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贡街2号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凌晨3:17
安德莉亚吓坏了。
不，我不是害怕，她想，我是恐惧。
她回到旅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三包烟。第一包抽完了她恢复了一些，现在她在抽第二包，感觉好受多了，她觉得有些像晕船，有些像在听摇篮曲。
此时她坐在房间地板上，背靠着墙，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抱紧双腿。她的手提电脑在房间另一头，关着。
想想刚才她做得太对了。她看了卡洛斯基录像的40秒后，她就吐了。安德莉亚是心里存不住事的人，因此她立刻找到最近的垃圾桶，一手捂着嘴，呕出了一些通心粉和起司，那是她的早餐，还有一些她不记得吃过，也许那是头天晚上的晚饭。她想在梵蒂冈呕吐是不是算亵渎圣灵，结果她认为不该算。
当世界不再天旋地转后，她走回到新闻发布中心大门，想也许刚才动静太大会有人听见。毫无疑问，现在两名瑞士保安可以按盗窃邮政罪名逮捕她，或者也许这种行为有其他名字，总之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信件都不是给她的。
哦，警察先生，我以为里面有炸弹所以我勇敢地打开了，保持镇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给我带回一枚奖章。
这不是太可信，是完全不可信。但事实上安德莉亚也没准备和要抓她的人解释，因为没人要抓她。安德莉亚镇定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尽量慢慢地离开这里，在拱形大钟门口给瑞士保安一个迷人的笑容，然后穿过圣彼得广场，这里好几天了到处是人。她到了旅馆，走出出租车，才不再想那个瑞士保安盯着自己的眼神。她觉得他们不会跟着自己了。
没有人跟着她，也没有人怀疑什么。在披萨街，她把没开封的另外九封信扔进一个垃圾箱。她不想让这些成为自己犯罪的证据，然后除了在卖香烟的地方停留了几分钟，她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
当她完全恢复平静后，安德莉亚查看自己房间里的干花花瓶，查了三次，确保里面没有隐藏的摄像头。然后她把光盘放入电脑，又一次观看录像。
第一次她试图看一分钟，第二次她几乎全部看完了。第三次，她彻头彻尾看了，但不得不冲进厕所把刚喝的水和胃里还剩的东西也吐了出去。第四次，她说服自己保持冷静，告诉自己这是一盘真实的录像，不是恐怖电影《女巫布莱尔》。但是我们都知道，安德莉亚是一个很敏锐的记者，责任心非常强。她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这部录像是真的，也许有的记者会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假的。但是安德莉亚已经花了几天时间寻找罗巴亚主教，她也怀疑还有其他主教失踪。在录像里听到罗巴亚的名字，解开了她的疑惑，就像一个酒鬼凌晨5点在白金汉宫喝茶一样：寒冷，肮脏，但是有效。
她又看了第五遍，为了习惯里面的画面。第六次，她做了笔记，字写得歪歪斜斜。然后安德莉亚关上电脑，坐在桌子和空调之间的一块地方，尽量离电脑最远。她开始用尼古丁吞云吐雾。
“现在反正不是戒烟的时候。”
那些图像是噩梦。开始让她觉得充满敌意，那肮脏的景象让她两个钟头都没办法思考。当最后她终于从震惊中恢复并开始思考时，她看着自己的笔记。她拿出本子写上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写了三点，这将会是她报道的中心。
一个邪恶的杀手正在天主教教堂谋杀枢机；
教会，很有可能正在和梵蒂冈警察局合作，但他们隐藏事实，不让媒体知道真相；
选举中枢机扮演着重要角色，会在九天、八天内选出新教宗。
她先写了个“九”，然后又给划掉，改成“八”。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了。
她要写一篇出色的报道。一个完整的报道，三页长，有总结，有引用，还有侧边栏，还要有张杀手的大头照。她不能马上把任何录像里的照片截图发给报社，因为那样他们就会立刻换人写报道而把她甩了。主编一定会把帕洛玛从病床上拽起来让她写，认为这样才够分量。也许他们会给她一个在侧边栏里第二作者的机会。但如果她把完整的报道发过去，写好了就等着刊印，那么即使主编自己也没有胆子给她拿下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安德莉亚需要在出版前也给《全球邮报》发一封传真，另外一份给《ABC日报》，文章要复杂，内附照片多张。那么独家新闻就泡汤了，她的工作也会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
“就像我哥哥米高说的，‘我们都得上，不然就把婊子扔进河里。’”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特别对安德莉亚这样的年轻女子来说。但是没人插嘴会坚持说她是个年轻淑女。一个淑女从来不可能像安德莉亚偷窃人家的信，但如果她因此受到影响也是很糟糕的。她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在写一本畅销书《我抓住枢机杀手》，上千本书，封面有她的名字，她去世界各地采访，参加辩论会讨论她的发现。这个无耻的小偷真该有些麻烦呢！
她现在清楚地知道，有些时候你必须小心，明白自己要劫谁的道。
因为这个信息可不是报纸最高执行主编发出来的。它是一个冷血杀手发的，也许现在他正数着时间，等着他的消息明天一早发布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广播上。
她琢磨着自己的选择。现在是星期六，直到今天早上以前，发信人是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信根本就没到收信人手上。如果投递公司周六上午开门的话（但是她怀疑不一定会开），那么杀手可能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寻到她，也许是上午10点或11点的时候。因为那个送信的看到自己胸前的新闻工作证。但也许他更感兴趣的是工作证下面，她衣服里面。最好的情况是，如果投递公司一直到星期一才开门，她就有两天时间，最差的情况是她只有几个小时。
安德莉亚已经知道最疯狂的事情往往总是会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她立刻开始写文章。只要主编把稿子发给新闻社，她就可以把头发染了，戴上大墨镜，像只蜜蜂一样飞出旅馆。
她站起来告诉自己要坚强些。她打开电脑，打开新闻写作程序。她直接把文章写在报纸的模板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她感觉好多了。
安德莉亚用了45分钟写了三页，当她马上要写完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
谁会给我这个号码打电话？现在可是凌晨3点啊！
只有报社有这个号码，她没给过别人，甚至没给过她家人。那么大概是报社的紧急电话。她站起来在包里找电话，半天才找到。她看着显示屏，想着会看到一个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长的号码，但是她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显示来电者部分是空白。甚至连“来电人未知”都没有。
她把电话放到耳朵上：“喂？”
里面只传来忙音。
她挂断了。
但是内心告诉她这个电话很重要，她必须抓紧时间。回到电脑旁，她尽量写得更快些。错字她都来不及改，她本来是很少写错别字的，从八岁起就是这样，从来用不着回去修改错字。他们反正可以在报纸出版前修改。突然她想赶紧写完。
结果又花了四个小时她才写完剩下的部分。因为她需要寻找资料，枢机的照片，新闻，个人介绍和死亡真相。文章有些部分是从卡洛斯基的录像里直接弄过来的，有些部分写得太强烈了让她都感到脸红心跳。这都是什么啊，让编辑去审查吧，要是他们有这个胆量去看那录像。
就在她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安德莉亚听到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