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打开大门，发现面前站着另一对女警察。她们跟她之前在马路上见到的那两个警察非常相像，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哈特太太吗？”她们中的一个问道，那张脸已经安排好表情，准备要说出坏消息了，“格洛丽亚·哈特太太吗？”格雷厄姆此时并不像格洛丽亚以为的那样，在夏洛特广场跟他的会计们开紧急会议，而是在新皇家医院的急诊室里接受救治，这是因为他在阿佩克思旅馆的房间里突发心脏病，当时他正和某个似乎叫做“乔乔”的人在一起。格洛丽亚觉得乔乔像是个小丑的名字，可是那其实就是个应召女郎，也就是说，是个妓女。
“照直说吧。”格洛丽亚叹了口气。
两个女警察（“警员克莱尔·德波尼奥，这是警员杰玛·纳什”）看上去就像是租了警服去参加化装舞会的十几岁的小丫头。
“打个电话来就行了。”格洛丽亚对她们说，然后她为她们端上了茶点。
在格洛丽亚蜜桃色的起居室里，她们坐在蜜桃色织花布面的沙发上，拘谨地将皇家道尔顿的杯碟搁在各自的膝盖上，礼貌地小口咬着格洛丽亚做的白脱甜松饼。格洛丽亚知道她们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不过她们似乎对忙里偷闲感到非常庆幸。
“调剂一下。”她们中的一个（克莱尔）说。
她们很忙，杰玛说，“夏季流感”流行，洛锡安和博德斯的警务人员“像九柱球”那样纷纷病倒了。
“你家真漂亮。”克莱尔赞叹着。
格洛丽亚环视着自己蜜桃色的起居室，试着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不再属于她，她不知道自己会想念其中哪一样。莫尔克罗夫特的瓷器吗？中国风的地毯吗？来自斯塔福德郡的装饰品吗？她钟爱自己收罗的来自斯塔福德郡的物件。
她肯定不会想念壁炉上挂着的那幅画，那是十九世纪众多以围猎牡鹿为主题的画作之一，描绘的是一只受惊的牡鹿被一群狂吠不止的猎狗逼到角落里的情景——这是默多·米勒送给格雷厄姆六十岁的生日礼物。她也绝对不会想念那座丑陋的苏格兰年度商界精英奖杯，它被放置在壁炉架上最显眼的位置。奖杯边上放着的是格雷厄姆和格洛丽亚结婚当天合拍的照片，那天以后，他们居然就没有再合照过。要是不幸碰上火灾，格雷厄姆必须在结婚纪念照和他的苏格兰年度商界精英奖杯之间选一件救离火场的话，格洛丽亚可以不假思索地猜到，他选的必定是那座毫无美感可言的树脂雕塑。事实上，如果要让他选择搭救那座奖杯还是搭救格洛丽亚，她还是非常确定他会救奖杯而不是她。
那个叫克莱尔的女警察拿起了他们的结婚照片，同情地将头歪向一边，好像格雷厄姆已经没有希望了。她说：“这是你丈夫吗？”格洛丽亚不知道本该疾风骤雨般奔向急诊室克尽配偶义务的她，此刻却端着道尔顿牌的精致茶杯喝着茶，这是不是有点古怪。可只要想到格雷厄姆在急诊室里，乔乔这个名字就是无法回避的，想到这个名字，丈夫身处急诊室这件事又变得不那么紧要了。乔乔是格雷厄姆本可能完成的光荣身死的污点。
格洛丽亚从克莱尔手里取过照片，仔仔细细地看着。
“三十九年了。”格洛丽亚说。
杰玛说：“你都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克莱尔说：“老天，那么长时间，原谅我这话不好听。真可惜。”她接着说道，“发生了那种事，他被我们找到时又是那副样子，所有这一切，你一定不好受。”
“他们都是下流胚。”杰玛咕哝道。她是两个女警察中相貌较为平庸的一个。
银制相框再沉重，也掩盖不了这张结婚照片并非出自职业摄影师之手的事实。岁月的流逝让相片变得昏黄暗淡，更可见出拍摄者只不过是个亲戚中的摄影门外汉（确实如此）。格洛丽亚惊讶于双方父母对他们听之任之，这使得他们婚礼那天的情景没能真实地被记录下来。
格洛丽亚后悔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身披白纱举行婚礼，后悔没有好好装饰布置婚宴场地，如果是这样，她现在就有一本白色皮革封面的大影集可以翻看了。影集中的那些照片足以向她证明她也曾有过家人，家人们比她当初所以为的更爱她。影集将留住所有人最美好的样子，而格洛丽亚则是一切的中心，她身材瘦削，容光焕发，甚至她自己的人生正从指尖流逝而不自知。格洛丽亚觉得很奇怪，格雷厄姆居然会去阿佩克思旅馆开房间，这完全不是他的风格。
他们的婚礼实际上是棕色的而不是白色的。
格雷厄姆穿的是最新款的西服，那种颜色在格洛丽亚小时候会被所有人笑嘻嘻地叫成“黑鬼棕”。格洛丽亚穿的是她在格拉斯广场的旧货商店里淘的皮草大衣，四十年代的样式，加拿大海狸皮毛，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想到要去考虑穿着皮革这件事是否合理。虽然格洛丽亚再也不想在自己的皮肤上加一层动物皮了，不过她现在看着当时的皮革大衣，觉得那海狸虽是死了很久，不过也一定曾在战前的加拿大享受过简单快乐的生活。
如果格洛丽亚有那本白色皮革封面的大影集，那么她的妈妈、爸爸和姐姐的面容都能在相片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那个“走得最早”的吉尔，她带着一帮学校里的朋友从其他地方赶来，喝酒喝到深夜，大家都睡了她们还在喝。格洛丽亚的哥哥乔纳森不会在照片里，因为他在十八岁那年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格洛丽亚才十四岁，她孩子气地以为终有一天他还会回来。现在她年岁大了，终于明白他再不会回来，她比当初他刚死的时候更想他了。
格洛丽亚目送年轻的女警察回到她们的巡逻车里开车离开，她的脑中出现了旅馆房间里的格雷厄姆的样子，他躺在一张有着薄片镶饰的床头板的用料廉价的双人床上，一边乱翻电视频道，一边吃着牛排加土豆片，以及少得可怜的沙拉配菜和半杯红酒，等着一个女人用职业的手法来同他交欢。多少次他用这种肮脏的方式来背叛她，而独自在家的她却只有B&0先锋宽屏电视机相伴？她内心竟不曾觉察到这种事的存在吗？你无辜并不代表你可以无知。
格洛丽亚不经意间低头看了一眼，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从詹纳斯百货公司买来的羊驼毛开衫，这件开衫钉着铜扣，由方形的前后襟拼缝而成，毫无腰身可言，平庸极了。如果她妈妈有这个钱，也会买这种衣服穿的，而格洛丽亚穿的也不过如此。
这件专为家庭妇女制作的羊毛衫让格洛丽亚长久以来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已经直接从青春年少迈入了老景颓年，而且这中间本该有的好日子她不知怎么愣是没能体验到。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格洛丽亚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走进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然后发现其他人早就从那些房间里走出去了。战争结束刚满一年，她出生了，家里依然弥漫着战时的气氛。
他父亲自称曾“和蒙蒂一同”战斗，好像他们当时是并肩作战的一样，她英雄般的母亲则奋战在家庭的前线上，亲自种菜养鸡。从小到大，格洛丽亚总觉得她和重要的时代擦身而过了，而且这样重要的时代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倒的确是真的），因此她的人生变得无足轻重。六十年代对她来说也是一样。她的性格形成时期就是在两大变革时代之间的真空地带度过的。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她已经结了婚，开始擦干净家中的备忘板，一条条地写上需要采购的生活用品。
如果格洛丽亚的人生能够重来，在乔治四世桥街的酒吧里，她不会从那只酒吧高凳上溜下来，跟着格雷厄姆走出去。她会读完她的学位，搬到伦敦去生活。她会穿上高跟鞋和紧窄合身的职业装（保持她的身材），周末的时候大醉一场，同数不清的男人发生关系，她会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更别说是他们的样子了。她看了下时间，意识到eBay网上的那个竞拍活动已经结束了。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拍到那对斯塔福德郡的格雷伊猎犬。格雷厄姆总能把事情搞糟，即使他到了鬼门关。
在开车驶往小法国外的新皇家医院时，格洛丽亚反复练习着自己准备跟格雷厄姆进行的对话。
尽管杰玛和克莱尔已经告诉过她格雷厄姆现在神志不清，但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会对他与别人的交谈构成障碍。格雷厄姆总能侃侃而谈，只有这样才成其为格雷厄姆。当她在急诊室里见到贴着各种线路的他，线路另一端是一大堆灯光闪烁、哔哔作响的监视器时，她依然期待着他能张开眼睛，说出些典型的格雷厄姆式的语言（“你他妈的别慌啊，格洛丽亚”）。他这样完全闷声不响，真是让人费解。
急诊室的顾问医师告诉格洛丽亚，格雷厄姆的心脏因为“超负荷”运作而停止跳动了。他的“身体机能”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所以他现在进入了假死状态，他或许能够恢复过来，也许就醒不过来了。
“我们认为，”顾问医师对格洛丽亚说，“一百个男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在性交时死去。男人与妻子做爱时的脉搏是每分钟90下，与情人做爱时能够达到160。”
“那跟应召女郎呢？”格洛丽亚问道。
“哦，那可就乐翻天了，我想，”顾问医师兴致勃勃地说，“当然啦，要是他那时候没有被绑起来，那他还可能恢复得更快些。”
“绑起来？”
“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想要把他救醒，她好像是那种相当有创意的人。”
“绑起来？”格洛丽亚发现顾问医师口中那个相当有创意的应召女郎，那个拥有小丑一样名字的乔乔，依然无所事事地坐在急诊室的候诊区。她真名似乎叫做塔蒂亚娜。
“我是格洛丽亚。”格洛丽亚说。
“你好，格洛丽亚。”塔蒂亚娜说，过于熟滑的“洛”字让她本是打招呼的话语听起来稍稍有些邪恶，像是出自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女反派之口。
“我是他妻子。”为免她混淆，格洛丽亚又说。
“我知道。格雷厄姆谈起过你。”格洛丽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格雷厄姆与应召女郎交易的哪个阶段。之前，之后——还是同步？“不是同步，”塔蒂亚娜说，“他做的时候说不了话。”她抬起了自己极富表现力的眉毛，来回答格洛丽亚无声的提问。
“嘴巴会被塞起来。”她最后说。
“嘴巴被塞起来？”在医院的咖啡厅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和一个丹麦酥皮面包，格洛丽亚低声问塔蒂亚娜。格洛丽亚是第一次到新皇家医院来，这家医院感觉上跟个超市没什么区别，这让她觉得有些晕头转向。
“为了不至于尖叫。”塔蒂亚娜轻描淡写地说。
她将葡萄干面包卷的长卷打开，小心地啃咬着，那样子让格洛丽亚想起了自家花园里的松鼠。
格洛丽亚皱着眉头，她试着想象一个人要怎么被绑在阿佩克思旅馆的床上。根本不可能，不是吗？（没有床柱啊。）
“他会跟你说些什么，”她问，“在他说得了话的时候？”
塔蒂亚娜耸耸肩：“这个那个的。”
格洛丽亚问她：“你从哪儿来？”
塔蒂亚娜说：“托尔克罗斯。”
格洛丽亚说：“不是，我是说你原来从哪儿来的。”
那女孩用猫一样的绿眼珠看着她，然后说道：“从俄罗斯来，我是俄罗斯人。”
格洛丽亚有一瞬看到了无边无际细瘦枝干织成的白桦林，看到了异国他乡烟雾缭绕的咖啡小屋的内景，虽然她觉得这女孩的家更可能是在某些荒凉得可怕的郊县中的某幢混凝土高层建筑里。
她穿着背心和牛仔裤，这肯定不是她工作时穿的衣服。
“不是啊，”她说，“道具在这里。”她指的是随身带着的大包里的东西。格洛丽亚似乎看到了搭扣、皮革和束身衣，这种束身衣有一瞬奇异地以她母亲曾经穿过的肉粉色的坎普牌矫正束身衣的形象出现在她脑中。
“他喜欢低声下气地听人使唤，”塔蒂亚娜打着呵欠说，“有权有势的男人都这样。格雷厄姆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样的。Idyots。”他的朋友们？
“老天哪。”她想到了帕姆的丈夫默多。她想到，当帕姆轻轻按着她那辆崭新的奥迪A8的喇叭在城里转悠，去赴桥牌会，去健身房锻炼，去Plaisir du Chocolat喝下午茶，与此同时，默多却正在——怎么说呢？格洛丽亚不敢想下去。
格洛丽亚叹了口气。这就是格雷厄姆真正想要的吗？不是温德摩尔或者乡村休闲的衣服，不是平庸至极的铜扣子，而是一个小得可以做他女儿的女人把他像火鸡那样捆扎起来吗？从没想过的事情这样突然间出现在眼前，她居然也不觉得特别惊讶，这真是奇怪。
格洛丽亚注意到塔蒂亚娜两耳上都挂着小小的金色十字架。她信教吗？俄罗斯人现在不信仰共产主义改信宗教了吗？这没法问，没人会这么问。除非不是在英国。在毛里求斯度假的时候，有个司机从机场载他们去旅馆，他问过格洛丽亚：“你祈祷吗？”就这样问，距离他们拦下他的车，他把他们的行李放进后备箱才不过五分钟的样子。
“有时候。”她回答说。
这不是实情，不过她感觉得到，要是知道她不信上帝，他一定会相当失望的。
格洛丽亚从没明白过，为什么有人会将致人死命的刑具作为饰品戴在身上。那干脆戴个绞索和断头台算了。所幸塔蒂亚娜的耳环只是两个十字架，没有一对奄奄一息的耶稣基督在上面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可是这对十字架就不会惹她的顾客讨厌吗？她的父亲，塔蒂亚娜忽然主动说起，是个“伟大的小丑”。（所以她的别名总算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命名的原因。）她说，西欧的人们把小丑当成是“打打闹闹的傻瓜”，而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是“存在主义的艺术家”。她蓦地被一种斯洛伐克式的忧伤攫住了，弯下身去拿了块口香糖递给格洛丽亚，格洛丽亚谢绝了她的好意。
“那么俄罗斯的小丑不滑稽吗？”格洛丽亚问道，她正从医院走廊里的一台自动取款机上取走500英镑。六个月来，格洛丽亚每天都会从自动取款机上取500英镑现金。她把钱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里，然后放进她的衣柜里，到现在已经积有7万2千英镑，都是20英镑的纸币。
这些钱占的地方倒是出奇得小。格洛丽亚不知道一百万纸币会占多少地方。格洛丽亚喜欢现金，触手可及的实打实的钱。格雷厄姆也喜欢现金。
格雷厄姆对现金的喜欢要更多一点，他让大笔大笔的现金涌进哈特之家的账户里洗个澡，然后干净无瑕地走出来。格雷厄姆已经尽量不用老办法了（自助投币式洗衣店和太阳浴房），不过他的朋友默多还坚持那么做。帕姆身上穿的简·缪尔和巴伦泰的羊绒制品其实是用“滑稽的钱”买的，她似乎幸运地对此一无所知。你无知并不等于你就是无辜的。
格洛丽亚将取款机里拿出的钱分给了塔蒂亚娜一些，自己留下了其余的。不管怎么说，她们俩都在用某种方式赚格雷厄姆的钱。七十年代的女人们曾经要求“家务薪酬”，做爱薪酬似乎更能说得通。毕竟，不管你愿不愿意，家务总是要做的，而做爱则是可做可不做的。
“哦不，我不跟他们做爱。”塔蒂亚娜说着笑了起来，好像这是她听过的最可笑的事，“我不是idyot，格洛丽亚。”
“可他们付你钱，对吧？”
“当然。我做他们的生意。生意无处不在。”塔蒂亚娜摩擦着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做着全世界统一的表示钱的肢体动作。
“那到底……他们为什么付你钱呢？”
“我甩巴掌打他们，把他们捆起来，揍他们。我下命令，让他们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
“你懂的。”
“不懂，我根本就想象不出来。”
“低声下气地伺候我，在地上爬，然后像狗一样吃东西。”
“没什么有用的事吗，比如用吸尘器打扫屋子？”天晓得——这么多年了，格洛丽亚其实可以打着格雷厄姆的屁股，让他像狗一样吃东西，然后靠这些赚到钱！“在俄罗斯的时候，我在银行工作。”塔蒂亚娜幽秘地说道，好像银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地点。
“在俄罗斯的时候，我总是很饿。”她的表情非常生动，格洛丽亚发现之后想着，不知道这同她当小丑的父亲是不是有关系。
作为收到现金的回报，塔蒂亚娜可能是从她的文胸里面的某处摸出了一张粉红色的小卡片，在背后写上了一个手机号码和“找乔乔”三个字，递给了格洛丽亚。卡片的正面印着黑色的文字：“费我思——您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最后的惊叹号让人觉得，这家费我思公司的业务好像是为孩子们的派对装饰气球、安排表演人员的。
还是小丑父亲的影响，格洛丽亚想着。她肯定在哪里见过这个广告语，费我思不是一个家政公司吗？格洛丽亚在她家附近见过这个家政公司的粉红色货车，去年帕姆家的清洁工得了膀胱脱垂，帕姆就靠他们打扫卫生。格洛丽亚从来都是自己打扫屋子，她喜欢打扫。做这些有用的事情能让日子过得很充实。
“是啊，当然。”塔蒂亚娜耸耸肩说，“如果你想让他们打扫屋子，他们会做的。”她听起来感觉很阴郁的口音似乎赋予了“打扫屋子”这个词以全新的含义，就好像“打扫屋子”这种活动不是要把屋子弄干净，而是要把屋子弄脏（如果还不至于说是弄得阴森恐怖）一样。
原本偎依在塔蒂亚娜胸脯边上的那张卡片还留有她身上的温度，这让格洛丽亚想起了捡鸡蛋这回事。她母亲在后院里养了鸡，她从那几只鸡的屁股下面掏出鸡蛋来，那时候战争已经过去好久了，其实没有必要再做这些事了。塔蒂亚娜把钱塞进了她的文胸。格洛丽亚也常常把贵重物品放在内衣的铠甲里携带，她坚信即使再嚣张的抢匪也不敢侵犯她那绝经期后老太所穿着的黛安芬“多琳”系列42E文胸所筑起的坚实堡垒。
他们一起走到这家医院的门口，路上经过一家商店，格洛丽亚买了一杯牛奶、一本邮票和一本杂志。要是这房子后面还有洗车行，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这幢大楼正面的出口像是隔绝两个不同气压环境的气闸室，人们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或是打着电话，或是等着出租车和来接自己的人，或者只是跑出来喘口气，也不知他们到医院来是迎生、送死还是进行常规治疗。几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趿着拖鞋，透过被雨点沾湿了的玻璃墙，忧闷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而玻璃墙的另一面，抽着烟的人也正同样忧闷地注视着里面的世界。
从温室般的医院里走出来，发觉外面很冷。
塔蒂亚娜发着抖，格洛丽亚便将自己丹尼马克牌的绿色长大衣借给她穿。没有了长大衣，格洛丽亚同其他中年妇女没有任何区别，而穿上长大衣的塔蒂亚娜则焕发出一种奇异的似乎不属于丹尼马克牌衣服的光彩。她噼里啪啦地嚼着口香糖，时不时地抽口烟，一边还用手机打着电话，说的是俄语，语速快极了。格洛丽亚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塔蒂亚娜比她自己的女儿要有意思多了。
“这件事肯定让你觉得很意外。”塔蒂亚娜打完了电话，回过头来对她说。
“嗯，是啊，”格洛丽亚说，“可以这么说。我以前一直猜他会去高尔夫球场，看来他并没去过那里。”
塔蒂亚娜拍拍她的肩膀，说：“别担心，格洛丽亚，他很快就会好的。”
“你这么觉得？”塔蒂亚娜像占卜师那样凝神看向远处，说道：“相信我。”她又发起抖来，这次似乎跟气温没有关系。她说：“我现在得走了。”她一抖身脱下了格洛丽亚的丹尼马克大衣，那姿势优雅极了，甚至有些夸张的舞台感。格洛丽亚想知道她以前是不是学过芭蕾，不过她摇了摇头，一边将大衣还给格洛丽亚，一边说道：“高空秋千。”格洛丽亚最后看到塔蒂亚娜时，她正钻进一辆之前悄悄停在路边的汽车，那车子的窗玻璃上贴着黑膜。格洛丽亚开始还以为那是格雷厄姆的车，不过她马上意识到他此刻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