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没看到刚刚发生的事。有人被杀了。
这话像一阵风般刮遍了队伍的始末，她还以为他们在玩传话游戏呢。站在她身边的帕姆紧张得浑身颤抖，格洛丽亚就事论事，平静地对她说：“可能是有人插队了。”格洛丽亚在排队这件事上倾向于斯多葛派的坚忍，她老是被人们排队时的埋怨跺脚所激怒，那些人似乎把缺乏耐心看作是个体存在的标志了。排队就像人生，人就该闭上嘴跟着往前走。看来她刚巧没能生在二战时候还真是有点可惜，要不然她身上倒是完全具备了战时所需要的那种长期忍受苦难的精神品质。格洛丽亚认为，斯多葛式的坚忍是被当今社会所忽视的美德。
她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想杀掉插队的人。如果凡事让她做主，有许多人她都想就地正法——比如说，随地乱扔垃圾的人。如果他们知道乱扔垃圾的后果是被拖到最近的一根电线杆上吊死，那他们在扔掉糖纸前一定会好好想清楚的。格洛丽亚以前是反对重刑的（她记得，在她极为短暂的大学时代，她参加了为反对某个遥远国度里执行的一次死刑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那个国度她在地图上都无法找到），不过现在，她的感情倾向于做出完全相反的决断。
格洛丽亚钟情秩序和规则，秩序和规则是了不起的。格洛丽亚喜欢有规则告诉人们不能超速行驶，不能在双黄线处停车，有规则让人们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公物。她讨厌老是听到有人抱怨交通监控摄像头和贴违章停车罚单的警察，他们难道有理由觉得自己可以豁免于这些交通规则之外吗？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幻想着性爱，幻想着养些小鸡和蜜蜂，想长得更高些，或者是带着一条黑白间色的边境牧羊犬在草地上奔跑，而现在她的梦想是站在天堂的门外做个守门人。当人们死后来到她面前时，她就翻开手里的生死簿勾画此人的名字，或者点头让他进入天堂，或者倒竖大拇指让他下地狱。到那时候，那些在公交停靠点停车的，还有在经过人行道时闯红灯的人将会追悔莫及，当格洛丽亚的目光越过她眼镜的上端逼视着他们，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
帕姆并不能算是格洛丽亚的朋友，她们只是认识得太久了，格洛丽亚觉得自己已经甩不开她了。帕姆嫁给了默多·米勒，那是格洛丽亚丈夫的最亲近的朋友。格雷厄姆和默多以前在爱丁堡同一所学校上学，高昂的教学费用为他们其实粗鄙不文的举止添上了一些文雅的粉饰。他们如今都要比自己的那些男同学们有钱得多，默多称之为“胜负正在揭晓”。格洛丽亚觉得这跟胜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只能证明他们要比自己的同学更为贪婪和残酷。格雷厄姆的父亲是个建筑商（“哈特之家”）。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父亲手下的某个小型建筑工地上搬运砖块，而他现在则是身家千万的地产开发商。默多的父亲有间小型的安保公司（“黑文安保”），默多最初只是个在酒吧门口维持治安的保镖，而现在他所管理的安保业务遍布俱乐部、酒吧、足球比赛、音乐会等各个不同的场所。格雷厄姆和默多在生意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他们的商务活动遍及各处，完全不局限在房地产和安保领域内，为此他们甚至需要到泽西岛、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之类的地方开会。格雷厄姆已经染指过多业务，以至于他在很久以前就没有一根手指是闲着的了。
“利滚利，”他告诉格洛丽亚，“钱生钱。”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
格雷厄姆和默多都是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房子大得根本就住不了，他们的车子每年都要换个最新的款式，老婆倒是没怎么换。他们穿着白得炫目的衬衫，踩着手工制作的皮鞋。他们的肝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良心倒是强悍得刀枪不入，可在他们那正在老去的皮囊中包着的，不过是一颗野蛮人的心。
“我跟你说过吗，我们正在重新装潢楼下的衣帽间？”帕姆说，“请人在墙上手工绘制图案。我一开始还不确定要这么做，不过后来觉得这样也不错。”
“唔，”格洛丽亚说，“很棒。”这场午间广播节目展演（爱丁堡先锋滑稽表演）是帕姆要看的，格洛丽亚跟了过来，想着他们抖的包袱里总归有一个是可笑的吧，虽然说她对自己的这种希望不抱太大幻想。在爱丁堡的一些居民眼中，一年一度的国际艺术节跟疫病泛滥没什么两样，格洛丽亚倒是挺享受这种节日氛围的，她喜欢去看看那种古怪的话剧，或者是去皇后音乐厅听场音乐会。至于说滑稽表演，她不知道会不会好看。
“格雷厄姆怎么样？”帕姆问道。
“哦，你知道的，”格洛丽亚说，“他就是格雷厄姆的样子。”事实如此，格雷厄姆就是格雷厄姆，一点不多，一些不少，格洛丽亚对自己的丈夫只能说这么多。
“有辆警车。”帕姆说着，踮起脚尖来想要看得更清楚些，“我看到地上有个男人。他看起来像是死了。”她听起来很激动。
关于死亡，格洛丽亚最近想了很多。她姐姐今年年初死了。几个星期前，她收到了一张在学校里时的老朋友寄来的明信片，得知她们一起玩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不久前因为癌症不治去世了。
“吉尔上周走了。我们几个人里她走得最早了！”这句话隐隐地透出种没来由的得意之情。格洛丽亚今年五十九岁，她不知道谁会是她们中最后一个走的，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场比赛。
“女警察。”帕姆兴奋起来。
救护车缓缓地在人群中驶过。队伍中的人们拖着脚步前进了相当远的距离，她们终于可以看到警车了。一名女警察朝人群喊叫着，让他们不要进入犯罪现场，呆在原地等待警察就此“事件”对他们进行问讯。根本没用，人们还是一点点地向犯罪现场走去。
格洛丽亚在一个北方城市里长大。她的父亲拉里个性沉闷，却爱较真。他挨家挨户推销保险，而那些人家根本买不起保险。格洛丽亚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人干这种营生了，她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件古董，虚幻地藏在叫做未来的博物馆里。她父亲只有在家的时候，不用拖着那个古旧的公文包吃尽旁人的闭门羹，那时他就会躺倒在炉火边，如饥似渴地看侦探小说，然后从半品脱容量的玻璃马克杯里细细品啜啤酒。她的母亲特尔玛在本地一间药房里做兼职。工作的时候，她穿着及膝的白大褂，耳上却挂着一对金质镶珍珠的大耳坠子，故意冲淡了那种医院装束的沉闷感。她口口声声说在药店工作的好处是可以探知人们的隐私，不过据年幼的格洛丽亚所知，她不过是在那里出售鞋垫和药棉，而她从这份工作中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圣诞节到来之际用金属丝线和亚德利礼品装来装点圣诞柜台。
格洛丽亚父母的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波澜不惊，就算是那副金质镶珍珠的耳坠子和炉火边的侦探小说也无法挽救。格洛丽亚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不一样，会有些光辉壮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的名字里也有个“丽”字），她整个人将被点亮，从里到外发出光来，像彗星一样燃烧着划破长空。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格雷厄姆的父母，贝丽尔和乔克，跟格洛丽亚的父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要有钱得多，也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同样很低。他们住在康斯特方一处舒适的“爱丁堡平房”里，乔克靠着他那家不算大的建筑公司拥有体面的收入。
格雷厄姆在内皮尔大学进修了一年的民用建筑工程学（“他妈的就是浪费时间”）之后，就帮着父亲打理自家的生意。不到十年，他已经创建起了自己的帝国，稳坐在哈特之家的董事局里。哈特之家，真心为您安家。这条广告语是格洛丽亚多年前想出来的，她现在真希望自己没那么做。
格雷厄姆和格洛丽亚是在爱丁堡结的婚，而不是在格洛丽亚的家乡（格洛丽亚当时在爱丁堡求学），格洛丽亚的父母买了当日来回的火车票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刚刚切完婚礼蛋糕他们就回去了。那个蛋糕原来是格雷厄姆的母亲做了来过圣诞的，仓促之间就成了他们的婚礼蛋糕。贝丽尔总是在九月里就做好了蛋糕，然后用白色的布条将它捆扎起来，放到食品贮藏室里等待成熟，每星期她都会小心地解开布条，像施洗般为它浇上一小点白兰地。等到圣诞节到来的时候，那些白布条已经斑斑点点地染上了掺水白兰地的赤褐色。
贝丽尔很为那个婚礼蛋糕担心，因为它还远未足月（格洛丽亚他们是在十月底结的婚），不过她表现得很坚强，像从前一样为它抹上了杏仁蛋白糊，添上了糖霜酥皮，只是把最重要的雪人装饰换成了塑料做的新郎新娘，这对新婚夫妇正这种圣诞蛋糕里有橘皮、干果和白兰地，保质期可达半年左右。在假模假样地跳着华尔兹。所有人都以为格洛丽亚怀孕了（她没有），就好像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想不出格雷厄姆为什么要娶她。
他们决定在民政局举行婚礼，这点大概让双方的父母都觉得难以接受。
“可我们又不是基督教徒，格洛丽亚。”格雷厄姆这么说，他说得不错。
格雷厄姆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格洛丽亚（祖父母中有一位是来自利兹的犹太教徒，有一位是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小生长在西约克郡的基督教新教浸礼会教友家庭中）因为找不到让自己心悦诚服的信仰，被动地成了个不可知论者。
两年前，她住进莫利菲尔德医院进行拇囊炎肿切除手术时，曾经在入院表格上将宗教派别填写为“苏格兰教会”，这件事并没有别人知道。如果一定要让她想象上帝的模样，她觉得那东西应该悬在她脑后左肩上方，虽然看不真切，但是很像一只饶舌的鹦鹉。
很久以前，格洛丽亚还坐在爱丁堡乔治四世桥街上一家酒吧里的高凳上，那时她穿着（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短得惊人的迷你裙，忸怩作态地抽着因巴斯牌香烟，喝着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满心希望自己看上去美丽动人，而身边一众年轻学生却正在群情激昂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她那时的男朋友蒂姆——一个瘦长而难看的年轻人，明明是个白人男孩却留着黑人式的长卷发，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式样的长卷发都从来没有流行过——是学生中吵嚷得最厉害的一个，每次他说到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率时都要挥动双手，而格洛丽亚则会啜一口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故作聪明地点点头，但愿不会有人要她就此论点发表看法，因为她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她当时在念大学二年级，以一种懒散的态度修习着历史，略过所有政治事件（阿布罗斯独立宣言，或者网球场宣言），只记取浪漫轶闻（罗布·罗伊，玛丽·安托瓦内特），老师们都不太喜欢她。
她现在连蒂姆姓什么都记不得了，她只记得他那一头像蒲公英绒毛头一样的蓬发。蒂姆向那群学生宣称他们现在都是工人阶级了。格洛丽亚皱起了眉头，她可不想成为工人阶级，然而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喃喃附议，尽管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医生或者律师或者生意人的后代，这时忽然有个人大声说道：“胡说八道。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你们，资本主义救了全人类。”那个人就是格雷厄姆。
他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就是那种二手车推销员会穿的衣服，在酒吧的角落里独自喝着一杯啤酒。他看上去像个成年男人，其实当时他还远不满二十五周岁，但是格洛丽亚并不知道这些。他喝光了他的啤酒，看着她说：“你要一起走吗？”她于是从那只高凳上溜下来，像只小狗一样跟着他走了出去，比起长着蒲公英头发的人，他是那么地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可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昨天，商业欺诈专案组调查人员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哈特之家位于奎因斯法瑞路的总部，颇为友好地执行他们的调查任务。格雷厄姆终于开始害怕他们的调查会让他那些不为人知的肮脏交易的所有细节都公之于众。
他很晚才到家，整个人疲惫不堪。咕隆咚喝下一杯双份麦卡伦威士忌后，他重重地跌坐在沙发里，像个盲人一样注视着电视机。格洛丽亚给他煎了块羊排，热了点吃剩下的土豆，问他说：“他们找到你的秘密账本了吗？”他无所畏惧地冷笑道：“他们别想扳倒我，格洛丽亚。”然而格洛丽亚认识他三十九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用自以为是的腔调说话。他们擒他来了，他知道的。
捅娄子的就是那片野地。他买下了一块政府不允许开发的绿化环带中的土地。不允许开发的土地不过是块野地，那块地的价钱自然很便宜。
然而，在他买下那块地六个月之后，就迎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发许可证被批下来了，东北市郊开始大兴土木，数量庞大的两室、三室和四室的“家居房”忽然间拔地而起。
只需给政府开发部的某个官员递上一个小小的红包就可以万事大吉，这种事格雷厄姆做过上百次了，用他的话说，叫做通通门路。对于格雷厄姆来说，这根本是小事一桩，他行贿的次数之多、金额之巨、受贿人员之广，绝非市郊的一处绿化地带可以概见。然而大人物往往就是栽在芝麻绿豆的小事上。
救护车刚刚载着标致车驾驶者离开大家的视野，女警察就开始对人群中的人们做笔录。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闭路电视里放出来的。”有人指着墙上极高的地方说道，格洛丽亚这才注意到那里有个摄像头。格洛丽亚觉得，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有摄像头监视着每个人，这样真好。格雷厄姆去年在家里安装了一套最新型的监控系统，有摄像头、红外线传感器、紧急按钮，天知道还有什么。
格洛丽亚倒是很喜欢那几个巡视花园的小机器人，张着它们侦察的眼睛，帮了她不少忙。曾经上帝的眼睛注视着尘世的人们，而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摄像机的镜头。
“那家伙有条狗。”帕姆搔首弄姿地抓松了她杏黄色的头发，说道。
“大家都记得那条狗。”女警察叹道，“我已经记下了好几条关于狗的精确描述，但是对于那个本田车驾驶者，大家的描述却是五花八门，有说‘肤色黑’的，也有说‘肤色白’的；有说‘高’的，也有说‘矮’的；有说‘瘦’的，也有说‘胖’的；有说‘二十五岁左右’的，也有说‘五十多岁’的。居然没有一个人记下他的车牌号码，难道不应该有人记得这个吗？”
“是应该，”格洛丽亚说，“应该有人记得这个的。”她们没能赶上那个BBC广播节目展演，但是帕姆很高兴，她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戏剧，这要比那些滑稽表演好看得多。
“我星期四呢，要去书展。”她说，“你确定不想跟我一块去？”帕姆喜欢的某位罪案小说家要出席书展的作品阅读会。格洛丽亚对罪案小说不感兴趣。这种东西耗光了她父亲的生命。再说，这世界上的罪案难道不是已经够多了吗，为什么还要凭空创造出来呢？“这也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帕姆为罪案小说辩解道。
格洛丽亚觉得，如果有谁想要逃，那他就该直接跳上车然后开了跑。格洛丽亚最喜欢的小说至今还是《小孤女》，从她少女时代起，这部小说就为她定下了生活的标准样式，虽说非常理想化，但是事到如今依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喝杯小茶。”帕姆说。
格洛丽亚跟她道歉说自己去不了：“家里还有事要做。”
帕姆自然要问：“什么事啊？”
“就是有事。”格洛丽亚说。
她参加了eBay网站上一对斯塔福德郡格雷伊猎犬的竞拍，还有两小时就结束了，她想在结束前赶回去看一眼。
“天哪，你现在是个有秘密的女人了啊，格洛丽亚。”
“不，我不是。”格洛丽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