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地方法院候补法官野口直卫，刚刚度过了三十三岁的生日。眧和二十七（一九五二）年于M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司法进修所接受两年期间的法曹实际教育后，于昭和二十九（一九五二）年被任命为候补审判官。以后，辗转于札幌等各地方法院，取得了实际经验，于三年前调于横滨地方法院工作。
在他被任命为候补法官的第二年，与光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纪子，今年三岁，住在横滨北郊妙莲寺官邸，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
候补法官的薪水长得慢，对于凭着良心从事于司法和正义的人来说，不论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金钱方面，得到的报酬不能说是很多的。不过，野口对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感到特别不满意的。
在进修所同期的同学中也有选择了收入很高的律师职业。而他却没有发挥自己才能、压人一头、开拓出一条成功之路的自信和意志。他认为，还是依靠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公务员的生活，更适合于自己的性格。
妻子光子是他毕业的大学讲刑法的土方教授的三女。土方教授交际很广，跟最高法院和律师协会都有来往。因此，对野口现在地位的争得应该说是有过帮助的。按规走，野口如果再干三年候补法官，就会成为正式法官。法官在审判时只要不十分丢人现眼，失体统，就既不会被罢官，也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强行调转工作地点。就是说，可以享受其他公务员所没有的身分保障。枥木县地主儿子的野口，已经习惯于这种特权的生活了，并为此而感到安适。
但是，法官的工作并不是那么轻松的。每周三次公审犯人。在横滨地方法院，剩下的三天为“宅调日”，就是在自家查阅审判记录或写判决书，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的时候很少。要是碰到麻烦的案子，星期天也得搭上，忙得不亦乐乎。
在最近十年期间，刑事案件件数增长了四倍，而法官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象野口这样值得称道的人看来很少，定员经常不足。因此，不论哪个法院，未处理的案件积压如山。假设现在不发生新的案件，只处理全部陈案，据有的人统计，最低也得三年。
审判官总是被案件所驱使，好象套在马车上的役马一样，必须不停步地向前跑。开始，办案拖延了，总觉得对不起不幸的被告，但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总之，自己是作为庞大组织的一部分而工作的。因此，陷入了“都是组织之罪”这样一种（来自流行的“论《组织与人》”一书）思想感情之中。
关于对少年上田宏杀人、尸体遗弃的公诉案转到野口直卫手中时，也正是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案子发生在农村的一个小镇里，所以，东京的报纸只是在地方版作为头条新闻登出那么一段。关于初子被害原因，直到上田宏被捕为止，该报是这样评论的：根据初子是酒馆女主人的情况，可以认为是由于男女关系引起的。关于这一案件，专讲实话的一家周刊，还连诌带编、捕风捉影地写了一篇生动有趣的风流故事，加以发表，但知道罪犯是个少年后，便再也不吱声了。
最初从实事求是这一角度报道这一案件的，是《女性周刊》。但由于被害人既不是家庭主妇也不是公司职员，而只是一个小酒馆的主人，也没有引一般妇女的充分同情。这是因为，在一般妇女看来，象艺妓、女招待、卖春妇等这样的女子，即使被杀也是活该倒霉，即使她们没有达到破坏自己家庭的幸福的程度，也是造成自己丈夫浪费的一种危险势力。
因此，《女性周刊》把焦点从被害者移到被害者母亲身上也是理所当然的。该刊强调的是：由于上田宏的犯罪，使农村寡妇及其女儿们的生活遭到严重地破坏。
该刊解释道：上田宏为了跟自己的爱人继续过着所谓理想的生活，而不惜杀死爱人的姐姐——小酒馆的女人，这是战后青少年所谓“排除妨碍者”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
该刊指出：不论哪方诱使，跟那种男人恋爱，怀孕，是良子的不幸；要求结婚遭到父母反对，于是离家出走，要建立两人的安乐窝，这听起来似乎悦耳，然而，一旦私欲得不到满足，就不择手段，这乃是一种“私欲膨胀”的反映。
“两人的欢乐窝是在二楼厨房前一个三个草垫子大小的房间，房租每月三千日元，是这所公寓中最便宜的。”记者这样写道，“在这里，两个人共同度过了短暂的五天幸福、快乐的时光。然而，这种幸福与快乐，是建筑在金田镇杉树林中初子的尸体上的，好比在火山口上跳舞，必将遭到可怕的毁灭。”
记者进一步写道：“他们俩人象一般情侣一样，不可能一个劲儿地耽于追求性的快乐。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想生儿育女建立理想家庭。但是，他认为把这种特殊的幸福可以建筑在别人的尸体上这一点，却是超越了一般性道德。这是这个案件的特色。”
最后，记者归纳道：正如初子所劝，良子怀孕应该打胎。在这一点上，小酒馆的女人作为良子的姐姐做得是正确的。日本是打胎的王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就连遭致性解放之祸而不幸怀孕的别国的母亲，也必须特意越过重洋来这里做打胎手术，发挥日本法制的美学作用。因此，打胎的限制更应放宽。
一般来说，审判官不能为报纸杂志的报道所迷惑。只应根据向法庭提出的事实证据而裁决。因此，为了避免叵测，审判官是不可读那些以趣味性为宗旨的杂志、周刊的。——这是野口直卫在进修所进修时，老师教给他的。但是，七年的实践经验告诉他：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审判官，其实是属于那种经常读报的一类人。
不仅仅是有关判决的评价，报纸杂志关于审判中的案件的报道也始终是审判官室内的话题。
但是，审判官不管读了多少报纸、杂志，在进行判决时，也不能受其左右，判决是审判官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良心独立进行的，对此，审判官同僚也不予以妄加评论。
在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案件时，考虑到最高法院的意图而进行判决的下级法院的审判官也是有的。不过，这是例外。判决可以表现各个审判官的良心，即一种个人秘密，因此，具有同样经验的审判官同僚们之间，避免相互评论。
检察官就上田宏案件作为杀人、尸体遗弃罪起诉，因此，法院组成了由三个审判官组成的三人审判小组。按规定，三人中，二人必须是审判官。但如果审判官不够时，其中的一人，经最高法院任命，可以由具有候补审判官经验达五年以上者担任。连续工作了七年的候补审判官野口担任了上田宏的案件审理工作，就是在于他具备了准审判官的资格。
审判长跟野口年龄相差很大，好象是父子，是一个战前派的老审判官，据传，不久就要被调到关西最高法院。这是三人审判小组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主任陪席野口，第三个人是刚结束司法进修而被任命的候补审判官罗基。
由于上田宏未满二十周岁，在法律上还是少年，所以，首先必须接受家庭法院的审判。因为被告人有自供书，案件不是那么复杂，所以，捕后一个月后的八月三日就办完了有关家庭法院的手续，被送到地方检察院。检察官进行起诉是十天后的十二日。第一次公开审判决定于九月十五日，在横滨地方法院第四法庭进行。
这是一个天空十分晴朗的初秋的一天，野口所住的妙莲寺官坻向东的饭厅，虽然射满了阳光，但并不感到热。
官坻是由寝室（八张席子大）、书房兼客厅（六张席子大）和饭厅（六张席子大）组成的一幢和洋折中的平房建筑。离东京至横滨铁路线车站妙莲寺站步行五分钟远，位置是在树林茂密的山岗半腰上。挨排还有一幢同样的官坻，是横滨家庭法院一位候补审判官住的。横滨地方法院的官坻，分散在近郊，在妙莲寺的就这两处。
官坻与民宅为邻，由于地位和工资的相差悬殊，容易产生奇妙的摩擦和矛盾，特别是在太太们之间。因此，这两幢房子分配给井水不犯河水、地位相当的两位候补审判官，可以说，是出自总务处的一番精心考虑吧。
横滨家庭法院认为应当给予上田宏刑事处分。家庭法院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对离婚等家庭案件进行审判或调解的机关。即使跟地方法院同级，跟野口也丝毫不存在什么工作关系。因此，两位太太顶多于道上相遇相互寒暄一下完事，而不会产生摩擦的余地。
野口那天早晨八点，比往日稍早一点坐到了餐桌上。只要能赶上十点开庭就行，所以，从上班来看，比一般公务员晚些。他乘东横线的车到樱木街站下，然后徒步到法院。
如果当了审判官，那么家在东京、湘南地方的人，坐火车到横滨站下车后，可乘去向法院的专门班车，上班。但候补审判官却没有这个特权。
关于这个案子，野口只看了一份一个月前由地方检察院转来的起诉书，不过，通过报纸和周刊杂志，也知道了这个案子所包含的各种有趣味的问题。
野口想在开庭前若无其事地摸一摸审判长的底，看他是什么意见，所以，今天早晨就想提前点时间上班。
妻子光子对于此案的兴趣也不亚于他。而且，对冈部检察官把杀人、尸体遗弃作为上诉理由似乎不满。她从面包炉里取出一块烤面包，隔着桌子递给丈夫，说道：“冈部把那个少年在那天于长后买的小刀，好象看成了是预谋杀人。但那天上田宏遇见初子却是偶然的。”
野口在法庭上多次见过冈部，给他的印象并不是象阎王爷。野口认为：冈部不过想得到根据自己提出的求刑要求那样的判决，具有着一般官僚的热情。他所写的起诉书也是不脱俗套，好象没有“天理不容”呀，“惨不忍睹”呀等惯用词语，就不叫起诉书。
另外，在写起诉书时，他还反对受汉字限制。
“可能会出点问题。这一点，在法庭上会变成争论之点。但起诉书既然这样写着，那一定是有相应的理由的吧。”野口这样回答妻子。
审判官在家庭中不谈正在公审中的案件，这在过去被看做是一种美德。但野口认为：“重大案件不是女流之辈所应知道的。”这一想法不过是旧时男性的一种特权意识的反映。野口也听说过这样的例子：某个老审判官在判决前十天间，对所担当的案件对家人闭口不谈，因此引起全家人的不满。为此，这个老审判官决定让三个儿子全部学医。象这种在审判人的问题上，给审判官带来了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的例子是经常被引用作为话题的。但是，野口想：如果这个老审判官在家庭中，思想更开放些的话，那么，其负担不是多少可以减轻些吗？
光子的父亲是大学教刑法的教授，因此，家中的来客多是审判官和律师。这就为光子提供了道听战后有名的审判和有关审判的方法的机会。
光子本身是短期大学国文科毕业。毕业之后又学习了做菜和茶道，接着是经别人介绍与野口结婚。这可以说是一条很平凡的人生道路。她之所以同意跟野口候补审判官结婚，是因为她并不讨厌司法界的空气。她感到丈夫要是对他谈起工作情况，自己可以成为其谈话对象，这是一种自豪。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光子跟普通女性也是没有什么两样，也是通过《女性周刊》的报道，来看待案件的。她为男性用暴力行为夺取女性生命的做法本身而感到不快。对于一般电影、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男性虐待女性的那种淫秽场面，她是感到不满的。但她并不想否定，那些场面是对她本身的性的固有的、被动的感情的一种奇妙的刺激，然而，她认为男性喜好女性的那种媚态并因此而洋洋得意，恣意玩弄，对于女性是一种亵渎和可诅咒的。
关于上田宏，她认为：他虽说是法律上的少年，但已性成熟，使非公开的妻子怀了孕，而且，已是机械工。如果他有杀人意图，当然应当受到应得的严厉惩罚。然而，她似乎觉得情况并非如此；看不出有准备杀人的动机来。
“我觉得他只是打算威胁威胁才拿出小刀来的，但由于一时冲动失手才杀了人的。不是这样吗？”
光子把装有红茶的碗放在桌上后，这样说。
“事实究竟怎样，可以说还不清楚。但是，检察厅和警察把此作为重案加以追究乃是一种义务。”野口回答说，“这是因为国家有保护公民不受罪犯侵害的任务。犯人嘛，他肯定会说，杀人是由于一时冲动啦，或一时发火啦等。但检察官要是只听犯人一面之词，那么，这个检察官就别再想当检察官了。”
“不过，上田宏并没有交待说，是为了杀人的目的才买小刀的呀。”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我只收到一份起诉书。最近一个时期，舆论大吵大嚷什么审判不可象美国式的，采取公开审判的主义，要彻底贯彻只依靠一份起诉书的主义。《女性周刊》说，上田宏没有杀人的意图，但这是在警察调查案情阶段中的报道，以后会怎样，还不知道呢。也许有新的自供吧。但即便没有自供，既然起诉书上那样写着，也必须看做是已经有了证明材料的东西。警察和警察厅，不是也同所想象的那样，在有名案件的报道和解说上，会有所疏忽？也不是象推理小说和批评审判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警察和检察厅的调查是马马虎虎、不负责任的。”
野口说了这大套话的目的，是要多少修正一下妻子的先入观。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话多少夸大了警察和检察厅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他过去七年间所接受的约五百份起诉书中，漏洞百出的现象还是相当多的。
过去作为进修生去别的法院进行业务实习时，曾接触了这样一件放火案：尽管犯人的自供完美无缺，但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
其具体内容和情况是这样的：被告人自供说道：自己把天棚电线弄破使之好象漏电似的。但这里有可疑之点，这就是被告人六十四岁，原是教员，那种电的作业他会吗？另外，其动机也有问题。于是，审判长利用职权查阅了电力房公司的账簿，结果查明：被说成有问题的电线于五年前被移到房子的另一个位置上去了。就是说，被告人仍然自以为那股电线还通过天棚，所以，他的自供，也不过是靠自己想象的自供罢了。
由于物证大抵跟房子一块烧毁了，放火案便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案子。警察相信了老人的自供。是基于下述的理由：
那位老人刚死了老伴，想到远地的女儿家落户居住，但被拒绝了，因而感到悲伤。于是，他就想：如果房子被烧，自己无住处，女儿就会不得不同意到她那儿同居吧。这就是他放火的动机。在回答警察例行审问时，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道：“如果家被烧了，我就能到女儿家住了，对此，我不知想过多少遍了。”
事不凑巧，他想的倒真的灵验了。
但是，实际情形是，在老人家失火后，女儿夫妇来探望他时，却把他临时接到女婿的一个亲戚家住，断然拒绝老人要到自己家同居的要求，据说，女儿还亲自劝老人说道：“你不好进养老院吗？”
因此，老人感到极度悲伤和绝望，认为不论到养老院还是进监狱，对自己反正都是一样，不是天堂。这样，就把一次自家的自然失火，故意说成是自己干的，这就为警察提供了假口供。
野口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想象得出：有关官员将怎样审问象上田宏这样的少年，而他又将是处于怎样的软弱无力、难以招架的地位。
在案件发生的当时，周刊杂志做了大肆报道。但公开审判的时候，这些报道就成了旧闻了。不管上田宏以怎样的原因被起诉，这个案子也不过是已经过了一半的农村小镇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案件。
检察官方面主张是有意谋杀，而辩护一方则主张是过失致死，这种对立局面是不难想象的。而且，审判官在这种时候就会与各方讨价还价，采取折中办法，判为伤害致死罪。
光子认为：不管怎样说，似乎应当判为伤害致死罪。她这样快地表明一种大众性的判断，还是很少有的现象。
野口想：这个案子是不是会引起人们的感情的共鸣呢？如果这样，那就会多少有些麻烦了。
“总之，通过今天的公开审判，会有一些眉目的呢。”野口在光子的相送之下，一边走出门口，一边这样说。
上午九点整，野口准时走进横滨地方法院二楼审判官室。这时，审判长谷本还没有到。年轻的候补审判官也似乎是刚来，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
矢野比野口小八岁，稍微有点胖，肤色很白，是属于那种尚可称得上美男子的类型的人。他好象老是瞪着圆圆的眼睛在微笑，不认识他的人会误认他是某个贸易商店的新职员，同时也不难想象出，这个开朗的青年，在严厉的审判官谷本领导之下，对伪造驾驶证的汽车司机伪造大量文件而判为无罪，使之不服刑。
我是一个不会交际、不谙世事的人，干不了别的事情，所以，只好当了审判官。——这是战前派的审判官在杂志举行的座谈会上，经常谈到的半是谦虚、半是自负的话。但野口看到这个比自己还能干一头的晚辈，不能不感到时代已经不同了。
野口把提包一放到桌上，就好象这是一种暗示似的，一位女事务官就把茶水端来了，不过茶水应由谁来打，倒没有一定的规定。
在法院也有和社会上一样的工会组织，它一旦进行合法斗争，这个象花一样的漂亮的女事务官，就会以工作案例中没有规范为理由，根本就不会为你打水端茶。
据说，最近在一个民办的公司中，自发起来的女职员团结一心，拒绝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在全体职员的桌子上配有茶水的作法，认为这是一种恶习。该公司无奈，就雇了两个专门打茶水的老大娘。但在法院里，却不能这样做。这样，即使是审判官，如果不自己打茶水，就只好不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判官比起民间的职员来，其生活可要朴素和检点多了。
就在这无人打水的时候，候补审判官矢野很快地去到水房，把两位先辈的份也带着，打来了茶水，这使两位先辈感到很吃惊。
但是，谷本审判官认为：审判官是按照自己的良心，从事法的神圣职业的，所以，不应当干打水等这种下贱的事情。
因此，他对于矢野端到自己桌上的茶水只乜视了一眼，根本没有动一下。野口一想到这是老审判官的无声的斥责和抵抗，便低下头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忍住了笑。同时他想，要是自己，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想干那种打茶水的事，这时，他发现自己也有特权意识。
“野口，你来得挺早啊。”矢野说。
“今天是对我管的杀人犯的第一次公开审判嘛。”野口回答说。
“是啊。就是我也感到紧张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象野口这样的老手，也是这样吗？”
“别逗我了。不论到何时，第一次公开审判总是紧张的。”
野口本来想说道：“是因为想听听审判长对案件的估计，所以，才来的这么早。”但他又不想这样说了。
新的诉讼法规定：起诉书不能跟使审判官容易产生叵测的记录和证据同时提出。起诉书上只能记录被告人姓名、诉讼事实和罪名。
检察院一方既然受到这种制约，那么，审判官在公开审判以前，在介入案件内容时，也必须持慎重态度。
不用说，法院是人多集中的地方，象这次有名的案子即便是在书记官室内也一定是议论纷纷的。但野口并不想在审判官室内，特别是在新任的候补审判官面前，公开地询问审判长“此案前途如何呀？”等。他想，必须在闲谈中若无其事地探听出为宜。
野口认为必须特别避开早晨跟光子谈的那点，即：关于是否是故意杀人的何题，因为这关系到否定事实的问题。他想问的是关于律师菊地大三郎的情况。因为，他觉得象菊地大三郎这样的律师担任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是有些不相称的。
菊地大三郎今年四十八岁，三年前刚辞去有二十年官龄的审判官职务。由审判官转行干律师这一现象最近还是不少的。其原因并不一定象社会一般人说的是出于政治的理由，也没有必要假定是出自什么助弱抑强的理想主义。
在战前，高等司法科考试及格者中，成绩优秀者当审判官，这是惯例。但战后却不同了，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人倒希望当律师了。
候补审判官跟刚出茅庐的律师在收入上相差不多，但十年后，其差距就拉开了，律师要比审判官多收入十万日元以上。另外，候补审判官有被调到地方工作的担心，但律师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挣钱工作的地点。虽然说，既然当了审判官，其最高目标就必须是到最高法院工作，但是，最高法院的定员，比起战前的四十多人来，现在少了一大半，只剩下十五人，其中，审判官只有五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的审判官要想出头的范围，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未必不在农村的地方法院呆一辈子。由于学阀或派阀关系，从开始就进了最高法院的事务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一生为止——这种特权阶层，现在已是不复存在了。
因此，年龄四五十岁的人中，不断出现持有下述思想的人，并不是奇怪的，即：与其在六十五岁退休前仍然呆在农村地方法院，变成一个不中用的废物，不如趁现在能干时改当律师，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利。
上田宏的案子虽然发生在农村小镇里，但周刊杂志已经做了报道。因此，根据其辩护的方法，很有可能对律师的前途大有禆益。
但是，如果说菊地大三郎是为了沽名钓誉，那可就错了。
罪犯上田宏的父亲喜平自儿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就气得发了疯似的，声称：没有那么多钱雇私人律师，有一个国家选定的律师就很不错了。
对此，亲戚看不下眼，认为这样上田宏太可怜了。他们骂道：要说世间风气变坏，还不是家里出了一个杀人犯？但难道因此就不管了吗！岂有此理！
喜平家有一町八反土地，除了房前房后的二反菜地外，其余的土地刚卖给北洋渔业做建厂用地。他用卖地的钱于东京近郊买了一所房子。另外，他还通过战争时期和战后到附近城市卖米卖菜，还积了不少钱，据说，他现在手头还有一千万日元的储蓄。
因此，他不能理解：作为有这么多钱的父亲的儿子，怎么竟能为一个女人想离家出走？这一点，对于许多小镇里的人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田宏的下面，有一个十六岁的妹妹里子和一个十岁的弟弟直。他们将作为杀人犯的妹妹、弟弟，终生都要感到抬不起头来。
喜平有个计划，就是待北洋渔业的工厂建成后，将其附近邻接的田地毁掉，建筑公寓，打算把每两个房间一套的住房以每月八千日元的租价，租给来工厂工作的熟练工人居住。从而，可以赚几笔钱。
当时还在世的他的妻子阿宫对此却不赞成，动不动就反对说，要是反正不当农民的话，还不如干脆到别处去，如果要建公寓，在东京或横滨不都是可以建吗？何必在这儿呢？对此，喜平反驳说道：
“你真蠢。那种地方地皮昂贵，我们能买得起吗？在这里用我们家自己的地皮盖，会赚钱的。”
邻里的人都说，为上田宏找个国家选定的律师，这太可怜了。但对此，喜平倒根本不在乎。但对他来说有点受不了的是：按一般情况来说，一个有财力的人是不应用国家选定的律师的这一舆论。
来对他谈到请律师这一事情的是上田宏上中学时担任班级任的花井老师。上田宏在中学读书时成绩很好，曾被选为班级委员。因此，老同学对上田宏会发生这种事情都感到意外。
据说，上田宏在茅个崎工厂工作时，也是很勤奋、能干，跟同事没有打过架或发生口角。这一点，花井先生也是知道的。而且，花井先生跟菊地大三郎是远亲。
菊地曾经当过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审判官，因此，就是自然改行当律师以后，也很少接受赚钱的民事案件，所以，其生活并不富裕、轻松。花井先生所以硬想拜托菊地大三郎作为上田宏的律师，并来说服喜平同意这件事，是因为他不能忘记在学习期间自己的一个老实的学生。
喜平当然告诉花井说，请那样有名的律师价钱大高，不行。对此，花井也早就预料到了。他对喜平说道：
“我是特地为你请他的。菊地一定会对此案感到兴趣，会接受的，我想。”
但喜平告诉花井说道：“请让我考虑二、三天再告诉你。化大价雇那样一个名律师，这不合我的身份呀。”
最后，喜平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花井就这样跟他告别了。当过了二、三天后再来拜访他的时候，花井发现他的态度奇怪地傲慢起来。
“律师不止菊地先生一个人啊！”
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追问，花井终于弄清楚了喜平说出这种话的原因。
原来，在这二、三天内，有人到喜平家也推荐一个律师。这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他通过《女性周刊》的报道，知道了上田宏的案件，并对此发生兴趣。他愿意担任上田宏的律师，至于报酬给多少都行，不要日常补助费，交通费也自付。他的这一愿望是通过住在厚木的一位乡土历史学家向喜平提出的。
“什么？竟有这种事？”花井不满地说，“要是这样，菊地先生也是同样。你要是同意，你提个价也可以，别的费用也不再要求。”
为上田宏所找的这个不相称的律师就是在这样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定下来了。
“最后，到底是你赢了。”花井先生边笑边说。在一个小时的交涉中，喜平一次也没有说过想决定要那个年轻的律师。这是因为他从开始就想：要是同样的价钱，还是雇一个名律师上算。
在前几天，花井给菊地去了一封信，其中，他这样写道：“案件包含了各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最近青少年的道德颓废问题。上田宏的行为如果离开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口放弃农业、青少年有离村倾向等这些社会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父亲喜平让他到茅个崎工厂干活，其原因也是出自这一想法，即与其让他帮助干点农业，不如到别处挣点现钱更有利。也正因这样，其结果就培养了上田宏的独立意识。我觉得，上田宏的离家出走，似乎应当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才正确。另一方面，我想也不可忘记他和父亲喜平之间所产生的感情上的摩擦。上田宏讨厌父亲所具有的那种企业家化了的生活态度。关于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喜平从很早以前就在厚木纳了一个艺妓为妾的这种事实吧。因此，可以认为：上田宏的犯罪正是在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黑暗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恶果。我认为可以把上田宏的犯罪看做是他内心积满的忧郁在良子怀孕、离家出走等这一系列连续性事情中最后的总爆发。”
花井先生也深深知道喜平因儿子成了杀人犯而受到的冲击。在他们的谈话间，喜平突然转过头去，“啊”了一声。这声音既不象叹息也不象呻吟，而是有点象野兽的哀号。
在农村，血缘关系讲得很厉害。因此，上田的家至少在金田镇被看做是缺乏道德观念而威信扫地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了。这一点，喜平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或者，也许在看到儿子的行为后，想到自己也是属于“坏蛋”之类的人种了。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候补审判官野口不是全都知道的。这些情况是野口随着公开审判的进行，随着案件的全貌逐渐明朗化，才一点一点知道、清楚的。
审判长谷本今年五十四岁，比菊地大六岁，相当于他的“先辈”（上级生）。虽说最近决定要调到大阪担任最高法院审判官，但从年龄来看，升官升得并不快，还是属于晚者。
对于年轻的候补审判官端过来的茶水连瞧也不瞧一眼——这种性格的审判长对于放弃值得自豪的审判官的崇高职业而改行当律师的菊地大三郎又是怎么想的呢？这可以说，不问自明。
不大一会儿，审判长谷本轻轻地走进审判官室。他一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女事务官便眼疾手快地端着茶来到他的跟前。他接过茶杯慢条斯理地啜着。野口见他喝完了茶，便站起身来，走近他的跟前问道：“审判长，菊地这个律师您认识吗？”
“嗯。我跟他倒没有在同一个法院共过事，不过，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在学士会会馆集会时见过二、三次面。”
“是个怎样的人？”
“怎样的人？”谷本的两眼隔着眼镜一转，抬头看了一下野口说，“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也许冈部检察官对他也很棘手呢。你也得小心点才好哟。”
谷本的回答是野口所料想到的。但他想问的是：
“菊地他没有参加事前准备会议，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现在的法院都有事前准备会议。所谓“事前准备会议”，就是在公开审判的一周左右前，列席检察官和律师到审判官室与主任审判官商定审判日期、证据验证的步骤等的一种例会。在这个会上，主任审判官也告诉他们所唤证人的人数和质疑与反质疑的时间安排。
律师也好，检察官也好，都不只担当一起案子。就法院来看，未办完的案子积压如山。因此，为了使公开审判迅速进行，事前准备会议是不可缺少的手续。
但是，上田宏的案子却没有经过这道手续。据说原因是：菊地律师因某一刑事案件到名古屋出差去了，与此事冲突了，腾不出手来。但对于野口来说，却预感到菊地律师似乎有他的一套作战计划。
对于野口的这一预感，审判长谷本也有同感。他说道：
“是啊。因为是菊地律师嘛，所以，不能说他没有作战计划。”
野口这个候补审判官是由于人手不足才破例被任命为陪审主任审判官的。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主任审判官对案件所负有的责任却丝毫也不减轻。日常文件由野口处理，就是判决书也得野口来写。但在谷本的眼里，三十三岁的野口还是尚在教育中的孩子。
谷本自被任命为审判官以来，于横滨法院第一线一直超然地活跃在学阀、派阀如林的这个大千世界的主流之外，屈指算来已有二十五年了。
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粮食极端缺乏，从黑市买大米因违法而又绝对不干，所以，也有因营养失调而死亡的审判官。谷本虽然没有象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可也从不乞求、阿谀谁，就这样，以类似一种超世脱俗的姿态活到现在。
横滨是邻接东京的地区，从地位上来说，是半中央。如果再升，就是到东京高等法院当陪审审判官。但谷本的愿望是到大阪高等法院。
他出生在京都，大学毕业也是在京都大学。他所以希望自己在任职期间——也许到退休前不能再高升了——留在关西，是因为上了年纪，恋上了关西的秀山丽水了吧。——他表面上这样说。
虽然如此，他仍有他的所爱，这就是说，他那颗热爱法院工作的心没有变。对于培养接班人他也很热心。也许他想到上田宏的案件的审理是他在横滨法院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所以，对指导野口是持慎重的态度的。
作为他本人来说，他认为：事前准备会议这一道手续，是东京地方法院年轻人想出来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办法所带来的结果是利少弊多。他认为：这意味着把在法庭上会成为的争论之点事前拿到当事者之间进行磋商，从严密这一意义上说，这就违犯公开审判这一原则，因而，根据所谓事前准备会议，促进审判速度，对被告是不利的。
谷本也知道，辩护律师菊地从他当审判官时候起，对上级通过通报形式对“事前准备会议”这一办法的奖励就不予理睬。谷本本身也是如此态度。他认为：只要象以往一样，定下第一次公开审判的日子，剩下的再根据双方情况，进行合理解决，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公正审判的宗旨。
但是，从他的地位来看，他也清楚：在年轻的审判官面前说一些批判其制度的话语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方针。对于野口的问题，他只是淡淡地补充了一句说道：
“既然菊地说腾不出时间来横滨，也只好如此了。”说完便再不谈此事了。
有关人员一到齐，法庭一官吏就来到书记官室报告说道：“人员都到齐了。”于是，审判官室的审判官们也知道了。他们走进会议室，从衣柜里取下法官服，换上。由会议室到法庭中间有个门，审判官们在全体法庭的人起立致意之中，进入了审判官席。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交通工具拥挤，经常出庭迟到的是律师。但即便如此，谷本也不迁就，一到规定开庭的时间十点，便马上就席，而且，用一种不满的目光，瞪着一边骚头一边进来的迟到的律师。
但这次菊地律师似乎并没有迟到，十点差两分，女事务官来到审判官室，象卫兵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那儿，报告说道：
“都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