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莫特再没有醒来。他安详地躺在马丁·坎宁位于默奇斯顿区的那套房子的起居室里。
那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哥特式宅第，有那么点像牧师住宅。一株硕大无朋的猴谜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房子前面的草坪，此树初植之时这房子也不过刚刚建成。草坪里还长着数排成荫的大树和浓密的灌木，从公路的那边根本无法看到避居其后的屋宇的真容。如今那猴谜树在地下早已是盘根错节，牵缠不清的根须向草坪以外的四面八方延伸，盘卷在了街路下铺设的天然气和排水管道上，甚至静悄悄地探到别人家的园地里去了。
理查德·莫特腕上的那块劳力士表被砸烂了，时间停止在他死去时的四点五十分（刚好是一条直线），周遭死气沉沉，只有电视机（那台“棒极了”的电视，有一刻他曾经指望用它来交换他的生命）上的小红点像鬼眼一般注视着这一切，而隐隐传来的郊区生活的市声也随着清晨迟重的脚步渐次喧嚷起来。送牛奶的货车咯噔咯噔地在街道上驶过。这个富足的郊区至今还有这种送牛奶的货车，将装在玻璃瓶里的牛奶送到订户的门前。邮件已经悄无声息地滑进了信箱。在伦敦的时候，理查德·莫特的一天从收到邮件开始。他总觉得那些没有邮件（虽说邮件天天都有）的日子并不曾真正开始过。今天邮件如期而至，而且都是寄给他的，这些邮件改写地址后写着“马丁·坎宁转交”，其中包括他的经纪人寄来的一张支票，身在希腊的朋友邮来的一张明信片，有两封喜欢他的人写来的信，却还有两封讨厌他的人写来的信。尽管邮件是来了，可是这天对理查德·莫特来说却不会再开始了。
发现他的是打扫的女佣。这位女佣是捷克人，来自布拉格，在学校里学的是物理学。她的名字叫索菲娅，正在利用夏天的时间“死命干活”来赚点小钱。她们不是“女佣”，她们是清洁人员，女佣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太过傻气。她们供职于一家叫做费我思的公司，通常是手里拿着拖把，在清洁团队领班的监管下由一辆粉红色的货车送到指定地点工作，这个被称为“管家”的领班是个最初生活在刘易斯岛的女人，她对所有的女佣都很刻薄。
一周请清洁人员来打扫个两、三次，其实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加上代理费和没有明确开列的辛苦钱，请费我思的人来打扫就要花上三倍的价钱。所以一般来说，她们去干活的那些人家不是太有钱就是太愚蠢（或者既有钱又愚蠢），他们居然想不到要去换个省钱些的清洁工。她们公司印制了粉红色的商务名片，名片上的公司名下印着一行题语：“我们为您煞费心思！”
“题语”这个词（还有“死命”及其他）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她的男友是营销学专业的毕业生。女佣结束工作后，需要在那张粉红小卡片上写上“今天为您服务的是女佣玛丽亚和莎伦”，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然后将卡片留在这户人家家里。公司的女佣半数都是外国人，大多来自东欧，人们称其为经济移民，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管家会交给她们一张工作清单。这份清单是他们事先和房主人沟通确认的，那上面总是无可争议地写着诸如“清洁浴室水槽”、“整理楼道”、“换床铺”等显然在清洁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清单从不告诉你要“弄干净猫的呕吐物”、“更换暴爽过后的床单”、“把浴室排水孔里缠着的头发弄出来”，可这才更符合她们工作的实质。
有些人就跟猪一样，他们会把自己漂亮的房子折腾得令人作呕。“暴爽”这个词当然也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他是她了解本地话的好渠道，虽说他很肤浅，不过他床上功夫很好（他的话），交个外国男朋友不就指望这个吗，要不然谁愿意找男朋友呢？管家通常会开着那辆粉红货车载她们到工作地点，放下她们之后，天知道她去干什么了，大概不会做什么太累人的事。索菲娅想象着她坐在某处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正在吃巧克力饼干，看电视里的《早安》新闻节目。
她们在默奇斯顿区有三栋需要打扫的房子，而这三栋房子都离得不远，看来是口耳相传的结果——别的不说，费我思的女佣做的家务那是没得挑。她们每周都会去那栋长着猴谜树的房子（漂亮极了，索菲娅真想住在里面），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房主人，每当她们从前门进去，他就像猫咪一样从后门溜走了。他是个作家，管家这么说，所以只要是纸张，或者是写着字的东西都不可以乱动。那是她们打扫过的最干净整洁的屋子，所有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床是铺好的，毛巾是叠好的，食物都收纳在湖地买来的塑料容器中，有条不紊地放在冰箱里。你简直可以什么也不干，就坐在厨房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看完报纸走人，管家永远不会知道你偷了懒。不过索菲娅不会这么做，她是个勤快的人。在这栋房子里，她又擦又抹，比往常更尽心地打扫，因为这位作家本人那么于净，他值得她那么做。现在又多了一条理由，因为这位作家家里来了个客人，这个客人是头猪，不光抽烟喝酒，把衣服扔在地上，要是他看到她，还会说些肮脏的下流话。
他跟一个女佣开了个价钱，那个愁眉苦脸的罗马尼亚女孩就跟他上了楼（“去干一场”），可他最后只给了她一半的钱，还有他的一张签名照。
“坏胚”，女佣们都觉得他是坏胚。这个词是索菲娅教她们的，也是拜她的苏格兰男友所赐。
这词很有用，她们说。
不过那个女孩跟他上楼实在是太傻了。她哭了好几天，泪水滴在擦得锃亮的家具表面上，还不知弄脏了多少洗干净的毛巾。那以前她还是处女，她说，可她需要钱。所有人都需要钱。许多女孩是偷渡来到这里的，有些女孩的护照是伪造的，有些女孩来了不久就失踪了。
性交易。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很可能会碰上这种事，你从她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传言说，为费我思公司工作的一些女孩遭遇了不测，不过传言这种东西无处不在，而且女孩子永远可能遭遇不测。这就是生活。
索菲娅愿意相信，这位作家没有找一个固定的清洁工并不是因为他太过富有或者太过愚蠢，他也许就是喜欢费我思清洁服务这种非个人化的特点。索菲娅觉得作家应该是那种不能跟其他人走得太近的人，老是跟别人接触也许会让他们无法写作。
今天公司里人手不够，最近流感盛行，不过管家对她说“你自己先做起来”，于是索菲娅敲响了那位作家的家门。她有钥匙，但是按规定要先敲门。她又用力敲了几下。作家家的门环是个铜质的狮子头，制作精良，让人敲门时有种满足感，好像自己成了威风八面的警察一样。还是没人应门，她掏出钥匙开门进去，为免作家正在床上和某个人干一场，她用一种抑扬有致的节奏高声喊道：“费我思来了。”其实那应该不太可能，这屋子里没有一点这位作家拥有性生活的迹象，不管是跟某个女人或者是某个男人。连色情杂志、色情照片都没有。倒是有几张放在相框里的照片，她认出了巴黎圣母院，运河边的丹麦房屋——都是像明信片一样的观光照片，里面根本没有人。
他有一套俄罗斯套娃，很贵的那种。现在布拉格的纪念品商店都在卖俄罗斯套娃。作家的这些套娃排成一排摆在窗台上，她每周都会为它们掸去灰尘。有时候她会把它们一个个套起来，她小时候用她自己的套娃就是这么玩的。她从前觉得套娃们是在吃掉对方。她那时候的套娃很廉价，画工拙劣，颜色单调，作家的套娃却异彩缤纷，上面绘着普希金诗中的场景，必定是出自一位艺术家之手——现在俄罗斯有那么多艺术家没有工作，他们画匣子，画套娃，画彩蛋，游客爱买什么他们画什么。作家的套娃一套居然有十五个！要是她还是个小女孩，她不知该有多爱这些小东西，现在嘛，她当然不会那么孩子气了。她不知道这位作家是不是同性恋。爱丁堡的同性恋男人可是多得很。
他的书房里有一架子他自己的书，好多都是外文的，连捷克文都有！她翻了几页，那些书是关于一个叫尼娜·赖利的女孩的，她是个私家侦探。
把枪放下，亨特斯顿勋爵！我知道松鸡猎场上发生了什么，戴维的死并不是意外。放屁，她的苏格兰男友肯定会这么说。
费我思公司里的人称呼这位作家为坎宁先生，可是他的书上写的并不是这个名字，他书上的名字是亚历克斯·布莱克。
屋子里整洁如常。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只花钵，从花园里采摘来的玫瑰正散发出阵阵幽香。
他通常会留下10镑的小费，就塞在花钵底下，慷慨的人。他一定很有钱。今天居然没有那10镑纸币，这不像他。餐厅依旧像从未有人使用过的那般干净。她打开了起居室的门。起居室里拉着窗帘，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屋子里很暗，像是起着雾一般。可即使光线不足，她依然可以感觉到出了什么糟糕的事。她小心翼翼地在地毯上走过，脚下有玻璃碎屑咯吱咯吱地响着，就跟发生了爆炸一样。她拉开窗帘，阳光倾泻进屋子，照亮了一片狼藉：壁炉上的镜子，屋子里所有的装饰品，甚至是古董灯具那精致的玻璃灯罩，都被砸得粉碎。咖啡桌被掀翻了，桌灯倒伏在地上，黄色的丝面灯罩变形了，而且破碎不堪。所有挂在墙上和吊在顶上的物件都掉到了地上，这屋子就好像被一头大象践踏过似的。那一定是头极为莽撞的大象。作家的套娃散落在各处，像是撞柱游戏中被撞飞了的小木柱。她不假思索地捡起一个，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用手感觉着它那令人愉快的浑圆光滑的形体。
索菲娅感到一种奇异的慌乱不安，就好像她知道某些刺激的事情要发生了，而这件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就像有次她看着一幢巍峨的公寓大楼被炸毁的感觉。轰！一大朵灰土积成的浓云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也像双子楼倒塌，只不过那时候双子楼还是好好的。
接着她就叫了起来：“哦天哪，我的上帝啊。”说的是她自己的语言。虽然她并不信教，可她手里划着十字，又说了遍“我的上帝啊”。她能够想到的语言似乎只剩下这句话了。看到死在地上的那个人之后，索菲娅的词汇数据库仿佛暂时被清空了，不管是英语还是捷克语。
她其实是个科学家，而不是清洁工，她提醒自己，她应该具有那种冷静客观地观察事物的能力。她命令自己走近前去。这一定是那个作家，他躺在地上的样子就好像他是在祈祷的时候突然仰天倒下的。那种姿势看起来不太舒服，不过他现在大概也不会在乎舒服不舒服了。他的脑袋整个地塌陷了进去，一只眼睛爆了出来。苏格兰豌豆粥一样的脑浆溅得到处都是。还有血。不知有多少血都渗进红地毯里去了，所以她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漆着红漆的墙面上也有血，红色的天鹅绒沙发上也有血。这房间就好像等着一场谋杀一样，等着用它的四壁像海绵一样把谋杀案的遗迹都吸干净。
她渐渐适应了看着他的感觉。各种词汇（英语词）又回到了她脑中。她知道她现在可以叫出“救命”或者“杀人了”之类的话了，可是既然最初的那份震惊已经消退，再要那么狂呼乱叫似乎有点傻气。她于是静静地退出了这座房子，走出大门回到街道上，瞧见管家还站在粉红货车的车厢后面，将车里的塑料桶和拖把往外搬。她告诉管家，作家的屋子今天肯定不需要打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