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从急诊室转到了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的医务人员表示，他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格洛丽亚不知道他是不是会一直这么下去，像石棺上的雕塑，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也许他还能在某些提供长期护理的医疗机构靠重金治疗活上个几十年，从其他更有价值的人身上买来肾脏或者臀部肌肉替换自己的老化组织。也许他不久就会死，那么他自身的某些器官大概可以被回收利用到更有价值的人身上去。
重症监护室安静极了，生命在这里的脚步比起外面的世界来是迟重的。医院像极了一台隆隆作响的大型机器，吸气又吐气，毛孔里渗出不可见的生命迹象，那是化学药品、静电和电气故障。
格洛丽亚后悔没去学编织，她本来可以一边等着格雷厄姆死掉，一边织出有用的毛衣来。重症监护室里的编织者。格雷厄姆的妈妈贝丽尔就会编织，在埃米莉和尤安还是婴儿的时候，她会利用日间的时间源源不断地织出各种毛线衣物，像是帽子、夹克、连指手套、儿童袜套、护腿套裤等，这些毛线衣物精细地络着缎带，随处可见的小洞却每每缠缚住幼儿的手指。格洛丽亚把孩子们打扮得像娃娃一样。埃米莉可不这样，她给她那个名字古怪的赞西娅穿的是实用的白色弹性婴儿服，再扣上顶无檐小帽。格洛丽亚根本没怎么见过她这个外孙女。埃米莉宣布自己怀孕的时候，那样子就好像她是这个星球上第一个有小孩的女人。说老实话，格洛丽亚倒宁愿自己女儿生的是个小狗，这样她还能高兴些，那个永远气鼓鼓的赞西娅好像遗传了埃米莉最坏的秉性。
她注视着格雷厄姆平稳起伏着的胸口，注视着他毫无表情的脸孔。他好像变小了。他正在失去他的力量，他萎缩着，不再是半神半人的存在。
英雄何竟扑倒。
格雷厄姆发出了些微杂音，他像在睡梦里一样喃喃低语，而他的脸却依然纹丝不动。格洛丽亚用手背抚触着他的手，只觉得心痛难当。不是为了这个叫格雷厄姆的男人，为的是那个她未曾谋面的叫格雷厄姆的男孩，穿着灰衬衣和法兰绒短裤，戴着学校的制服帽和领带。那个男孩还没有野心，不知道什么叫收购，也不知道什么是应召女郎。
“你这个笨蛋，格雷厄姆。”她的语声里不是完全没有依恋。
关掉那些机器，他会去哪儿呢？掉进某些内层空间去吗，像个被太空船抛弃的独行的宇航员？如果有来生，那该多滑稽（好吧，不是滑稽，是吓人）。如果有天堂那也够呛。格洛丽亚不相信有天堂，不过她有时也会担心，也许天堂只对相信它的人存在。她不知道死后的生活条件要是很糟，人们还会不会那么向往。比如说，死后要在地下生活。或者，阴间住的都是像帕姆那样的人，阴间的生活空虚乏味，让人难以忍受又永无止尽，好比是无限延长的洗礼程序，还不包括洗礼中最让人兴奋的完全浸没身体的全浸礼部分。而对于格雷厄姆来说，天堂应该是喝着三十年陈的麦卡伦威士忌，吃着基督山三明治，然后，似乎就是享受一位女士的鞭打。
他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可他还是被死亡盯上了。格雷厄姆以为不管自己身陷何地，他都能用钱脱身，可是冷酷的收割者不会接受他的贿赂。冷酷的收割者，格洛丽亚又尊敬地重复了一遍，如果还有谁值得尊敬，那就只能是死亡。格洛丽亚真愿意当个冷酷的收割者。她不一定会那么冷酷，她觉得很可能她会表现得兴高采烈（别闹了，乖乖跟我走吧）。
他们别想扳倒我。格雷厄姆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个好像别人永远拿他没办法的格雷厄姆，好像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任意妄为，好像公认的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根本无法捆住他。他永远在为胜利而欢呼，当他成功地愚弄了税务局或者海关和间接税务局，当他将建筑房屋时的健康和安全条例以及其他有关建筑的规定置若罔闻，当他大刀阔斧地推进自己的房产开发事业，当他用贿赂和暗箱操作铺平自己的道路，当他驾驶着那辆车窗玻璃贴着黑膜的该死的豪车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最外侧车道狂飙。如果不是做着什么非法的勾当，谁会想到要在车窗玻璃上贴黑膜呢？格洛丽亚不喜欢拉上的窗帘，不喜欢关上的门，她觉得人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能够大白于天日的。
如果自个做的事都会让自个觉得羞耻，那这种事压根儿就不该做。
他有好几次逃过了针对交通法规的起诉，两次是因为超速驾驶，因为危险驾驶和酒精超标的分别各有一次，这自然要谢谢他在法院工作的兄弟梅森。几个月之前，他还在A9公路上被拦了下来，当时他的车速是每小时120英里，他一边打着电话，还一边吃着双份的奶酪汉堡。这还不止！他被要求做呼气酒精测试之后，警察发现他酒精超标。可是这起案件根本没能开庭审理，只因为法院方面轻轻巧巧的一句，警方未曾交给格雷厄姆合乎规定的文件，这是犯了技术性错误。格洛丽亚完全能够想象他开车时的样子，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歪着头用肩膀夹着手机，汉堡里的肉油顺着他的下巴淌下来，呼吸里还都是威士忌的味道。格洛丽亚当时觉得，这个肮脏混乱的场景如果要说还缺少什么的话，那恐怕就是个坐在副驾座上为他舔舐阴茎的女人了，可是现在她想这个女人大概确实存在。格洛丽亚讨厌“口交”这个词，不过“舐阴”这个词倒让她很喜欢，后者听起来就像是意大利文的音乐术语——女低音，男高音，舐阴——然而她觉得这种行为本身非常恶心，不管是从何种意义上说。
在最近一次幸免于指控之后，格雷厄姆与格洛丽亚、帕姆、默多邀请司法长官阿利斯泰尔·克赖顿在普雷斯顿菲尔德酒店共敬晚餐以示庆祝，那一晚闹声喧天，男人们都醉得不省人事。要是司法长官是你的高尔夫球友，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格洛丽亚虽然在苏格兰生活了四十年，听到“长官”这个词还不大能跟苏格兰司法系统联系起来，她更容易想到的是美国那些在正午时分顶着烈日、戴着锡质星形警徽的县治安长官，或者是那部年代久远的儿童电视剧《罗宾汉》中诺丁汉地区邪恶的行政长官艾伦·惠特利。她于是哼起了电视剧的主题曲。他怎么能抓着藤条在一个峡谷里穿梭呢？诺丁汉有峡谷吗？格洛丽亚喜欢《罗宾汉》和它传达出的朴素真理，恶人有恶报，好人有好报，正义得到伸张。
还有劫富济贫，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信条。要是她没有溜下那个酒吧高凳跟格雷厄姆走，她本可以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穿上厚呢料的连帽大衣，到那些处在风口里的湿漉漉的街角去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同时还跟数不清的男人发生关系，她连这些男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更别说是他们的脸了）。
他们别想扳倒我。可他们会的。她想到了起居室墙上画中那被围猎的牡鹿，面对无数猎狗的围追堵截，牡鹿翻唇龇牙，惊惶万状。已经无路可逃了。当然对于格雷厄姆来说，用鹿作比很不合适，鹿这种动物太过善良了。他更像是一只喜鹊，叽叽喳喳粗俗不堪，老是偷别的鸟巢里的东西。
“针和骆驼。”格洛丽亚对格雷厄姆说。
看来这两个话题他都无话可说，支撑他活下去的机器发出可以听到的唯一杂音。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回答我，格雷厄姆。”
这时候，有位来自苏格兰教会的牧师走进了重症监护室，尽职尽责地来看望从他带领的羊群里迷失的羔羊。格洛丽亚在格雷厄姆的入院登记表上填了“苏格兰教会”，只不过是为了惹他生气，要是他还活得过来的话。现在她后悔没能填上“耆那教”或者“德鲁伊特”，要是那样的话，她或许就能跟皇家医院里代表这些教派的长老进行一次轻松而有趣的交谈了。
这位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不仅对格洛丽亚应用《圣经》语句感到非常惊讶（“现在没人说这些了”），而且还跟她聊起全球气候变暖和蛞蝓为害问题，跟他待在一起可以说并不那么让人讨厌。他说到蛞蝓的时候恨得直搓手，说：“要是谁能说服他们只吃杂草就好了。”
“当心你说的话，上帝会听见。”格洛丽亚说。
“是的，不过恶人必不得平安。”牧师说着，站起身来。在离开之前，他用双手热情地久久握住格洛丽亚的手。
“珍爱的人进了医院，日子总是难过的。”他说，粗粗地扫了格雷厄姆一眼。
格雷厄姆就算昏迷在床，看上去也不像个让人珍爱的人。
“我希望情况会好起来。”牧师低声说。
“我也这么希望。”格洛丽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