节，都空着，周围非常寂静，同时拥有习以为常的文明，特别是童年语言，他的陪伴者（同时也是安慰他的人），就在任何时候步行都可以到达的地平线上。但他逃避的念头排除了任何回归的可能。一个德语环境现在不再适合他了，比如连拉罗谢尔这样的地方也是如此。他自然而然地说着法语，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几天前就在那里，面对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一座座低矮而明亮的房子，许许多多的电影院，一条条人迹罕至的小巷子，那座老码头上的钟塔。那个钟塔让他想起了乔治·西默农，想起了他在那里成就的作品。甚至连圣塞巴斯提安也不例外，那里有更加温暖的空气，还有一目了然的半圆形海湾，就坐落在如此经常会变得狂怒的比斯开海湾里；就在他的眼前，潮水逆流而上，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巴斯克人的圣河乌鲁梅亚河两岸——相反在中间，波涛朝着大海奔去。而且在一个酒吧里，即使没有照明，也很冷，好像多年不营业了，却立着一个西班牙制造的点唱机，很粗糙，几乎没有样子。他禁止自己这样逃避，走回头路，这也许就是一种强制——也许只有远远地离去，穿过这片大陆——，或许也是一种强迫，在经过一段艰辛的付出后没有了义务和束缚，他便觉得，为了能够开始写作——这样做当然也无可厚非——，终归有必要将自己放逐到一个正好有待去征服的偏僻地区，放逐到一个同样威胁着每天的生存状态的极端境地，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除了写作这件事外，还涉及第二件：一种对每个陌生地方的侦察或者测量，并且不要老师，独自参与到一种语言中，这个语言首先必须尽可能不熟悉。
然而，他现在不只是想要逃离开这座城市，而且也要逃离开他的主题。他越是接近索里亚这个为写作预先安排的地点，他就越发觉得“点唱机”这个物品微不足道。1989年正好临近岁末的时候，在欧洲，日复一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东西好像都变得格格不入，而且那样神奇地祥和，所以他想象着，有人好久听不到那些世界新闻，比方说自愿置身于一项研究工作里，或者发生意外，数月之久没有意识，那么他在看到第一份报纸时恐怕会认为是号外，其中虚构的是，这个大陆上那些被奴役、被分裂的民族的一个个梦想终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甚至对他来说是历史之年，尽管他来自无历史与童年和青年的世界，几乎无法为一个个历史事件（及其伸长脖子的欢呼庆祝）而兴奋，充其量是受到妨碍：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好像这个历史除了它的所有其他形式外，也可能是一个自我叙述的童话，一个最真实、最有影响、既是天堂又是尘世的童话。几个星期前，在德国有一个熟人，在启程前往行将轰然倒塌的城墙时非常激动，无论如何要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催促他一起去，为了让这些事件得到“一个专长于图像和语言的人亲眼见证”。那么他呢？——把自己的“工作，实地考察、必要的准备”都提前了，立刻，本能，简直就是畏惧，不假思索（就在第二天一早，在那家承载着国家使命的相关报纸上，便会刊登出那些诗意的历史见证人提供的首批诗篇，当然连同照片一起，并且体面地夹着边框，而在之后的早上，又以同样的方式，会为之刊登第一批颂词）。而现在，当这个历史作为世界和人类的伟大童话，看样子日复一日地继续演进，继续自我叙述，继续变戏法（或者这不过是那些古老的幽灵故事的变种？）时，他要在这里，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个被荒原和群山环抱的、对历史充耳不闻的城市里——面对那些电视机，虽然到处回响，却在后来仅有一次的，在地方新闻中播放建筑支架砸死人的消息时，出现了共同的沉默——，试图琢磨起一个像点唱机这样举世陌生的玩意儿来，正如他此刻告诉自己的，一个“世界逃离者”的玩意儿；一个简单的玩具，根据文献记载也许是那次战后“美国人最喜爱的”，但只有那个“周六狂热之夜”短暂的时刻。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由于每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历史的日期，还有没有比他更可笑更固执的人呢？
这些想法他并没有完全当真。而折磨他的则是完全另外的东西，他那小小的打算好像与发生在他夜间最深沉的梦境里的东西发生矛盾，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在梦境深处，他的规则显现为图像，一幅接着一幅；他在梦乡里强烈地感受着，醒来后又继续思考着。那些梦叙述着，它们叙述着，即使只是以宏大无比的、常常过渡到那习以为常的梦之荒唐的断片，对他却迫切地叙述着一部波及世界的史诗：战争与和平，天与地，东方与西方，血腥谋杀与镇压，压迫，反抗与和解，城堡与贫民窟，原始森林与体育场，失踪与回乡，完全陌生的人与神圣的婚姻之爱之间胜利的统一，还有无数勾画鲜明的人物：可信赖的陌生人，那些数十年来不断变换的邻居，那些远房兄弟姐妹，电影明星和政客，圣徒和玩偶，那些在梦里摇身一变（就像他们实际上曾经活着那样）而继续活着的祖先，以及一再出现的那些孩子，这些孩子中那个作为主要角色之一的孩子。他自己通常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一同出现，只是一个观众和听众。和那些图像一样，同样具有规则力量的是这个人此刻所拥有的感觉；其中有些感觉，他在清醒时从来都没有感受过，比如对一张赤裸裸的面孔的敬畏，或者对一座山峦那梦幻般蓝色的陶醉，甚或只是对“我在”的信仰（它也是一种感觉）；别的感觉他虽然也感同身受，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当史诗般的梦想的感官性使这位睡眠者激情满怀时，它们才可以变得纯洁和如画：如同他感受到这种感激取代了感激一样，同样还有这种怜惜，这种天真，这种仇恨，这种惊奇，这种友谊，这种悲伤，这种孤寂，这种死亡恐惧。醒来后，就像得到了这样的梦幻酣畅淋漓的滋润，来了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感到远远在自身之外那个节奏在大幅振动，他似乎要用写作来追随它。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于是他又把这事推后，为了一件次要的事？（正是那些梦，它们促使他去思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主宰他。）而且他认为，像他这样居无定所，也就只能小打小闹而已——说到底，比如西默农的短篇小说，大多都是在一些外国旅馆的房间里写就的，它们似乎也没有一丝史诗的痕迹——，难道这不又是梦的延留音，是他在其间已经过期利用的借口之一吗？为什么他就是不定居呢，不管在哪儿？难道他就没有发现，他不断奔波常常无非就是四处瞎忙吗？——那时候，当“试论点唱机”仅仅还是个初步想法时，毕加索的一句名言犹如一个可能的座右铭浮现在他的眼前：作画就像王子同牧羊女一起造孩子一样。你永远都临摹不了万神庙，你永远都画不了路易十五的安乐椅，而你画的则是不大不小的茅舍、一小包烟叶、一把旧椅子。然而，这种实现越临近，你就越觉得画家这句名言难以转换到写作对象上。那些史诗般的梦幻一开始就太强大，独一无二，也太有感染力（拥有将它们转换成相应语言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从青年时代以来就了如指掌，让他始终惊叹不已，现在临近冬至，一夜又一夜，独一无二，绝无例外；伴随着第一个半睡半醒的图像，叙述的大门就已经敞开，这种叙述整夜地向他吟唱。而且除此之外：诸如点唱机、雕像、彩色玻璃杯和铬片究竟和一把椅子或者一个田间小屋有什么相干呢？——一点没有。——或者还是有点相干？
他不知道有哪个画家在其作品中画过点唱机，哪怕作为财产。甚至连那些通俗艺术艺术家，他们那放大的眼光盯着所有系列化的东西，所有非原创的东西，所有第二手东西，好像都觉得这玩意儿就不值得回头看一眼。在爱德华·霍普的几幅画前，上面画着城市真空地带的夜间酒吧里零零星星几个人物，他对此几乎产生了幻觉：好像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出现了，可似乎又被抹掉了，有一块空着的、亮闪闪的污渍。他想起来唯有一个歌手，就是范·莫里森，他曾经“一直钟情于点唱机的鸣响”，可这“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此外：为什么他把这个对象似乎可以叙说的东西想象成一本书呢，哪怕是一本小得可怜的书？在他的想象中，书这玩意儿毕竟是用来反射自然光的，首先是太阳光，一句一句地，当然不是用来描写由一个电子装置的旋转圆柱灯闪烁进昏暗之中的人造光。（因此，它无论如何符合他那对书习以为常的、无法摆脱的图像。）照此看来，从古到今，这样一小段文字与其说适用于一家什么报纸，倒不如说更适用于那本周末杂志吗？登在那些感伤怀旧的页面上，连同那些点唱机模型的彩色照片一起。
他苦思冥想到了这个地步，便准备好干脆放弃他过去几个月里所怀念过的一切（“凡是你喜爱的，就保持沉默；凡是让你发怒和向你提出挑战的，就将它写下来！”），下定决心，一如既往，无所事事，在这片大陆上四处看看，愉快地享受时间。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愉悦，他的打算可能毫无意义——自由！——同时还有几乎白白消耗的能量，即使绝对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在这座被世界遗忘的城市索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