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自己的叙述所驱使，没有能够及时谈到安娜的去世。她是一八八四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的。前十天，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使她人都变了样，压迫着她。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多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
我学完修辞课之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立刻表示要给我画像。前面我说过，对这位表兄我抱着一种多情而热烈的仰慕；在我眼里，他是艺术、勇气、自由的化身。可是，尽管他对我表示出非常强烈的友爱，在他身边我总感到惴惴不安，焦躁地衡量着我在他心里和他思想上所占住的一点点空间，不停地琢磨着怎样才能使他对我更感兴趣。阿尔贝大概也在琢磨如何使我把感情看得淡一些，而我正相反，却考虑如何夸大这种感情。对他的持重我隐隐感到难过。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持重，给我提供更大的帮助，这一点如今我都无法相信。
他的表示令我感到意外。首先是要我给他当模特儿，画他打算去美术展览会展出的那幅小提琴手的画像。阿尔贝让我拿一把小提琴，一张琴弓。一次又一次，每次时间都很长，我的手指痉挛地按在琴弦上，竭力摆出一种姿势，既显示出小提琴的灵魂，也显示出我的灵魂。
“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对我说。当然这对我来讲一点也不难，因为保持这种过度紧张的姿势，很快就觉得不堪忍受了。弯曲的胳膊发僵发硬，手指抓不住琴弓……
“得啦！休息一下吧。我看你都坚持不住了。”
可是我担心一旦放松，那姿势我就再也摆不出来了。
“我还行。继续画吧。”
不一会儿，琴弓掉到了地上。阿尔贝放下调色板和画笔，我们聊起来。阿尔贝对我讲起他的生活。姨父和姨妈对他的爱好长期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很迟才开始认真地绘画，直到四十岁还在摸索，不断失误，不断重来，一直在原地前进。人倒非常敏感，笔却又沉又笨，他所画的一切，都可悲地低于他本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可是每画一幅新的画，由于过分激动，希望总是使他得意扬扬，兴奋不已。他声音发抖，眼里噙着泪水，向我讲述他的“主题”，但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阿尔贝的画的主题，往往与绘画甚少有直接关系。他求助于线条和颜色，可是令他懊丧的是，线条和颜色也不听他使唤。他的犹疑和不安全感都违背他的意志表现在画布上，具有一种哀怨的优雅，且非常逼真，而与他想表现的东西毫不相干。假如他稍许自信一点，稍许天真一点，这种种笨拙本来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可是，他出于良心，出于谦虚，总是认认真真地想把它们纠正过来，结果把自己本来妙不可言的意图也搞得平庸了。我虽然还没有经验，但不得不承认，阿尔贝尽管内心世界丰富，但还无法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眼下我也只好相信激情是最灵验的东西，像他自己一样希望，他的某个主题会突然获得成功。
“我想把舒曼在他的乐曲《神秘的时刻》中表现的情感，你明白吗？通过绘画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傍晚时分，似乎在一座山丘上，一个躺卧的女人的形体，在夕照下的岚气中显得朦朦胧胧，向朝她飞下来的带翅膀的人伸开双臂。我想画那天使的翅膀微微抖动的情状——他用双手模仿翅膀抖动——那样轻柔又那样热烈。”他随即唱起来：
天空紧紧拥抱大地，
在爱的一吻之中。
随后他让我看了几幅草稿，上面乌云密布，把天使和女人的形体，即画的缺点，尽可能地遮住了。
“当然，”他以表示歉意同时发表评论的口气说道，“当然，我也许应该参照模特儿。”说罢他又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你想象不到干这一行多么令人烦恼，譬如这模特问题，首先是非常贵……”
这里要补充一句：阿尔贝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他那份财产之后，其境况本来几乎可以称得上富有了的，如果他不承担那些秘密负担的话。这些负担下面必须谈一谈。怕钱不够花的担心时时折磨着他，纠缠着他。再说，为开销而担心属于他的天性，他向来有这种担心。
“你想怎样呢？”他说道，“我是力不从心啊。我一向花钱是锱铢必较的。这是一个缺点，我为之感到羞愧，但始终没能改掉。二十年前我去阿尔及利亚时，带了我为这次旅行而积攒的一小笔钱，由于我担心花钱太多，所以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在那里我愚蠢地克制自己，什么都不敢玩。”
当然这根本不是吝啬。相反，这类人都非常慷慨，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朴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凡是绘画方面的开销，他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从来不能肯定这些画能卖掉）。他可怜兮兮地斤斤计较，生怕浪费画布，又怕多用了颜料，尤其请模特儿的次数计较得厉害。
“再说，”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模特儿。确切地讲从来没有，而且这些人根本不明白我对他们的要求。你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他们在你面前摆出的姿势，总是与你所希望的相差很远！我知道有些画家善于理解，有些画家不把情感放在眼里。而我呢，总觉得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舒服。另一方面，我又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不要模特儿……总之，这挺可笑，可是在模特儿摆姿势的整个时间，我总是担心模特儿会感到累，时时控制住自己不请他休息一会儿。”
但是，主要障碍阿尔贝一向讳莫如深，我也是两年后才弄明白的。阿尔贝从十五岁起，瞒着家里人，甚至瞒着哥哥，与一个女友同居。那女友爱他，但嫉妒心重，看见他与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像《神秘的时刻》里所表现的那样脱得精光的女人，成小时关在房间里，她就无法忍受。
可爱又可怜的阿尔贝！在他向我吐露他的双重生活秘密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最激动。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爱情更纯洁，更高贵，更忠贞，也没有任何东西更让他担惊受怕，更要求他专注。他把他已称为妻子、日后将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安顿在当费尔街一套小房间里。他想方设法让她生活在舒适氛围中；她呢，也设法通过精细的缝纫和针织活儿，增加他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当他把我带到她身边时，这位表嫂玛丽非常高贵的仪容令我大为惊讶。她那张秀气的脸，既安详又端庄，沉思地俯在暗影之中；她说话细声细气，声音和强烈的光线一样，似乎会使她受到惊吓。我想她是出于谦卑而没有要求阿尔贝使她的地位合法化，其实这种地位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出生早该得到认可了的。阿尔贝虽然外表英武，实际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一想到母亲肯定会把这看成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且因此而忧愁时，他就后退了。他害怕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意见，尤其害怕他嫂子的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害怕这些鄙视的意见可能给他们的同居生活蒙上阴影。他是那样真诚、坦率的一个人，却宁愿暗中使一些手段，这正是这种虚假地位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他认为自己该听着母亲的，就小心翼翼地一点也不敢怠慢，以母亲的心愿为心愿，时间安排也听从母亲支配，可谓重足而立。姨妈呢，自从姨父过世，其他几个表兄成家立业之后，就把阿尔贝视为唯一的伙伴，把他当作不懂事的大孩子对待，相信没有她他就寸步难行。阿尔贝每两天有一天与母亲一块吃晚饭，每天晚上回母亲家睡觉。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借助于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几乎与他的爱情一样重要。这种友谊得到认可和接受，甚至母亲还相当看好。每当阿尔贝不与母亲一块吃饭，母亲就以为他是与朋友西蒙一块吃饭，也以为他是与西蒙在一起而经常迟迟不归。西蒙是单身汉，这样两个大龄青年经常厮混，最容易让人起疑心。夏天姨妈去拉罗克或居韦维尔时，这种友谊的外衣，也为阿尔贝长久不在她身边而与情人外出度假打掩护。
爱德华·西蒙是犹太人。他那个种族的特性，也许除了他的面部轮廓，我觉得在他身上表现得并不太明显。也可能我年纪太小不善于辨别吧。爱德华·西蒙生活很简朴，尽管他并非没有财产。他的兴趣和需要都是帮助和救助别人。他当过工程师，但长期以来除了做慈善家，没有从事别的职业。为了与寻找工作的工人和寻找工人的老板都保持关系，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间无偿的职业介绍所。他每天除了访贫问苦，就是东奔西走，进行活动。我想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不是对个别的每个人的热爱，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热爱，更抽象地说，是对正义的热爱。他赋予自己的慈善事业一种社会责任的性质，从这一点的表现看，他还是很像犹太人的。
面对一种如此充满活力又讲究实际的品质，面对这种品质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可怜的阿尔贝感到自惭形秽。他的朋友对他那一套一窍不通，但又不得不表示对他充满信心。
“我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阿尔贝闷闷不乐地对我说，“爱德华假装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那是出于对我的友爱，实际上他只理解有用的事物。啊！你看，我必须创作出一幅杰作，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说着他举起青筋暴突、多毛的大手，摸一把已经光秃的脑门。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浓眉倒竖，和善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起初我可能对绘画不很敏感，肯定不如对雕塑那么敏感。但是，在如此强烈的欲望激励下，加之如此渴求理解，我的感觉很快变得锐敏了。”有时阿尔贝随手将一张照片往台子上一撂，凭经验他挺高兴，因为我第一眼就从那张照片看出了一幅法拉戈纳尔的画。我对他那副惊愕的样子感到吃惊，因为我觉得这谁也不可能弄错。他摇摇头，微笑着盯住我，终于说道：
“我应该带你去导师那里一趟。看到他的画室你一定会开心。”
阿尔贝过去是让-保罗·洛朗的学生。对这个他一直称为“导师”的人，他保持着家犬、儿子和使徒的感情。当时让-保罗·洛朗在田园圣母街住着一套不甚舒适的房子，侧面有两间画室，其中一间改成了洛朗太太接待客人的客厅，另一间供“导师”作画。每到星期二晚上，就把隔开两个房间的帘子拉开。来参加这些每周一次的晚会的，只有几个关系密切的人，大部分是过去的学生。大家听点音乐，聊天，气氛极为诚挚、简朴。然而我头一回进入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心还是怦怦乱跳……起初，一种和谐、严肃、紫色、几乎暗幽幽的气氛，使我沉浸在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里。我觉得，这里的一切既悦目又宜思，促使人进入一种不可名状的认真静思。这天我的眼界突然打开了，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那些陈设是多么难看，我身上仿佛带着那些陈设的某种东西，丢脸的感觉那样强烈，如果不是我过去的同班同学，让-保罗·洛朗的大儿子在场，友好地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我定会羞愧、尴尬得晕倒了。
保罗-阿尔贝刚好与我同岁，但是我由于学习上落在后面，很久以来，即自九年级以后就没见到他了；九年级我们还同在一班。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不听话，但挺可爱。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座位上，每堂课自始至终都在作业本上画离奇古怪的画；在我看来那些画真是奇妙至极。有时我故意让自己受罚，高兴地被打发坐到他的旁边。他将笔杆的粗头咬烂，蘸上墨水当画笔。他一画起画来就把什么都忘了，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如果老师想起来叫他回答问题，这个保罗就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目光涣散，仿佛如梦初醒，引得哄堂大笑。重新见到保罗-阿尔贝，而且他还认得我，我自然感到高兴，但更感到不安，担心他把我看成资产者。自从给阿尔贝当模特儿（他刚刚画完我的肖像），我就很注重自己的人物形象。我处心积虑想使自己显得像自己感觉和希望的那样是个艺术家，可是这反而使我不像艺术家，而成了大家所称的那种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安娜留下的遗物有一张小写字台，妈妈把它放在我卧室里，让我在上面学习。写字台上面有一面镜子，我常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容貌，像个演员一样研究、训练自己的表情，从嘴唇上、眼神里捕捉自己希望感受的各种欲望的表现。我特别希望让人爱上自己，哪怕拿灵魂去交换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似乎只有对着那面小镜子才能写——我几乎要说才能思考。要想弄清自己思想上的躁动不安，我觉得首先必须从眼睛里去解读。我像那喀索斯一样，俯看自己的影像。当时我所写的所有句子，都因此而有点歪扭。
保罗·洛朗和我之间，没有多久就建立了友谊，而且很快发展成了最强烈的友谊。我想等到我们一块进行那次旅行之后，才来谈谈我们的友谊，现在先回头来谈谈阿尔贝吧。
并不仅仅是友爱促使阿尔贝向我吐露隐情的。他私下一直有一种打算，不久就告诉了我。他女儿现在十二岁出头了，显示出音乐方面的天赋。阿尔贝呢，十个指头弹起钢琴来像画画一样笨，梦想让女儿安多纳特为他争回这口气，把希望和抱负全寄托在她身上。
“我要让她成为钢琴演奏家。”他对我说，“这会使我得到安慰。我年轻时没有弹钢琴，这让我太痛苦啦。她现在就该开始学了。”
这时，母亲终于发现，我所上的钢琴课一直太过平庸。如果能让我上更好的课，对我肯定大有裨益，所以二十个月以前，她把我的音乐教育托付给了属于最著名者之列的一位老师马克·德·拉女克斯。这位老师很快就使我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阿尔贝请我考虑一下，是否能够给他女儿上课，让我所受的精彩教育也稍许惠及于她。他对花钱的事总是望而却步，所以不敢去请拉女克斯先生本人。我立即开始教课，因为自己所担负角色的重要性和阿尔贝的信任而干劲十足，做到了无愧于心。这些课每周上两次，两年之间我从没耽误过，将之视为荣誉攸关的事情，而这些课使我和我的学生一样受益匪浅。我这位学生后来直接接受拉女克斯老爹的教育。我如果要谋生，就去当教师，最好当钢琴教师。我热爱教育，只要学生值得一教，就肯拿出坚忍不拔的耐心。有过不只一次的经验，使我自鸣得意地相信，我的课能与最优秀的教师的课媲美。至于拉女克斯先生给我上的课，我还没有谈到，担心扯得太远，不过现在是谈谈的时候了。
戈克琳小姐、施夫马克先生，尤其是梅里曼先生的课，说不清多么令人生厌。我不时还再见到格鲁尔先生，他像他所说的一样，小心在意不让“圣火”熄灭。不过，格鲁尔先生的指导虽然更有条理，但也不能引导我走多远。格鲁尔先生为人太自私，不可能教得好。拉女克斯先生会把我造就成多么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如果我更早被托付给他！可是我母亲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初学时什么样的老师教都成。从头一堂课开始，拉女克斯就将一切加以改进。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或者甚少音乐的记忆力，学弹一首曲子，要反复练才能记住，不断看乐谱，眼睛一离开就乱套。拉女克斯的教法那样巧妙，仅仅几个星期，我就记住了巴赫的好几首赋格曲，一次也没翻过乐谱。记得当我看到自己所弹的是D音降号，而乐谱上写的是C音升号时，不禁大为吃惊。跟拉女克斯学习，一切都活了，一切都清晰明了，一切都符合和声必然的要求，一切都巧妙地解构又重构，我都能融会贯通。我的兴奋之情，恰如想象中使徒们感到圣灵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样。我觉得直到这时，我反复练习神奇的赋格曲，并没有真正听见它的声音，而现在我突然变得会吐露心声了。每个音符都有了特殊的含义，变成了词语。我怀着多么强烈的热情投入学习！这热情激励着我，即使最枯燥无味的练习，我也非常喜欢了。有时上完课，我把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学生，但还待在楼梯口关上的门外久久不肯离去：门虽已关上，但阻止不了我倾听。取代我的那个学生，年龄可能并不比我大，所弹的正是我刚才练的那首曲子，即舒曼著名的《幻想曲》，弹得有力、高亢、准确，我还无法企及。我在楼梯的一级台阶上坐了很久，嫉妒得直抽泣。
拉女克斯先生似乎很喜欢教我，他的课往往上得比规定的时间长。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向我母亲所做的交涉。他竭力让我母亲相信，为了让我专攻音乐，值得牺牲我其他方面的教育，说我其他方面的教育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请求我母亲把我完全交给他。母亲犹豫不决，征求了阿尔贝的意见，最后自己决断予以拒绝，认为我一辈子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演奏别人的作品。为了不使我产生不必要的抱负，她请求拉女克斯先生绝不要对我透露他的建议（我应该补充说明，母亲对这些建议完全不感兴趣）。这些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从阿尔贝那里了解到的，那时想回头已来不及了。
我师从拉女克斯先生四年，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在他不再教我之后（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他，我表示异议，但也不能使他下决心继续给我授课，因为他认为已没有必要），我还继续经常与他交往。我对他有一种崇敬，一种敬畏之情，就像稍后我对马拉美一样。我只有对他们俩怀有这种情感。在我心目中，他们俩都以最罕见的形式实现了神圣。一种崇敬他人的纯真需要，使我在思想上向他们鞠躬。
马克·德·拉女克斯不仅是一位教员，他的人格本身也是有口皆碑，他的整个一生都值得景仰。他视我为知己。我记录有他的言论，他与我的许多次交谈，特别是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现在拿出来重读，我觉得仍极富教益。引述这些言论会使我的叙述太过冗长，这里只能简略地描绘一下其人。
马克·德·拉女克斯像他的表兄勒孔特·德·李勒一样，生于留尼汪岛。正由于这样一个籍贯，他的头发半鬈曲，但留得相当长，向后披着，皮肤呈黄褐色，目光没有神采。整个人显得是热情狂放与没精打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伸给你的手仿佛融化在你的手中，那感觉甚于我所握过的任何钢琴家的手；他那不太灵活的躯体似乎也是同样的品质。他站着授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或者靠在一架只做教学用的大三角钢琴上，两肘朝前，弓着背，一只手托着凸出的前额。身着一件裹紧腰身、剪裁罗曼蒂克的礼服，领子被绕两圈的平纹细布领带撑得竖起来，小小的领带结打得很高；在一定的光线下，颧骨显得凸出，两面颊下陷。整个容貌非常像德拉克洛瓦的自画像。有时，一种激越的情绪、一种热情令他兴奋不已，使他变得的确风流倜傥。我想是出于谦虚吧，他极少当着我的面坐下来弹琴，即使坐下来也是短暂的，仅仅为了指点我。相反，他常常主动地把平时藏起的小提琴拿出来（至少和我在一块时是这样）。他声称他小提琴拉得很差，然而我们俩合奏的奏鸣曲，他那一部分拉得比我好。关于他的性格，我不想说什么，担心一说就收不住。不过，我情不自禁要提一提这个细节，它能让我们窥透整个人：
他觉得他几个孙子所受的教养很差。
“唔，”他向我敞开心扉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咪咪（这是他第二个孙女）每星期三来这里过夜。她睡的卧室里有一个闹钟，这孩子就抱怨说，嘀嘀嗒嗒的声音吵得她睡不着。你知道拉女克斯太太如何处理的吗？她把闹钟拿走了。这样怎么能让孩子习惯呢？”
这使我想起玛茜拉克小姐一句精彩的话。有一天我突然到了日内瓦她家，正碰上几个老小姐在她家里聚会。其中一个说她的侄孙女对腮角金龟子的幼虫，即人们一般所称的“蛴螬”或“白虫”，特别厌恶。她母亲下决心让她克服这种厌恶。
“你们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她打算让这可怜的孩子吃几条！”
“可是，”玛茜拉克小姐嚷起来，“这会使她对这东西厌恶一辈子！”
也许人们看不清这之间的联系。不谈也罢。
阿尔萨斯学校低年级很出色，而高年级却逊色，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修辞课还可以，但哲学课，母亲听信别人的看法，宁愿去一所公立中学听课，所以决定让我去亨利四世中学修哲学课。然而，我打算独自准备新的考试，或者上几节个别辅导课。（我不是以这种方式，两年赶上了五年荒废的学业吗？）我觉得学哲学需要静心，这与班集体许多同学混杂一起的气氛是不相容的。所以第三个月初我就离开了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中学我是上L先生的课，他答应引导我在形而上学的小径上求索并为我改作业。这是一个小人物，精瘦、短小——我想说的是思想上，身体方面嘛，他个子瘦长。他嗓音尖细而不悦耳，即使最讨人喜欢的想法，经他说出来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他抓住的想法一经表达出来，你会觉得上面的花呀叶呀什么的全给扯光了，剩下的仅仅是那可怜兮兮的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他讲课十足地令人厌倦。听他的课，就像过去听库夫先生的宗教课一样，让我彻底失去了兴趣。怎么！这就是那门至高无上的学问，那门我指望能启迪我的人生的学问，那能够俯瞰整个宇宙的知识的巅峰吗？学到叔本华我才得到安慰。我作为“表象和意志”深入他的世界，如痴似醉，难以描述，一门心思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好多个月之间，外界的任何干扰都不能使我分心。后来我师从过其他一些老师，自那之后我更是非常喜欢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兹，还有尼采。我甚至相信，我相当快地摆脱了这最初的影响。但是，我哲学上的启蒙是多亏了叔本华，完全多亏了他一个人。
七月份考试不及格，十月份我才勉强通过第二阶段业士学位考试。我认为这应该是我第一阶段学业的结束。我根本不想一直读到学士学位，不想学习法律或准备其他任何考试，而是决定立即投身于职业。不过，母亲要我答应来年还是跟迪埃茨先生学习。这无关紧要，从此我感到异常自由，没有负担，没有物质方面的忧虑；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年龄就要去谋生的人是个什么样子。自由吗？不，因为爱情和写作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计划，使我负有义务。那本书我不能不写，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推卸的义务之一。
我做的另一项决定，就是尽早娶我的表姐。那本书有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洋洋洒洒的一篇爱情表白和声明。我渴望把这篇声明写得非常高尚，非常感人，不容置辩，在它出版之后，我们的父母就再也不能反对我们结婚，爱玛妞就再也不能拒绝我的求婚。可是，我舅父即她父亲旧病发作过世了。她和我一块守护他，关心他，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厮守在一起。我觉得在这次丧事中我们俩算订了婚。
尽管心里急切渴望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我感觉到这本书还不成熟，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并不太着急，考虑再花几个月时间，进行补充研究、练习和酝酿，尤其是读书（我贪婪地每天读一本书）。妈妈认为，此时让我去做一次短途旅行，会使我的假期过得充实而有益。我也持同样的想法。但在选择去哪个国家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妈妈选择瑞士，同意我可以不需她陪伴去旅行，但不一定是独自一人去。当她说让我参加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一个旅行团时，我斩钉截铁地宣布，这种团体的节奏会让我发疯，而且我厌恶瑞士。我是想去布列塔尼，背着行囊，不要同伴。起初妈妈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便求助于阿尔贝，他让我阅读过《穿过田野和沙滩》那本书，肯定能理解我的愿望，为我辩护……母亲终于让步了，但至少她要跟我去。最后经商定，我们隔一段时间，例如每隔两三天，在路上会一次面。
我沿途记日记。其中有几页发表在《瓦隆》杂志上，那是做了很多修改的，因为我已经感到很难将自己的思想理清。再说，凡是不费力就表达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平庸，没有意思。反映这次旅行的另一些文字，刊载在《安德烈·瓦尔特》杂志上。正因为这样，这次旅行我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下面这点情况还是要说说。
我沿着海岸，从祁伯龙到青佩，短距离地一站一站往上走，一天傍晚到了一个叫普尔杜的小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村庄只有四户人家，其中两家是客栈。最简朴的那家我觉得有意思，便迈进了门槛，因为我口挺渴。一个女佣把我领进一个石灰粉刷的房间，端杯苹果酒往我面前一放就不管我了。房间里家具少又没有墙饰，所以能清楚地看见地上面墙放有相当多的画布和画框。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立刻向那些画跑过去，将它们一幅幅翻转过来仔细端详，越端详越惊愕。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幼稚的、涂得五颜六色的画，但色调是那样鲜明，那样特别，那样欢快，我都不想走了，而想认识画这些有趣而异想天开的画的艺术家。我放弃了当天黄昏赶到阿旺桥的计划，在客栈里订了个房间，问了用晚餐的时间。
“您愿意单独用餐还是与这几位先生在同一个餐厅用餐？”女佣问道。
“这几位先生”是那些画的作者，一共三位，是带着颜料和画架刚到达的。不消说，我请女佣侍候我与他们一块用餐，当然如果这种安排不妨碍他们的话。他们表示我不妨碍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他们三个都打赤脚，光膀子，说话粗声粗气。整个晚餐时间，我都紧张、贪婪地听他们谈话，惴惴不安地想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想对那个目光明亮的大个子说，他扯着嗓门议论、其他两位附和的那幅画，并非他们以为的那样是出自马斯内之手，而是出自比泽之手……
后来我在马拉美家又见到过他们之中的一位，即戈干。他们之中有一位叫塞吕西埃，第三位我没搞清叫什么名字（大概叫费里杰）。
这年秋冬所做的事情有：在迪埃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无关紧要的工作，拜会亲友，与皮埃尔·路易对话，审查创作计划。我们在后一件事情上迫不及待地消耗着自己的热情。春天，我觉得该动笔写那本书了。这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位于小小的彼埃尔封湖畔一家小小的旅店，为我提供了一个临时住所。过了两天，皮埃尔·路易又来鼓动我，说必须去更远处找个地方。我便动身去格勒诺布尔，从于利亚杰到圣彼得修道院，从阿勒瓦到不知名的什么地方，找遍了整个郊区。大部分旅店仍关门歇业，而山区小木屋专供家庭租用。我开始泄气了，这时在距昂内西不远，几乎在湖畔的芒松，发现了一座漂亮的农舍式小屋，四周环绕着果园。业主愿意租给我两个房间住一个月。我把最大的房间布置成工作间，并立即从昂内西运来一架钢琴，因为我感到没有音乐受不了。我搭伙在湖边一家夏季营业的餐馆用餐，由于节令尚早，整个月只有我一个客人。泰纳先生住在不远的地方，我刚刚贪婪地读过他的《艺术哲学》《智慧》和《英国文学》，但我没有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腼腆，另一方面怕分心影响工作。我处在完全清静的环境中，创作和激情充分释放出来了，始终处于热情奔放的冲动状态。我认为没有这种状态，就谈不上写作。
现在找出我那本《安德烈·瓦尔特笔记》，里面那种急促的语调令我恼火。那时我喜欢使用能留下想象余地的字眼，如“不确知的”“无穷无尽的”“难以描述的”，等等。我求助于这些词语，恰恰像阿尔贝求助于雾，以掩饰模特儿身上他感到难以画出来的部位。这类词语德语里很丰富，使得德语在我眼里特别富有诗意。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法语固有的特点是力求确切。这本《安德烈·瓦尔特笔记》虽然是我青春时期躁动不安的神秘主义的证明，但整本书里极少有我愿意保存的段落。然而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是世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书中所描写的危机，具有最普遍、最紧迫的意义。那时我怎么知道它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我的清教徒式的教育使肉体的需求变成了恶魔。那时我怎么知道，我的天性逃避的解决办法是最普遍接受的，只遭到我的清教主义的激烈反对。然而我不得不相信，贞洁状态是暗藏危险的，是靠不住的。其他排遣对我来讲一概遭到拒绝，我便重新堕入少年时的那种恶习，而每次重新堕入那种恶习，就进一步陷入绝望。我大量描写了爱情、音乐、形而上学和诗歌，这是我这本书的主题。我前面说过，超过这本书的东西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不是我的一本书，这是我的全部，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在这本书里结束了，盖棺论定了。然而有时，当我的主人公陷入疯狂时，我的心灵跳到我的主人公之外，终于摆脱了它，摆脱了很长时间以来它拖在后面的这个死气沉沉的重负，而隐约看见了种种令人眩晕的可能性。我设想模仿格拉特利神父的《源泉》，写一部《世俗说教》的续篇，绕一个很大的弯子，锁住整个大地，把性格倔强的带回给福音上帝（正如我在第二部更不折不扣宗教性质的续篇中所论证的，福音上帝并不完全像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我从安娜之死获得灵感，打算写一个故事，题目大概可叫《论安然死去》，后来则成了《窄门》。我终于开始感到世界很大，而我对之一无所知。
记得有一次我在湖尽头那一边走了很远一段路。清静既使我振奋，也使我恼火。到黄昏时分，我内心的要求变得如此强烈，使我在大步行走（步子迈得那样大，仿佛在飞，就是说几乎在跑步）的同时，不断呼唤着那个同学。他那兄弟般的激情会唤起我同样的激情，我向他吐露心声，大声和他说话，因为感觉到他不在身边而哭泣。我决定这个同学就是保罗·洛朗（当时我刚认识，我说的有关于他的情况，以及我被领进他父亲的画室的情况，应该推迟到以后去说），而且异乎寻常地预感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俩会一块出发，不要任何同伴，信天漫游。
仲夏回到巴黎，我的书已经完稿。我立刻读给阿尔贝听。他对我毫无节制的虔信和大量引用《圣经》的话感到懊丧。根据他的建议我删去了三分之二，从书里现在还保留的引语，读者可以判断当时有多大的量……随后我读给皮埃尔·路易听。照惯例，每个人的头一本书都要留一页空白，由朋友去补写。出于相同的礼貌，阿拉丁把他的宫殿的一个阳台留给他岳父装修。故事告诉我们，他岳父没能做到使这个阳台与整个建筑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同样，我们俩都感到——我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一首他那样的十四行诗；他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出我的手册中这样一页。为了不完全放弃，路易表示为我写一篇引言，使这本书表面上的确像一部“遗著”。
当时报章充斥着对年轻人恳切的呼吁。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对保罗·德雅丹《当前的义务》的回答。梅尔肖·德·沃居埃《致二十岁的年轻人》一类文章，使我相信人们对我抱着期待。“是的，”我想，“我这本书满足了时代如此迫切的需要，回答了公众如此明确的要求，我甚至感到奇怪，居然没有另一个人考虑抢在我前面把这本书写出来出版。”我担心出版得太晚，大骂印刷商杜穆林。我早就把“付印清样”寄给了他，而他根本没有给我发书。实际情况正如我稍后了解到的，是我这本书使这位印刷商陷于非常尴尬的处境。人家向我介绍说，杜穆林是巴黎最好的出版商之一，但非常信奉天主教，具有正统观念，而又渴望表现出来。他接受了这个工作，但对稿子不了解，然而这时他获悉这部书稿有异端邪教之嫌。他大概犹豫了一段时间，由于担心损害他的声誉，便借用了一位同行的标记。
这个精美但印数很少的版本算是初版，我准备印制一种更普通的版本，以满足大众的需要，我想印数应该很可观。然而杜穆林一直犹豫不决，与那位殷勤的同行的谈判又拖拖拉拉，尽管我小心谨慎，也无法使普通版本起步印制。
书中错排颇多，令我大为沮丧，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信服，销售预计等于零，所以当小版本准备就绪时，我立即毁掉了另一个版本。是我自己扛去毁掉的，几乎全部是从装订商那里拿来的（我想大概不到七十本，都是用于赠送新闻单位的）。这些书居然还换回几个钱，令我十分高兴，是按纸的重量付的钱……所有这些书只有珍本收藏者感兴趣。
是的，成绩为零。我的性格天生是这样，从沮丧中得到乐趣。对于头脑清醒的人来讲，一切挫折中都蕴含着一句话：“这会让你得到教训。”我听到了这句话，立即放弃了原来的希望，不再想取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成功，或者至少我所希冀的已开始有所不同，相信掌声的质量比掌声的数量重要得多。
这时我与阿尔贝交谈了几次。这几次谈话使我更快地下了决心，以满足自己天生的兴趣；同时这几次谈话也对我所采取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这种后来受到很多批评的态度，就是我应该避开人家的赞扬。关于这一点，现在大概该解释一下了。
我不想把自己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具美德，因为我强烈渴求过荣誉，但很快发现，赞扬，一如人们平常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种不真诚的造作。我希望获得有充分理由的爱，而赞扬，如果我感到它是不该给予而给予了我，会让我心里难受。装模作样的关照也不能使我满意。试问，按预订向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在利益、关系甚或友谊的考虑支配下向你提供的东西，能使你得到什么乐趣？一想到人家为了表示感激，或为了平息我的批评，抑或为了让我拿出诚意，而对我加以赞扬，这赞扬就立刻失去了任何价值，我就不领情了。对我来讲，首要的是知道我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不需要做一个可能会立即枯萎的桂冠。
我态度的转变来得突然。这中间肯定有恼怒的因素，但这恼怒是短暂的，它能够使我最初采取某种态度，都无法使之保持下去。这种态度人家可能认为是装腔作势，但我自己立刻明白，它完全符合我的天性，我感到心安理得，不想再改变。
我的头一本书狠心印了一定数量。以后的书只印到刚好够就打住，甚至少印一点。我声称今后要选择读者，而且在阿尔贝的怂恿下，声称不要人家为我吹嘘，还声称……不过我想，我的情况主要还是寻开心和满足好奇心，所以声称自己正在冒其他任何人还没冒过的风险。谢天谢地，我生活有着落，可以不把利润放在眼里。我想：“我的作品如果有某种价值，就能够存在下去。”我将等待。
一种天生的忧郁使我抱定决心让批评家甚至让读者反感。这种脾气的变化无常，使我刚从一本书里解脱出来，又跳到自己的另一极端（也是出于平衡的需要），写一些恰恰让我前一本书所获得的读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你真让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堂姐弗歇尔男爵夫人（怎么搞的！我还没有介绍过她……）嚷道，“你真让我无法想象，你在一种体裁成功之后，居然不坚持下去。”
不错，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出版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受到阿多尔夫·列特笨拙的恭维，忍不住打断他，（应该看到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决心远远少于本能，我不可能按另外的方式行事。）突然不告而别。这事儿发生在瓦舍特咖啡馆或清泉咖啡馆，是路易拉我去的。
“你这样对待人家的恭维，以后人家可不会经常恭维你了。”路易再见到我时对我说道。
然而我喜欢听恭维话，只不过笨拙的恭维话令我气恼。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让我反感。与其接受人家不痛不痒的恭维，宁愿不要恭维。我轻易地相信人家是夸大其词；不可救药的谦虚马上暴露出我的缺点。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止步，缺点始于何处。我所担心的莫过于听凭人家蒙骗，而且认为要阐述思想时自命不凡乃致命的错误，所以不断让自我评价不超过限度，以贬抑自己为自豪。但愿人们不把我所说的这些话过分地视为矫揉造作。我做这些剖析的行为是自发的。如果动机是复杂的，我有什么办法？并非我硬要搞得这么复杂；复杂存在于我心里。一举一动都会流露我的真情，但我从中根本看不出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
我反复读自己，但甚少感到满意。我本来可以把对劳累的极度担心，作为自己不爱交际、深居简出的理由。任何交际，只要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天性，都会使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前面刚提到的那位堂姐出生于纪德家族，是弗歇尔将军的遗孀，尼姆有条街是以这位将军的姓氏命名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位堂姐住在拜尔夏斯街一座漂亮的私宅的三层。入口处有条走廊，你穿过院子向走廊走去时，门房按两下一个看不见的铃通报上面，所以你一上去就会见到半掩的门背后有一个高大的仆人，准备领你进去。这个铃发出的声音，完全与我家一个漂亮的干酪罩被轻撞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清脆；那个干酪罩只在“有客人”来赴晚宴时，我父母才使用。这就是说，大凡与我这位堂姐有关的东西，让人只会想起豪华与排场。我年幼的时候，堂姐经常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接待母亲和我。室内家具都是桃花心木做的。我特别记得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我的目光无法离开它，因为我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堂姐就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果脯来，就像在戏院里剧间休息时掏出糖块或橘子给我们一样。这会使我觉得没完没了的拜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间隙。堂姐总是利用母亲不知厌倦的耐心，向她倾诉对女儿、银行家、公证人或牧师一大堆令人厌烦的不满。她对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不满。所以她总是谨慎地不过早把果脯拿出来招待客人，而要等到她觉得客人要丧失耐心的时候。于是她撩起长袍，从塔夫绸裙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她身旁一张叠橱小写字台的抽屉，在里面找出另一把钥匙去开大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盒果脯，还拿出一沓书信，准备念给我母亲听的。那个果脯盒几乎总是空的，所以我只敢有节制地吃一点；母亲则根本不吃。一天我问她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孩子，”母亲答道，“你堂姐并没有坚持请我吃啊！”
我拿了糖之后，堂姐就把糖放回写字台里。于是访问的第二幕开始了。她出示的那些书信，过了没几年，我的耳朵变得相当老成时，也不得不听她念了。那些书信不仅仅是她所收到的信和她的回信的复件，里面也有她与别人谈话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非别人的话和她的话一样记载下来，所记载的她自己的话都非常有贵族气质，语言简洁而意蕴无穷。我怀疑她像提图斯·李维乌斯一样，所记载的并非她说过的话，而是她想说的话。甚至她就是为此而做记录的。
“听吧，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她用夸张的口气说道，接着念信念了很长时间。
“啊！今天他总算懂道理了，长大了。”一天，当我们告辞时她这样说道，“他没有像过去一样问：‘咱们什么时候走？’他也开始对这一切有兴趣啦。”
我终于到了被认为不必再陪伴母亲的年龄。吃果脯那种事再也谈不上了。我已经成熟，人家可以对我说知心话了。当堂姐头一回为我掏出那些书信时，我感到相当得意。
那是在昂坦街一套豪华的住宅里（堂姐已搬家），但她基本只住一间，因为她吩咐将饭送到卧室里吃。去她的卧室途中，可瞥见两间陈设奢华、护窗板总关着的大客厅。一天，她陪我去客厅里，让我看一幅米尼亚尔的著名画像，她想把这幅画遗赠给罗浮宫。她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剥夺她女儿布朗泽伯爵夫人的继承权。我觉得某些人巴不得能从中推波助澜。她所讲述的事情并不乏味，可是造孽，全是胡言乱语。我特别记得她所讲述的与贝西埃牧师的一次会见，她向牧师讲述了一次企图毒死她的事件，指控是她女儿干的。
“这可是个悲剧事件。”牧师大声说。
“不，先生，这得上重罪法庭。”
她复述这两句话时用的是悲怆的语调，坐在她很少离开的扶手椅里，把腰也挺直了。我现在还看见她坐在那里的神情。苍白的面颊两边是乌黑发亮的鬈曲的假发，上面戴一顶有花边的软帽。身着一件棕褐色罗缎长袍，人一动就窸窣作响。一双修长的手戴着黑色露指手套，很少伸出打褶的宽袖口。她喜欢将两腿交叉，露出一只小脚，所穿的袜子与长袍颜色一样，几乎与长裤的花边贴在一起。她面前放着一个皮里暖脚套，另一只脚总是舒舒服服伸在里面。
她将近一百岁才去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已经九十岁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