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田宏的判决，东京报纸根本没有见报。但这并不奇怪。案子已发生六个月，又不是凶杀案，所以，已失去其新闻性和趣味性了。
地方报纸倒是做了报道，所占篇幅也不少。首先说明了一下审判的经过，然后，考虑到在社会上的体面问题，对过去的错误报道“真犯人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吗？宫内辰造可疑”做了一番解释性说明。
在这篇报道的尾处，写得颇为趣味盎然：上田宏一案的审判，进展较为顺利，在被告人二十岁生日的前夕得到判决，应该看做是审判长对该少年的温暖关怀。该报道对此解释道：
“作案时即便是少年，但判决时如果到了成年人的话，就得判三年有期徒刑，并将见报，公布真实姓名。但是，如果是作为少年接受判决，因为是不定期徒刑，所以，在服刑时，如果表现突出，就会提前十六个月（按二年刑计算）出狱。”
当然，即使实刑，作为日本行刑方针：很早以来就是根据表现可以提前出狱。但是，随着监狱设备的修缮，劳动力缺乏，行刑方针又改变为尽量使犯人长期服刑，使他们服役。但是，随着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不论是少年监狱里，还是少年教养院里，都是满满的。因此，作为少年接受判决的上田宏，是有机会更早出狱的。
写上述报道的地方报纸的记者是所谓“集中审理”的支持者。所以，在最后他补充了一笔；上田宏一案之所以审理得如此之快，是由于最近最高法院修改了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奖励“集中审理方式”，即：奖励审判迅速化。
上田宏一案就是这样，只是作为地方报纸报道的对象。但是，从一开始就对此案关心的《女性周刊》，却以最快的判决为机会，又一次出了特辑，并发表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化界人士的意见。
社会学家写道：案件的发生是城市邻接村镇青少年离村倾向的表现之一，应该看做是农村的农业生产形态的崩溃和家庭崩溃的一环。
心理学家写道：上田宏的情况不同，不应把他看做是象一般青少年一样，是性的放纵，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上田宏和良子要生下孩子的坚决态度，应该认为是对青少年颓废的一种反作用。他那令人感到是无动机的行凶，应当看做是他对自己所处环境感到不适因而抑郁、不满，进而产生无名之火，爆发了。
一位小说家指出：初子和上田宏即使发生肉体关系也并不奇怪，因为，性的问题现在是很随便的，即使发生两性关系，除了本人知道外是谁也不知道的。这一点，审判官似乎没有看到。
正如谷本审判长所预料的，对于此案的判决，检察一方也好，菊护一方也好，都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后过两周的话，所判刑自然就确定下来。这样，不久将根据有关检察官所发给的刑罚执行指挥证书，被告人就被送往少年监狱。
进了监狱跟审判期间受拘留不同，就得劳改，而且，亲友探监也是受到限制的。挺着一个要临产月的大肚子的良子按照菊地的吩咐，开始频繁地去拘留所探望上田宏。但是，上田宏面对着大肚子的良子的到来大多是不高兴地、默默地站在那里。一次，他对铁丝网外的良子说道：
“还是初子姐说得对，不要孩子就好了。”
听了这话，良子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怀疑他是否神经有毛病了。她问道：
“现在你怎么说这种话？为了要孩子，我们才……”良子实在说不下去了。她垂着头，两眼直淌泪。她是想说道：
“我们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误杀了初子姐，就要服刑去了。母亲最近也变了。她对我说，初子姐不好，你没有罪，正象菊地所说，你确实是一时的误杀。所以，你怎么竟说不要孩子呢？这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澄江在初子生前偶尔回家时，曾两次听过她说道：“真想索性一死呐！”在旁听席上听菊地辩护人辩论时，澄江回忆起了这句话，这时，从心里才终于原谅了上田宏。
但这一事实澄江没有讲，因而，也没有拿到法庭上去。在审判结束后，她将此事告诉了菊地，并对他说如果上诉，她可以当证人。后来，菊地告诉她：“上田宏明确表示不想上诉，另外，这与犯罪事实关系不大，不象你想的那么重要，”她才安心。澄江对上宏田的仇恨，至此完全消除了。
然而，就在这诸事好转的情况下，上田宏却竟说出不要孩子的话来，这使良子不能不异常悲伤起来。她对上田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想法是不理解的。
“我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但我认为有我这样的父亲的孩子是不会幸福的。”上田宏说。
“你不要这样想，也不会是这样。只要赎罪，你，就还是原来的你。”良子激动地大声说。
“劳动二、三年，这罪就能消失吗？我，其实……”上田宏压低声音说。
良子看了一眼上田宏野兽一般的无表情的脸儿，大叫着：“别说了！别说了，够了！”在良子看来，他好象疯了。
后来，花井先生受良子拜托来探望上田宏。
“听说，你不大高兴跟家属见面，这是为什么？”
花井以无所谓的语气，向在铁丝网里面坐着的上田宏笑着说。
他发现，上田宏的脸色比判决前反而显得阴沉。
“你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的。恕我直言，你到川越少年监狱后，就不能象这样跟良子常常见面啦。你可不要使良子难过哟。”
上田宏皱了皱眉，低下头，考虑一会儿后，回答说道：
“我是谁也不想见。”
“为什么？刑已确定下来，你不是杀人犯。大家也都这样认为。据说澄江也原谅了你。”
“我不想让她原谅我。我是一个坏人。欺骗了大家，欺骗了老师。我仍然是一个杀人犯。”
“你说什么？！”
因为身旁站着一个看守，所以，花井先生慌忙阻止上田宏说。但上田宏却象着了魔似的，继续说道：
“我是真想过要杀死初子。晚上躺在床上想过多次呢。我想，只要有她在，我就不会得好，并为此而失过眠。我还多次考虑到用左手抱住她，然后，从她的乳房下刺进去这样的场面。”
“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呀。”花井先生有点变色说。
“我没有那种勇气。但是，在检察官面前，我做了撒谎的交待，是我那时的空想。”
“你哪是什么空想。”花井先生安慰说，“你过去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虽然审判结束了，可以松口气了，但一个人静静思考时，就容易想得过多。希望你振奋起精神来，好好劳改，其他的，什么都别去想。”
“不，绝不是想得过多。我过去就不好，表面好象很老实，欺骗了老师和大家。对于良子怀孕，我实际上是感到麻烦、讨厌。跟良子的关系，也很早就觉得是个沉重的包袱。我想，还是不要孩子好。作为一个有罪人的儿子，一生会幸福吗？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生下来是最好不过的了。所以，悔不该不听初子姐的话，要是听了她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今天。”
上田宏一直在不停嘴地说着，花井先生似乎以凄凉的目光注视着上田宏的脸儿。他想：对于这张缺少运动而苍白难看的脸儿，即使再怎样看熟了，也不会令人感到跟过去生龙活虎般游玩在校园里的上田宏是同一个人了。上田宏的头发被剃得很短，显得有些稀薄。在细细的头发茬中间，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没有毛，秃光铮亮。对此，花井先生还是第一次发现。
“罪犯。”花井感到在眼前的这个人跟过自己一直喜欢的上田宏简直是两个人。
“不，不。这是由于长期的拘留生活才使他变了，变得古怪起来，心情变了，人也就变了。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花井先生又想。
但是，上田宏却接二连三地说出一些可怕的话语来：
“老师，您曾经杀过人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双手沾满了血，就这样使一个人的宝贵生命永远失去了。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一时错误，但总而言之，人是被杀死了。为什么不狠狠心把我枪决了呢？让我背着杀人这个巨大的沉重的负担活着，这对我太残酷了！判我二年至四年的短期徒刑——荣幸。如果老老实实干八个月活，就能得到提前出狱的恩典——谢谢。但是，走出监狱以后，我将怎么办呢？这只杀死人的手还在，罪孽还在呀。”
“你冷静点。你考虑得太多也太过分了。良子就要生孩子了。你的父亲也承认你和良子的关系了，让你们结婚。不久，你就会忘记这一切的。”
“但是，在我和良子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初子的尸体。我们会幸福吗？有资格得到幸福吗？可以得到幸福吗？”
“时间会解决这一切的。这一切时间会使你慢慢忘却的。”
“难道可以忘却吗？老师，我不想忘记。我将永远跟这一罪行同生。”
“但是……”花井先生欲言，但又说不出来了。他没有想到上田宏自责之念会如此强烈。然而，他又想：这个罪会如此严重吗？
花井先生找不到对上田宏该安慰的词了。他想：“犯罪真可怕。”他自省：比起上田宏内心的痛苦来，自己是过着多么轻松、平静的生活啊！他感到自己好象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似的。由于旁边来了人，花井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注意身体，我还会来。”说完便离开了拘留所。
花井把会见上田宏的情况报告了菊地律师。菊地听后微笑着说道：
“那可不太好。但是，这可以认为是：一听说判的徒刑比预想的轻，反而感到良心上深受谴责吧。真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呢。不过，他可能是在心里暗自高兴呢。因为他不好意思表露出来，所以，就故意夸大自己的罪行。这种心理状态也是常有的。”
“但是，上田宏说他多次设想过杀死初子的场面。”
“设想不设想又有什么关系？设想与实行是完全两码事。一提起歌德都知道是德国的大文豪，是一个极其满意地度过自己漫长的一生的人。但据他说道：‘如果按照自己的愿望生存的话，就要犯成百个错误吧。’我们的心中都存有恶根，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读到推理小说。不过，推理小说迷增加了，相对说，犯罪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也可以安心地读一读推理小说，安心地在那种小说天地里消遣消遣。但是，这里有个界线问题。界线这边是消遣，界线那边是犯罪。所以，不能越界到那边，一越界性质就全变了，成为犯人，这可不得了。”说到这儿，菊地的表情严肃起来，接着说道：“说真的，象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应该对苦于罪行的人说什么的呢。只能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管，还是让他自己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吧。”
菊地对谷本审判长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究竟会认定到何种程度，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里有一句是：“在初子毫不畏惧，上前就与被告人扭在一起的期间。”这句话好象又认定又没有认定他所提出的初子用身体扑向上田宏手中的刀子这一事实，而且，也明确无疑地认定了“暴行及未必伤害之故意性”。
菊地写过许多判决书。从他那丰富的写判决书经验来看，判决理由部分当然避开对事实的认定，而好象从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加以断定。对此，菊地没有什么不满的。
在法律界有七、五、三之说法——这主要是律师的说法。其意思是：被告人对律师讲七分真的，对检察官讲五分真的，对法庭只讲三分真的。这正好与庆祝孩子“七五三”绝妙地相吻合起来。关于本案的真实程度问题，菊地仍然有一种漠然的、捉摸不透的感觉。
初子绝望，扑向偷偷爱上的上田宏手中刀子，企图以死了结。——但是，关于她这种果断、坚决的行动，是否在她和上田宏的关系中，象在法庭上所表露出的情况一样，是初子的单相思呢？如果是初子非常爱上田宏，是沉迷于恋爱的女人的话，那么，上田宏就会经不起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勾引，发生肉体关系。
菊地想到这一点，是在第四次公判中，听到良子的这段证词，即：虽然于横滨跟上田宏共同生活了五天，但并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以后。
为了要孩子暂时不发生肉体关系——这种说法给法庭和旁听席的人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但是，曾经处理过因妻子怀孕跟别人妻子私通，而造成伤害案件的菊地，也不能不对被告上田宏持有那种怀疑。不过，因为与犯罪基本性质无关，也就没有做深入考虑，只是想：
即使就是那样，上田宏也决不会对别人讲的吧。由于上田宏开始认为自己是被判为死刑无疑了，所以，为了要生下的孩子，同时也是为了要活下去的良子，一定会守口如瓶，隐瞒到底吧。然而，他没有料想到对自己判的刑是这样轻，这就反而造成了他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感到良心上受到强烈的谴责，出现了在家属们看来是错乱反常的心理。
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怀疑告诉给花井。对于他来说，即使多少有些经验上的根据，也不过都是推测罢了。再说，即使初子和上田宏没有关系，初子扑向上田宏怀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所能否定得了的。真实情况，总而言之是不知道的，而且也不一定有必要弄清楚不可。
杀死初子，对上田宏来说如遭到一次大事故、大灾难，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就是案件。菊地从开始听花井介绍情况的时候起，就估计到这不是谋杀，而是伤害致死。这就是说，是先从结论认定事实再收集证据。
作为辩护人，其目标就是战胜法庭的公判，所以，才能够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地跟主张谋杀的检察官进行斗争。对菊地来说，这比当审判官的时代可心情舒畅、轻松愉快多了。审判官不象辩护律师那样有目标，因此，一碰上“否认案件”，为了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那真是绞尽了脑汁也无所适从，每天不得不在彷徨、苦闷中打发时间。——这种情景此刻又浮现在菊地的脑海里。
由于他写的判决书左右着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仅此一点他是持慎重态度并根据良心进行判断的。至于所犯罪行的具体事实，他回忆起也有没有弄得十分清楚准确的时候。
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也好，求刑也好或他的辩论也好，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言论罢了，只有判决才能跟所犯罪行一起构成“案件”。象最近以来，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等各种法院都进行着各种裁判。在这样一个现状下，如果说，各个审判官根据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审判的话，那可就是越发成为“案件”了。因此，制定限定法就是正当的。——这种陈旧的同义反复的观念，现在尚未消除。但是，其正当性要是跟决定这一可变要素结合起来的话……——当菊地这样想过之后，又感到自己头脑有些想入非非，可笑已极了。
作为尊重法的尊严的法律界人士，菊地怀疑自己这种想法是否有点荒谬。他曾经在哪儿读过了这样一句名言：“人正因为没有反省的机会，才具有自信。”两、三天来，这句话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脑际。
上田宏被送往川越少年监狱后，很好地遵守狱内规定，劳动走在前头，成为狱中模范犯人。当然，模范犯人未必是舍恶改悛，也有的出狱后又做坏事。就是说，所谓的表现好是用来欺骗狱长，使他赐给自己提早释放、出狱的恩典的一种狡黠的手段。对于这种情况，狱中工作人员是非常清楚的。但即使如此，上田宏的各方面表现仍然得到他们的肯定与钦佩。
有一位叫江藤的神父，每周到狱中两次指导犯人们的思想。对于这位神父，上田宏主动积极地接近，有时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早晨，狱中工作人员来到上田宏房间时，发现他比规定起床时间起得早，似乎在干什么。但是，他究竟干什么，祈祷什么，则无人知晓。
监狱的条件由于现代进步的行刑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也并非象那些善意推行改善的改革家们和对于这一改善抱有反感认为没有必要给犯人以超出常人的待遇的人们所说或所幻想的那样，是什么天国。
在监狱里，如果狱吏一时看管不周，犯人们之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犯人之中有头头，而且，有先任和后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互忌妒，不断发生起哄、合伙殴打异己犯人的事件。因此，所谓模范囚人的犯人，其思想负担，是十分沉重的，需要顽强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种气氛中，上田宏所采取的保卫自己的方法跟在金田镇于那些乌合之众之中所采取的保卫自己的方法是相同的。在监狱里也有社会上那种不良风气。
罪行对于上田宏来说，永远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而对于上田宏的父亲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一喝酒，喜平就咒骂死去的妻子，说道：“他不是我的儿子，你为什么要生下那个孽种。”因此，遭到孩子们的谴责。
在判决下来以后，喜平也发牢骚说道：“法院对少年判刑不会重，这我早已清楚，给菊地辩护人二十万日元纯是浪费，白花了钱。不过，在初子被害一周那天，据说他却悄悄地来到澄江家，在参拜佛龛上初子的灵牌后，两手合掌，对澄江道歉说道：‘对不起了，我没有教育好儿子。’”
说完，喜平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但是，这件事在金田镇传开后，他又到处否定自己在初子灵牌面前合掌，痛苦流泪，并说罪孽在于初子，自己和上田宏都是受害者，对于生下那种堕落女人的坂井家和死去的澄江的丈夫说了一大堆坏话。
在这一期间，良子生了一个女儿。为了给女儿起名字，她来到川越监狱会见上田宏。但上田宏说，自己没有资格给女儿起名字，让良子和母亲澄江起。这时期的上田宏的态度，也许是受到江藤神父的影响，变化很大。只是他那种内疚的样子没有改变。
考虑到去见上田宏的方便，良子决定到建在离川越较近的饭能丘陵的山腰杂树林中的保育园干活。她没有受过幼儿师范的专门教育，不会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所以，只是想作为一个勤杂工，住进那里，一边用低廉的工资抚育着孩子，一边为其他孩子们做可口的饭菜，使他们在清洁的房间里玩要，以便在等待上田宏出献期间生活得有意义些。
由于喜平在金田镇散布对澄江的坏话和考虑到今后的归宿问题，澄江也觉得在金田镇再呆下去也没有滋味了，于是把仅剩有的一点田地卖给了从前硬要买的顾客。她清楚地知道，上田宏即使出狱，也不会回到金田镇来的。她作为家庭佣人，住进了一位工厂干部家。该厂是装配金钱记录器的，离良子工作的保育园不远。当然，她用卖地钱也不是不可以开个小杂货店，但是，在良子夫妇将来着落定下来之前，她不想决定自己的定居。
川越附近，跟相模川流域相比，气候只冷四、五度，地貌也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占有稻田而兴建起来的工厂与工厂间，修起了柏油马路，天空中充满了喷气飞机的噪音，镇里流氓、阿飞成群结伙，翻斗卡车充塞了道路，显得拥挤不堪。
邻接东京的农村，跟东京都本身一样，到处都在蓬勃发展，“高度经济成长”的浪潮滚滚向前。出狱后的上田宏迟早会被这一浪潮席卷进去吧。而且，一定不会再有人知道，使金田镇和横滨地方法院轰动达半年之久的案件中的罪犯就是他了。他的将来和前途，也似乎令人感到不会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