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上演了一些新戏，发生了瘟疫，死了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1593年更不寻常，除了又有新戏上演之外，还发表了一些新诗，而且是重要的新诗。疫疠肆虐，最猖獗时一周夺走一千人的性命。有一位既放荡不羁又不信神的诗人也注定要在这一年送命，而且是送在他人的刀下。
1593年伊始，严寒遏制着时疫的发展。1月是斯特兰奇勋爵剧团在玫瑰剧场繁忙工作的月份，他们上演了《西班牙悲剧》《马耳他的犹太人》《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可怜的格林的《培根修士与本吉修士》，一部叫《嫉妒的喜剧》的无名氏作品，以及马洛那部火辣辣、血淋淋的《巴黎大屠杀》。此外还上演了《亨利六世》，可能是全部上中下三篇。2月2日圣烛节是莎士比亚一对孪生儿女受洗命名的纪念日；那天，所有的剧场都关闭了，因为每周都有三十多人死于鼠疫；春天的到来未能使疫情好转。这是很讨厌的瘟疫，它像如今的肺癌，光顾人间似乎只是为了要别人的命。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真想逃离伦敦躲避这场瘟疫；继续留在玫瑰剧场演戏，任凭街上收尸车隆隆驶过，这对于他们来说会更愉快。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灾祸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但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并不知道。当亨斯洛的妓院不得不关闭并用门板把染病的妓女抬走时，人们议论得更多的或许是上帝的惩罚，而不是造成这种灾祸的小生物。腺鼠疫早已成为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民间传说的一部分，谁都没有把它与鼠类联系起来。然而，正是伦敦的病鼠——可能是随货船混入伦敦的病鼠——引起了鼠疫。鼠蚤吮吸病鼠的血后袭击人类，把鼠疫杆菌传入人体。由鼠至蚤，由蚤至人，这是鼠疫的标准传播方式。除肺鼠疫可由飞沫传播外，人与人之间是不会交叉感染的。一般人曾以为饮用水与鼠疫的蔓延有关，其实并无关系。这种疫病在人类中流行是因为它在鼠类中流行，而鼠啮其类，偷吃被污染的食物乃至人类的排泄物，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疫病先在动物群中蔓延，约两周后即传到人群。
这种疾病的患者以淋巴结肿大为特征，通常是腋下淋巴结肿大，形成原发性淋巴结炎，因而称为腺鼠疫。身上其他部位也有继发性淋巴结炎肿，但是比较小，也无关紧要。经过最长为十天的潜伏期之后，淋巴结炎才发生，其他症状，如头痛、寒战、腰背痛、脉搏加快、烦躁不安、高热等，也随之出现。这些症状发展迅速，引起呕吐、谵妄，最终导致死亡。百分之七十的患者一般在三四天之内死亡，死时全身脓血，极为痛苦，其状惨不忍睹。只有像纳什这样的人才会为此赋诗，不过他在一部题为《不幸的旅客》的小说中，却也作了真实的描写。1665年的“大天罚”是对伦敦或任何其他英国城市的最后袭击，史书把它说得如此壮观，使莎士比亚经历的那场瘟疫几乎成了搔痒小事。然而便是搔痒小事也有可能在那危难的1593年夺去他的生命，因为他的同事都走了，而他却留在伦敦。
5月，奈德·阿莱恩集合起一支小型巡回演出剧团，准备把文化送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年底再回伦敦。他们从枢密院申请到一份特别执照，准许他们在离伦敦七英里以外的任何地方演出；他们甚至还荣幸地拿到一封公函，要求各地方当局给予赞助。这是因为斯特兰奇是受到王室恩宠的剧团，演员们必须随时入宫在御前演出，不能荒疏业务。演出队的成员包括托马斯·波普、约翰·海明琪、奥古斯丁·菲利普斯、乔治·布赖恩以及威廉·肯普。这些名字属于莎士比亚逝世后于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序言中提到的“所有这些戏剧的主要演员”之列，我们以后还会遇到。他们已经是技艺精湛的演员，而且除肯普外，不久全都成了大演员。
作为青云直上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第一阶段的艺术生涯于1593年结束。倘若我们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与《错误的喜剧》搁置一旁，把它们看做莎士比亚怪诞而有生气的练笔——这两剧分别模仿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的复仇悲剧与普劳图斯兄弟错认的闹剧——那么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已经开始一个极为宏大的构思：关于玫瑰战争的漫长历史。《理查三世》自然要紧随三篇《亨利六世》之后问世，使红白玫瑰两大集团以里士满之子哈里与约克之女伊丽莎白联姻而言归于好，使都铎朝诞生（这王朝最后在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晏驾时告终），并使一段漫长的史话告一段落。《亨利六世》三篇加《理查三世》是经过剧作者精心编排的四部曲，充分利用了民间的各种情绪和某些艺术手法。剧中有反法情绪、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王位继承权的忧虑，有修辞新颖的台词——这是阿莱恩擅长的艺术手段——和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还有对于人物性格和动机的探索，这是莎士比亚自己对戏剧的贡献。那软弱的亨利王出奇地感人，那畸形的约克公爵理查是个十足的坏蛋，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两个人物都当做是争取观众的工具而加以轻视。《理查三世》虽然有不少粗陋之处，仍不失为一种立体戏剧手法，不总是把人写得表里如一。在克莱伦斯的梦呓中，剧作家第一次捕捉人的无意识心理并公之于众。安夫人对于理查的求爱，反应是复杂的：她既受诱惑，又感到厌恶；理查本人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唤起安夫人的惨淡的同情。这出戏尽管照例有鬼魂出现，但其可怖之处并非取自塞内加的文库。在舞台上，这遭受磨难的英国存在着一种惧怕幽闭的气氛，这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理查三世》一如全体演员所感受到的那样，有着它自己的风格，一种不见于任何其他剧本的风格。
莎士比亚撤去了波士委的营盘，偃旗息鼓。换一句话说，他收起了那部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这是他编写英国历史剧所依据的原始资料集，不久以后还要用到。有朝一日，他要写《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这样才能完成王室篡位和贵族纷争这段历史。嗣后，整个历史事迹的演出可能会以亨利八世登基以及伊丽莎白诞生而告终。莎士比亚像其他叙事诗人一样，是由中间开始的，但他需要稍事休息之后，才能再把笔尖蘸入血泊之中。眼下，他开始把笔尖蘸入蜜罐。他需要重新拾起维纳斯与阿都尼的故事。此刻有利于他成为一位叙事诗的作者。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擢升之路，不能靠舞台上电掣雷鸣的台词和被人羞辱为“打杂”的那条路。古典的爱情故事正时兴。洛奇写了一首比较乏味的《西拉变形记》，一个名叫克拉彭的人用古罗马诗体写了那喀索斯的故事。尤其是马洛，他在创作《希萝与利安德》，莎士比亚看过他的手稿。诗中关于希萝的服饰的描写，使他更加深信自己写的爱情故事的主题是好的：
她宽大的绿衣袖边绣着小树林，
袒露的维纳斯在那里卖弄风情，
讨好面前躺着的骄傲的阿都尼
那双漫不经心、懒得一顾的眼睛。
1593年5月，马洛写这首诗时正在肯特郡奇索尔赫斯特附近的斯卡德伯里庄园；这庄园是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堂弟、年轻的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的乡间别墅。他去那里可能不仅是贪图安静，也是为了逃离备受瘟疫折磨的伦敦。然而，伦敦又把他召了回去：枢密院要传讯他。伦敦城内的风潮始终未曾平息，虽然没有一桩事情直接牵连马洛。拒绝服从国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一直很活跃，社会上流传着诽谤佛兰芒人（即侨居伦敦的正派新教工人）的污秽文章。枢密院委任的专员们开始在伦敦知识界搜查可疑分子，主要是些靠写小册子和剧本谋生的穷文人，试图找到一些可以提供有关这些诽谤性文章作者线索的文字材料。这些专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把任何不愿提供证词的人送上刑架，或者折断他的手指。他们认为手指断了就无法再写了。
专员们来到《西班牙悲剧》的著名作者托马斯·基德的寓所，逮捕了他，并把他投入勃赖德韦尔监狱。当基德身陷囹圄、大汗淋漓的时候，他们检查了他的书信和手稿，发现几份载有异端邪说的文章，其中包括否认基督是神，嘲笑他的神迹，极力为无神论辩护的内容。这些都像是出自马洛的手笔，基德也说确实是马洛写的，是两年前马洛在基德寓所与他合作编剧时留下的。现在，无论枢密院对于那个长期得到容忍、隐藏在一副反宗教咆哮的面具后面的真马洛有多少了解，他们还是必须正式把他传来作出交代。5月20日，他奉命必须时刻准备晋谒枢密院，不经许可不得远离。这时，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十天了，而在这十天中，他似乎并未受到传讯。他在戴特福下榻，离伦敦城和他在肯特的别墅很近。5月30日，他光顾了戴特福一家由一个叫埃莉诺·布尔的寡妇开设的酒店。他可能是应英格拉姆·弗赖泽的邀请去的，那是一个不三不四、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两个朋友也来了，他们一个名叫尼克·斯凯尔斯，是个诈骗犯，另一个叫罗伯特·波利，是个伪证者兼双料间谍。
这些人午间在一起吃饭，又在酒店的花园中散步，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坐下来吃晚饭。饭后，估计也是喝了一整天酒以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有人说是为了谁付账的问题，又有人说是为了一位少女的名誉。盛怒之下，马洛夺过弗赖泽的匕首，刺了他两刀，但是伤势不重。弗赖泽想夺回匕首，争夺中把匕首刺入了马洛的额头，伤口在右眼上方，有两英寸深。马洛痛得难以忍受，尖声惨叫而死——当然有人说他死时仍骂不绝口。审案时只有三个人出庭作证：弗赖泽、斯凯尔斯和波利。陪审团说，弗赖泽是正当防卫。
是正当防卫吗？人们可以无休止地猜测下去。是不是西班牙的特务机关花了大钱要除掉一个危险的坐探？是不是哪一个被马洛出卖上了绞架的天主教徒，他的朋友或兄弟出了钱要讨还血债？是不是马洛自己的主子这时觉得需要一劳永逸地使他销声匿迹？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其中究竟。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马洛激怒了上帝，他的下场是上帝安排的。让一切亵渎神明的人都灭亡吧！既然这样，让一切剧作家都灭亡吧！格林在攻击暴发户似的乌鸦那封信中曾经告诫马洛：“上帝赐予您超群的智慧，为何您如此障目塞听，竟然不去赞颂您智慧的赐予者？难道您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害人的方略？啊，荒唐的愚蠢！”后来他又说：“请勿与我一样，拖延到这最后时刻：您不知道最终将受何等惩罚。”马洛没有听从格林的忠告，关于毁灭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我们只能猜测威尔·莎士比亚对于基特·马洛的感情。他十分钦佩这位诗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在《皆大欢喜》中与其说是赞颂马洛的文采，莫如说是赞颂马洛其人更为恰当：
过去的牧羊人，现在我明白了你的话果然是真：“谁个情人不是一见就钟情？”
这句话出自《希萝与利安德》。马洛这首诗很有希望成为名篇，可惜没有写完。称马洛为牧羊人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首优美动人的抒情诗《多情的牧羊人致情人》，这首诗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犹被忆及。在莎士比亚对马洛的爱慕中，可能掺杂着腹诽马洛生活方式的强烈情绪，因为莎士比亚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希望别人视自己为绅士。可马洛毕竟是个学者，而莎士比亚从来不鄙视学问。学问以及自由探讨精神——这应该是学问的最好果实——是属于私下的浮士德式的马洛，而不是公开的帖木儿式的马洛。马洛参加过一个严肃的讨论小组，狐疑的人称之为“黑夜学派”，而大家都认为它有点像巫师们的聚会。它由沃尔特·罗利爵士领导；此人是个航海家、军人、朝臣、诗人、历史学家以及把生活中的一大慰藉引入英国的人。这个团体还包括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如诺森伯兰伯爵、诗人乔治·查普曼、才华出众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哈里奥特（那位帖木儿式的马洛曾在公开场合中说，哈里奥特一人胜过十个摩西）、加布里埃尔·哈维等。讨论的气氛是认真严肃的，极力想使科学符合神的启示，每次结束时沃尔特爵士总是要求大家一齐祈祷上帝。威尔是否参加过这种讨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他并不热衷于理性的讨论；他是靠直觉求得真理的。至于思想，那是诗歌与戏剧的原始素材，就一首十四行诗或一篇台词而言，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都是一样的。威尔新结交的一些朋友还告诉他：那个臭烟草贩子沃尔特爵士是个卑劣的家伙，生性狡诈，惯于偷鸡摸狗、背信弃义，还勾引了女王身边的一位女侍。女王陛下不是在1592年因为他玷污了一位宫女的贞操而将他关入伦敦塔的么？他视清教徒为友，而且不信神。阁下，这一切怎么可能调和呢？可能的，威尔，一切都是可能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比如，命运已经清除了莎士比亚前进道路上的两大对手——先是格林，如今是马洛——使莎士比亚上升为英国最优秀的诗人。《维纳斯与阿都尼》是在马洛送命前近六周发表的，马洛可能看过印本，并且会说：“甜美，过于甜美，就像蜜饯。男女之情过于露骨，伤风败俗的描写缺乏必要的含蓄。啊，等我把《希萝与利安德》写成后你看吧——”《维纳斯与阿都尼》是一本很漂亮的书，是由理查·菲尔德印刷装帧的，他就是那个走运的斯特拉福人，娶了他死去的法国老板托马斯·沃特罗利哀的遗孀，接管了人家的印刷所。日后有谣传说，有一次菲尔德照例回斯特拉福探亲的时候——或许还替威尔捎去他对安妮和孩子们表示眷恋的信和一些金币——威尔曾敏捷地爬到那位老板娘的床上替菲尔德值勤。不过，眼下安妮的丈夫无暇顾及逾墙钻隙的勾当，他正在谋求擢升。《维纳斯与阿都尼》的扉页上有一篇题献，口齿伶俐，一副十足的谄媚腔调：“仆今以鄙俚粗陋之诗篇，献于阁下，其冒昧干渎，自不待言；而仆以此荏弱之柔条纤梗，竟谬欲缘附桢干栋梁以自固，其将招物议之非难，亦不待言……”这是奉献给南安普顿伯爵兼蒂奇菲尔德男爵亨利·赖奥思利阁下的。“设此初次问世之篇章，不堪入目，则有负阁下之栽培，诚惶恐之不暇，更何敢再事此硗瘠砚田之耕耘，以重其以芜杂之词亵渎清听之罪乎？”初次问世之篇章？倘若如此，只有两种解释：要么这是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老家初次试笔之作，要么他的剧本不算是文学作品。他是十分关心出版自己的诗篇的，倒是并不关心出版自己的剧作。格林那样的诗人使他懂得：剧作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
南安普顿伯爵这时年方十九，眉目俊秀，孤芳自赏，无意与女人发生什么纠葛。乔治·查普曼曾经献给他一首以那喀索斯为主题的诗篇，得到他的赞赏（赞赏诗的主题多于赞赏复杂费解的诗句）。《维纳斯与阿都尼》的主题也是适当的，而它的诗句则优美得多。这首诗在伦敦四法学院的年轻人中受到极大的欢迎，据说有人甚至把它放在枕下睡觉。荣誉与其说是属于诗人的，莫如说更多是属于南安普顿的。英俊的贵族青年大有人在，但不是谁都可以成为《维纳斯与阿都尼》这样一部作品的教父，领受它的题献。瞧这位爵爷，《维纳斯》就是献给他的——是的，是的，那些诙谐的清词妙句，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对他说的。啊，可爱的莎士比亚先生！
南安普顿伯爵是个相当新的爵位。亨利·赖奥思利的父亲，第二代南安普顿伯爵，是个天主教徒，曾因维护诺福克公爵的信仰自由而被关入伦敦塔。1581年他去世时，他的儿子只有八岁，受到王室监护，由王国政府的财政大臣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照料。伯利勋爵把他送入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接受教育。亨利十二岁时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十六岁便获硕士学位。接着，他又被送入伦敦四法学院的格雷学院完成他的学业。四法学院有点类似贵族子弟的结业学校，既讲授法律，也教人礼仪。尽管南安普顿尚年轻，家中已要求他成亲，伯利勋爵还为他物色了一位非常合适的配偶，即自己的外孙女伊丽莎白·维尔小姐。南安普顿的母亲、孀居的伯爵夫人催促儿子考虑后嗣的重要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今瘟疫横行，一些年轻俊秀的伯爵也没能幸免。继承人的问题之所以使贵族们烦恼还有另一个原因：女王树立的榜样太坏了。南安普顿托称自己太年轻，结婚为时尚早，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至少再有一年的单身自由。他的外祖父博利厄勋爵蒙塔丘特（或蒙塔古）也在一旁为伯爵夫人敲边鼓。在此期间，伯利勋爵高唱其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他逐渐由严厉而恼怒，威胁要惩罚年轻的伯爵。
南安普顿不愿照料自己的产业，也不愿繁育后代。他想过戎马生活，追随埃塞克斯伯爵去法国打仗。在亨利·赖奥思利的心目中，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是长者中最具骑士魅力的楷模。他生于1566年，二十一岁就任御马长官，二十三岁在德雷克麾下成为讨伐葡萄牙的一名杰出战将，二十五岁统帅英军远征诺曼底。他已经结婚，但是他的婚姻也不无诱人之处：他娶了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遗孀。这位爵士在1586年苏特芬战役中英勇捐躯，但始终以其十四行诗集《阿斯托菲与斯黛拉》生气勃勃地活在人们的心中。南安普顿想方设法要在1591年追随他心目中的英雄远征法兰西，然而人们却把他留在家里考虑后代的问题。女王很器重他，这平息了他的愤懑。他英俊，富于情趣，熟谙古典文学，是为朝廷增添光彩的人物；在莎士比亚这样雄心勃勃的人看来，他是个能够庇护自己的理想的恩主。他还非常有钱。
我们不知道威尔在献诗之前是否与伯爵见过面，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居间牵线，使诗人获准献诗。一个理想的牵线人是南安普顿的秘书约翰·弗洛里奥，他是在伦敦定居的一个意大利新教逃亡者的儿子。弗洛里奥原是牛津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眼下在编纂一部意英词典；这部词典后来在1598年出版，对语言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南安普顿的秘书，他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考察伦敦人的口头英语。他曾去玫瑰剧场看戏，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是个词迷（后人称他的词典为《词的世界》），而莎士比亚是个正在崛起的遣词大师。从弗洛里奥口中，莎士比亚可能听到过散文之父蒙田其人，并且还会为日后创作《哈姆莱特》积累一点蒙田精神。蒙田死于1592年，是个符合英国人口味的法国人；他的随笔集后来由弗洛里奥译成英文，并于1603年亲自加以出版。蒙田潜心探求学问，从不死抱教条，脑中经常有一个大问号：“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呢？他主张仁爱、宽厚，一切以经验为依据。他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特之类的人物。《哈姆莱特》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充满强权与诡计的残酷世界对于蒙田式人物的冲击。王子的悲剧在于他必须行动，并且把这种行动建立在一个蒙田式的人物必然感到不自在的基础之上。假若父亲的鬼魂对儿子说自己是被人谋杀的，要求儿子为他报仇，儿子是难以耸耸肩说“我知道什么呢？”的。
莎士比亚要见南安普顿可能和他要见弗洛里奥一样容易（倘若他真是见过弗洛里奥的话）。伦敦四法学院的年轻人时常成群结队地去玫瑰剧场。演员和剧作家一向可以比较自由地与贵族交往，诺埃尔·考沃德与蒙巴顿伯爵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但是，我们尚需将泛泛之交向前推进一步：不仅是形式上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而是某种友谊。《维纳斯与阿都尼》发表后刚过一年，莎士比亚又向南安普顿奉献了一首长诗。这首叙事诗叫《鲁克丽丝受辱记》，是关于塔昆强行玷污一位贵妇的贞洁的故事。这里值得全文引述诗前的献简：
我献给阁下的爱是没有止境的；这本没有头绪的小书，只表示其中盈溢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是您高贵的秉性，而不是这些芜杂的诗句的价值，保证拙作得蒙嘉纳。我已作的一切是属于您的，我必得去作的一切也是属于您的；作为我的所有物的一部分，这一切注定是属于您的。我若更有才能，我对您的忠顺也将更有价值；目前，却只能照现有的情况，将这一切奉献给阁下。谨祝阁下延年益寿，福祚绵绵。
阁下的完全忠顺的
威廉·莎士比亚
显然，莎士比亚在这难忘的一年中，与南安普顿伯爵过从甚密；这一年，时疫迅速蔓延，9月份每周都夺去一千人的生命。各戏院大门紧闭，直到1593年12月26日才开放，但是在玫瑰剧场登台演出的是苏塞克斯剧团。1594年圣烛节，瘟疫搅得人心惶惶，各剧场再次关闭，到4月才又开放。威尔或许还在编剧，但没有参加演出。斯特兰奇剧团不在伦敦。人们认为，威尔当时客居在霍尔本或蒂奇菲尔德的南安普顿府，成为伯爵的一个家臣，一个驯服的诗人，也算是一个朋友。对于这种生活，他本人是否像原先企望的那样喜欢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这只是漫长的成功之路上的一家客栈，一家豪华的客栈，不是归宿。由斯特拉福的亨利街到斯特拉福的新宅，这是一条异常迂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