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据以写出现在这些记述文字的事实，以及我的心灵和思想的活动，在最初的启示下是怎样的，我就想怎样写，而不要过分地显示我随后对它们所做的评价。尤其这种评价已不止一次改变过，而我对自己一生的看法，根据它在我内心里显得清晰还是不那么清晰，也是时而宽容，时而严厉。如果我最近看到一个重要角色即魔鬼参与演出这出戏，那么我在叙述这出戏时，也不会一开始就让我很久以后才辨认出来的这个角色介入。无论要绕多大弯子，无论会被引向怎样盲目的幸福，这都是我打算要叙述的。我满二十岁的时候，开始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幸福的；直到前几个月，我还保持着这种信心。使我对此突然产生怀疑的那件事，我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变故之一。怀疑过后我依然镇定自若，可见我的快乐多么强烈。我心中怀着如此强烈的自信，因此最初发生的最不幸的变故，仔细考虑起来，可能也最能让我们获得教益，使我们懂得，坏事可变成好事。祸兮福所倚，我们之所以经常不知福，是因为幸福到来之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副面孔。我无疑太性急，会把整个叙述弄糟，如果我把这快乐的状态视为已经是确定无疑，而其实我刚刚想象这是可能的，尤其我刚刚敢于想象这是允许的。后来我阅历更丰富了，这一切在我看来自然更容易了，我可以笑对小小的困难给我造成的巨大痛苦，连那些还模糊不清，我还辨认不出轮廓因而感到害怕的微弱愿望，我也能清楚地一一说出来。这时我什么都要去发现，同时发明痛苦和医治的良药，我不知道这二者哪一个在我心目中最可怕。我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培养了我，赋予某些事情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我根本想象不到，那些使我心神不安的问题，根本不令整个人类，尤其不令单独的个人感兴趣。我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觉得奇怪，人居然能够没有鹰而活着又不被吃掉。我毕竟喜欢这只鹰，开始与它妥协。是的，对我而言，问题依然如故，不过在人生路上越往前走，我已经不再把问题看得那么可怕，也不再从那么尖锐的角度去看待它。什么问题呢？我很难用几句话确切地讲出来。不过，有问题这不是已经不寻常了吗？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
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但这种天性会把我带到何处，如果我只按天性行事？迄今为止，我奉行的是基督的伦理道德，或者至少是人们作为基督的伦理道德而教给我的某种清教徒主义。为了竭力遵循这种主义，弄得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了惶恐之中。我不赞成生活可以没有准则，我肉体的要求不可能不需要得到我的思想的同意。这类要求如果更为一般，那么我怀疑我的惶恐是否会小一些。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的欲望要求什么，尽管这么长时期我以为应该拒绝它的一切。不过我终于开始怀疑，上帝本人是要求如此的克制，如果不断反抗并非大逆不道，又不是针对上帝的，而且在这场自我闹别扭的斗争中，我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错误归咎另一半。最后我隐约看到，这种不协调的二重性也许很可能转化为和谐。我立刻觉得，这种和谐可能就是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活在世上的明显理由。当一八九三年十月我乘船去阿尔及利亚时，我的热情驱使我奔向的并不仅仅是一片新的土地，而是奔向“这个”，奔向那金羊毛。我决意出去走走，但犹豫了很长时间，委决不下是否跟我表哥乔治·普舍走，他邀请我去冰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旅行。当保罗·洛朗在一次什么竞赛中得奖，获得一笔旅行费，不得不远走他乡一年时，我还在犹豫。他选择我作为他的旅伴，这才决定了我的命运。于是我与这位朋友一块出发了。在“阿尔哥号”船上，这位希腊的优秀分子并没因庄严的热情而激动得发抖。
我想我说过，我们两个刚好同岁。我们有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外貌，一样的思想方法，一样的兴趣爱好。他从与美术专业的学生们交往中，获得了一种爱嘲讽的自信，掩盖了他非常谨慎的天性。他爱开稀奇古怪的玩笑的习惯，也令我欣赏和开心，但将之与自己迟钝的思想比较时，又令我感到失望。
我与保罗的过往也许不如与皮埃尔·路易的过往频繁。但是，我觉得我对前者怀有更真挚、更有可能发展的情谊。皮埃尔的性格中，有着我难以说清的咄咄逼人、罗曼蒂克、喜爱对抗的一面，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过分波动。相反保罗性格柔婉，和我的性格一样随和。在巴黎，我每次看见他多半都是与他弟弟在一起。他弟弟性情不那么好通融，虽然年轻点儿，但总是催促我们，所以与他交谈总很简短。我每周上他们家两次学习击剑，都是晚上去，其实那只不过是借口，到了那儿就是看书和长时间交谈。保罗和我都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而且欣喜地发现，彼此身上都有建立兄弟情谊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处在人生的同一点上。然而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不同点，就是他的心是自由的，我的心则被爱情占据了。但我下了决心不受爱情羁绊。在出版了《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一书之后，表姐的拒绝也许丝毫没有使我气馁，但至少迫使我把希望寄托于更远的将来。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的爱情几乎依然是神秘的。魔鬼是否愚弄我，让我认为爱情中可以掺杂任何肉欲的念头都是有害的，这正是我还无法弄明白的事情，尽管我拿定了主意要将爱情的快乐分解，甚至觉得这种分解是可取的。这样快乐会更纯洁，爱情会更完美，如果心灵和肉体压根儿不相互搅在一起的话。是的，保罗和我，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保罗在伦理道德方面大概是有教养的，但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养，而不是清教徒式的教养，又是在艺术家的环境下，经常受到恶劣的画家和模特儿的挑逗。也许会有人问我，那么，他怎么已经过了二十三岁还是童男呢？我会回答说，我这里叙述的是我的生平，而不是他的生平；再说，这种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因为凡是这种情况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胆怯，害羞，反感，矜持，不为人理解的多愁善感，在一次笨拙的尝试之后动不动就紧张（我想保罗属于这种情况），这一切都使人在门槛边止步。于是，接着产生的便是怀疑、茫然、浪漫和忧伤。这一切我们都厌倦了，这一切我们都想摆脱。但是，主宰着我们的主要是对特殊、离奇、病态和不正常的厌恶。记得在出发之前的交谈中，我们都憧憬一种平衡、完满和健康的理想。我想，这就是我对人们如今所称的“古典主义”的最初向往；而这古典主义与我最初的基督教理想对立到何种程度，这我永远都无法讲清楚。但这一点我很快就明白了，所以出发时连《圣经》都不肯带。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直到那时，没有一天我不从这本圣书里汲取道德的营养和教益。可是，恰恰因为这种营养对我来讲已变得必不可少，所以我感到需要断了它。我不可能与基督诀别而不感到某种痛苦，故直到现在我还怀疑自己是否真正脱离了基督。
洛朗的朋友拉蒂尔兄弟留我们在土伦住了几天。我受了凉，在离开法国之前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了，但丝毫没有流露出来。身体问题在我一生中如果不如此重要，我不会在这次旅行一开始就谈到的。我一直体质娇弱，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连续让我推迟两年入伍，第三年就最终免除了我服兵役，体检表上填了“结核病”。我真说不清是免服兵役令我高兴呢，还是这个检查结果使我害怕。再说，我知道家父就是……总之，在土伦染上的这种尚不明显的伤风，立刻令我很是不安，我几乎犹豫起来，是否让保罗一个人上船，我过些天才去与他会合。不过我还是决定听天由命，这几乎总是最明智的做法。况且，我想阿尔及利亚炎热的气候，比任何地方的气候对我都更有利，定会使我康复。
当时土伦正欢迎俄国舰队到访。港口悬挂着彩旗，一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直到最窄的巷子，洋溢着不寻常的欢乐气氛。就是这样，我们整个旅行过程中，从第一站开始，以后每到一处，我们都觉得那个地方和当地居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连大自然在我们走近时也显得兴奋不已。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让保罗一个人去参加在舰队的一艘装甲舰上举行的晚会，大概因为我感到太疲劳，也许因为小巷里那种纵情陶醉的场面更吸引我吧。
第二天我们是在海边拉蒂尔兄弟漂亮的别墅拉西米亚纳度过的。保罗记得，在那里我对他讲述了我后来所写的《田园交响曲》那本书的题材。我还对他谈了另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我本来应该在各种顾虑将它吞噬之前就付诸实现的。一个题材的困难最好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发现，一下子看清楚了就使你丧失了写作的勇气。我当时打算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部虚构的历史，其中包括一些战争、革命、政权更替和种种重大事件。每个国家的历史与任何另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相同，我却自鸣得意地要描绘出为所有国家的历史所共同的轮廓。我要创造出一个个英雄，一个个君主，一个个政治家和艺术家，杜撰出一种艺术，一种文学，介绍其种种倾向和种类，叙述每个种类的演变和杰作，披露一些片段……这一切是要证明什么呢？人类的历史可能各不相同，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法律和美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不管怎样依然是人类的。我投身于这样一个计划之中，可能会晕头转向，但也许会很开心。
我们从马赛渡海到突尼斯，海上基本上风平浪静。我们所在的船舱空气闷热，头天夜里我出了很多汗，连床单都沾到了身上，第二夜便跑到甲板上去睡。巨大而灼热的闪电在遥远的非洲方向闪烁。非洲！我一遍又一遍念着这个神秘的名词，心里充满了恐惧——诱人的恐惧，也充满了期待，我狂热地将目光投向炎热的黑暗，投向那令人透不过气来、被闪电重重包围的希望。
啊！我知道去突尼斯旅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是我们去那里。当然，如今珊瑚岛上的椰子树再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骆驼也不再像当年站在船甲板上最初望见时那样令我惊叹了。在环抱我们所驶进的入口那个狭长低矮的半岛上，一头头骆驼的侧影宛似天上的剪影。我预料到在突尼斯会见到骆驼，但压根儿没想到它们如此奇特，还有船靠码头时从水里弹飞出来的那群金色的鱼，争先恐后你推我搡抢着为我们拎行李的那批一千零一夜的人。我们正处在人生的这种时刻，任何新奇事物所带来的惊喜都会令我们陶醉，令我们同时品尝到干渴和解渴的滋味。这里的一切都令我们惊奇，超乎一切预料。我们会多么天真地落入商贩们的圈套！可是，那些白罩袍和呢斗篷的布料多么漂亮！商贩给我们端上的咖啡喝起来多么香！请我们喝咖啡的商贩多么慷慨！我们在市场上出现的第一天起，一个十四岁的小向导看准了我们的外表，就陪同我们逛店铺（说他如果收佣金就愧对我们）。他法语说得勉强还可以，人又可爱，所以我们约他第二天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来找我们。他名叫塞西，原籍吉尔巴岛，据说即古代的洛托法日岛。记得到约定的时间他没来，令我们挺不安。几天后，他来到我的卧室里（我们离开了旅馆，在杰兹拉街租了一套三间的住房），送来我们刚买的东西，随即半脱掉衣服，给我表演怎样穿裹袍，记得我当时不知所措。
我们在洛克勒克将军家遇到的朱利安上尉，牵来几匹军马让我们骑，并且表示愿陪我们去城外。到此时为止，我只在骑术训练场见过骑马，学生们在教练挑剔的目光下，骑着马枯燥乏味地列队而行，教练纠正他们的姿势。那是在一间暗淡、封闭的大厅里，沉闷地来回绕一个钟头圈子。那匹阿拉伯栗色矮马，在我看来可能性子太烈了点，但当我决意让它冲出去，尽情地奔跑起来时，那真是其乐无穷。不一会儿，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与同伴们走散了，又迷了路，不过并没怎么担心能否在天黑之前找到同伴和路。突尼斯城和扎关山之间辽阔的平原，沉浸在夕阳金黄和绛紫色的光辉里，每相隔很长一段距离，耸立着已倒塌的旧引水槽一个巨大的桥拱。我想象这就是把作为山林水泽仙女神堂的有喷泉的洞窟清澈的泉水，引到迦太基的那条引水槽。一池咸水宛似一片血湖，我策马沿着荒凉的湖岸走去，惊飞了几只火烈鸟。
我们打算在冬季没来临之前不离开突尼斯城，计划从南边抵达比斯克拉。鉴于恶劣的季节就要到来，朱利安上尉权威的忠告打消了我们推迟出发的念头。他审查了我们旅行的路线，计划好经过哪些驿站，反复介绍我们沿途的宿营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经过吉利德盐湖地带的行程，应该是有一队军人保护我们的。我们幼稚地、毫无预见地驰向沙漠深处，相信我们吉星高照，肯定干什么都会成功。我们每天花二十五法郎雇了一名向导和一名车夫。车夫赶着一辆挺大的双篷四轮马车，即一种由四匹马拉的豪华马车，应在四天之内把我们载到苏斯。到了那里再考虑是否放弃这辆双篷四轮马车，改乘去斯法克斯和加释斯的公共马车。向导和车夫都是马耳他人，都挺年轻，背阔腰圆，英武有如强盗，令我们喜出望外。我现在还赞叹不已，花那么一点钱，竟雇这样两个随从。不过不消说，回程也照样每天付钱的。驿站都安全可靠。我们的行李和食物都绑在马车后面。保罗和我钻在一堆阿拉伯呢斗篷和毯子里，活像两个沙俄贵族。
“和他们在一起令人吃惊的是，小费要得这样少。”保罗说道，他总是善于用一句话概括整个情况。
我们要在扎关过夜，整个一天我们都看见前面的扎关山在慢慢靠近，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呈玫瑰色。渐渐地我们爱上了这个单调而辽阔的地方，爱上了它色彩斑斓的空旷和它的寂静。可是这风！风一停，就热得不堪忍受；风一刮，就冻得浑身发抖。风像滔滔的河水一样刮着，不间断地猛烈地刮着，穿透毛毯，穿透衣服，甚至透彻肌肤，我觉得连骨头都给冻僵了。在土伦的不适好了之后，疲劳（我坚持不让疲劳压垮）仍然使我感到不舒服。不跟着保罗走我难以做到，所以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相信，没有我他走的地方肯定更多。他出于友谊，经常体贴地停下来。而一停下来，我就扛不住了。我要时刻小心在意，担心自己穿得太多或穿得太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向沙漠里驰去是发疯。但是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完全被南方的吸引力迷住了，被海市蜃楼迷住了；海市蜃楼使我们觉得南方温暖。
扎关镇以及它可爱的果园和流水，隐蔽在大山的一个褶皱里，显示出许多优越的条件。如果在这里停下来，我也许很快就会痊愈。可是怎能不想象更远处呢？……我们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地赶到旅店。刚用完晚餐，我们就准备去卧室，已经一心一意想睡觉了。正在这时一个骑兵（我对军服一窍不通，可能把步兵与骑兵搞混）来对我们说，要塞司令（我对军阶同样一窍不通，从来不会识别肩章的杠杠）得到报告说我们到了，很高兴接待我们，不会同意我们不住在兵营里住到别的地方去。他还补充说，村子里已经发现几例霍乱，待在村子里是不谨慎的。对我们来讲，这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已经在卧室里摊开行装。第二天必须一大早就离开扎关，我们已经瞌睡得不行，可是怎么拒绝呢？我们不得不重新收拾行李，让一匹等在门外的骡子驮上，然后跟在骡子后面。去兵营有一公里多路程，好几位无所事事的军官在等着我们。他们的意图是想拉我们去一家摩尔人咖啡馆跳舞唱歌，这是当地唯一的娱乐。我推辞说自己累了，保罗一个人跟了去。一位军官主动表示带我去宿舍，但其他人还没走远，他就让我在他对面一张桌子前坐下来，在桌面上摊开一篇介绍各种阿拉伯方言的文章，我不得不阅读了一个多小时。
在兵营里过的这一夜倒不算白过，我在这里认识了臭虫。那军官觉得我已经很困顿，才把我昏头昏脑地领进一间宽大的厂棚，里面只点了一支蜡烛，黑乎乎地照得不太亮，一个角落里摆了两张行军床。蜡烛一吹灭，臭虫们便蜂拥出来参加盛筵了。我并没立刻意识到是臭虫，而以为是谁恶作剧在毯子上撒满了令人发痒的毛。痒和瞌睡斗争了一段时间，但痒占了上风，瞌睡被打败了，退走了。我想重新点亮蜡烛，但找不到火柴。我记得曾瞥见床头一个小圆凳上有一把凉水壶，便趁着从墙缝里透进来的月光，拿起水壶来猛喝了几口，并且把手帕打湿，贴在发烫的头上，又把衬衫领子和袖口打湿。再睡是不用想了，我便摸索着把衣服穿上。
在门口我碰上了回来的保罗。
“我受不了啦，”我对他说，“出去走走。”
“注意我们是在兵营里，你不知道口令，走远了会引起士兵向你开枪的。”
兵营静静地沉浸在月光里。我在厂棚门口来回踱了一会儿。我仿佛死了，不再有重量，不再是物质，像一个梦、一个回忆飘浮在空中，如果我看见的那边那个哨兵向我迫近一点，我就会消失在夜间的空气中。
我不得不返回厂棚，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和衣躺到床上，只是被起床号唤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有人来通知，马车在旅店门口等待我们。早晨的空气从来没像在这个狂躁的夜晚之后这样令人惬意。扎关一幢幢房屋的白墙，昨天黄昏被玫瑰色的天空衬托得呈蓝色，眼前在清晨柔媚的碧空下，呈绣球花的色彩。我们离开扎关而没有看到作为它的山林水泽仙女神堂的喷泉洞窟，这使我把它想象成世间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第二天，道路变成了往往无法辨认的小路，但它一离开山区，就进入了比昨天那个地区还干旱的一个地区。
将近中午，我们走近一面有洞的悬崖，上面有一群蜜蜂飞来绕去，只只蜜蜂的身体上淌着蜜汁——至少按向导的说法是这样。傍晚我们到达昂飞达的样板农场，在那里过夜，第三天到了凯峦。
圣城没有任何预示就出现在沙漠中间。它的近郊非常荒凉，没有任何植物，只有仙人掌，那种奇形怪状的绿色掌状物，上面布满毒刺。据说一丛丛仙人掌里面藏着眼镜蛇。城门旁边的城根，一个魔术师让一条这种可怕的蛇在随着笛声跳舞。城里的所有房屋，仿佛是为了欢迎我们到来，都刚刚用石灰水粉刷一新。这些光影曈曈而显得神秘的白墙，只有南方沙漠绿洲的泥墙我更喜欢。我饶有兴致地想，戈蒂埃肯定不喜欢这些墙壁。
我们凭着介绍信被引领到圣城的权势者们身边。使用这些介绍信其实很不谨慎，我们的自由会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在哈里发府上举行晚宴，有一些军官出席。晚宴排场很大，很愉快。饭后，有人请我在一架低劣的钢琴前坐下，我搜索枯肠，想弹奏一首伴客人们跳舞的曲子……我为什么要讲述这一切？啊！只不过是想推迟后面要讲述的事情。我知道这些情形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在凯峦度过整个第二天。在一座小清真寺里正在举行阿伊萨吾阿的祈祷仪式。这种仪式从狂热、奇特、优美、庄严、可怖等方面讲，都胜过我后来所看到的一切，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另外六次旅行中，我也没遇到过任何类似的仪式。
我们又上了路。我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风不停地刮，一天比一天寒冷。在沙漠里又走了一天之后，我们抵达了苏斯，我呼吸非常困难，感到非常不舒服，保罗只好去找医生。没想到医生认为我的情况相当严重，不记得他开了一种什么诱导剂，以减轻肺部的壅塞，并答应第二天再来。
不消说，旅行是继续进行不下去了。不过，在我们放弃通过最冒险、最漫长的路线抵达比斯克拉之时，我们倒觉得比斯克拉不是过冬的坏地方了。返回突尼斯城吧，火车差不多用两天时间，就能乏味地把我们送回去。眼下我首先需要休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立刻出发。
现在我该来写一写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听医生宣布我的病情，我给大家造成了怎样的惊慌。不记得我当时有多么不安，大概因为那时我对死亡并不非常害怕，或许因为对死亡降临的想法既不紧迫也不明确，抑或因为我晕晕乎乎不可能有激烈的反应。总之，我并没怎么准备唱哀歌。我只是听天由命，心里也没有别的遗憾，只是悔不该拖累了保罗。我叫他留下我一个人，他独自继续旅行，但他听都不愿意听。因此我这场病的头一个效果——如果可以说的话，这场病得到的补偿，就是让我衡量一种如此珍贵的友谊。
我们在苏斯仅待了六天，单调乏味的六天。然而那闷闷不乐地等待的背景，倒是衬托出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件事讲嘛不太恰当，不讲嘛更是自欺欺人。
保罗有时离开我去画画，我呢不舒服但没有那么厉害，免不了有时去找他。再说，我这次生病期间，没有一天卧床不起，甚至没有一天待在房间里的。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带上大衣和披肩，刚到外面，就会有个小孩子主动上前来帮我拿。这天来陪我的孩子是一个年纪很小褐色皮肤的阿拉伯人，前几天我就注意到他混在旅店附近那帮闲逛的淘气鬼之中。他像其他小孩子一样戴顶伊斯兰小圆帽，身上贴肉直接穿件粗布褂子、一条突尼斯灯笼短裤，这条短裤使他那两条光腿显得更细。他表现得比他的同伴们更谨慎，或者说更胆小，所以平常他的同伴们事事都抢在他前头。但这天我出门时，不知怎么没被那帮孩子看见，而在旅馆拐角的地方，这个孩子突然追上了我。
旅馆位于城外，这一侧附近多沙。看到在乡村生长得那样茂盛的橄榄树，在这里被流动的沙丘掩埋了一半，心里真难受。令人意外的是，稍远处居然遇到一条河。那是一条涓涓细流，刚刚从沙子底下钻出来，倒映一下天空，就汇入了大海。一群黑人洗衣妇蹲在那一点点淡水边，这就是保罗驻足这里的理由。我说好要去找他的，可是在沙子里行走那样累人，我只好听任阿里——这是帮我拿大衣和披肩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在沙丘上拖着我走。不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个沙坑或者一个像火山口的地方，坑的边缘几乎俯瞰着整个地方，可以看见向沙丘走来的人。到了沙坡上，阿里立刻扔掉披肩和大衣，自己也扑倒在沙坡上，仰卧着，双臂伸开，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连他的挑逗也不明白。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但也离得不太近，也定定地看着他，非常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要干什么。
我等待着，今天我很欣赏自己当时那种顽强精神。不过真是好奇心使我等待着吗？这我闹不清了。我们的行为神秘的动机，我想说的是最具决定性的动机，我们往往搞不清，不仅在我们所保留的记忆里是这样，而且当时就是这样。在人们所称的罪孽的门槛边，我还犹豫不决吗？不，这次奇遇如果以我的操守的胜利结束，就太让我失望了。我对自己的操守已经抱了蔑视和厌恶态度。不，的确是好奇心使我等着……我看见阿里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那露出雪白牙齿的嘴唇闭上了。沮丧、忧伤的表情使他那张迷人的脸笼罩了阴云。最后他站起来：
“那么，再见。”他说。……
我一把抓住他伸过来的手，把他放倒在地上打滚。他脸上立刻重新露出笑容。他没有耐心花很多时间去解代替腰带的绳子复杂的结，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匕首，一刀拉断已弄乱的结，衣服落在地上，将褂子扔得远远的，挺起赤条条的身子，像一尊神。他伸开细瘦的双臂，向苍天举了一会儿，一边哈哈大笑，然后紧贴住我倒在地上。他的躯体可能是滚烫的，但我的手抚摩上去觉得像阴影一样清凉。这沙地多么美好！在傍晚辉煌迷人的夕照中，我的快乐可谓光芒四射……
这时天色已晚，该去找保罗了。我的样子也许流露出了我的极度兴奋，我想保罗觉察到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谨慎，他什么也没问，我什么也没敢说。
我已多次描写过比斯克拉，不想再来描写。我在《背德者》里描写过的那个被阳台包围的套间，即绿洲旅店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套间，正是当年准备给拉维日里……1枢机主教住的那套，可是他正准备下榻这里，死亡就把他掳去完成白色神父们的使命了。我睡的是枢机主教专用的那张床，在最大的房间里，我们也把这个房间当客厅用，旁边一间更小的做餐厅；我们不愿意与在旅店里包饭的人一块用餐。饭菜由一个阿拉伯小青年用托盘送来。小青年名叫阿特曼，是我们雇来使唤的。他不超过十四岁，但与放学以后到我们阳台上来玩弹子和陀螺的其他孩子比较起来，个子很高，很魁梧，如果不说很强壮的话，阿特曼比他们整整高出一个头，所以他在他们身边几乎自然现出保护者的样子。他那副保护者的样子显得天真纯朴，甚至十分滑稽，非常令人开心。这表明，他那副样子也许有点可笑，但并非是不情愿的。总之，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心、最老实的孩子，不会挤对别人，像诗人一样天生不会赚钱，相反随时准备花钱和施舍。他向我们讲述他的梦想时，我们明白那是约瑟的梦想。他很喜爱故事，知道许多故事，讲起来笨嘴拙舌，慢吞吞的，保罗和我开玩笑说那是东方式的。他懒散、清闲，具有这样一种可爱的才华，并且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即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幸福，而在梦中、希望中和醉意中，把现实的操心事抛到九霄云外。他费了很多心思帮助我明白，阿拉伯人民虽然多才多艺，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却甚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快乐积攒起来。这方面有许多话可说，但我不允许自己离题。
阿特曼住在紧挨餐厅的第三个房间。那是一间小小的斗室，朝向整套房子尽头一个很小的阳台。早晨阿特曼总在那阳台上为我们擦皮鞋。一天早晨，保罗和我发现他在那里，正做土耳其式的打坐，穿着他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像过节似的，他四周放了十二支蜡烛，全都点燃了，尽管是大白天。每两支蜡烛之间，有一小束插在小花瓶里的鲜花。阿特曼打坐在这不算华丽的装饰中间，正挥动刷子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擦皮鞋，一边扯开嗓门唱一首什么歌——听起来像是感恩歌。
当他背着画架、颜料盒、马扎和阳伞，跟着保罗踏遍整个沙漠绿洲时，就不那么兴高采烈了。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突然神气活现地摆出一副折服的样子，嚷道：“啊！多美的景致！”试图让主人放弃到处走的兴致停下来。这是保罗回来后非常开心地向我讲述的。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难跟他们一块去，每次总是有点忧伤地看着他们出发。最初那段时间，我只能在门口的公园里走走。的确，我总很担心，心脏的这把扇子——阿特曼这样称肺部——不肯效力，我呼吸很困难。我们一到比斯克拉，保罗就去找过大夫D.。大夫D.带来了烧灼器，马上派上了用场，此后每两天来一回。按照这种火针疗法，交替在胸脯上和背上洒上松节油，经过半个月，肺充血便局部化了，可是却突然从右肺转移到了左肺，使大夫D.惊慌失措。我的体温没有问题，记得最突出的症状，就是每天傍晚和早晨都发烧。我从阿尔及尔运来了一架相当好的钢琴，可是稍许调一下音阶都会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能干任何活儿，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可怜地挨着漫长的日子，所能得到的消遣或快乐，就是在我们的阳台上或公园里看孩子们游戏，如果天气允许我下楼去公园里的话，因为当时正逢雨季。我并没有喜欢上他们之中任何人，而是不加区别地喜欢他们青春年少。看到他们个个身体健康，我找到了精神支柱，除了他们，我不希望与其他任何人交往。他们纯朴的动作和天真的谈话，也许无异于默默的忠告，促使我更加尽情地生活。我觉得在气候和生病的双重掩护下，我的苦行僧般的生活瓦解了，我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终于明白了，骄傲地不受诱惑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我已不再把那称为诱惑，因为我已不再防范诱惑。西尼奥雷写到我时评价说：“固执甚于忠实。”我为自己忠实得意，固执嘛，从今以后我就是要死抱住我以前说过的那个决定不放，使保罗和我，使我们两个恢复正常。生病并没有使我罢休。我希望读者明白决心在随之发生的事情中所占的全部分量。如果有人坚持要让我这种倾向继续下去，那么这是我的思想倾向，而绝非我的肉体倾向。我的天赋倾向在我的抵制中渐渐显示出来，我终于不得不予以承认，但还不相信自己会赞同。我迫使天赋的倾向进行斗争，可是无望战而胜之，我觉得倒有望使其转向。出于对保罗的好感，我甚至想象出一些欲望，就是说感受他的欲望。我们俩相互鼓励。像比斯克拉这样的一个冬季站，为我们提供种种特殊的方便：那里住着一群出卖肉体的妇女。如果法国政府对她们与普通妓院的妓女一视同仁，强迫她们进行登记，就能更好地监视她们（由于强迫她们进行登记，大夫D.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关于她们每个人的情况）。她们的行为和习惯不同于有牌照的妓女。一个古老的传统让乌拉·纳伊尔部落输出刚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几年以后这些姑娘带着嫁资返回部落，她们可以用嫁资买一个丈夫。这些丈夫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切肯定会使他们蒙受耻辱，变成笑柄。真正的乌拉·纳伊尔部落的人都以美貌非凡著称，故凡是干这种营生的女孩子全都被叫作乌拉·纳伊尔族人。并不是所有女孩子都返回本部落，所以在外头可以看到各种年龄的乌拉·纳伊尔女子。但有时可以碰到非常年轻的，这些姑娘等待着满结婚年龄，在此期间与一个年龄较大的女人一块住，由后者保护她，向她传授奥秘。她们牺牲童贞之夜，要举行欢庆活动，全城一半人都来参加。
乌拉·纳伊尔部落的女人集中住在一两条街。这一两条街当地人叫圣街。是说反话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们看到乌拉·纳伊尔族人出现在许多半世俗、半宗教的仪式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隐士和他们一起露面。我不想太过深入，但并不觉得伊斯兰教以毒眼看待乌拉·纳伊尔族人。那几条圣街也是咖啡馆街，晚上很热闹，整个绿洲的人都在这里熙来攘往。三三两两的乌拉·纳伊尔姑娘，坐在通向她们的卧室又正对大街的窄小梯子脚下，迎合着过路人的欲望。她们穿戴奢华，珠光宝气，金子的颈饰，高高的发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像壁龛中的一尊尊偶像。
记得几年以后，我与洛桑的布尔热博士在这些街上散过步。
“我真想把年轻人带到这里来，让他们对色情产生憎恶。”这个杰出的人心里面充满了反感（所有瑞士人心里都像一个冰窖），突然这样对我说道。唉！他对人心的了解，至少对我的心的了解，确乎太美了……这种异国情调，我只能将之比作赛伯伊王后来到所罗门身边，“出谜语让他猜”。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世间有些人爱与自己相似的人，另外一些人则爱与自己不同的人。我属于后一类人。特殊的东西吸引我，正如一般的东西令我兴味索然。进一步更确切地说吧，阳光映照在褐色皮肤上使我受到吸引。维吉尔正是为我写了下面这句话：
阿敏塔斯为什么那样黑不溜秋？
有一天，保罗回来时很兴奋，因为他在散步归来途中，遇到乌拉·纳伊尔族那群姑娘去温泉沐浴。他把她们描写得个个楚楚动人，其中一个看到他做的手势，脱离了那一群。他们约会好了。我身体状态不太好，不能去这姑娘那里，已约定让她过来。尽管这些姑娘并没有集中居住，她们的住所丝毫不会令人想起窑子，但她们每个人都得遵守某些规矩，例如过了一定的钟点，她们就不允许外出了。所以要及时溜出来，保罗半隐藏在公共花园的一棵树后面，等待梅莉姆沐浴归来。他要把她带到我这儿来。我们把房间装饰了一番，支起了餐桌，做了饭，准备让她与我们一块用餐，给阿特曼放了假，不让他来伺候我们。可是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我等待着，说不出有多焦急。保罗一个人返来了。
我陷入了更加恶劣的情绪，任何现实的欲望都无法使我坚定起来了。我感到失望，就像该隐看到祭的烟被刮回地面，祭没有被接受时一样。我们马上觉得，再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好的机会了，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处于这种充分准备的状态了。霎时间被希望打开了一条缝的太过沉重的盖子又盖上了，情况大概永远都是这样了，我被剥夺了权利。在无限美好的解脱面前，我看见习惯和惰性的墙壁不断重逢……对这件事，应该死了心，我一再对自己说，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付之一笑；再说，在命运的粗暴对待下，我们该拿出一定的勇气重新振作起来。我们的情绪变化挺快，这餐饭开始的时候吃得闷闷不乐，结束时却说说笑笑了。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仿佛翅膀拍打在墙壁上，外面的门半推开了。
我对整个晚上的这一刻保留着最激动人心的回忆：我仿佛仍看见梅莉姆出现在黑夜边上，还有些犹豫，但认出了保罗，便露出了微笑，可是在进来之前又后退一步，转身俯在阳台的栏杆上，在黑暗中摆动白色裹毯。这是约定的信号，示意一直把她送到楼梯脚下的女仆回去。
梅莉姆略懂法语，足以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她起初没能赶上保罗，接着阿特曼怎样告诉她我的住所在什么地方。她身上裹着两层裹毯，都撂在门口。我不记得她的长袍是什么样，只记得她很快就脱掉了，但保留了手镯和脚链。我也不记得保罗是否先把她带到了他的卧室。那间卧室在阳台的另一端自成一间独立的小屋。是的，我想她是拂晓时分才过到我这边来的。不过，我记得早晨阿特曼经过主教床前时低垂着眼睛，说了句：“早上好，梅莉姆。”声音那样愉快，那样羞涩，那样诙谐。
梅莉姆皮肤呈琥珀色，肌肉结实，体态丰满，但几乎还像个孩子，因为她才十六岁多一点。我只能把她比作一个女祭司，像加埃塔盆饰上的女祭司一样；这样比也是因为她那对手镯，她不停地摇动得像响板一样响。记得曾见到她在圣街的一家咖啡馆跳舞。一天晚上保罗拉我去那里。她的表姐昂·巴尔卡也在那里跳舞。她们按乌拉·纳伊尔族人古代的方式跳，头挺得直直的，上半身纹丝不动，双手极灵活，整个身体随着一双赤脚的踢踏而抖动。我真喜欢那“伊斯兰音乐”，音势平稳，绵绵不绝，余音绕梁。它令我陶醉，很快使我变得晕晕乎乎，像一种麻醉的气体，使我的思想处于舒适麻木状态。台子上在单簧管演奏者旁边，一个年老的黑人敲着金属响板，那个小伊斯兰教徒情绪激昂、欣喜若狂地擂着巴斯克鼓。这小伊斯兰教徒多漂亮！衣衫褴褛的身体半裸露着，又黑又瘦像个魔鬼，张着嘴，目光疯狂……这天晚上，保罗向我侧过身子（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低声说道：
“你不相信他比梅莉姆还使我兴奋？”
他是逗笑着对我这样说的，并没有什么坏想法，因为他只是受到女人的吸引。那么，需要对我这样说吗？我没有答话，但他这种坦白从此留在我心里，我立即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讲，在保罗对我说这话之前，它就已经是我的想法了。那天夜里在梅莉姆身边我显得强壮有力，因为闭上眼睛我想象自己搂抱的是那个小伊斯兰教徒。
这一夜之后，我感到平静，非常怡然。快感过后获得的这种休息就毋庸说了。可以肯定，梅莉姆仅仅一次给我带来的良好效果，就超过大夫所开的所有诱导剂。我不大敢推荐这种疗法。但我的情况是隐性的神经质那么严重，因此这种彻底的放松，会使我的肺部充血消退，恢复某种平衡，这就不足为怪了。
梅莉姆又来了，她是为保罗而来的，应该也是为我而来的，会面已经约定。恰在这时，我们突然收到我母亲的电报，通知她即到达。梅莉姆第一回来访的前几天，我吐了一回血，自己倒是没怎么在意，保罗却十分焦急不安。他告诉了他父母，而他父母觉得应该通知我母亲。他们大概也希望能让我母亲取代保罗来照料我，这样保罗这个享受补贴旅行的学生，就比充当护理病人的角色能更充分地利用时间。不过我母亲说到就到了。
再见到母亲并让她看看这个国家，我当然很高兴。然而我们感到沮丧，因为我们的共同生活刚开始安排得这么好。这种本能的再教育才开始进行就不得不中断？我断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母亲的到来丝毫不会改变我们的习惯。为了有个开端，我们不取消与梅莉姆的约会。
后来，我向阿尔贝讲述我们这段爱情生活时，却天真地吃了一惊，因为我原以为思想挺自由的阿尔贝，都对两个人分享一个女人表示很气愤。而在保罗和我看来这是挺自然的事情。甚至我们的友谊也因此变得更加称心，更加牢固，就像新做的一件针线活儿。对于所有不认识的人，梅莉姆把自己的宠爱给予他们也好，出卖给他们也好，我们都不再妒忌。这是因为我们俩都是以犬儒主义的态度看待肉体行为，其中至少没有掺杂任何感情的因素。阿尔贝则与我们相反，倒不是作为伦理学家和浪漫派艺术家，而是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承认自己像罗拉，认为快感只有作为爱情的一种报偿才值得看重，蔑视单纯的快感。我嘛，已经说过，这次事件和我天生的倾向，都极大地促使我把爱情和肉欲分开。认为二者可以混为一谈的想法，甚至会令我生气。不过，我并非力求使我的伦理观占上风，因为我现在写的不是我的辩护词，而是我的历史。
我母亲是一个晚上到的，陪她一起来的是年迈的玛丽。玛丽从未做过这么远的旅行。预备给她们住的房间，也是旅店里唯一两个空房间，位于院子的另一边，正对着我们的阳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梅莉姆也正是这天晚上要来与我们过夜的。妈妈和玛丽刚去房间歇息，她就来了。起初一切相安无事，可是到了清晨……
由于尚存的一点羞耻感，或者不如说尚存的一点对母亲感情上的尊重，这天晚上我闭门谢客。这样梅莉姆就直接去了保罗房里。要去他那间独立的小屋，必须从这头到那头经过整个阳台。清晨，梅莉姆离去时顺便敲了敲我的卧室的窗子，我慌忙爬起来，向她挥挥手表示再见。她蹑手蹑脚地走了，融进了晨空的红霞之中，幽灵似的被晨鸡的啼声吓得消失了。可是恰好这时，就是说恰好在她消失之前，我看见母亲卧室的护窗板推开了，母亲探头窗外，目送离去的梅莉姆一会儿，就关上了窗户。大祸临头。
这个女人显然是从保罗房间里出来的，母亲毫无疑问看见了她，明白了一切……我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呢？我只好等待。
母亲在自己房间里用早餐。保罗出去了。母亲于是过来在我身旁坐下。我不确切记得她说的话了，只记得我不希望她的责备落到保罗一个人头上，同时企图保护我们的未来，所以横下心毫不留情地说道：
“再说，你知道，她不仅仅是为保罗而来的。她还要再来的。”
记得母亲黯然落泪。甚至我想她什么话也没说，找不到任何话对我说，只有落泪。但是，这些眼泪比她可能对我的任何责备，都更使我感动和懊悔。我觉得她心里充满难以抚慰的极大忧伤。因此，我虽然能厚着脸皮对她说梅莉姆还会再来，向她表明了我的决心，但事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对自己信守所说过的话。在比斯克拉我尝试的唯一的另一次经验，是与昂·巴尔卡，在她那离旅馆很远的房间里。当时保罗和我一起去的。但无论对他来讲还是对我来讲，这次新的尝试都可怜地失败了。昂·巴尔卡太漂亮了（我还应该补充：她年龄明显比梅莉姆大），她的美貌本身就使我不知所措，我对她只有一种欣赏的感觉，而没有丝毫欲念。我像一个没带祭品的朝拜者来到她身边。与皮格马利翁相反，我觉得这个女人躺到我怀里就变成了雕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感到自己像大理石。抚摩、挑逗，统统无济于事。我默默无言，只好把钱给了她就离开了。
这时春天走近了绿洲。一种还不甚明显的生机开始在棕榈树下跃动。我身体好些了。一天早晨，我试着进行了一次比平时长得多的散步。这个景色单调的地方对我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我像这个地方一样，感到自己复苏了。甚至我头一回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世上，走出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峡谷，获得了真正的新生。是的，我跨进了崭新的生活，彻底欢迎和彻底抛弃的生活。一层蓝色的薄雾，使近旁的景物也仿佛隔了相当距离，每个景物变得飘忽不定，有如幻境。我自己失去了一切重量，慢步向前走着，像雷诺在阿尔米德的花园里，由于难以描述的惊愕和赞叹而浑身瑟瑟发抖。似乎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这样谛听、观看和呼吸过。而各种声音、芬芳和色彩，纷纷涌进我的心间，我感到我的心变得闲散，因为感激而啜泣，化成对陌生的阿波罗的崇敬。
“接受我吧！将我整个儿接受下来吧。”我大声说道，“我属于你，服从你，整个儿献给你。让我身上的一切都变成光。是的，变得光明和轻盈。直到今天，我徒劳地与你抗争。不过现在我认准你了。但愿你的意愿得以实现。我不再抗拒，我顺从你。接受我吧。”
就这样，我泪流满面地走进了一个充满欢笑和奇异事物的迷人的世界。
我们在比斯克拉的逗留快结束了。母亲是来让保罗解脱的，表示愿意代替保罗待在我身边，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还需要很多照顾。这样保罗可以放心地继续旅行。但保罗申明他不想离开我，因而为他对我的友谊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我并没有告诉他，他离去会使我感到难过。结果离开的是母亲和玛丽，她们直接回法国去了，保罗和我则离开突尼斯乘船去西西里和意大利。
我们只是穿越了锡拉库萨。在恰诺的陵墓和石牢小径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太疲劳，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几年之后，我才得以在阿瑞托萨泉水里浸湿双手。再说，我们急于赶到罗马和佛罗伦萨，途中在墨西拿勾留了几天，那仅仅是为了喘口气，因为这第一阶段的行程走下来，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天哪！对我们来讲，这身体问题真是个麻烦问题！它妨碍我们种种最精彩的活动，做什么事情都得考虑健康问题，它无疑比金钱问题更难应付。幸好金钱方面我们挺宽裕，母亲为了使我得到更充分的照顾，又为我贷了款。我时时怕冷，怕热，怕不舒适，所以总是拉着保罗去住最好的旅馆。旅馆里的奇闻趣事、艳遇约会，这些对我来讲旅途中最具吸引力的事情，我要等以后才能领略。不过，至少两个人面对面晚餐，可以引起无穷无尽的话题。我们斟酌我们的每个观点，反复切磋琢磨，彼此欣赏这些观点怎样在对方思想上显露、发展和完善，感受着它们枝条末梢的弹性。这些交谈如果现在能重新听到，我相信会和当时一样觉得妙趣横生。总之我知道，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能够那样开心地倾谈过。
那不勒斯郊区我什么也没看到。身体问题已成为阻碍一切的不堪忍受的原因，甚至乘马车兜风都不行。我又像在比斯克拉那些最凄凉的日子一样，可怜兮兮，步履蹒跚，在阳光下汗流浃背，到了阴凉地方就冷得发抖，只有在绝对平坦的地方才能勉强走走。你想吧，在这种情况下，那有七座山的罗马会使我心旷神怡！头一回在这座永恒之城里逗留，除了潘西奥，我几乎没去过别的地方；在这个公园里也只是坐在长凳上度过一天最好的时光，而且每次走到公园里时都是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尽管我设法租了个房间的格勒戈里亚纳别墅就在公园旁边。那个房间位于一层，在那条街从潘西奥回来的方向左手边。尽管这个房间很大，但保罗为了更自由，在街的尽头租了另一个房间，前面有个小阳台。他希望能够工作。可是，他是在我的房间里接待我们称为“夫人”的那个女人，那是美第奇馆一个学生给我们介绍的一名训练有素的妓女。我只记得，她那故作高雅的举止、打扮和矫揉造作令我反感。我开始明白了，我之所以能忍受梅莉姆，是因为她的无耻和野性，和她厮混至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她的言行丝毫不会假装有爱情；与这一位呢，我会亵渎自己心中最圣洁的东西。
在佛罗伦萨，我无法参观很多博物馆和教堂。再说，我还不成熟，不能从大师们的训诲中汲取教益，就像在罗马不懂得聆听拉斐尔的教诲一样。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属于过去。然而，除了紧迫感我并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只是在几年后，我变得专心致志且知识更丰富时，才开始研究他们，才善于使他们的影响现实化。我觉得保罗同样没有足够认真，也没有抱足够的好感对他们进行研究。他在美术馆所度过的时间，是在乔尔乔涅雕塑的马耳他骑士像前面，无疑出色地临摹了那座雕像，但并没获得多少充实，仅仅多学到几个技巧而已。
我们在佛罗伦萨分手，准备夏末在库外维尔会合。我从佛罗伦萨直接取道日内瓦，去那找安德烈大夫看病。他是特隆山家族的新秀，夏尔·纪德的挚友，一个出色的人，不仅是最机灵的那类人，而且是最明智的那类人。多亏他救了我。他很快让我相信，我只是神经有毛病，先去尚佩尔接受水疗，然后去山区度过一个冬天，肯定比护理吃药要强。
皮埃尔·路易到尚佩尔来看我。他是去拜罗伊特，因为他在那里订了本季演出的几张票。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我难以忍受，而且想听我亲口谈谈我这趟旅行的情况。还有一个理由促使他绕道来这里，就是希望在途中把费迪南·埃洛德甩掉；埃洛德听说他的朋友皮埃尔要去拜罗伊特，赶紧也去订了几张票，成了皮埃尔的旅伴，寸步不离跟着他。我看见他们两个来到温泉旅馆，我在那里接受水疗。我兴致勃勃地对路易讲述我们的艳遇，刚提到梅莉姆，他心里就计划去找她，把埃洛德一个人撂在拜罗伊特。但埃洛德听到朋友的新计划，立刻表示不愿意，大声说道：
“我跟你一块去。”
皮埃尔·路易性格上可能有许多缺点，例如任性、狷急、乖戾、专横。他总是力图让别人顺从他的兴趣，企图让朋友立身处世依附于他，但是他为人非常慷慨，而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激情和冲动，抵消了所有细小的缺点。他相信凭着我们的友谊，他可以使梅莉姆成为自己的情妇。于是，他在七月中旬与埃洛德一块出发了，带了梅莉姆送给我的一条丝巾。那是我作为一种担保物交给他的，以便他能够找到梅莉姆并引荐到她身边。他还带了一架手摇风琴，预备送给阿特曼。阿特曼收到后以几法郎把它卖了，因为他更喜欢笛子。
不久后我获悉，埃洛德和路易旅途顺利，他们在比斯克拉勾留期间，患了热病（因为天气热得要命），便带走了梅莉姆，与她一块在君士坦丁城郊住了下来。正是在那里，皮埃尔·路易写完了他那本脍炙人口的《比莉蒂之歌》，作为对梅莉姆·本·阿塔拉的纪念捐献给我。这就是书的第一页紧接我的名字之后那三个神秘字母的含义。严格地讲，梅莉姆并非比莉蒂，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诗歌中有许多是在路易出发去阿尔及利亚之前写的，然而她在整本书里畅行无阻，我突然认出了她。
我是否应该讲述路易和我在梅莉姆帮助下玩的一场恶作剧呢？——一天，路易写信对我说：
“梅莉姆问她能寄给你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埃洛德的胡子。”
应该说（或者应该提醒注意，因为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这部胡子是埃洛德的仪表最气派的部分，如果不说最重要的部分的话。人们不敢想象埃洛德没有胡子，正如不敢想象一位殉道者没有光环。我说要埃洛德的胡子纯属开玩笑，就像别人说要月亮一样。可是，令人惊愕不已的是，这部胡子有一天我居然收到了。不错，是邮寄来的。路易要求兑现我那句话。梅莉姆趁埃洛德睡得又甜又香之时，把他的胡子剪了下来，而皮埃尔·路易往信封里一装，就给我寄了来，随信还附了模仿布伊埃的《鸽子》写的两行诗：
伟大的巴那斯派诗人们那样可怜，
乌拉·纳伊尔人都剪他们金色的胡子。
那是在尚佩尔，我对这两个巴那斯派诗人朗诵了我这期间写的《石榴轮舞》。这首诗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写的了，写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更灵活地遵循内在的节奏。这时我已经有了创作《人间食粮》的想法，但这是一本应该让它单独去写的书。我能够对他们说的一切，值不得他们给予我很大鼓励。巴那斯理想并不是我的理想；路易和埃洛德一样，对巴那斯理想仅仅有一些想法。两年后，我的《人间食粮》出版了，几乎完全不被理解，仅仅二十年后才引起注意。
自从我复原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要活下去的疯狂欲望，便攫取了我。助长这种欲望，不仅是尚佩尔的浴疗，还有安德烈绝好的建议。
“每当你看见有你可以跳进去的水，”他对我说，“不要犹豫。”
我照这样做了。啊！波浪翻滚的激流！飞瀑，冰湖，绿树荫翳的小溪，清澈的山泉，透明的海中龙宫，你们的清凉吸引着我。而后躺在金色的沙滩上，傍着正在退潮的波涛休息。我喜欢的不仅仅是海水浴，还有神话般的期待，神毫无遮拦的注视；在我被阳光晒透的身体里，我尝到了难以言状的化学反应般的舒适感觉。我把苦恼、压抑、操心和衣服一块忘到了九霄云外。当一切愿望消失殆尽，我任凭感觉从我多毛孔的、蜂箱般的身体里，悄悄地分泌出蜜，流进我的《人间食粮》。
回法国时，我带回一个复原者的秘密，一开始却感受到那种令人烦恼的极度不安，拉扎尔逃出坟墓后大概也感受过吧。起初，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不觉得还有什么重要。过去在沙龙和社团那种沉闷的空气中，我怎么居然能够呼吸，那里每个人的躁动都搅起一股死亡的气息。事物的日常运转对于我的离去甚少在意，现在每个人都像我还没有回来一样忙碌着，看到这种情形，大概我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我的秘密在我心里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而我本人却没在这个世界上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不免令我愕然。我充其量只能原谅别人没有看出我变了；至少和他们比较起来，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原来的我；我有种种新事物要说，但我无法对他们说了。我本来想说服他们，把我的信息告诉他们，但他们没有任何人愿意俯首倾听。他们照旧生活，满不在乎。但他们感到满足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那样可怜，我没能说服他们，真个是徒唤奈何。
这种世态炎凉（尤其在亲人们身边这使我感到痛苦）真让我想去自杀。这只是我在《帕吕德》里嘲讽地加以描写的一种逃避方式。然而，现在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本书并非产生于要把那种极度不安从我心里发泄出来的需要，不过后来它还是从中汲取了养分，但我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了，这也是事实。我的《乌连之旅》第二部分已经显示出某种荒唐感。在这种荒唐感支配下，我写了开头几句话，而整本书仿佛无视我的意志，始终围绕这几句话展开。我在尚佩尔小住之前，在米兰停留过。在那里一个公园里散步时，我写下了这几句话：
道路两旁生长着马兜铃，
“为什么在这总是反复无常的天气，
仅仅带把小阳伞？”
“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带的。”她对我说。
诸位很清楚，凭我所说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一心一意所想的是再次离去。但还不到去汝拉山住进冬季宿营地的时候。那是安德烈大夫嘱咐的（我严格按他的嘱咐行事，感觉良好）。暂时嘛，我住在诺夏特尔。
我在湖畔一个小广场边一家“节欲所”的三层租了一个房间。位于二层的餐厅，中午时分都接待大批满足于粗茶淡饭或时运不济的老小姐，她们在一块大牌子前面吃素餐，牌子上写着《圣经》里的一句经文。斗胆说，这句经文选得真妙，它颂扬和升华了我的倒胃口：
上帝是我的牧师，我不会短缺什么。
下面一块更小的牌子上写着：
覆盆子柠檬汽水
这就是说，应该料到这里只有粗茶淡饭好用。不过无论怎样节食我也能够忍受，因为窗外的景色那样令我喜欢。后来，就在湖边，在我的目光久久徘徊的地方，耸立起一座大宾馆傲岸巨大的身影，而当时秋风把古老的椴树和古老的榆树染得金黄，透过它们金黄的浓叶，这里那里，会意想不到地闪现一汪碧蓝的湖水。
几个月来，我让自己的思想自行舒缓化解。我终于恢复了镇定，为感到自己的思想依然活跃而高兴，又很喜欢这个宁静的地方，因为它能让我的思想沉静下来。这不起眼的湖畔，卢梭的回忆还在游荡着的湖畔，毫无壮丽景色，没有多少瑞士特色，但非常温馨，非常有人情味。周围没有任何雄踞的山峰使人的力量显得逊色，使人的力量显得不相称，把人的目光从亲切迷人的近景吸引开。古树低垂的枝叶拂近水面，朦胧的湖岸在芦苇和灯芯草丛间难以分辨。
在诺夏特尔度过的这段时光，是我记忆中最惬意的日子。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现在生活在我眼里变得异常丰富，异常充实，这是在我胆小怯懦的童年不曾想象到的。我对生活抱着期待，充满信心，毫不着急。那个躁动不安的恶魔还没有来折磨我，它是由好奇心、欲望等构成的，自从……在花园静悄悄的小径上，在漫长的湖岸边，在路上，在城外秋意正浓的林子边缘，我漫步，正如现在我也可能做的一样，只不过心境会是宁静的。我并不追求我的思想捕捉不到的任何东西。我研究莱布尼兹的《神正论》，一边走一边读，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而如今也许得不到了。一种与我自己的思想如此不同的思想，要跟上并适应它，其困难本身，以及对它进行研究要求付出的努力本身，使我愉快地预感到，一旦我任凭自己的思想自由发展，它会取得何等的进步。回到住所，我看见桌子上放着克劳斯编的那本厚厚的动物学教程，那是我刚刚买的，它撩起了神秘的帷幕，让我惊叹不已地看到了一个比思想的世界更丰富多彩、没有那么多阴影的世界。
我按照安德烈的建议，我在拉布雷维纳过冬天。拉布雷维纳是个小村庄，位于边界附近汝拉山最冰冻的峰顶。温度表好几个星期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下，有些夜里一直下降到零下三十度。我是很怕冷的，然而却没有一天感到冷得难受。我下榻在村子尽头一幢像农舍的房子里，离一家旅店不远，每餐去旅店吃饭。那房子旁边有一个牲口饮水槽，每天早晨，我听见有人把奶牛赶到槽边。一架单独的楼梯通向三个房间，我用最大的房间做工作室，一张斜面桌（我喜欢站着写作）对面，放着从诺夏特尔搬来的一架钢琴；一个安在墙壁里的炉子，既为这工作间也为我的卧室供暖。我睡觉的时候脚朝炉子，身体直到脖子用毛毯裹住，头上戴着风帽。一位丰满的瑞士女人给我帮佣。她名叫奥古斯塔，经常对我谈起她的未婚夫。但一天早晨，当她让我欣赏她未婚夫的照片时，我未经考虑只为了好玩，用羽笔搔她的脖子，她立刻倒在我怀里，令我不胜尴尬。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扶到一张无靠背长沙发上。她紧紧搂住我不放，使我重重地落在她的胸脯上和张开的双腿之间。我反感至极，突然大声说：“我听见有人说话！”假装害怕，像约瑟一样摆脱她的怀抱，跑去洗手。
我在拉布雷维纳待了将近三个月，没有与任何人过往。并非我的性情使自己禁锢起来，而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世间最不好客的人。我拿了安德烈大夫的介绍信，去拜访村里的神父和医生，他们没有促使我产生再去看他们的丝毫欲望，更没有促使我产生陪同他们去看望穷人和病人的欲望，就像我起初所希望的那样。只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才能透彻理解卢梭的《忏悔录》中的这一部分，以及他的《遐想》中与他在特拉维尔谷小住相关的部分。毫无诚意，说话刻薄，目露仇视，讽刺挖苦，是的，卢梭没有编造任何东西。这一切我都领教过，还有村里成群结伙的孩子甚至向陌生人扔石头。因此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亚美尼亚服装会不会引起仇外情绪。但如果把这种敌视视为阴谋，那未免荒唐，那就错了。
尽管这地方可恶，我每天还是强制自己大量散步。我说“可恶”，是否有失公正？也许吧。我厌恶起了瑞士，但也许并不厌恶高原的瑞士，而只厌恶这森林地区。这里的冷杉似乎要把加尔文教派的忧郁和严厉引进整个大自然。说真的，我怀念比斯克拉。对那个辽阔平坦的地方，对那里穿白斗篷的人们的怀念，在保罗和我漫游意大利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我们。还有那歌、舞、香料以及那里的孩子们留下的回忆，还有那销魂的交易，以温柔纯朴的爱情悄悄地带来了那么多快感。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分心不专注于工作。尽管瑞士令我反感，我还是尽量在这里勾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写完《帕吕德》，同时心里也有着挥之不去的想法：这本书一完成就立刻再去阿尔及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