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搜本部内部出现的关于罪犯的假说，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可以说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
先来看第一种，由于罪犯在伪装成炸弹的发烟筒上卷上了无线电技术杂志《电波科学》附录中的配线图，便有人认为罪犯熟悉电气和机械方面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具有专业电气知识的技术人员。
第二种，由于罪犯是用断开的日语假名书写的恐吓信，因此有人认为罪犯应该曾经当过日语打字员或电报发报员。罪犯在恐吓信的重要处用“·—·—·”这一符号代替着重号，在得知“·—·—·”是莫尔斯电报码中的符号后，便又怀疑罪犯是电信技术人员。当得知这一符号也用于建筑设计图后，一些建筑设计方面人员也受到调查。
由于当时正值大学生的学生运动高潮期，再加上案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因此有人怀疑是大学生所为。此后有人又抓住罪犯平时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点，认为罪犯的职业有可能是自由作家、商店老板、中小企业经营者等等。进而有人注意到罪犯具有独特的想象力和制订计划的能力，因此矛头又转向了作家，编剧和青年演员。此外还有人根据恐吓信的内容，认为罪犯是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为此仅在东京市内警方就曾经选择了八百八十七名教师作为调查目标。关于罪犯的假说真是五花八门。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这还是比较婉转的措词，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多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罪犯假说中，特搜本部最重视的是以下这两个。
第一个假说是说罪犯是赌徒。
这个假说是有很完整的物证支持的。警方从被罪犯弃置在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区内的公爵斯卡莱茵2000GT型轿车中发现了以下物证：赌马预测报纸《赌马新闻》和《赌马研究》各一份，其中《赌马新闻》上面的内容是对六八年六月十六日举行的第一届东京赛马大会第二天比赛结果的预测。此外还有一张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关于赛马结果的报纸。
《赌马新闻》和《赌马研究》都是对赌马结果进行预测的报纸，其发行商分别位于东京都的文京区和千代田区。被警方找到的那两份报纸上用红色铅笔写着马的体重和零、×等符号。特别是在“府中特别”一栏中记得非常详细。从记号判断这份报纸的主人应该是投注了“旋风”，但是没有买中，赔了些钱。
车内除了这些赌马报纸以外，还有平和岛赛艇场的广告传单。这种传单于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平和岛赛艇场散发了三千份，此后在五月二十日在江户川赛艇场散发了一千五百份，接着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多摩川赛艇场又散发了一千五百份。
罪犯是赌徒这一假说，还有一个依据。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到过，在对多摩农协的恐吓案件中，罪犯为了搞清楚农协职员用车的车型和车牌号码，必须从农协前面的路上窥视停车场，而时间只能在农协早上八点开门以前或下午四点关门以后。
可是，多摩农协门前的道路通往东京赛马场和多摩川赛艇场。一旦有比赛，在四点左右比赛结束以后，该段路上就挤满了从赛马场和赛艇场返回的车辆。
实际上，我们通过调查东京赛马场每轮最后一场比赛的时间可以发现，一月份是四点十分，二、四、五月份是四点四十五分，三月份以及六月份至十月份是四点五十分，也就是说每次赌马结束都是在四点以后。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以后，如果要从东京赛马场等处开车前往甲州干道的话，由于交通堵塞，至少要在农协门口停二十分钟以上。这种时候罪犯就可以在车上大大方方地调查农协车辆的号码，而不会被任何人怀疑。而且，警方实地进行了试验，发现只有在从东京赛马场回来的那条路上，才能看到农协停车场上所停车辆的情况。
案发时罪犯开车经过的国分寺大街和府中大街，同时也是从中央线沿线前往东京赛马场的道路，途中会经过第一、第二和第三现场。而府中农协前面的道路等府中市东部地区道路，是通往多摩川赛艇场的近道。只要是开车去东京赛马场或多摩川赛艇场的人，即使不住在这一地区，也应该对这里的道路很熟悉。
事实还不止这些。罪犯在恐吓多摩农协时，曾经命令对方乘坐日东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交钱。该出租车公司是家很不起眼的小公司，只有二十一辆车，其中的十二辆是专门用于包租的。其公司地点位于京王线府中车站前面。可罪犯指定这家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它位于府中车站前面吗？
我们只要看一下赛马和赛艇的举办时间，就会明白罪犯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比赛开始的那天，从多摩陵园车站往东京赛马场方向走五十米，便会看到日东出租车公司所有的车辆都停在那里等客人，因此只要是去赛马场的人，谁都知道这家出租车公司，这才是罪犯指定这家出租车公司的真正理由。
特搜本部的警员们也像赌徒一样，把赌注押在了罪犯是赌徒这个假说上。为此，特搜本部对在以下各处的停车场停车两次以上的车辆号码进行调查，逐辆查清其车主身份。这些地方是：东京和船桥赛马场、江户川、多摩川、平和岛等赛艇场、京王阁赛车场，新宿的场外马票柜台等。但是最终需要调查的车辆数目高达二万零二百五十三辆，因此警方也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行动。
第二个假说是“罪犯是或者曾经是警察”。这个假说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在特搜本部内部悄悄流传起来。
这个假说最大的依据是：化装成骑“白色警用摩托车”警官的罪犯，其举止、服装都和真的警察一模一样。
我想开车的人都可以理解，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官在路上比较显眼，很容易被人从很远处就发现。也就是说，如果化妆巧妙的话，欺骗的效果会很好，但反过来讲，如果稍有纰漏，便会露馅。罪犯处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却表现得从容自若，像模像样，使人不由怀疑他实际上是真的警察。
而且，罪犯虽然把那么多的物品遗弃在现场，但是身上所穿戴的白色头盔、制服和皮靴却没有留下，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罪犯在逃跑过程中，不可能一直穿着制服，肯定是在中途的什么地方很快地换穿了别的衣服。以罪犯的个性来讲，脱下后扔掉也毫不奇怪。罪犯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白色头盔、制服等都是真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加深了人们对此的怀疑，那就是罪犯在一连串恐吓信中所用的词语。罪犯在恐吓信中所用的诸如“运行车辆”，“中止命令”，“向媒体发表”，“惟一的机会”等措辞，都很像是警察的口吻。
于是特搜本部决定将中途离职的年轻警官作为调查的重点，开始了秘密调查。首先调查属于警视厅的五百二十一名前任警员，并向神奈川、埼玉、山梨各县警方发出协查请求，将总计一千三百人登录在案，还直接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最终的调查对象人数达两千人以上。
罪犯为什么知道运钞车的行驶路线呢？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罪犯假说中，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否决的是“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内部人员罪犯说”。这是因为，罪犯不但知道日本信托藤卷分行长的住处，还非常清楚地知道运钞车的行驶路线，所以有人怀疑罪犯就是熟悉这方面情况的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方面的内部工作人员。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罪犯是怎样知道现金输送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的。
从日本信托前往东芝府中的现金运送路线一共有AB两条。
A路线是通过国有铁路国分寺站的东侧，然后沿国分寺大街南下，在明星学苑高中拐角处右转弯，案件发生时运钞车所走的是这条路线。
B路线是在通过国有铁路国分寺站的东侧后马上右转弯，从车站的南出口和中央铁道学院（该学校已于八七年三月末被废除）前通过，到达府中大街后左转弯，沿国有铁路东京赛马场线南下。
由于运钞车的行驶路线是在运送当天早上由银行干部决定的，因此不太有可能被罪犯事先得知。而且，东芝府中方面会在每次现金运送的前一天，打电话给银行方面指定运送时间，并在第二天早上再一次打电话进行最终确认。
现金在运达东芝府中后，是根据门口警卫的指示搬入工厂的。搬入工厂后的具体放置地点，也常常会有变化。
案发当日早上九点零五分，东芝府中财务科给日本信托方面打电话，进行最终确认，约定运钞车在当天上午九点半到九点四十分之间到达工厂正门口的警卫室，在那里根据指示将现金搬入厂内。
日本信托的资金股股长，同时也是负责押运的中田荣治在接到那个电话以后，立即又拨通了日本海上火灾保险的电话，签订了保险合同。日本信托和东芝府中之间距离大约有四公里多一点，汽车十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只要把钱运到东芝府中的建筑物内，由东芝府中方面人员确认金额，写好收条，现金运送业务便完成了。
虽然现金运送路线还应该有所增加，但总的说来整个运送体系基本上还是过得去的。而且押运人员的素质也比较高。驾驶员关谷量一已有多年驾驶运钞车的经验，中田是六七年五月从阿佐之谷分行调到这里工作的，已有二十次以上押运经验。他们过去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闪失，对于现金运送的各个步骤也都非常清楚。银行方面怎么也不会想到，运钞车居然会遭到歹徒的抢劫。
可是，从罪犯是先把“白色警用摩托车”停在第三现场准备出击等情况来看，罪犯好像不但知道运送时间，甚至连运送路线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才会有人怀疑罪犯或其同伙就是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内部人员。
而且日本信托在现金运送上的一些疏漏的地方，也使人加深了对这一点的怀疑。
由于发生一连串恐吓勒索案件，小金井警署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集管区内各银行的行长，通知他们“进行现金运送时，不论金额多寡，一定要事先和警方取得联系”。各银行的行长们也都同意了。
特别是在十二月六日日本信托收到恐吓信以后，警方还特意增加了巡逻警察，强化了警备。可是日本信托方面在进行现金运送时，却没有将至关重要的运送日期通知警方。
此外，在运钞车内没有设置保护钱箱的铁制围栏等任何防护装置。不光如此，据一位银行工作人员作证说：“当天早上，我们想把铝合金钱箱锁在汽车的行李箱中，但是放进去以后行李箱盖不能完全盖上，因此行李箱没有上锁。”可以说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那三亿日元正处于唾手可得的状态。因此，特搜本部当然会对日本信托的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而且，调查的对象不仅有现在正在工作的职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以前的职员。
原来在日本信托工作的一名职员曾经这样说过：“全体职员都受到了调查。特别是那些知道具体运送时间和方式的人，简直就被像真的罪犯那样对待。最可怜的是那四名负责押车的职员，他们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接受警方和媒体的询问，到最后都得了神经衰弱。因此，当时整个银行人心惶惶，大家互相猜疑。我记得很多职员都为此换了工作，一个个离开了银行。”
东芝府中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
一名当时曾经在东芝府中工作过的男性工人，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当时，工厂的职员接连受到特搜本部调查人员的盘问。虽然公司和警方尽量不向外透露被盘问人的姓名，但这种事是传得很快的。工厂内部一时间流言满天飞，到处都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比方说：‘某某人连着三天一直在接受警方的审讯’，‘某某人好像欠人家很多钱，因此非常有可能参与这起劫案’等等。因此大家都觉得很难再在工厂里呆下去。甚至还有流言说，厂方是为了赶走工人中间的不安定分子，才故意向警方告密，让他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环境，就辞职了。”
实际上，警方进行的调查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东芝府中工厂。警方调查了包括东芝总公司（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在内的各处属于东芝的单位，其中有位于东京市内、神奈川县、埼玉县等处的营业点、研究所、工厂等，总计达十五处。警方对这些地方的职员、退休人员和以前在那里工作过的人员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其中仅被调查的退休人员的人数就达四千五百人之多。
警方对东芝府中方面进行如此严格的调查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被罪犯当作“炸弹”使用的发烟筒上所包的《电波科学》上的电视配线图，正是由东芝深谷工厂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