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一片喧嚣声中从容地笑了，又严肃地拉下脸，他说：“我何尝愿意下野。”蒋介石走了，但他的灵魂依然徘徊在南京的上空。
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他要求千军万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李宗仁带领少数随从乘最后一架专机起飞，先在上空盘旋两周，似恋恋不舍，然后向桂林方向飞去。
1948年12月31日夜，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内张灯结彩，一辆辆高级轿车驶入。
晚7时，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佑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40多人应邀来到了官邸。他们是来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晚宴。
酒至半酣，蒋介石忽然清了清嗓子，严肃地宣布：“诸位，仗打不下去了，目前国内党内和平呼声甚高，看起来，和谈是势在必行，谈一谈嘛，这个还是好的，为保存党国元气，那么，我就走开，让德邻来谈吧丨”
蒋介石勉强笑了笑，接着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为了和平，我情愿做一介平民，我与诸位支持德邻兄出山，以渡难关！”
李宗仁闻言暗自窃喜，但还是谨慎地说：“总统作此决定，宗仁感到突然，其实，宗仁也不愿总统离开。”
李宗仁话音未落，不少人大叫总统不能走，总统继续领导我们干。
蒋介石在一片喧嚣声中从容地笑了，又严肃地拉下脸，他说：“我何尝愿意下野，只是，我不下共产党就不会坐下来谈，本党也不会真正团结起来，共守江南。现在只剩一道大江了，没了这条江，诸位便和蒋某人一样，也是死无葬身之所了，拜托了，德邻兄！”
蒋介石说完，站起身来，冲李宗仁拱了拱手。
李宗仁匆忙扶住蒋介石，感激地说：“我们都跟总统站在江南一条船上，彼此彼此！”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元旦文告，表示在“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等条件下，愿与中共进行“和谈”。
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一发表，立即遭到中共的迎头痛击。1月5日，新华社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无奈，蒋介石于1月8日要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出面，照会美、英、法、苏四国，请求出面调停。1月12日，美国政府答复：“在此情势下，由美国政府作调停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别南京，回归故里，把大总统职位让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走了，但他的心不死，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南京。
为防大权旁落，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作好了人事调整：以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警备总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此外，蒋介石还在溪口配备了7部大功率电台，对全国实施遥控。
当然，溪口也只是蒋介石的暂时栖身之所。他深知无论李宗仁“和谈”能否成功，靠长江阻止解放军前进那是天方夜谭，如果桂系向共产党投降，大陆就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因此，在决定“引退”之时，蒋介石就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他任命心腹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为他营造、守候最后一块栖息地。
2月25日，李宗仁确定对共产党和谈三项原则，即：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和平”谈判，不过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在台前扮演的一出假和平、真备战的双簧戏。己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会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当。
1948年12月底，西柏坡。
快要到元旦了，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为新华社写一篇新年献词。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己陷入不可挽救的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剩下的204万军队，分散在长江以南地区和西北、西南等边远省份。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
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壮大到358万人，并且用缴获的大批美国武器装备了自己，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装备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处于优势地位。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即归于覆灭。
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些什么呢？毛泽东不时地抬头凝视地图。
地图上，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中国不能再分裂了！要把一个完整的中华大地还给人民！毛泽东挥笔而书，写道：“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1月10日，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坐在一起，研究渡江作战问题。
毛泽东首先发言：“现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华野、中野共歼敌万多人。我们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还是装备上，都优于国民党军队。我们可以吐一口气了，但是我们不能松气，我们还要最终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军事力量。今后，我们要研究如何进行渡江作战问题。”
朱德说：“军委已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和邓（小平）、张（际春）他们发一个电报，让他们先休整两个半月，由1月15日至3月31日，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并要他们完成渡江作战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说：“今天研究渡江问题，先了解一下听听敌人的情况。”
一位参谋走到大幅作战地图前，介绍起长江两岸的敌情：
“在长江两岸，敌人有两个集团，一是白崇禧的西集团，一是汤恩伯的东集团。西集团有40个师约25万人，以武汉为中心，配置在长江两岸，北起明港，东至九江，西至岳阳。东集团有75个师约45万人，其中54个师配置在西至湖口，东至江阴的长江沿岸和上海地区。另有1个师作为第二梯队配置在浙赣线。”
周恩来说：“不过我们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影响，一旦美国出兵，我们渡江作战的困难就很大了。”
“美国出兵干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总不敢对我们大举入侵。”毛泽东说：“不过为了应付美国出兵的局面，我想让中野紧靠华野，两大野战军都在汤恩伯防区内突破，共同进攻南京、上海。让东北野战军去打白崇禧。”
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他要求千军万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为了实现下江南、取天下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将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西北、中原、华东及东北等精锐野战大军，依次改编为一、二、三、四野战军，总兵力达400万。其中，原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仍由刘伯承、邓小平统率，下辖了3、4、5兵团，总计28万人马；原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仍由陈毅、粟裕指挥，下辖7、8、9、15兵团，58万大军。加上第四野战军配合渡江战役的10多万人和中原、华东的地方部队总兵力达百万，便担负起劈开长江、横扫江南的千钧重担。
3月31日，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饶漱石等举行会议，最终确定了渡江战役的决心部署，并由邓小平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的名义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纲要》决定：二野、三野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釆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发起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然后向南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东集团以三野的第8、第10兵团8个军及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组成，共35万人，由粟裕、张震指挥，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
中集团以三野第7、第9兵团7个军组成，共30万人，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
西集团由二野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及地方部队组成，共35万人，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
整个战役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国民党军，确实控制浙枞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之国民党军，完成全战役。
对这一《纲要》，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三野、二野的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尽管作好了渡江作战准备，但并没有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和谈”要求。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和谈代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定于4月1日在北平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遂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为谈判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于4月1日乘飞机到达北平。当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开始进行谈判。
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动身去北平的前一天（3月31日）晚上，李宗仁在国民党“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
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派海军沿江巡逻和空军分区侦察，还就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决定；
二、会议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够分配，决定将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队大部分东调；
三、分配美国运至上海和台湾等地的10个师的美械装备。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备战的真面目。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签订一个协定，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中一切愿意主动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所以，从4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是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
国共双方谈判进行到12日，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15日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这个协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商定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上述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为4月20日，等待国民党政府的答复。
4月16日，国民党政府代表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飞机去南京请示。李宗仁对是否签字，表示要向在溪口的蒋介石请示后才能决定。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临时会议，通过了对国内和平协定决不能接受之声明。
4月20日下午4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出席国民党立法院秘密会议宣称，对“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
当晚，国民党政府自南京复电代表团，表示不同意签字。至此，国民党政府的“和平”骗局也就宣告破产。
4月20日黄昏，隐藏在江堤后面的大小船只，一齐出动，翻坝入江。江北岸宁静的气氛霎时变得火热起来，上千条大小船只在江北岸边渐渐展开。
敌人发觉了，炮弹飞过长江，轰隆隆地在江堤后面爆炸。解放军强大的炮兵立即给予还击，炮战拉开了渡江大战的序幕。
20日晚20时，在夜幕的掩护下，江边待命的大小船只，像离弦之箭，直向江南射去。
中路作战集团的突击开始了。中路作战集团第1梯队展开4个军，在100多公里的江面上同时渡江。
夜幕中的百里江面上，数千只木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闪动之下，跌落下来，像一朵朵巨大的水花。从江北看去，每只船后都挂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如火光点点，整个渡江场面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中路作战集团的渡江很顺利，他们选择了最好的渡江时机和登陆地点。渡江发起时，当面的敌88军正在向20军交防。88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军长马师恭对江防毫无信心，前10天就借故逃离了部队，把指挥权交给了副军长。敌20军虽是主力，但接防任务还役有完成，各师团之间的江防任务还未明确，相互扯皮， 因而被王建安、宋时轮的两个兵团一举突破。
国民党第20军军长杨干才率众敌拼命抵抗，但却阻止不了解放军的突破。解放军如决堤的洪水，汹涌向前。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就是表示“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 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我中路作战集团以突然而神速的军事行动，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并取得重大战果之后，21日晚，我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又发起了新的攻击。
我西路作战集团渡江突破地段，是国民党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结合部，沿江守敌为第8兵团的68军、96军、军共4万余人。在敌纵深地区只有第17兵团的两个军，位于皖浙边境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防御力量较为薄弱，机动兵力很少，有利于我实行渡江突击。
根据当面敌情，我西路作战集团决定以3个兵团并列布置于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其中，第3兵团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地段实施渡江；第5兵团辖第16军、第17军和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地段实施渡江；第4兵团辖第13军、第14军和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间实施渡江。21日下午17 时，我西路大军全线发起作战，无数门大炮同时射击，在不足15公里的正面，就排列着各种火炮300余门。经过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整个南岸敌军阵地，完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炮火映红了江面、天空。敌人的前沿阵地十之八九被炸毁。接着，从各港口涌出的数千只战船，立即向南岸飞驶。
我第4兵团在华阳镇至坝头段按预定计划渡江。左翼第15军突击部队的战船起渡时，天降大雨，他们趁天黑雨急的有利时机，直扑对岸。船到江心，敌炮火突然向我猛烈射击，部分战船被击中漏水，有的船只迷失了方向。但是，英雄的战士抱定渡江必胜的坚强信念，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经过半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冲上江岸。
我15军迅速沿江向两翼扩大战果，先后击退7艘敌舰的进攻。我第4兵团右翼第13军，也于21日晚向八宝洲实施偷渡，在距敌岸仅有100余米时，被敌发现。敌人展开猛烈射击。我英勇的战士，只经过10分钟的战斗，即登上敌岸，于当夜12时，占领八宝洲。22日，我军占领了彭泽东北著名的马当要塞，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我第3兵团、第5兵团各部队亦胜利渡江，全线突破敌人江防阵地，迅速控制了宽100公里、纵深5-10公里的登陆区。22日，解放贵池、彭泽等地，俘敌3万余人。
为密切协同我东路、中路作战集团作战，保证钳形攻势成功，我第二野战军各部队，不失时机地迅速向敌纵深发展，猛插浙赣线。
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和中原军区部队，为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江，沿平汉铁路两侧积极向南运动，佯攻武汉，以牵制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使他不得不向武汉收缩兵力。
21日傍晚，在我西路作战集团发起攻击的同时，我东路作战集团也发起攻击。
当时，敌人的防守重点放在镇江以东地区。汤恩伯在这一带沿江一字摆开了6个军，即国民党第1绥靖区所辖123军、21军、51军、4军和国民党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辖45军、28军。另以国民党54军和99军组成机动兵团，分驻丹阳、龙潭，东西呼应，以便随时策应南京两翼作战。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也驻守长江这一地段，协同陆军加强江防。
鉴于敌人的上述军事部署，我东路作战集团，除以第34军、第35军隔江以积极动作，吸引、钳制镇江和南京守敌外，决定以第8兵团指挥第20军、第26军和第10兵团指挥第23军、第28军、第29军、第31军等，在江都县东南方向的三江营至靖江县以东的张黄港地段实施渡江。
21日晚7时，我第10兵团由23军、28军和29军组成的渡江第1梯队，在申港、靖江地区并肩开始南渡。在迷茫的夜色中，我突击部队的战船，迅速驶出各隐蔽渡口，直驶南岸登陆目标。
船过中流，南岸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显然，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渡江行动。偷渡不成，实行强渡。我大炮立即猛烈射击，敌岸不断闪起爆炸的火光。漆黑的夜空中，又传来了敌机的隆隆声音。敌机对江中胡乱扫射。枪声在黑喑中响成一片。我英勇的战船，冒着密集的火网向南岸猛沖。我军首批8个团的兵力，在圩塘镇至王坍镇、申港至夏港及长山两侧3个地段，突破了敌人江防阵地，歼灭了各前沿守敌，从而保证了后续梯队第31军等过江。
我东路大军右翼第8兵团第20军，由三江营、永安洲地段，向长江大江心洲上的杨中县发起突击，渡江迅速成功，并继续南进。
4月20日至21日，正当我军展开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我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与国民党军舰一起，炮击我人民解放军第23军防地，致使我伤亡252人，202团团长邓若波同志中弹牺牲。我军当即予以反击，英舰“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泊在镇江附近的江面，其他3艘英舰逃走。英国政府这一严重的侵略行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4月22日的南京己是一片混乱。京杭国道上拥挤着国民党的溃军，向上梅、杭州方向争先逃命。南京政府的官员都纷纷登上飞机逃往广州。各航空公司的30多架飞机紧张空运，据说6小时内就将政府部门疏散一空。
李宗仁、何应钦束手无策，只得紧急飞到杭州，与蒋介石商讨对策。蒋介石在机场会见他们，李宗仁对蒋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
蒋介石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总归支持你。”
除了空洞的许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李宗仁依然无法指挥军队，只好在傍晚回到南京。汤恩伯紧急求见，说共军已逼近城郊，请他务必马上撤离。这一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李宗仁彻夜失眠。
23日早晨，李宗仁带领少数随从乘最后一架专机起飞，先在上空盘旋两周，似恋恋不舍，然后向桂林方向飞去。
23日上午，35军接到粟裕、张震22日24时的电报：“如南京之敌逃窜，则35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35军本来没有渡江任务，手里一条船也没有。接到命令后，全军上下顿时忙碌起来，到处寻找船只。
23日黄昏，35军开始渡江。一夜之间35军就全部到达下关。整顿军容后，开始入城接管。
1949年4月24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35军104师312团首先进入“总统府”，将红旗插在“总统府”门楼上。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中山门两旁人山人梅，红旗如林，锣鼓震天。学生们扭着秧歌舞，打着腰鼓，工人们举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鞭炮在空中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