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间的这些明争暗斗，比起眼下开始排练的这出规模更大的社会悲剧或闹剧，可谓小巫见大巫。在这出戏中扮演主角的是遭到贬谪的埃塞克斯伯爵。他在出征爱尔兰时，除了给部属加官晋爵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做，这使女王大发雷霆。埃塞克斯在一条河畔与蒂龙相遇——他在岸上，蒂龙骑马在河中间。据称埃塞克斯曾对那个叛臣说，英格兰不久即将改朝换代，他倘能表示友好，于他本人或许会是十分有利的。此后不久，即1599年秋，埃塞克斯乘船回到英格兰：上岸后他当即策马直奔农萨奇宫，风尘仆仆地撞入女王的卧室见驾。女王没有当面训斥他，只是吩咐他回去更换衣服；违反礼仪不过是在烈火熊熊的地狱里划着一根火柴。当天，女王秘密召见了一些人，接着埃塞克斯便被递交典狱大臣监禁。至此，伦敦全城都知道埃塞克斯与蒂龙达成了休战协定。
埃塞克斯的追随者丝毫没有因此而羞愧不安。南安普顿伯爵仍常在戏院露面，悠然自得。他和以往蒙他恩宠的那位诗人之间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莎士比亚已经幻想破灭，不再企望重修旧好。使他那副戏剧家的头脑百思不得其解的，倒是好心居然会产生坏的结果；就琼生和其他热衷于气质论的人而言，这种问题根本不存在。埃塞克斯和南安普顿真心实意地认为废黜女王于英国有益；埃塞克斯只顾荣誉与爱国主义，不计个人的利弊。然而，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会使国家陷入混乱与血泊之中，使大量无辜惨遭杀戮。这是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设计的一种反常现象。勃鲁托斯是个杀人犯，但他依然是最高尚的罗马人。杀人者的良心将成为莎士比亚正在着手写的那些悲剧的一个令人烦扰的主题。
埃塞克斯病了。女王暂时消了气，特谕八名最好的御医为他检查身体。医生说埃塞克斯的身体没有病，有病的是他的脑袋。女王又生气了，于是埃塞克斯便这样被贬谪、关押，一直到第二年夏季才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审讯是1600年6月5日在星宫法庭正式开始的。埃塞克斯被控违抗君命：朝廷耗费巨款派他去爱尔兰讨伐桀骜不驯的爱尔兰人，他却与人达成休战协定。全部诉讼用了十一个小时宣读起诉书，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埃塞克斯曾经是他有权势的好友——轮流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埃塞克斯身体虚弱，只是在一整天的审讯即将结束时才允许他坐下；在法庭看来，最适合他的姿势是跪着。至于是否判刑，这是早已定下的事。判什么刑？关入伦敦塔，撤销一切有利可图的职务，处以巨额罚金——所有这些，无论是单项或是合在一起，全都提出了。最后的一致意见是由女王裁决。于是又需要等待许久，埃塞克斯重新由典狱大臣负责监禁。这时，他开始博得公众的很大同情，因为他已蒙受羞辱，变得谦恭、忍让了。
8月26日，他终于获释。蒙乔男爵在爱尔兰前线打了胜仗，好消息大大平息了女王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怒火。蒙乔埋头实干，埃塞克斯空虚浮华，两相对照已足以惩罚埃塞克斯；他今后或许会学得成熟一点。但是，女王不准他入宫。对此他能够忍受；他不能忍受的是一项更为沦肌浃髓的惩罚——女王迟迟未恩准他继续包收甜酒税。这项专权极为有利可图，一向是女王对他宠幸的诸多标志之一。米迦勒节是重新决定谁享有这项专权的日子，他已欠下酒商巨额债务，于是他给女王写了一封情词谦卑恳切、充满爱戴的信，如坐针毡地等待答复。女王看穿了他的悔悟姿态，也不相信他的爱是出于真心。她把这一切告诉了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又告诉了其他人。接着，女王在使埃塞克斯提心吊胆地等待到万圣节之后，才宣布埃塞克斯不再享有包收甜酒税的权利，她将亲自执掌这项专权。
在这年圣诞节的前四天，伦敦发生了一次地震。虽然一瞬即逝，远非亚洲的大地震，但也足以使迷信的人们视之为征兆。现在埃塞克斯府已变成某种党派的总部，在那里聚集的人认为他们的种种理想只能倚靠伯爵才能实现，或按埃塞克斯本人的说法，不能依靠一个头脑与其身躯一样扭曲的老妪。失宠的廷臣与被革职的军官们麇集一堂。清教徒喋喋不休地试图说明王权应服从于更高的权威，而这更高的权威只能由深知自己得救的人体现——这种主张在五十年后将通过弑君的方式得到实现。埃塞克斯的一个名叫卡夫的追随者，是个凯斯卡式的直言不讳的人物；他谈到忍气吞声的耻辱，谈到他的爵爷已经被剥夺的权利与财富，若不马上采取行动，定将变得一贫如洗。埃塞克斯如此这般地受到激励之后，也发泄了自己的一腔怒火。他的话立即传到女王耳中。埃塞克斯府如此宾客盈门，是难以防范密探匿伏其间的。
莎士比亚必然是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有关英国历史的书依然属于禁写之列，把英国历史搬上舞台也是危险的事；但是，整个罗马与希腊的历史都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既然政治人物总是如出一辙，古代历史中自然会有许多与当今动乱的伊丽莎白朝酷似的趣事。希腊近来变得比罗马更受欢迎，在玫瑰剧场就上演过《特洛伊复仇记》《阿伽门农》《俄瑞斯忒斯的怒火》以及契特尔与德克合写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此外，1598年还出版了查普曼翻译的《伊利亚特》七卷史诗的译本，书前查普曼在致埃塞克斯的题献中说他是“由神圣荷马使之不朽的阿喀琉斯式美德的活典范”。美德？眼下，埃塞克斯正表演着阿喀琉斯在自己的营帐中发脾气的恶习。
乔叟曾经讲过关于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故事，但他讲的是浪漫的爱情。莎士比亚略去了爱情，或者不如说是将这种爱情净化为肉欲。他很可能又是在忍受着阵阵狂喜和愧痛，其状宛如他以往眷恋那位黑女子一般；不然，他这些日子就是怀着对南安普顿的一腔愤懑，想到自己枉然成为感情的奴隶。莎士比亚是一个极为需要异性的男人，关于他沉迷女色之事在当时至少曾经引起一段传说。伦敦四法学院中殿学院的约翰·曼宁汉1601年3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
一日，伯比奇演出理查三世。市内一女子对他异常垂青，散场时邀他化名理查三世前往相会。莎士比亚无意中听得他们的决定，于伯比奇之先赶去赴约。正当他受到款待，成其好事之对，仆人来报理查三世在门外求见。莎士比亚随即吩咐仆人回话：征服者威廉乃在理查三世之先。
这段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是人们对于不爱女色的男子是绝不会传播这类轶事的。莎士比亚对于女人之喜爱，其悲剧在于爱得无方又过于深沉，难以像琼生那样淡然处之，却又往往在纯属情欲支配时以为是爱情。他过于将性行为推崇为真情的流露，然后又发现这份情意没有得到回报。感情之强烈超过其对象所能承受，使他陷入窘况，激起他阵阵深刻的厌恶心情，主要是厌恶自己。他感到自己这个坠入爱情的威尔，像公狗追逐母狗那样在喘息。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拉皮条的潘达洛斯唱了一首下流的小曲儿，把恋人的呻吟“啊！啊！啊！”变成了公狗的喘息与母狗发情时的嗥叫：“哈！哈！哈！”这出戏说的是对情欲的幻灭，其中特洛伊罗斯先是疯狂地迷恋克瑞西达，然后发现天仙忽然变成娼妇又厌恶起来。
这个对爱情或情欲幻灭的主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剧中的奥德修斯在谈到希腊人未能攻下特洛伊时，把它归咎于他们未能维持秩序。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神圣的格局，世人为了社会的健全应乐于模仿。“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希腊军队的纪律的琴弦被拆去了：
主帅被他属下的将领所轻视，那将领又被他的属下所轻视，这样上行下效，谁都瞧不起他的长官，结果就引起了猜嫉争竞的心理，损害了整个军队的元气。特洛伊所以至今兀立不动，不是靠着它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我们的这一种弱点；长话短说，它的生命是全赖我们的弱点替它支持下来的。
所谓“长话”真是言之凿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说话多于行动，在舞台上不可能成功。但是，说话多无疑表明，莎士比亚更关心的是表达自己的信念，而不是编写剧本。他从未设计出那么好的诗句和那么生动的形象，然而光彩夺目的语言压倒了戏剧的构思；起辅助作用的地方成为主导，纪律没有了。至于希腊人把纪律的琴弦拆去的原因，可以从希腊军队的弦轴阿喀琉斯的身上找到。
此人因为听惯了人家的赞誉，养成了骄矜自负的心理，常常高卧在他的营帐里，讥笑着我们的战略。
同样，埃塞克斯揶揄英国的等级格局，预示着全国的瘫痪与覆灭、无政府状态与混乱。
但是，情欲的幻灭与国家的衰败之间有何联系呢？这里有双重的相似。首先是完全缺乏信任。恋人之间的山盟海誓尚且能够如此轻易地毁弃，臣下对于主上的誓言又有多少可信之处呢？其次是（像《科利奥兰纳斯》充分表现的那样）把国家比喻为人体，有头有四肢有躯干，不加区别地一味去爱会毁坏人的肌体；“性”（venereal）这个词就包含着两层意思：爱与疾病。人们很容易谈论荣誉，它高于爱情，然而又把荣誉当做毁坏国家美丽肌体的手段。潘达洛斯在收场白中提到河岸边的“温彻斯特野鹅”——即温彻斯特主教管辖下的花街柳巷中的烟花女——并且在最后一句话中说要把自己的疾病遗赠给观众。这是作者传达自己双重厌恶心情的一种手段。此时此刻，莎士比亚在对国家的大肌体染病感到不安的同时，是否发现自己的肌体也开始染上疾病？
纯粹的艺术家必须注意观察大的事件，而不能参与这些事件。但是，有时艺术作品本身也会被事件的制造者强行拉入行动的场地。眼下，莎士比亚的一部作品将要遭到此种厄运。这是邪恶的，凡是使艺术沦为宣传都是邪恶的。1601年2月6日星期五，埃塞克斯的一些追随者来到环球剧场，要求他们第二天午后专门演出一场《理查二世》。宫内大臣剧团答复说，现在这出戏已经过时，恐怕难以吸引许多观众。埃塞克斯的人当即表示他们将赔偿演员们的票房损失，并且预支了四十先令演出费。来人都很有地位，其中包括蒙特伊戈勋爵，剧团难以推却。伯比奇和他的同事们只不过是戏子。
于是，第二天星期六下午三时正，序幕喇叭吹响，《理查二世》开演了。埃塞克斯没有到场，南安普顿显然也未到场。但是观众中依然有一些名人显贵，一位勋爵和许多爵士，而且那些爵士也不完全是埃塞克斯新封的。廉价席中的观众不会不领会此时此刻选择这出戏的意义。废君这一场戏幕启又幕落。现在应该让人们注意到：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贵族，为了荣誉，而且也确实是为了王国的利益，废黜了一个反复无常、歇斯底里的暴君，这暴君对百姓横征暴敛，还放逐了英国一位最优秀的人物。最后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把这个暴君杀死，这出戏也到此结束。天佑女王！
当天晚上，局促不安的枢密院召见埃塞克斯伯爵，但是伯爵拒不晋见，说是虎视眈眈盯着他的仇敌太多，出门活动不安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他和他的追随者都在筹划占领伦敦城。人们想起了《理查二世》所显示的事件之外的另一历史先例。这事由马洛在《巴黎大屠杀》中搬上了舞台：那位吉兹公爵，曾经在寥寥无几的追随者的协助下，于1588年占领了巴黎，并且受到全城百姓的欢迎；他把法王赶出了首都。埃塞克斯作为伦敦的骄子，不是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其大事的吗？星期日上午十时，典狱大臣、大法官、伍斯特伯爵以及威廉·诺利斯爵士来到了埃塞克斯府，以女王陛下的名义命令他切勿轻举妄动。埃塞克斯府此时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人高喊：“杀死他们！”埃塞克斯扣留了这四位显要，把他们关在府中作人质。接着，他和二百余名追随者，个个是壮汉，策马直奔伦敦古城。
从路德门山到奇普坡，埃塞克斯一路宣称有人要谋害他的性命，并且呼喊：“为了女王！为了女王！”这时，一个传令官宣称他为叛徒。埃塞克斯以为女王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意图，一个小小的传令官拿到两个先令是什么都肯做的。可是，他的一些追随者一听到叛徒二字便悄悄离开他，混入人群溜之乎也。那个答应给他提供武器的执法官这时也失信了。埃塞克斯开始大汗淋漓，意识到必须立即拨转马头返回自己的城堡。然而路德门山的通路已为铁索阻断，一支军队正在那里严阵以待。他的人马想冲过封锁线，克里斯托弗·布伦特爵士击毙了一名壮汉，但马上做了俘虏。埃塞克斯终于由河道回到自己的府邸。他发现人质已全部获释，城堡与陆地相连的一侧正遭到围攻。傍晚，海军大臣扬言要用炮火摧毁他的整座宅第。于是，埃塞克斯在销毁了他能找到的一切有关文件之后，终于缴械投降。这时，女王与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在宫中用膳，她听到消息以后，丝毫不动声色，继续进膳。
翌日，女王才说：“一个愚蠢的忘恩负义之徒终于暴露了他长久以来的企图。”伦敦加强了城防，王宫成了一座营垒。一些热衷于冒险的徒工计划组建一支五千人的队伍营救埃塞克斯，这自然纯属富于浪漫色彩的愚蠢举动，他们像今天人们看电视看得太多那样，看戏看得太多了，或许就是在玫瑰剧场看的。一个名叫李的军官倒是认真地进行了一番谋划，一心一意地想生擒女王，逼她释放埃塞克斯及其追随者。他潜到女王日常用膳的房间门口，自己反被就地生擒。
埃塞克斯谋反事败，供认一切之后便被关进伦敦塔。在等待行刑时，他称自己是“英国历史上最大、最可耻、最忘恩负义的叛徒”。
一周之后，埃塞克斯与南安普顿一齐受审。埃塞克斯一身黑色素服，蔑视法庭。“我不在乎如何处置我。我欠着上帝一条命。”《亨利四世》中那个女服裁缝被福斯塔夫强征入伍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倒不在乎，死了一次不死第二次，我们谁都欠着上帝一条命。”埃塞克斯像是在舞台上表演，希望在人们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自己的叛逆打算，供认了一切以后便回到伦敦塔。在等待行刑时，他称自己是“英国历史上最大、最可耻、最忘恩负义的叛徒”。他要求将自己秘密处死，因为他不愿在最后的时刻冒险，担心自己的灵魂被暴民的欢呼声腐蚀。
1601年2月24日是忏悔礼拜二，宫内大臣剧团奉召入宫演出。我们不知道他们上演了什么戏，女王若是点《理查二世》，倒是完全符合她那种喜欢挖苦人的性格的。宫内大臣剧团必然会感到坐立不安，他们毕竟曾经为了四十块银币而吹响了星期日谋反事件的号角。第二天，圣灰礼拜三的早晨，埃塞克斯在伦敦塔院墙内被斩决。“他感谢上帝终于公正地把自己从这块国土上铲除。”死时年仅三十四岁。这在今天看来还很年轻，但是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样的年龄不应如此桀骜不驯、恣行无忌。至于南安普顿伯爵，他在伦敦塔内苦度岁月，直至两年之后女王驾崩才由詹姆斯王将他释放，并且从此在新王朝中诸事顺遂。
枢密院怀疑宫内大臣剧团参与了反叛活动：为什么要在那种动荡的时刻上演那出煽动性的悲剧呢？奥古斯丁·菲利普斯——或许就是扮理查的那位演员——在宣誓之后为剧团提供了证词。他们是应一些当朝的勋爵和爵士们之请重演《理查二世》的，拒绝这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似乎不太得体。枢密院承认他们清白无辜，没有进一步追究责任。虽然如此，他们从此再也不能视戏剧为专供人们排遣午后闲暇的无伤大雅的装饰。自从有了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戏剧已经懂得如何触及生活敏感之处。
那年，莎士比亚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握笔。到了秋季，他写了一部古往今来世人最为不可或缺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