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意大利大导演，学电影的人普遍较折服于费里尼，目眩神迷于他华丽无匹的影像本身，天马行空简直不知道怎么来的；不学电影的人则通常喜欢德·西卡，真实的人真实的悲喜，也较能转述给别人听再温暖哀伤一次，二十几岁时的朱天心看了他的《偷自行车的人》，动容的说：“要是年轻时看到这部片子，我一定会去当共产党。”彼时朱天心口中的年轻，大概指的是十七岁之前；彼时在台湾说当共产党，则是生死一抛，这辈子就此跟眼前这个社会这个人生决裂的意思。
今天影像充斥，拍的、画的、记录的，甚至屡屡大言要取文字以代之，但倒是很久没听到过人们提起费里尼和德·西卡了。我自知总被朋友们看成是这样一个大影像时代的怀疑论者，比我年轻许多的小说家骆以军曾经非常委婉的劝诫我，其实《海贼王》什么的很好看，应该是真的，而且当一只抵挡巨大车轮的老螳螂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博尔赫斯讲得很对，每一种阅读吸收还是有其时间表，有些书有些电影你还是得趁年轻时看，过了一定年纪你就进不去了，你很自然会考虑到很多事，历史的、现实的、人心的；你也会一眼洞穿很多事，不容易假装同意作者不成立的前提和催眠，假装不来那种必要的迷醉乃至于角色扮演，因信才称义，你不先穿上那种别扭的衣装头饰怎么进得了狂欢会场呢？我想，当只螳螂确实可笑，但假装自己年轻，跟得上，气喘吁吁学年轻人昨天今天明天变幻不定的把戏，记一堆随风而逝的名字，讲自己不相信的话，做那些只有年轻身躯和体能才做得出来的动作，其实也满悲惨的，还很容易运动伤害。我冷眼看过许多上一代、这一代的人这样，可以列一纸清单，所以，谢了。
德·西卡有部三段式的电影就叫《昨日、今日、明日》，其中《昨日》拍的是二战后残破的意大利，女主角苏菲亚·罗兰是市街大声叫卖私烟的小贩，被逮到就得入监服刑，但意大利有一条举世闻名、曾引发学术争论的体贴法令，女犯人怀孕到产后半年这段时间不入狱，是犯罪的产假，这里，德·西卡趣味盎然的正视此一庄严的法律进入到民间社会第一生活现场的突梯模样，还有人们体认它利用它的始料未及方式——满满生活智能的苏菲亚·罗兰便把它当自己的护身符，不躲不藏，每回警察持拘票上门，她就得意的拍着自己又鼓起来的肚子，把拘票扔回去，要警察耐心等待如同等弥赛亚再来。
她的丈夫马斯楚安尼，可想而知，除了负责在家带楼梯状的一堆小孩，于是有一个更沉重的夜间任务，他得保持自己沛然莫之能御的性能力和欲望，不断吃补品、健身体，务必在每回大限到来前让老婆再受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七八九，夸父般的马斯楚安尼终有力竭倒地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行了，闯了滔天大祸般只能一边低头听各种最难听的骂，一边伤心目送盛怒老婆带着吃奶的最小女儿入狱。
但就在这段等待的休养生息日子里，圣母玛利亚，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性能力奇迹般恢复了，他狂喜的必须把这天大消息立刻让狱中老婆知道，于是他带着另一名男性小贩，街坊里嗓子最好叫卖声最高亢清亮的一个，走到监狱高墙外迎风的制高位置，趁夜色如水唱起传送的情歌来，歌词由马斯楚安尼现编并一旁提词，大意无非是家里一切安好小孩很懂事谁谁又长牙了汝勿悬念云云，当然，最要紧的是我又可以了，我如此迫不及待，就等你回来——
我们就让镜头停在风的尽头，停在牢房里苏菲亚·罗兰恍惚的笑容上面。
意大利真是个有趣的国家，人们快速讲话、大声唱歌（但算账找零钱非常慢），你不免怀疑，这么多美丽的少女，这么多帅到不行的少男（有机会请注意一下意大利的男子排球国家代表队），却愿意这么快这么无所谓的吃胖自己，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更厚实共鸣的胸膛、一个更沉着积蓄声音力量的腹部？他们是否以为一个美丽及远的声音更重要且更是生存之所系？二次大战后，也就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按理说监狱应该都有了那种采监会面的正常程序暨其配备才是，也就是隔窗用电话式的对讲机泪眼涟涟、一起伸手压在玻璃上咫尺天涯什么的，为什么舍此不用、非找个男高音唱起来不可呢？
把这疑问扩大一下便成为——今天，我们已有了传送、扩大、调节声音的各式工具，要让它传给谁就是谁，要让它传多远就多远（你该听过航天飞机和休斯敦太空中心的星际对话声音吧），那为什么人还需要苦苦练习更大声更有力的唱歌讲话呢？
每回我看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到台湾演出，总会想到德·西卡电影的这一幕。如此，三大男高音压轴的同声慷慨对唱高潮，画面就滑稽起来了，好像看到在他们遥远家乡的街市上，三个大声叫卖兼吵架、抢顾客谁也不肯让谁的热血男子一般。事实上，很多追寻名牌东西不惜追回意大利原乡的人都有类似的惊愕经验，原来梦的尽头处，并不是一个想望中的时尚王国，极可能只是在地一家美丽一点的、也稍稍醒目一点的舒适店家而已，在资本主义大神的魔杖点中他们之前，这些技艺精湛但节奏悠闲的老工匠，已这样画了、雕了、编织了、裁剪了、酿制了、敲敲打打了几百上千年，也一边大声讲话大声唱歌了几百上千年。
这里，生物体发声的大小远近，还是大大不同于日后的机器装置，不是某一个转钮或按键而已，它牵动太多东西了，量变的每一分几乎同时都是质变，甚至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喜爱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曾精彩的讨论过，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格列佛游记》的巨人国和小人国是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体的大小和我们生存的此一世界有着我们想都想不到、切也切不开的各种依赖关系和解除不了的限制。像蚂蚁大小的生物体，支配它行为和生命形式的不是引力，而是我们人这样大小的生物体往往可忽略的摩擦力和表面张力，所以古尔德有趣的说，如果人长得像蚂蚁一样大，他就只能过蚂蚁那样的生活，而不是格列佛所看到那样依比例缩小的人的生活。他将无法穿衣服，更糟糕是就算穿上了也从此脱不下来（摩擦力的缘故）；他也无法洗澡，水滴会像一颗一颗轰击他的炮弹而不是均匀的、融解的、可浸泡其中的流体（表面张力）；就算他顺利洗了澡，也千万别想清爽利落的擦干自己，他会从此黏在大毛巾上（摩擦力）；他无法点火用火，因为一个有意义的火苗太大了，那直接就是爆炸自焚，只能用做对小人国统治阶层绝望的抗议；他显然也没办法读书，因为适合他尺寸的书根本无法翻阅（仍是摩擦力），等等等等，以此类推。
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路上发展出生物界最精巧的发声器官，但仿佛带着隐喻的，这些愈是得精细准确操控不同部位某一丝肌肉和某一块骨骼才得到、愈属于人类所独有的特殊声音，总致命的愈难放大愈不可能及远，就像一名棒球投手或网球手一样，你要追求旋转变化，就得损失球速和力道；最快速的球总是单纯的“直球”，一如真正能及远的就只能是寥寥那几个其实其他动物也能的元音而已。在古代中国，最及远的人声大约是所谓的长啸，一种单音的、无内容的、高频的声音，没事喜欢在山野林间发这种动物声音的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那些狂士，世事蜩螗，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怀疑、挑衅、冲撞、弃绝人类文明建构和社会秩序的人，返祖的向往那种born free（其实不真的是）的动物生命形式，空洞的啸音由此获取了某种否定的意义。后代喜欢这么叫的还有李白，恬静的王维一生至少叫过一次，一人独处时不免会进入到某种状态忽然兽性大发起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从声音大小远近的观点重新来看，那一个盛唐夜里寂寞袭身心里有事的王维，其实心思有着时间性的变化是吧，有某个东西逐渐膨胀起来，人的六尺之躯都要装不下了，弹琴然后长啸，弹琴和长啸这两件事并非平行对等，中间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古琴共鸣箱不大，声音淙淙切切只能及于近身的人，朱天文说得对，古琴可能不是表演性的乐器，它是人用来整理自己心情弹的，顶多只限于极亲近的人，因此可能泄露出较复杂较弯弯曲曲的心事来。像子路这样巨大简单胸臆、总梦想有历史大舞台可施展身手（甚至偷偷欢迎战争和灾难的发生）的人便有点不恰当不过瘾，他过度用力的弹奏像在折磨那具可怜的琴，强迫它发出它不该也无能发出的声音，琴音里极不协调的杀伐之声让他的老师孔子忍不住皱起眉头来了。
是以，在没有机械装置可任意放大声音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的歌唱技艺便源生于并因应于这样的基本生物限制。如此森严的限制，逼迫人必须更细致、更分解的面对声音这东西。不止概念性的理解，还包括实地的、实体的实践掌握；不止声音自身的大小高低远近，而是随着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每一分改变，如何牵动声音自身色泽的变化、情感的变化、负载内容的变化，以及歌者和听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等等。当然，了不起的歌唱技艺可以克服一部分这样的矛盾，意即在及远的声音里仍试图保有曲线形态的变化，不是音量的单纯放大而已；或者让柔婉细腻的声音仍可能危危颤颤的穿透过伸手可及之地，让某些稍远的、不识的、但与你做同一种梦的人有机会听见（我们常常有这样接近悖论的不屈不挠期盼，总设法要自己相信那个真正理想的、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的听者，系存在于某个不可知的远方）。但这限制仍是真实的、严厉的、弹性非常有限的，因此绝大多数时候人仍须取舍，或更正确的说，随着每一次声音的大小远近变化都得时时取舍。你每把声音多拉直一分好让更多人听它，同时也就多拉直一部分的感情和心事，有一部分弯曲缠绕的、拉直不起来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你只能把这部分重新搁回自己心里头，放弃向大范围的人揭露；或者你努力的、精准的说出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和心事，但你得甘心它传送得不远，很快的就会被周遭毫无顾忌的声音所吞没，或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被坚实的山壁拦住被柔软多孔隙的草叶和大地所吸收，只能及于周遭有特殊耐心的、肯安静竖直耳朵聆听捕捉的那几个人，或最终只剩自己孑然一身听得到，如同耳鸣或心跳。
说真的，这其实才是我自己对声音限制最感好奇的部分，向着谁说话？可以容许说出什么样和什么地步的话？我们常试图辨别的所谓公领域和私领域，与此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后期小说《缓慢》书中，米兰·昆德拉便不留余地不给我们希望的把这两端切开来，一边是全世界、是“一大群看不见的群众”（“公众的不可见性！而全世界又是什么？那是一种没有脸孔的无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另一边，他忍到整部小说的最结尾才说出来，“没有听众”。较完整的引文是这样子：“没有明天。/没有听众。/求求你，朋友，请你快乐一点。我隐约的感觉到，我们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快乐的能力之中。”
相形之下我们是不是乐观了一点，一种愚鲁的乐观不是吗？我们仍愿光谱般的理解辨识，并相信声音可以是有效的，幸福仍是可能的。毕竟，在实践而非概念推演的硬世界里通常有一个好处，你不会也没有能耐走到任一个极限处，你会复杂而且务实的走走停停和它周旋，就像本雅明在别的地方讲的，人通常不真的是要一个答案，答案的价值是纯认识的，在生命现场的真实困境通常“没有用”，人要的只是闯过眼前这一关如何让生命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其结果通常是一系列的丰硕技艺、策略和发明（比方说可较自由调整共鸣箱大小的各式乐器，比方说用没内容的鼓声排列乃至于挥舞的大旗来替代人声和语言，指挥散落的、听不见命令的、杀红了眼的战场士兵），每一样都不具足、都无法一劳永逸、都只针对当下某一种迫切需求，甚至彼此矛盾冲突也无所谓，我们不是连天上诸神都容许他们这样子存在吗？而且，有点吊诡但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解释的是，那时候，人类没有任何一种简单霸道的工具，可能让声音大到、及远到昆德拉所说的全世界都听见，把人化为没有脸孔的无限，一定也就不至于在另一端萎缩到让所有亲近的、实体的人全消失不见。
更重要的可能是时间，长达几百万年多到不知道怎么办的悠悠时间。人跟同一个困境相处几百万年时间，其结果的形态不可能是个单一解答，而是演化，呈树枝状展开的声音之路演化。演化，一如达尔文一开始就讲的，它从不以全体物种、以全世界为单位，而是局部的、在地的缓缓展开，同一个困境在不同的现地会呈现不一样的面向和要求，一如在多山多谷多回声的瑞士山区和密密麻麻吸收声音的热带雨林总是不一样，也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成果。而且，演化更有趣的是，它不会死死抱着原始的困境不放，它总是很快岔生出去，每一次、每一层进展的成果稳定下来成为新技艺、新策略、新发明的丰饶土壤，以至于原始的困境通常只扮演着最开始的驱动力量，一颗巨大雪球核心里再看不到的那个小石头。
今天我们其实满难想像的，但不妨异想天开的想像一下，如果比方说东非矮小的阿尔法南猿露西女士，在三百万年之前就有了麦克风并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传诸后代，今天人类如此丰硕、多样、精致的乐器发明将会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有多少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很多网球迷都看过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几年前费德勒天神般统治男子网坛，并成功卫冕了温布尔登，他那些有意思的瑞士乡亲决定送他两个礼物，一是乳牛一头，另一是他们拿出瑞士特有的阿尔卑斯长号，为费德勒在山谷中吹响，像告知所有散落在山区的牧民亲友，甚至上达天听，这大概是那些年费德勒所收到最美丽的贺礼。
阿尔卑斯长号，吹管的长度可达四公尺，得放置在地上，人在这头声音射出在那头，像一具声音的大加速器，它至少可追溯到五百年之前，原是在地牧羊人用来召唤牧群、有大事发生时用的，但它也演变成一种乐器，在节庆时、在欢快时、在他们的子弟成为网球之神时开开心心的吹起来，今天，瑞士当地还有阿尔卑斯长号节，举办长号比赛和表演欣赏；和这个巨大的阿尔卑斯长号配合，山区牧民也发展出著名的“悠雷调”，这是一种高频假声的特殊歌唱技艺，也指的这种唱法的高耸入云山歌，源自于人们隔着偌大山谷相互呼唤的吆喝声音，因此像中国的长啸一样，它本来是没有歌词的，只是类似“悠—雷—依”的无意义声音，但美丽阿尔卑斯山的岩壁、积雪、树林、草地和流水柔和了声音的高亢锐角，让它长了翅膀也似的悠扬而且回荡，去而复返，既是人声，也是山中回音，把一整个阿尔卑斯山化为声音的大共鸣箱、声音的保鲜设备、声音的长留徘徊不去原乡，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
老金像奖电影《真善美》中木偶戏的《孤独的牧羊人》就是悠雷调；还有，老台语歌手洪一峰的《山顶的黑狗兄》也直接抄自悠雷调。
人声不足，所以得靠乐器；乐器不足，所以人们得进一步察觉、研究、利用、调整并发明声音和其所在实体空间的复杂关系。欧洲千百年的剧场和教堂便是这样的声音人造空间发明，它得精密的计算（包括数学演算也包括实践的不断修改微调）声音的大小、速度、距离和角度，以及更重要的，诸如石头、木材、玻璃、帷幕等各种不同建筑材质和声音的微差吸收反射关系，不仅让声音符合物理原理的得到共振强化，而且更要协调美丽，否则你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天籁，是神强大又柔和、既是无上命令又是关爱备至的话语呢？因此，那时候的建筑师（或仅仅只被称之为石匠）难混但也博学多能多了，至少非得真的通晓音律不可，而不是盖好以后再搬一套玄理禅学来大赞叹大欢喜一番。这是多年不务正业的小说家阿城极感兴趣的东西之一，他实地的走过听过，说巴赫写的乐曲，其实是特定性乃至于订制的，如早年的裁缝工匠，就是为那一间教堂，为那一具管风琴，甚至设置在就那个位置的那一具管风琴（有些管风琴日后被不再知道音律的教会执事人员鲁莽的移了位置），巴赫当然禁得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演奏，但你回到他写曲当时所设定的就那间教堂再听一次，阿城说：“那声音就对了，完全对，也完全不一样。”
几百万年，所以当然已不是声音的单纯大小高低远近而已了，但话说回来，也一直就是声音的大小高低远近。
有麦克风和没麦克风，对唱歌的人而言，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世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好是站在这两个世界阴阳交界重叠部分的人，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可能还是从彼岸一路走到此岸的人，我们也多多少少亲身经历并感受到两个世界歌唱方式的不同要求暨其不协调——原来那个没麦克风的老声音世界，唱歌是一门带着深奥气息、你总带点敬畏之心看待它的专业之事，我们会用“会不会唱歌”这样童稚的语言来说，意谓着这里有门槛、有一个非比寻常必须跨越的界线，唱歌是少数人的事，不仅天赋异禀而且还得长时间的学习训练；而在今天这个遍地是麦克风的新声音世界，我们最多只用到“唱得好不好”来彼此评比一起进KTV欢唱的朋友。我们也时时察觉，如今那些以唱歌为业的歌星歌手，其实并不见得比你自己、或身旁哪个朋友同事唱得好，他们或是比较美丽帅气，或是舞跳得好，或是腿比较长，或是种种千奇百怪的原因，或直接就是上帝点名的所谓运气而已。也就是说，所谓歌唱专业指的不再只是声音一途了，更不再是个人一己之事，它已是复合性的、集体性的、是一整个完整的工业，有太多太多东西远比声音重要，也比声音先一步抓住人眼睛，一如光速远快于音波。在这里，唱歌的人需要做的不多，只要驯服的嵌入此一集体作业中，小心别破坏它就成了，一如在现代录音室里，你只要轻声的、控制的、不暴露缺点的唱，不必得分只要避免失分，你有一整套神奇的声音处理配备和一堆技术娴熟的操作人员撑腰（所以麦克风只是个代表性、隐喻性的说法），你得相信它如同相信你的神。
要不要调查一下，如今专业的歌星每天平均用多少时间在纯声音的技艺追求上头，真的会多过他们打扮一只眼睛的时间吗？
从彼岸到此岸，我们最能从意大利这三个涉河而来的男高音察觉出两个声音世界的种种不协调，尤其当他们从俗的唱起麦克风时代这些弯弯曲曲的、夜半私语的、小情绪小心事小承诺的歌时——他们总是唱得太大声，不像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还包括你的女伴、你身后某个更美的陌生女子乃至于全世界，像个不忠实心有旁骛的情人；他们的声音也太直线太爽快，像一道哗哗奔流的大河，没有足够的河湾可供你驻足徘徊，让白日梦般的心思停歇浮动，让夜色降临，像个既不切实际又不够贴心的情人。还有，就以已故的帕瓦罗蒂为例，据说上帝曾亲吻过他的嗓子让它黄金一样，但上帝很显然忘了同时亲吻他的头发、他的容貌和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青春。还好他是从彼岸挟着已成的巨大声名而来，如果有一个此岸的帕瓦罗蒂从头开始，你相信这样一个秃顶、肥胖而且上了年纪的奇怪家伙，有可能单靠黄金一样但不合时宜的嗓子取得成功吗？他极可能连开口让我们听见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吗？
但我们也可能听出来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沉住气静下心。不是粗鲁狂暴嘶喊这样破坏意涵、抗议否定意涵的声音，而是某种更光朗更干净更让我们整个身体吐气扬声打开来的奇妙东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见到类似的东西，比方说太阳光穿破厚云层呈现的一道强劲光柱模样，让我们好像可以循此上升窥见到天堂一角，而且忍不住相信天堂的存在为真；我们也得以从那些蜘蛛丝般黏缠、明知道多半是我们自己没事硬想出来却拿它没办法的小悲伤小倾慕小言情里挣脱出来，其实当下是爽快的自由的，自恋自怜真的是最烦别人也烦自己的沉重东西——只是这个光亮上升的声音，装在麦克风时代的小小歌里，总有点狼狈、有点施展不开的感觉，关键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么说，尽管构成对帕瓦罗蒂体格的不敬，但这里想指出的是，麦克风的确根本的取消了声音的及远限制，也确确实实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解放。简单来说，我们不必因为求取声音的及远能力，无法两全的必须牺牲掉其他东西。唱歌的人也不必把自己的身体当巨大的共鸣箱，得不顾一切扩张它，让腹部更有力，让胸膛更宽广，以至于悲伤逾恒的朱丽叶看来并没有影响她的好胃口，丝毫不见清瘦，而且绝命时刻仍如此中气十足。
基本上，这个解放很符合现代的普遍平等思维，如同唐·麦克林讲的“the voice that come from you and me”——你和我，意思是人人，所以大家都开心，不必先筛选，不必怨天尤人得拥有天赋的好嗓子，清亮、宽广而且严重偏向高音，只因为波短频高的高音才能最不被阻拦的射向远方。这当然很不公平，尤其对那些声音低沉动人、半夜光听声音很容易爱上他、比方我的老朋友蔡琴这样的人（谢天谢地她生在一个有麦克风可轻轻吟唱的年代）。这样的不公平最像今天依然如此的NBA，每年一度NBA的选秀大会，谁都知道他们优先考虑的总是球员的先天条件而不是高中大学这阶段的既成篮球技艺（还早得很！），其中特别敏感的是身高，NBA有句令人气结、带着浓浓达尔文主义意味的名言：“只有身高是我们教不来的。”是的，投篮、控球、脚步、视野乃至于对球赛的判读能力云云，拥有庞大教练团和百年训练经验暨配备的NBA球队自信他们每一样都教得会学得来，甚至心志层面也有专家，独独你永远没办法把一名五尺七的球员训练成七尺二。最初的技艺曙光时刻，大家只能比天赋；然而到了技艺究极的最终时刻，人绕一圈回来又只剩比天赋了。
麦克风也让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成为可能，或周延点说，站上舞台用他们单薄尖利的嗓子唱歌成为可能；在没麦克风的年代，也许他们只能满足于、专注于当一个写歌给别人唱的人。
有趣的是，我另一位不以唱歌为业但极擅长在万名群众面前拿起麦克风慷慨讲话的从政朋友郑丽文，听我提到有麦克风没麦克风的问题，有点大梦初醒也有点好险之感的嚷了起来：“对嘛，当时他们用什么聚集群众煽动群众？他们怎么革命？”
所以说，是根本改变了声音的处境，人的最终解放，便是从这道始终必须交代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演化之路释放出来，我们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开，我们不必再为声音距离障碍的每一分突破倾尽所有竭尽所能，更遑论不回头的为它牺牲，这样一道精纯的声音演化之路便得停止了——历史的惯性也许不会戏剧性的说刹车就刹车，它仍会前冲一小段距离，就像今天仍有人学习像没麦克风时代那样的唱歌，但也就是这样了。
惟演化和单纯的解答不一样，演化在响应根本的困境同时，会在进展的过程中一再发现新的目标，生出新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也就是说，有很多目标、很多的可能和想像力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人前进到一个新的位置才看得到，或者说才被发明出来，一如同一块静静躺着的石头，在我们寻常人眼中和技艺精湛的老石匠眼中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图像，纳博科夫便曾极其郑重的指出这个差异，赋予想像力以坚实的技艺基础。因此，当我们从这道不回头的声音之路撤退回来，愉悦的拿着麦克风用“你和我”这样素朴的嗓音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同时，那些曾经出现过也部分被人掌握过、触及过，纯粹声音的高远目标、种种繁华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便也复归殒没了。有足够历史演化经历的事物从不干净、单纯的消失，历史不更换零件，它像《白鲸》亚哈船长捕鲸船裴廓德号的沉没，总是一场漩涡把周遭东西一起卷入，包括附近天空中的几只倒霉的海鸥。
比方说人类一度如繁花盛开的新乐器发明，那样的花季还会循环重来吗？
然而，那个纯粹的、高远的、仿佛连结天地光柱般的美好声音，究竟是人特殊技艺的发明，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还是一开始就存在于普遍的人心？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正常梦境的一部分，我们不记得它，但我们不真的遗忘它，因此当我们不经意瞥见它一角时，尽管是模糊的蒙尘的，仍会心跳加速的认出它来？
如果这真是我们普遍梦境的一部分，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
近两年，英国人给了我们两次特殊的惊喜。我指的是保罗·帕兹和苏珊大婶，比起仍一身光鲜神采飞扬自信的帕瓦罗蒂，他们有更糟的头发，更糟的容貌，更糟的衣服和身材，更糟的肢体动作，事实上，手机推销员的保罗还有一口更糟的牙齿不是吗？所有麦克风时代唱歌的人能有的错误他们全都有，而且错到一种地步，但所有这一切，一如我们看到现场评审和观众的表情变化，在他们的歌声才出口那一刹那间全消失了，只剩下声音，一种久违了、令人感动难言的声音。是的，不必美丽、不必舞蹈、不必有演奏乐团的辅助和掩遮，更好的，甚至不必有所谓的“情感”（有机会可以读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纯纯粹粹的声音而已。当然，这世界不会真没有人比他们唱得好，因此，真的触动我们的，也许正是这样其他什么都没有、仅此一个的声音。
有很多人说这跟做了一场好梦一样。是的，说得再准确不过，这的确像一个梦而已——梦是无羁的、不必条件的；梦也是残留的、碎片的心事；还有，梦是不连续不累积不下集待续的。庄子美好的庄周乎蝴蝶乎终究不真的如此，我们仍然确确实实的生活在大白天里，生活在一个已完全不同的声音世界里。
但话说回来，偶尔做个好梦还是很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