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9年初春，环球剧场的工程已完成一半，贾尔斯·阿莱恩正在为丢失木料徒然咆哮，这时候莎士比亚一定在考虑当务之急是尽快写完玫瑰战争。坊间传说，任何把英国历史搬上舞台的戏，不管是关于哪个朝代，不久以后都要禁演，因为英国的历史无论从哪一段看，似乎都能找到酷似现实生活的煽动人心的事例。剑桥有个叫约翰·海沃德博士的愚蠢律师，他在2月出版了一部关于理查二世被波林勃洛克废黜的书，并且胁肩谄笑地题献给埃塞克斯伯爵。坎特伯雷大主教亲自要求删除这篇题词，因为废黜天命君主既是叛逆谋反，也是亵渎神明，有朝一日教会本身也可能被剧作家和政论小册子作者树为敌人，树为比枢密院历来遇到过的更为可怕的敌人。于是，莎士比亚便加紧创作《亨利五世》，不写完这部长篇的英雄传奇是要抱憾终生的。
《亨利五世》将是一出为新剧院，特别是为新剧院的开张吹响喇叭的好戏，它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唤起伊丽莎白朝昔日那种爱国主义进取精神而又不显得荒唐的一出戏。尽管埃塞克斯与女王之间的关系依然冷淡，但他却是能够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唯一人选。于是他又暂时成了名正言顺的英雄，他的一些事迹也可以通过这出新戏中御驾亲征的国王之口闪现而不致招来危险。莎士比亚甚至可以让致辞者直接提到他：
那就是我们圣明的女王的将军去把爱尔兰征讨，看来不消多少周折，就能用剑挑着被制服的“叛乱”回到京城，那时将会有多少人离开那安宁的城市来欢迎他！
莎士比亚想到的是3月27日预祝埃塞克斯和他的军队一路平安的欢呼声。“上帝保佑您，爵爷！老天帮助您早日凯旋！”而衣着简朴、有如波林勃洛克对一个卖蚝少女脱帽致意那般谦恭的埃塞克斯，还可能说“谢谢你们，同胞们，亲爱的朋友们！”之类的话。南安普顿此时已经出狱，跟随着埃塞克斯。埃塞克斯有意晋升他为骑兵团长，但深知女王不会同意，便将这项任命推迟到他们安全抵达（或不安全地抵达）爱尔兰之后才宣布。
威尼斯的使臣曾经称爱尔兰为英格兰人的墓地，而全身甲胄的英格兰士兵也确实至今未能征服那个强悍、狡猾的爱尔兰叛军领袖——蒂龙伯爵休·奥尼尔，阿尔斯特省中部与东部的统治者。他手下可能只有一些部落野蛮人，但他们都训练有素。他们会对英国人乱砍乱杀，不顾文明时代的一切战争规则。人们担心，他们的背后还有西班牙军队（尽管如今已大大削弱），就等着把剩下的英格兰残军收拾干净。但是，埃塞克斯的麾下有兵丁一万六，战马一千三，这是伊丽莎白朝出国远征的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军队。埃塞克斯踌躇满志。遗憾的是正当他们穿过伦敦伊兹林顿区挥师北上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一片乌云自东北方向滚滚而至，带来了一阵冰雹和闪电。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是相当迷信的，眼下有人担心这次出师凶多吉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伊丽莎白曾经提议委派蒙乔男爵查尔斯·布伦特取代埃塞克斯出征。数年前，埃塞克斯与这位男爵曾经进行过一次决斗，而如今男爵却是埃塞克斯那位可怜的妹妹佩尼·里奇夫人的情人。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将那位法国使臣取名蒙乔，尽管用意不明，可能会被认为是有所指的。但是，莎士比亚无非是顺手拈了一个法国姓氏，而他在跛子门银街寄宿的那家胡格诺教派房东碰巧就是这个姓氏。此人叫克里斯托弗·蒙乔，是个贵妇服装头饰制作商，名字已彻底英国化了。莎士比亚在写《亨利五世》那场开下流玩笑的戏时，他倒是成了一个很有用的房东。这一场戏全部是用法文写的，其中有一些词虽属下流，却是洋文，因而似乎不致腐蚀英国观众的心灵。人们很可能把那些演法国贵妇的童伶带到银街，接受蒙乔的法文辅导。
蒙乔家有一位妙龄女儿叫玛丽；有一份涉及她婚事的诉讼文书上，记载着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来娶她的那个学徒斯蒂芬·贝洛特曾经控告克里斯托弗·蒙乔，说他答应给他六十镑钱作妆奁而未兑现，尤其是未将他口头允诺的二百镑遗产写入遗嘱。蒙乔的女仆在法庭上作证说，“在这家寄宿的一位莎士比亚先生”曾受房东之托，“劝说原告同意这门亲事”。不过威尔在斯特拉福所作的那份证词说明他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证人。他说在他看来贝洛特是个好青年，但是他记不起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口头交易。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莎士比亚在商谈婚事时注意力不集中，他在忙于写剧本或别的什么东西。他和蔼可亲，工作勤奋，有点心不在焉，依然在伦敦寄宿，并未迁入他如今已经住得起的漂亮住宅——又出现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形象。
莎士比亚在写《亨利五世》的时候，想得很多的是本·琼生。人们甚至可以从尼姆身上看到琼生的漫画式的影子。虽然福斯塔夫已经死了，但是尼姆是福斯塔夫这一伙人的新成员。他对毕斯托儿说，要在他的肠子上戳几个洞，“我做得到——而且做得地道——这才对头”。毕斯托儿是阿莱恩演的那种滑稽人物，他在回答尼姆时死抱着虚张声势的老招数不放：“喔，你这个吹牛、撒野、该死的下流坯呀！”如此等等。但是琼生对于历史剧表现手法的讥笑在起作用：历史剧中是没有新现实主义立足的余地的（譬如你能将千军万马搬上舞台吗？），所以就由致辞者出场，不断为一个“木头圆圈儿”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将士表示歉意。
那个木头圆圈儿终于在7月份开幕了。其实它是八角形的，上面是漂亮的茅顶，这顶子十四年之后将惹出祸事。《亨利五世》深受观众的欢迎；人们普遍希望埃塞克斯能够狠狠地揍蒂龙一顿，因而戏中那种穷兵黩武的调子也是符合时局的。但是，在达官贵人中间显然存在着悲观与畏葸的情绪，不然那位大主教如何会像纳粹分子一样亲自监督焚烧那些被认为言论过于自由的书籍呢？6月点燃了熊熊烈火，将那些讽刺、言情的诗歌，甚而包括《威洛比与艾薇莎》全部付之一炬。至于海沃德博士那部关于废黜理查二世的书，新版一千五百本全部化为灰烬；当局还全面禁止出版涉及英国历史的任何书籍。他们这些措施的结果，是让作家回到更古老的年代，写古罗马的历史。莎士比亚正处在自己事业的一个特殊阶段，若非当局有这种禁令而公众又对古罗马重新发生兴趣，他恐怕是不会去翻阅诺思的普鲁塔克译本的。想从历史中寻找与眼前这个危险的时代相仿的事件，裘力斯·凯撒遇刺就和理查二世被黜同样现成。
但是，莎士比亚在写《裘力斯·凯撒》之前，腹中尚有某种喜剧的才识不吐不快。他认定琼生关于表现形式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幸的是，无论是针砭时弊的讽刺剧（总是危险的），还是捕风捉影的性格剧，二者都限制了形式，不然这种形式在发挥机巧、传奇，甚至哲理方面本来可以大显身手，并且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公允地评论一些时事问题。此外，莎士比亚还发现一种新的丑角可能更受欢迎；这种丑角不是原来那种全凭插科打诨的小丑，而是能够发表学识渊博的妙言趣语和机敏的评论，语言富于旋律、委婉动人的丑角。换句话说，威尔·肯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叫罗宾·阿明的年轻人，无论是自封为喜剧的戏还是悲剧，只要给他恰当的台词，他就能完全改变其滑稽的成分。阿明后来在《皆大欢喜》中扮演小丑“试金石”，在《第十二夜》中扮演费斯特；他还是《李尔王》中的弄人。
但在1599年那个夏天，首先得把肯普打发走。在那间依然散发油漆气味的演员休息室，人们可能说了一些尖刻的话，采取了不少出于本能的、激愤的举动。肯普无疑会说，他开始从艺时他们大多数人都还乳臭未干；至于那个“挥动爪子”的人（Shakespaw），一个屠夫的儿子（所以才“不无芥末”），他在女王剧团笨手笨脚地替别人补缀稿本时，不是他肯普手把手地将自己的一切本事教给他的吗？统统是忘恩负义之徒，尤其是那个“摇晃钱包”的人（Shakebag）！如今，剧院也不像原来的剧院了，全是咬文嚼字的长篇大论，honorifica billibus，也无需即兴表演的天才，他正巴不得跟他们分道扬镳。于是，肯普卖掉了他的股份，愤然离开了环球剧场。他计划创一番新事业，这会为他带来名誉与财富，远远胜过继续留在剧团，与一伙迷信辞藻、满嘴挂着变形记和维吉尔的书呆子为伍。他准备去跳舞，腿上系颤动的小铃铛，由伦敦跳到诺里奇；他会就此事开赌局（跳不到输一，跳到了赢三），以后再写一本书，便能发大财。
威廉·肯普（上）一怒之下离开了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其地位被罗伯特·阿明（下）取代，后者代表了一种新的丑角，能够发表学识渊博的妙言趣语和机敏评论。
书是写成了，而且流传至今。（可惜莎士比亚未曾像他一样，也写一部又愚蠢又骄傲又自我标榜的书。）书名是《肯普九日奇遇》，1600年出版。那年，这位“从锡安到萨里山最优秀的铃铛舞蹈家，独一无二的艺人，在鼓手托马斯·斯赖、仆人威廉·比以及被委派来监督我不得在规定的时间以外自行休息的乔治·斯普拉特的陪同下”，一如他曾宣称的那样，踏着欢快的舞步，在那两座城市之间表演了九天，到处受到欢迎，被誉为肯普骑士，这对那些赶他出门的人，尤其是对“我那个大名鼎鼎的‘抖动破衣裳’的人（Shakerags）”，无疑是当头一棒。后来，他想横跨欧洲大陆，越过阿尔卑斯山去罗马，一路表演舞蹈。无奈这位首屈一指的乡村古风舞蹈家在大陆上不太出名，整个计划并未获得成功。
如此看来，肯普没有参加《皆大欢喜》的演出，不过观众也并不十分惦念他，因为另有许多精彩的表演。莎士比亚以为，如果廉价席上站着看戏的观众想听茅厕里的笑料，那么应该用非常高雅的表现形式向他们提供。数年前，约翰·哈林顿爵士曾经写过一本书，讲他一项有益于清洁卫生的发明——抽水马桶；书名是《埃阿斯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Ajax）。埃阿斯（Ajax）是个琼生式的气质型人物，体内黑胆液过多，终日郁悒寡欢、愤愤不平。把他变成那个便秘时用来慢慢想问题的最佳宝座——茅厕——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埃阿斯成了阿贾克斯（A Jax或A Jakes），即茅厕。在莎士比亚心中，任何东西只要题目中有变形记的字样，就能一帆风顺、通行无阻；他采用了这个名字，加以法国化，改为杰奎斯（Jaques），用来做他创造的一个忧郁人物的名字。这位随公爵一起被放逐到亚登森林、终日思虑着世间罪恶的高贵廷臣，不是简单的气质型人物；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他口中说出了莎士比亚最精彩的一段话。这篇议论把环球剧场旌旗上的格言，引伸到对于人生的思索，即人的一生从婴儿时期到垂暮之年所扮演的种种角色，因为倘若地球是世界而“环球”是剧场，那么世界也必然是一座剧场了。
环球剧场生意兴隆，但是单靠莎士比亚一人的剧本是无法应付的。演出周期短，剧目就必须多；要有各种各样的戏。每出戏又要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舍此则不能满足神经过敏、反复无常又好挑剔的观众。所谓观众，就是伦敦市民。他们在1599年整个夏季都是极为神经过敏的，因为传说西班牙人已在怀特岛登陆，而且伦敦城门紧闭，铁索横于街头，人们纷纷议论如何在格雷夫森德以船排成渡桥保卫首都。从枢密院透露的关于埃塞克斯在爱尔兰远征的消息总是令人沮丧。埃塞克斯似乎除了给他的部属加官晋爵以外，什么都没有做；授爵是他的一种癖好，按女王的说法就是每天以一千镑的代价向前推进。莎士比亚在他的第一部罗马悲剧《裘力斯·凯撒》中反映了当时人心惶惶的氛围，国难临头的不祥预感，以及秩序遭到破坏后随即天下大乱的种种景象。他在阅读普鲁塔克笔下安东尼的生平时，会发现另一出悲剧在自己的腹中躁动。
不过，环球剧场也上演了琼生的《人人脾气不好》，他在这出戏中暗暗取笑莎士比亚梦想成为贵族（“不无芥末”）。他还取笑莎士比亚拉丁文懂得这样少却居然敢写罗马剧，有朝一日他琼生要让他们见识一下罗马剧应该是怎样写的。他特别嘲笑“凯撒从未做错事，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这句话。莎士比亚当即顺从地把它改为：
告诉你，凯撒是不会错误的，他所决定的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从演员表上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参加了琼生早先的一出喜剧《人人脾气好》的演出，但是他似乎不想在《人人脾气不好》这部续篇中担任角色。宫内大臣剧团嫌这出戏太长，针砭时尚的说教太多，并不十分喜欢它。他们作了删节，而没有一个剧作家是甘愿别人删节他的作品的。一气之下，琼生回到了海军大臣剧团。
这一年以及第二年，剧坛与整个局势一样，充满着烦躁不安、沸沸扬扬的气氛。玫瑰剧场的海军大臣剧团离环球剧场的宫内大臣剧团只有“投石之遥”——这个俗语中的距离，两家很有可能真的相互投掷石块测试过。玫瑰剧场竭力想在自己的舞台上击败环球剧场。譬如，环球剧场塑造了一个福斯塔夫，很受欢迎，玫瑰剧场也要上演自己的福斯塔夫，不过他们要回到真人真事上面，要演出真正的约翰·欧尔卡苏，而不是莎士比亚炮制的那个胖子冒牌货。于是，《好好科伯姆勋爵约翰·欧尔卡苏的光荣正传》的编剧任务，便依照亨斯洛处理急件的方式，由孟迪、德雷顿、威尔逊和哈瑟维等诗人分头负担。此德雷顿就是莎士比亚的同乡和朋友迈克尔·德雷顿；但是哈瑟维与安妮没有亲戚关系。这出戏获得了成功，只是后人并不喜欢它，宁愿要冒牌的约翰爵士而不要正宗的约翰爵士。
玫瑰剧场尽管写了一出好戏，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一出戏是成不了一个演出季节的。亨斯洛和他的女婿颓然认识到，河岸边如今已是“环球”的天下，“玫瑰”盛开的夏季已经过去。于是，他们便向北发展，在桤木门与摩尔门之间的圣贾尔斯教区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造一座方形剧场，取名“幸运”（Fortune），并且还画了一张蓝图。这张蓝图保留至今，非常详细地展示出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朝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剧院：舞台宽四十三英尺，前面有二十五英尺伸向观众席。除了油漆以外，全部造价为四百四十镑，相当于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购买“新宅”七倍有余的价钱。这剧场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但遗址仍在伦敦中部东一区的幸运街，在白十字街与金色巷之间。
当时的一位画家把环球剧场画在玫瑰剧场的位置，使我们对环球剧场到底是圆形的还是多角形的产生了怀疑。
巨人相斗又被侏儒斗。假若海军大臣剧团和宫内大臣剧团深受对方之苦，那么他们两家以及其他较小的剧团都共同遭受童伶戏班之苦；《哈姆莱特》里提到的那些羽毛未丰的黄口小儿，如今又受到达官贵人的宠爱。人们可以去圣保罗大教堂的唱诗班，观看那些俊秀可爱的童伶排演旧式古典喜剧中的一些场景，而不会撞见冷嘲热讽的粗鲁徒工和喝得东倒西歪的退役兵士。德比伯爵已经重整了这个唱诗童伶戏班，并且为他们物色编剧。在新的剧作家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叫约翰·马斯顿；他死于1634年，享年究竟多少，谁都不知道。他改编了一部题为《伶人患》的老戏，保留了其中老掉牙的道德剧的表现手法，把和平、战争、嫉妒、富足等概念拟人化。但是，他在《安东尼奥与梅利达》和《安东尼奥复仇记》中却显示出较为独创的才能，其中包括这样的诗句：“当呼啸的狂风从战栗的秃枝上/吞噬无汁的树叶……”和“恶夜的黑驽在天公的眉宇间/匆匆越过雾蒙蒙的圈环……”琼生讨厌这种堆砌雕凿的风格；使他更为生气的是这个马斯顿居然自称是他的弟子。在那充满敌意的年代，他与马斯顿之间自然是会发生纠纷的。他在《人人脾气不好》中批评诗人梅利德斯是个“得意忘形的家伙，好似水中的软木塞、空中的谷糠”。“梅利德斯”显然是指《安东尼奥与梅利达》的作者，如此批评或许可以把事情闹起来。琼生喜欢打架。他后来说自己曾经揍过马斯顿，还夺走了他的一支手枪。是否真有其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无疑是想这样做的。
圣保罗的童伶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这使昔日在黑僧戏院与约翰·利利共事的亨利·埃文斯与1597年便开始就任王室教堂儿童唱诗班教师的纳撒尼尔·贾尔斯二人走到一起，合建了一个新的童伶戏班。埃文斯知道黑僧正空着，伯比奇和他的朋友们接到命令不得在那里演出，因为邻近居住的绅士曾控告他们，说演戏使周围不得安宁；但是，孩子们去演出或许又当别论。结果也真是如此。埃文斯经与伯比奇协商，获得了二十一年的转借期，为一群羽毛未丰的雏鸟找到一个窝。这是一群很出色的童伶，其中包括萨拉西尔·佩维，他扮演老人惟妙惟肖，在他十三岁夭亡时琼生为他写了一首非常感人的挽歌。琼生心甘情愿地为黑僧的孩子们写戏；只要谁不对他作为戏剧专家的权威提出异议，他就愿意为谁写。比如他写了《辛西娅的欢宴》，准备在1600与1601年相交的圣诞节在宫中演出，可是宫廷却选中《第十二夜》。琼生自然很不高兴。他喜欢自己那出戏，月神辛西娅本人就认为“这是希世智慧的结晶”。月神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台词中还暗示琼生将擢升为王室诗人。在他看来，谁都不如他。
马斯顿偷用了《第十二夜》的副题，为唱对台戏的圣保罗童伶剧团写了一出戏：《各遂所愿》。他在戏中以最婉转的方式暗示本·琼生（化名为菲洛默斯）过于挑剔，说他实在无权（像他在《辛西娅的欢宴》中那样）辱骂观众不喜欢他硬要他们喜欢的东西。“艺术的规则必须服从娱乐而不是娱乐必须服从你的规则！”他说。你是什么人，可以如此“出言不逊，侮辱别人不喜欢你的戏？”琼生对于马斯顿这种克制的规劝大为恼火。他准备编一出戏给相形见绌的同代剧作家迎头痛击，不过为了表示克制和起码的礼仪，他当然不会用他们的真名实姓。他在酒馆里谈到这项计划，宫内大臣剧团的人自然也听到了。他们认为，讽刺作家琼生本人也需要讽刺一下。他曾说：演员无非是一些提琴，演奏他这位音乐大师的作品，而且演奏得很蹩脚；如此嘲笑演员，无论哪位演员听了都不会感到高兴，何况环球剧场的人也绝不会喜欢为童伶编戏、把观众从更高明的演员的台下拉走的剧作家。伯比奇不能指望莎士比亚为他写讽刺剧，因此便责成托马斯·德克在舞台上迎头给琼生一棒。
德克此时约三十岁，以他的《老福星》和《鞋匠的假日》闻名于剧坛。《鞋匠的假日》是当时第一出真正的“市民戏”，反映人们熟悉的伦敦店主和学徒的生活；戏中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喜剧人物叫西蒙·埃尔，是个说话相当粗鲁的鞋匠（“他有个隐疾，就是睡着觉也放屁”），后来当上了市长。德克还就真实的伦敦写了一些很有趣的小册子，其中《傻瓜的识字本》是伦敦市井生活的经典指南。他的诗才不如琼生，甚至不如马斯顿，但是他也写了一首抒情诗，像《独为我饮》那样家喻户晓。这是一首催眠曲，第一行是“金色的睡眠在吻你的眼睛”。在德克回敬琼生对演员的攻击之前，首先要等琼生发表他的攻击。琼生一向不是个快手，他花了整整四个月才写成《蹩脚诗人及其责难》一剧，写的时候听说德克要反驳，于是把德克也列为敌人，列为必须在舞台上嘲弄的对象。
当《蹩脚诗人及其责难》由孩子们在黑僧戏院首演时，给观众印象更深的是剧作家所耗费的灯油的气味，而不是他的辛辣讽刺。琼生以长篇大论炫耀自己的学识（人们可以听到那些孩子们被逼着背台词时的哭声，因为埃文斯与贾尔斯惯于使用学校维持纪律的老招数）；但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时，琼生就显得相当生气勃勃、尖锐泼辣。他攻击演员们说：“一位诚实的指挥官不能坑蒙拐骗，也不能出入烟花巷，但是在他们一出恼人的喜剧里他就是正派人了。这些无赖十分放肆，是一群浪荡公子，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这些流氓忘了自己必须受法律约束，他们在那里用纹章装点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那里被装扮着；我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纹章官。”为了那幅家徽，琼生似乎不能原谅莎士比亚。
《蹩脚诗人及其责难》以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的罗马为背景，主要人物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贺拉斯又矮又胖，却是个天才，代表琼生本人。嫉贤妒能的克里斯皮诺斯与狄米特律斯（“装点市井戏剧的人”）则分别代表马斯顿与德克。他们二人狼狈为奸反对贺拉斯，但是最终未能得逞。贺拉斯在皇帝面前迫使克里斯皮诺斯吐出了他全部滑稽可笑的歪诗，满嘴都是“野种”、“鼻涕”、“浮肿”、“鼓胀”等硬邦邦的词，而且实在没有什么好笑的。莎士比亚也有可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挨到这种文风粗野的批评和攻击，只是我们不知道戏中是否真有他。奥维德一开场就说：
于是，当这躯壳坠入葬火之际，
我的名字活着，我的精华腾起。
这两行听来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后一对偶句，其实是一首冗长无比的英雄偶句诗的结尾。莎士比亚爱奥维德，不久前年轻的弗朗西斯·米尔斯又曾将他比作奥维德，但琼生是否会让他称心如意地在舞台上充当奥维德是值得怀疑的。琼生虽然不赞成莎士比亚那种不守规矩的艺术，却也自认不能将他归入蹩脚诗人之列。他过于高大，是不可随意讽刺挖苦的。何况，犹如琼生日后在书中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否认威尔心怀坦荡，不会无聊地嫉贤妒能。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总还是朋友。
德克回敬《蹩脚诗人》的剧本是《讽刺病，又名剥去性格诗人的外衣》，主要人物与琼生的戏中一样，只是将克里斯皮诺斯与狄米特律斯变为体面的天才诗人，而贺拉斯——他有一个随从，名字起得颇为动听，叫“驴便毒”（Asinius Bubo）——则成了一个喜欢吹牛和骂骂咧咧的人物，最后人们禁止他说自己跟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是同一个人。“贺拉斯很爱诗人，只给傻瓜戴小丑的鸡冠帽，而你是聪明人和傻瓜都不爱，只爱自己。”这是曾经遭到本-贺拉斯用下流短诗辱骂的塔卡说的话。德克没有把这出戏的背景设在罗马，而是设在赤面王威廉二世统治下的英国，这样他笔下的贺拉斯不过是疑似贺拉斯的一个幻影。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能够如此悠然自得地将根本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糅合或混淆在一起，这足以使我们头昏目眩。
对于这出戏，琼生与其说是感到恼怒，莫如说是自尊心受到伤害更为恰当。他说他无非是为了艺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至于德克的恶言中伤，他回答说：
为了他们造成的伤害而复仇，
等于承认自己感受到了伤害。
随他们去使用自己的舌头吧，
傻瓜就靠这个宝贝颠倒是非！
后来他又说：
让这些怪物由气数去裁定吧！
既然喜剧女神于我如此不祥，
我要试试悲剧是否有副好心肠。
这番话，以及许多别的话，是琼生在慢慢忍受自己的伤痛之余，加在《蹩脚诗人》收场白中的。他准备试写的悲剧是《西杰纳斯》，这是一出真实地再现古罗马历史的戏，才不是《裘力斯·凯撒》那种粗劣货色。
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并未介入这场小小纠纷。但是，人们认为他倒是与这场纠纷所产生的余波有某种关系；什么余波，我们一无所知。只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上演了一出题为《帕纳塞斯山归来记》的圣诞戏，提到许多伦敦剧坛发生的事，又从对立双方的立场回顾了这场已经结束的争论。戏中有一个人物说本·琼生“创作得那么慢，还不如重操旧业当泥瓦匠更好。这个胆大妄为的婊子养的，如今写起书也像他当年砌砖一样自负”。莎士比亚则被说成是在他那“多愁善感的诗句”中注入了过多的爱情，要是写严肃一些的主题可能好些。这是指他写诗而不是编剧。接着，那位匿名剧作者便像从未听说宫内大臣剧团与它的主要丑角已分道扬镳似的，把肯普与伯比奇推上舞台大谈其演技问题。肯普（确切地说是台上表演的“肯普”）对于才子派的舞台艺术恣意奚落。他说：
……在他们身上，那个作家变形记的气味太浓，普洛塞庇那与朱庇特的事情说得太多。嗨，我们的伙伴莎士比亚在这里把他们全部都压下去了；是的，也包括本·琼生。哼，那本·琼生是个讨厌的家伙，他请出了贺拉斯让诗人们吞服苦丸，但是我们的伙伴莎士比亚却给了他一剂泻药，使他漏了底。
这段话说明作者并不是一个深知内情的人。肯普无暇顾及威尔，想必也无暇顾及那个大学才子派剧作家，而且他很可能把他们的学识等量齐观。但是，这里提到威尔似乎做了什么对不起琼生的事，我们不知道这是涉及他们的私人关系、工作关系，或者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使他漏了底”——这比作起诗来像呕吐的说法恶劣得多了。这是否像霍特森博士所认为的那样，指《第十二夜》而不是《辛西娅的欢宴》被选入宫作为圣诞节欢庆活动的节目？还是莎士比亚曾经在一出如今失传的戏中摹拟《蹩脚诗人》的古典诗句，给某个隐去真名的琼生灌下了一剂清肠滑肚的药？他在美人鱼饭馆的鱼宴上悄悄往琼生的酒杯中投放巴豆和大黄了吗？这些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令人恼怒的是，每当莎士比亚在房地产或编写剧本以外做别的事情时，历史就“啪”一声合上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