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弗朗西斯伍德只有十分钟车程，所以我先去拜访“拖出去”·扬科斯基。与金门高地不同，这里是高档住宅区，从戴维森家那较低的斜坡起一路向西，住着许多名门望族和一些慢慢积累起财富的怪老头。一些房子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欣赏几英里外的海景，但扬科斯基家不能。他家的房子在圣胡安尼托街，是西班牙式的，一边的树篱是高大的柏树，另一边是茂盛的桉树。一半的房子掩在花草树木中，柏树居多，还种了些蔬菜。看起来扬科斯基要么是个农夫，要么是个喜欢隐居的人。
我把车停在路边，沿着一条蜿蜒的鹅卵石小路拾级而上，来到铺着瓷砖的门廊前。前门看起来像B级恐怖片里的城堡大门：年代久远的黑色木门板，雕花铁把手，突出的铁钉，有复杂花饰的门闩。没有门铃。我举起门环重重地敲了一下，像是开枪的声音。
里面立即传来狗叫声。是条大狗，听起来它被打扰了，因此愤怒异常。但它没叫多久，我听到它走路的声音，它的爪子在石头或者瓷砖上摩擦的声音，它冲到门里呼哧呼哧咆哮的声音，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恶龙。它的双眼大概充满怒火，很快乐地听到我因为害怕而咽口水的声音。我不喜欢狗，尤其是扬科斯基养的这种古怪类型。
那条狗一直低低地咆哮着，没人来阻止它，也没人来开门，但我却感到一阵欣慰。我考虑着是否应该留张名片，但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做。我希望在“拖出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拜访他，让他说出哈蒙·克雷恩自杀的全部情况。也许他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迈克尔·克斯卡顿。
里面的狗又冲到门后面来了，弄得门摇晃着发出抗议的吱吱声。“该死的愚蠢畜生。”我在走下台阶时嘟哝了这么一句。
伯克利过去是个沉睡着的安静小城，街道两旁茂盛的树木和古老的建筑是它的城市名片。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嬉皮士和愚蠢可笑的越南战争政策改变了它的形象。七十年代，帕特丽夏·赫斯特和共生解放军给伯克利带来了奇怪的声誉，使媒体和右翼分子都愚蠢地认为伯克利是左翼分子的根据地。八十年代，这个地方吸引了大批的罪犯和精神分裂者：毒贩、行凶抢劫犯、抢钱包的人、窃贼、皮条客、乞丐、流浪者、暴露癖、瘾君子、宗教狂热者，还有普通的疯子。现在伯克利的犯罪率在海湾地区数一数二，而在市中心，也就是伯克利大学附近的电报大道上更是每日上演闹剧。你可以在人行道上大摇大摆地抽大麻，观看每天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我上次去那里时，隔着一个街区，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睁着水泡眼在背诵《鲁拜集》里的诗句；一个穿得像东方皇帝一样的家伙盘着腿坐在人行道上，用锡塔尔琴弹奏威利·纳尔逊的曲子，肩上栖息着一只八哥；一个戴着圆顶小帽的快乐的老家伙正在向一对老嬉皮士兜售一斤大麻，那个女人肩上背着一个婴儿。
伯克利告别了沉睡的小城年代，进入了黄金岁月。它对来访者说：欢迎来到美国都市，年轻人！
不过，在山上和平原的某些地方，古老而传统的伯克利仍然存在。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美丽迷人一如既往。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家庭背景都很优越。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政治立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很善良。林荫大道和旧时的大房子都在，只是有些小小的改变：房子装了报警系统，窗上装了防盗栏，门上上了三保险的锁，可能家里放着把手枪或鸟枪以防万一。驾车穿过那些旧时的伯克利街道，你几乎会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单纯透明，一如当年那个沉睡的小城。
阿曼达·克雷恩住的那条街静谧奢华，与电报大道的古怪形成鲜明反差，让人觉得两地相距甚远，尽管实际上仅隔着几英里。克雷恩街与阿什比大道相连，附近有豪华的克莱蒙特大酒店。酒店旁有条街，街道两旁无数的椴树枝叶相连，形成了天然的树林隧道，椴树街之名由此而来。迈克尔·克斯卡顿给我的门牌号在椴树街的尽头。那幢房子建成至少有半个世纪了，棕色墙面，九重葛爬满了深黑色的木门廊。前院栽种着大片的柳树和几棵金橘树，院内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门廊上有个女人坐在旧式的秋千上。等我停好车，朝那房子走过去时才仔细地看清楚了她：银色头发，上了年纪，腿上放着本杂志。阳光穿过柳树叶子斑驳地投射在她身上。我朝门廊走去时她抬起头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她笑了笑，站到她近旁，背靠着门廊栏杆。房间里，真空吸尘器发出的高分贝尖利噪声几乎要损坏我的神经。
秋千上的女人六十五岁左右，小巧玲珑，苍白的脸上有细微的皱纹，让你不禁联想到有着小小细纹的易碎骨灰瓷。她不漂亮，但我想三十五年前她一定很迷人。现在她仍然迷人，有着另外一种风韵。在她淡蓝色的眼睛和表情中充满平和安宁，这种神情你在最虔诚的人脸上才能看到——全然宁静的内心世界。她穿着一条过时的连衣裙，纽扣一直扣到颈部，涂了粉的小鼻子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
“你好。”她笑着和我打招呼。
“你好，克雷恩太太——阿曼达·克雷恩？”
“是的。我认识你吗？”
“不，太太。”
“你不是个推销员吧？这是我侄女的房子，她最讨厌推销员了。”
“我不是推销员。我是来这儿找你的。”
“真的？找我做什么？”
“有关哈蒙·克雷恩。”
“哦。”她愉悦地说，“你是他的崇拜者。”
“崇拜者？”
“喜欢他的小说。他的崇拜者们偶尔来看看我，其中一个还写了篇关于我的报道发表在某本小杂志上。你也是克雷恩的崇拜者，是吗？”
“的确，我也是。”我真诚地回答，“你丈夫是个很棒的作家。”
“哦，是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你认为呢？”
“没错。”她说，优雅地耸耸肩，合上《女性之家》杂志，拿下眼镜，“你知道，哈蒙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感。”
“是的。”
“对。”她说。
“你读过他的小说吧？”
“一部分。他登在杂志上的故事……很多都很精彩。有一部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假的事，我记得是刊在《周六夜》上。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不记得。”
“故事非常有趣，一点儿也不低俗。我记不起故事的名字了。”
“你丈夫是个有趣的人吗？”
“有趣？哦，是的，他喜欢逗人笑。”
“你是说他很快乐？”
“是的。”
“你和他在一起很快乐？”
“非常快乐。我们的婚姻生活很甜蜜。我们都全心全意地爱对方。”
“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然没有。”
“但他有其他问题。”我轻声说，“你知道他的问题吗？”
“问题？”
“致使他自杀的问题。”
她静静地坐着，仍微笑着。可能她没有听见我说的话。“我想那是《永远别和女人争论》。”她说道。
“什么？”
“我喜欢的哈蒙那篇登在《周六夜》上的故事。是的，我记起来了，题目是‘永远别和女人争论’。”
“克雷恩太太，你知道你丈夫开枪自杀的原因吗？”
沉默。一只棕黄色的小鸟掠过一棵金橘树停在门廊栏杆上。她双手平静地交叉放在胸前，看着小鸟的细脚跳跃着，啾啾而鸣，小脑袋左顾右盼。
“克雷恩太太？”
我说话的时候移动了一下，惊走了那只小鸟。她脸上的笑容渐渐退去，眼睛眨了一下，手从胸前移到《妇女之家》的封面上，开始无意识地转动左手中指上的小钻戒。
“不，”她说，“不。”
“你不知道原因？”
“我不想谈这件事。不想。”
“可是这很重要，克雷恩太太。如果你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不，”她说，“不，等等，我错了。我最喜欢的那个故事不叫《永远别和女人争论》，应该是《几近完美的假期》。瞧我多蠢，竟把两个故事混在一起了。”
她又朝我笑笑，但这次的笑容有点不同，那双眼睛好像在说：“请别再提那件事了，别伤害我。”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这是我的致命伤：太有同情心，太容易感同身受。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游荡在电报大道上的讨人厌的嬉皮士。
但我还是继续询问。尽管有时我不喜欢自己，但我不会停止工作，不然几年前我就歇业了。
于是我说：“我很抱歉，克雷恩太太。我不会再提那件事了。你不介意我问些其他问题吧？”
“这……”
“你现在还与你丈夫生前的好友见面吗？”
她咬着嘴唇说：“我们没什么朋友，”她说，“我们有彼此，但……但这并不……”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又沉默了。
“一个朋友也不联系了吗？”
“只有史蒂芬。他有时会来看我。”
“史蒂芬？”
“史蒂芬·波特。”
“他和亚当·波特有关系吗？”
“谁？哦，是的，他是亚当的兄弟。你认识亚当？”
“不，太太。我只知道他是你丈夫的朋友。”
“确切地说是我的朋友。”
“你说亚当？”
“是的，他是我的美术老师。你知道，他是个画家。”
“不，我不知道。”
“很棒的油画家。我比较擅长画水彩。主要是静物，水果之类的。”
“你现在还画吗？”
“已经很多年没画了。”
“史蒂芬·波特也是个画家吗？”
“不，他是个雕塑家。也给别人上课。这年头光靠雕塑很难生存，所以他不得不去教书。我想大多数艺术家都是这样，你觉得呢？”
“是的，太太。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吗？”
“当然。”
“在哪儿？”
“旧金山。”
“能给我地址吗？”
“你想去找史蒂芬吗？”
“是的。”
“好的，见到他时帮我传个话，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来看我了。”
“好的。”
“北海滩。”她说。
“太太？”
“史蒂芬的工作室，在北海滩。”她微笑着，仿佛回到了过去，“哈蒙和我过去住在北海滩科伊特塔附近一幢可爱的老房子里，绿树环绕。他喜欢安静。”
“是的，太太。”
“一切都过去了。那一带很久以前就被拆除了。”
“你能告诉我史蒂芬工作室的地址吗？”
“确切地址我记不清楚了，”她答道，“但我肯定电话簿里能查到。”
房里的吸尘器停了下来，安静得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我想托马斯·扬科斯基也是你丈夫的朋友。”
“他是哈蒙的律师。”
“你丈夫为什么需要律师？”
“有个女人要告他剽窃。一桩愚蠢的事，你们怎么叫它来着？”
“骚扰？”
“对，骚扰。哈蒙在为他的书做市场调查时遇到了托马斯，我想是这样的。托马斯帮他处理了那件案子。”
“他们是朋友吗？”
“我想是的。尽管我们很少在社交场合中见到托马斯。”
“他来看过你吗？”
“托马斯？没有，自从我拒绝他之后。”
“‘拒绝他’是什么意思？”
“他向我求婚。”
“什么时候？”
“就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拒绝了他？”
“是的，”她说，“哈蒙是我唯一爱的人。我不会再结婚了，再也不会了。”
“你和克雷恩先生没有孩子，是吗？”
她严肃地说：“我们没有那样的运气。”
“但你丈夫与前妻有一个儿子。”
“迈克尔，”她点点头，“他来见我时我吃了一惊。我从不知道哈蒙有个儿子。迈克尔也从不知道哈蒙是他父亲。迈克尔——我记不起他的姓了。”
“克斯卡顿。”
“对，少见的姓。我希望他再来看我。他只来过一次。多好的男孩子，哈蒙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
“你认识迈克尔的母亲吗？”
“不认识。我认识哈蒙时，他已经离婚了。”
“那你认识哈蒙的第一任妻子吗？”
“第一任妻子？”
“埃伦·科尼尔。”
“不，我想你搞错了，”她说，“哈蒙从没和叫埃伦的女人结过婚。”
“有过。当时他们在伯克利大学……”
“没有，”她十分肯定地说，“和我结婚前哈蒙只结过一次婚，就是与迈克尔的母亲，苏珊。只有这一次。”
“那是哈蒙告诉你的？”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前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走出来。此人四十多岁，身材矮胖，染黑的头发裹在一条彩色斑点大围巾里，脸庞酷似动画片里的猪小妹。她边走边说：“我听到外面有声音。”随后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是谁？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们在讲哈蒙。”克雷恩太太说。
“是的，”我说，“我们正在谈。”
“天，又来一个！”那个胖胖的女人说，“你没使太太痛苦吧？你们这些崇拜者老是打扰她。”
“我想没有吧。”
她转向克雷恩太太说：“姑妈，他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玛丽莲。我看上去很心烦吗，亲爱的？”
“好了，我看你现在最好到屋里去。”
“我可不想进去，亲爱的。”
“我们去喝点格雷伯爵茶。”
“喝茶是个好主意。我们也请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可以改天再来，”猪小妹看着我，表情好像在说：我是为了她好，走吧，别再来了。
“但他想再问我一些问题……”
“今天可不行，不能再问了。”
于是克雷恩太太笑着对我说：“很高兴与你见面。”
“我也是，谢谢你，克雷恩太太。”
“不客气。我喜欢谈论哈蒙。”
“你总是这样，姑妈，”那个女人说，“但要知道，这样长时间的谈话对你身体不好。快进来吧。”
她扶着克雷恩太太下了秋千，一只手搂着她的肩。克雷恩太太对她一笑，又回头对我笑着说：“玛丽莲总这么照顾我。”突然我一阵发抖，意识到克雷恩太太的平静根本不是来自内心，这种平静和她的笑容都是精神病的征兆。
玛丽莲扶着克雷恩太太进屋时，越过她的肩膀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快步下了阶梯，再回头看时她们已经进去了，门在她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仍有些颤抖。盯着那幢房子，我想起克雷恩太太的笑容以及我提到她丈夫自杀时她眼中的痛苦。那件事肯定极大地刺激了她的神经，使她丧失了自理能力——而这种状态维持了三十五年。整整三十五年！
我觉得自己像头驴。
不，像驴拉的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