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里，高兴总是占着上风，正因为如此，我到达时总比别离时更真诚。在别离时让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得体的。离开凯勒寄宿学校我很高兴，但我不让这种心情过分地表现出来，担心会使雅各布先生感到难过。我非常喜欢他。我这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的名字凯勒先生，或者更可能是他出于对他的老父亲——这所寄宿学校的创立者和校长的尊敬，自己要人家这样称呼他的。雅各布先生像《殷切期望》中的韦米克一样，对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母亲也还活着——主要是对自己年迈的父亲，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始终不渝的崇敬。他自己尽管已经很成熟，还是使自己的思想、意图和生活，附属于这位长辈。这位长辈学生们几乎不认识，因为他只在隆重场合才露面，但整个学校都感受到他的权威。老爷子待在二层房门紧闭的卧室里，每当大家看见他从那里下来时（就像摩西带着摩西十诫从山上下来一样），他的神情总像充满了使命感。那间卧室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只有罕见的几次被允许进去（因此我能证明这位长辈确实存在），而且是陪母亲进去的，单独一人我绝对不敢。我们被引进一个胡格诺教派式的小房间。老爷子成天待在这里，坐在一把带棱纹平布椅套的大扶手椅里，靠近一扇窗户，从窗户里观察在院子里走过的学生。他首先表示歉意，不能站起来接待我们。他的右臂斜放在一张桃花心木办公桌的台面上，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注意到，在他左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上，搁着一本厚厚的《圣经》，还有一个蓝色的碗，给他当痰盂用，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卡他性炎。他尽管个子很高，但岁月并没怎么使他弯腰驼背。他目光坦诚，嗓音严厉；他的吩咐总由雅各布先生传达全校，在大家的理解和感觉中，这些吩咐雅各布先生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年迈的凯勒太太自行决定先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我祖母，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干瘪的老太太。她比我祖母还要瘦小，不过皱纹也稍许少一点。
雅各布先生本人已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三个孩子大致与我年龄相仿，融入了寄宿学校大多数学生之中。我与他们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雅各布先生在学生面前，尽量摆出一副吓人的面孔，把仁慈的天性隐藏起来，但不管用，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更确切地讲应该说宽厚——在我心目中，这个词说起来包含着某种孩子气的意味。他生性诙谐，但不很机智，所以常常用同声异义的文字游戏代替俏皮话，而且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文字游戏，仿佛是要表明，重要的仅仅在于显示他脾气好，而且因为种种操心的事妨碍他想出更有趣的文字游戏。例如，当我有点匆忙地翻译我那本维吉尔的诗集，一陷入误译时，就必然会听见他说：“别急别忙，才会心宽体胖。”如果偶然他出了差错，他就会叫起来：“对不住，先生，是我搞错了。啊！多么好的人！瑞士是这种人的祖国，托普费是他们的创造者。”
礼拜日早晨，他在圣母街的礼拜仪式上弹奏风琴，奥拉尔先生和普莱桑塞先生则轮流在仪式上布道。普莱桑塞先生是一位年迈的牧师兼参议员，几乎和巴夫莱泰尔牧师一样容貌丑陋。后者是《时报》编辑之父，一位相当雄辩的讲道者，但是爱唠叨，又患有慢性鼻炎，使他的讲道有时达不到最感人的效果。在感恩歌开始之前，雅各布先生即兴创作演奏一些平平常常的前奏。我嘛，完全缺乏音乐方面的想象力，只能欣赏他想象力的丰富。
因此，我在离开凯勒寄宿学校回到阿尔萨斯学校之前，总想找到某种巧妙的方式，向雅各布先生表示，他亲切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多么激动人心的回忆。寄宿学校就位于去阿尔萨斯学校的路上，显然我可以继续去看他，不时去拜访他，可是见到面我找不到任何话对他说，再说仅仅见见面也不能令我满足。这种荒唐的敏感，或者更确切地讲，这种证明我敏感的需要，使我凡事都追求完美，弄得自己时而被毫无必要的顾虑所折磨，时而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殷勤。正是这种敏感使我产生念头，每星期去凯勒父子家寄宿一次。这里面也包含着尝一尝寄宿生规章制度滋味的欲望，所谓尝只不过是用嘴唇沾一沾。经商定，我每逢星期三在寄宿学校吃中饭。这一天是吃小牛肉。我以为会安排我与其他学生坐在一起，但雅各布先生一定要把我当成贵客对待。他为我安排的位置真让我尴尬至极。约十五名学生坐在宽大的餐桌一头用餐，凯勒先生和太太坐在另一头主持，我呢坐在雅各布先生旁边，与其他学生之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仿佛与雅各布先生一块在主持。最不恰当的是，凯勒先生两个儿子也坐得离他们的父母挺远，而与班上其他同学混在一起。为让我自己适应规章制度的努力，反而使我显得与众不同，就像每次我试图加入集体时的情形一样。
我从此之后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来自这种情况：爱玛妞到处陪伴着我。我不论发现了什么，都想立即告诉她；我的快乐没有她分享，就不完美。在我阅读的书里，凡是我觉得值得我们欣赏、惊叹、喜爱的句子，我都在旁边写上她的名字的开首字母。没有她，生活对我变得毫无意义。我渴望她到处陪伴我，就像在拉罗克，夏日的清晨，我拉着她到树林里去漫步一样：全家还在睡梦中我们就出了门。野草沾着露水沉甸甸的，空气清新，玫瑰色的曙光早已退去，斜照的朝阳向我们欢笑，那样鲜艳迷人。我们手拉着手朝前走，或者当路太窄时，我就走在她前面几步。我们步履轻快、无声无息地走着，以免惊动任何神和野物，像松鼠、野兔和麋鹿等。它们或嬉戏着，或抖动着身体，在这没有危险的清晨，完全没有戒心，而是在人类还没醒来，日光还没完全清朗之前，使它们的乐园重新活跃起来。纯洁耀眼的光芒啊，愿你的回忆在死亡的时刻战胜黑暗！我这在中午时分灼热的灵魂，多少次在晨露中清新如洗……
我们分手之后就相互写信。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不间断的书信往来……最近我想重读我那些信，但那笔调已令我不堪忍受，它使我显得丑恶。现在我竭力让自己相信，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天生单纯纯朴。我嘛，需要从许多曲线之中，理出自己的路线。况且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前进之中要经过错综复杂的道路。我感到笔被钩住了，但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钩住的。我不灵巧，理不清，只好剪断。
就在这时，我开始发现了希腊人，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勒孔特·德·李勒的译著终于出版了，人们纷纷谈论，（我想）吕茜尔舅妈送了我一套。这些著作有着锐利的锋芒，奇异的光辉，充满异国情调和令我着迷的回声。甚至连译作的艰涩和表面的小小难点，人们也表示感谢。这些难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更加认真，抱着更大的好感，而使没有诚心的人望洋兴叹。通过这些著作，我冥想奥林匹斯山、人类的痛苦和诸神微笑而严肃的面容。我了解神话，拥抱美，将美紧紧贴在我炽热的心头。
我的女友则阅读《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悲剧。她的赞赏极大地激起我的赞赏，并与我的赞赏相互吻合。我想在福音的复活节上，我们是否甚至更加水乳交融。真奇怪！这种不信教者激越的热情，恰恰在我准备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燃烧起来。现在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我们在一起竟极少感到拘束。如果我是一个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这还勉强可以解释。可是我不是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待会儿我会谈到我的热情，以及我使它达到何等狂热的程度。说真的，我们心灵的殿堂，恰如东方的清真寺，时时都敞开着，任凭阳光、音乐和芬芳美妙地涌进来。对我们来讲，排斥是对宗教的亵渎。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美好的，我们就会敞开心扉欢迎。
对我进行培养的库夫牧师，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人。可是天哪！他的课多么枯燥乏味！我们随他上课的，总共十来个人，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上课的地点是库夫先生家的餐厅。他家住在圣米歇尔大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大家在椭圆形餐桌四周坐好，先是背诵库夫先生上回指定的《圣经》中的经文，然后开始讲课，在讲课前和讲课后都要进行祈祷。头一年用于讲解《圣经》。整个这一年我都抱着希望，下一年的课会活跃一些。可是，无论是研究教义还是阐述教理，库夫先生总是那样严肃，毫无表情，而这，我想正是他的正统观念的组成部分。整堂课自始至终只听见他单调的声音在讲解着，我们呢，则记笔记，记笔记，为的是应付要求在下堂课做的概述。枯燥乏味的课程，课后还要做更加枯燥乏味的作业。库夫先生正统得连语调都是正统的，像他的灵魂一样平板、有力；他那不动声色的冷静，比什么都更令我焦躁不安。我毕竟还是拥有一颗非常稚嫩的心灵，但在这里总要表现自己……多么沮丧！我正逐步接近神圣奥义，正像人们接近依洛西斯秘密仪式。我每次提问时颤抖得多么厉害！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告诉我有多少位先知，以及圣保罗历次旅行的路线。我打心灵深处感到失望。由于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禁不住寻思，人们让学习的这门宗教——我想讲的是新教——是否就是对我的祈求做出回应的那个宗教？我本想对天主教也略有了解，因为说到底，对于围绕这个宗教的一切艺术，我还是敏感的。在阅读波舒哀、费纳隆或帕斯卡尔时那种激动不已的心情，在库夫先生的教育中，我根本感受不到。
我天真地向库夫先生本人敞开心扉，在私下谈话时竟至对他说，我这颗正在寻觅上帝的心灵正在向哪个神坛靠拢，我不能肯定……这个善良的人于是交给我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天主教的教义得到恰如其分的阐述。这当然不是一本赞扬的书，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本小册子，比任何东西都让我扫兴。它像法院的一篇笔录一样干巴巴，像库夫先生的一篇叙述一样毫无生气。因此，毫无疑问，我就想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只好让自己处于焦渴状态，或者直接去汲取。我正是狂热地直接汲取。就是说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但很有条理地阅读《圣经》。从头开始读，然后接着读下去，只是同时从几个方面开始读。每天晚上在母亲卧室里，我坐在她身边，朗读一两章历史、一章或数章诗歌，一章或数章先知言论。这样，我很快就对《圣经》有了整体的了解。然后我一部分一部分重读，更加从容不迫，但如饥似渴的热情丝毫不减。我怀着虔诚的崇敬钻研老联盟版本，但从中获得的激情可能不单单是宗教方面的，也不像《伊利亚特》和《悲剧三部曲》赋予我的激情那样，纯粹是文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思想上艺术和宗教是虔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令我非常着迷。
可是，《福音书》……啊！我终于找到了爱的缘由、相思和无尽的消耗。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使我明白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加强。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与我对爱玛妞的情感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它仅仅加深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使之在我心里占有了真正的位置。我只有晚上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到了早晨又由衷地拿起《福音书》来读，整个白天还是读《福音书》。我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本《新约》，从来不离身，随时掏出来，不仅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就是当着那些恰恰我担心会嘲笑我，会把我当成笑柄的人，我也会随时掏出来，例如在电车里，就像一位教士。在凯勒寄宿学校或后来在阿尔萨斯学校课间休息时，也常常掏出来，在同学们的奚落下，窘得满脸通红地向上帝祈祷。初领圣体的仪式与我的习惯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别；圣体圣事也没感受新的喜悦，甚至没有明显增加我已暗品尝到的狂喜。相反，那一天人们喜欢搞的盛大宗教仪式和宗教裁判，多半令我感到局促不安。在我眼里这些盛大仪式和宗教裁判几乎是糟蹋了这一天。正如这一天之前没有任何萎靡不振，这一天之后也没有丝毫的意气消沉。相反，领了圣体之后，我的热情更加高涨，在翌年达到了顶点。
整整三个月，我保持着一种高尚纯洁的状态，我想也就是圣洁意味着的那种状态。时值夏天。我几乎不再去上课，因为我得到特别关照，只去上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课，即很少几门课。我为自己制定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因为正是从严格遵守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觉得没有自暴自弃而有点自豪。我黎明即起，钻进头天晚上放得满满一浴缸冰凉的水中，然后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念诵几段经文，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重新念诵我头天晚上标出供第二天默祷的经文。接着就祈祷。我的祈祷仿佛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一种可觉察的心灵运动。这种运动我每个钟头都要重做。这就势必经常中断学习，而所学的东西如果不重新作为供奉的祭品，我是不会改变的。为了体验苦行，我睡在地板上；半夜里爬起来跪在地板上，但这不再完全是体验苦行，而是急于达到快乐的境界。于是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我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啊！我希望降低写这段美好回忆的热情。这类叙述的骗局就是这样：最无关紧要、最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断篡夺位置，而一切可以讲述的东西，唉！在这里怎样地讲述？充满我心里的事情三句话就讲完了，我提示、拉长也无济于事。啊，充塞阳光的心灵！啊，对这阳光即将在我肉体的另一边投下阴影毫不在意的心灵！大概是效法神圣吧，我对表姐的爱情太容易适应人各一方了。一种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正在形成，在我们还没意识到就会显露出来。可是，我身上正在显现的东西的意义，我已经弄得明白了吗？
然而课间休息时，皮埃尔·路易无意中发现我捧读的并不是《福音书》，而是亨利·海涅的《歌集》。现在我读的是原著。我们刚上完法语作文课。皮埃尔·路易一直在上所有课程，我是在修辞课上再碰到他的。他不止是一个优秀学生，而且有某种才华。凡是他做得比较好的事情，都做得非常潇洒。每次新的语文考试，第一名的位置无可争议地总是由他得到。他远远超过名次紧随其后的同学。我们的老师迪埃茨，像其他课的老师已经常常所做的那样宣布：“第一名，路易。”任何人都不敢跟他争这个位置。甚至想都没人敢想。我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单独学习，总是神经质，当着二十五位同学的面不是感受到激励，而是非常局促不安。这次作文，我也不特别觉得自己应得第一名，但迪埃茨突然宣布：
“第一名，纪德！”他是在按名次宣布结果。
他这样宣布时，像挑战似的，声音特别高，同时往讲台上重重捶一拳，而他圆圆的眼镜上面，洋溢着愉快的微笑。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迪埃茨，就像坐在琴前的管风琴演奏者。这位大师往往随心所欲，使我们发出最出乎我们意料、我们最不希望发出的声音。有时似乎可以说，他像一般演奏能手一样，寻开心做得太过分了点儿。不过，他的课上得真是妙趣横生！每次上完他的课，我都觉得被喂得足足的，吃得饱饱的。我多么喜欢他那充满热情的嗓音！还有他半躺在讲台后的扶手椅里，一条腿搁在扶手上，膝盖屈得和鼻子一样高那副亲切、懒散的样子……
“第一名，纪德！”
我感到所有目光都转向了我，我竭力不让自己脸红，结果脸反而红得更加厉害，连头都晕了起来。可是我对自己的名次并不那么满意，反而黯然神伤，担心会使皮埃尔·路易不高兴。他会怎样对待这次屈辱呢？惹得他憎恨我怎么办？课堂上我只注意他，这他肯定没想到。直到这一天，我和他没有说过几句话。他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可惜的是，我却是个生性腼腆的人，经常迟疑不决，顾虑重重，呆若木鸡。然而，此刻我下了决心，要主动与他接近，对他说：“路易，现在我们应该经常聊聊。这里如果有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那就是我……”是的，我的确感到自己已准备好对他这样说。可是突然，灾难临头：
“第二名，路易。”
我远远地，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遥远地望着他，只见他正削着一支铅笔，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不过我觉得他手有点发抖，脸有点发白。我是从指缝间打量他的，因为我感到脸红的时候，总是用手捂住双眼。
接下来是课间休息，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一条有玻璃窗的走廊里。走廊通向操场，其他同学吵吵嚷嚷在那里玩耍。在这里我孤独一人，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从衣兜里掏出《歌集》，开始重读：
大海深藏着珍珠，
天空闪耀着星星，
用诗人的爱情来安慰我这颗为友谊而忧伤的心：
而我的心，我的心啊，
我心中怀着爱情。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皮埃尔·路易。他穿件黑白相间的小格子上衣，袖子太短，领子撕破了，因为他爱打架；一条领带飘动着……他那模样现在还如此清晰地浮在我眼前！有点笨手笨脚，像一个长得太快的孩子显得单瘦、娇嫩，乱蓬蓬的头发把漂亮的前额遮住一半。我还没镇定下来，他已走到我身边，立即问我：
“你在读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把书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歌集》，又问道：
“你喜欢诗？”他那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微笑，我从来没听到和见到过。
啊，怎么！来者并不是敌人。我的心融化了。
“对了，这些诗我知道。”他接着说道，把那本小书还给了我。“不过，德文的诗，我更喜欢歌德的。”
我胆怯地试探道：
“我知道你还写诗。”
最近班上在传阅路易写的一首滑稽诗。那是他作为被罚做的作业交给迪埃茨的，因为他在堂上“说悄悄话”。
“皮埃尔·路易先生，下周一，你就说悄悄话这个主题，给我写三十行诗。”迪埃茨说道。
这首诗我记得烂熟（我想现在我还记得）。它虽然出自于一个学生之手，但非常受欢迎。我开始给他背诵这首诗。他笑着打断我：
“啊！这不是严肃的诗。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另外拿一些给你看，一些真正的诗。”
他正当美妙的青春年华，在一种满腔热情的探索中，仿佛有一种内心沸腾的激情，时时冲击着他蕴蓄的灵感，而这种探索，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
铃响了，宣布课间休息结束，也结束了我们的交谈。这一天我又高兴又满意。可是随后几天，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发生了什么事情？路易不再和我说话，似乎把我忘到了脑后。现在想来，那是由于恋人般的羞怯，他想在其他同学面前，掩盖我们之间新生友谊的秘密。可是，当时我不是这样理解他的，我嫉妒格拉特龙、古维、布洛希，总之嫉妒我看见他与之交谈的所有人；我犹豫不决，不愿走近他们那帮人。我不愿走近他们，既不是因为胆怯，也不是清高，而是我讨厌掺和到其他人之中，根本不相信路易会把我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窥伺着单独与他相遇的机会，这机会不久就来了。
我说过路易爱打架。他性情急躁，但身体并不那么强壮，所以往往处于下风。阿尔萨斯学校同学们之间的争吵并不那么凶，与蒙彼利埃中学同学之间的相互辱骂毫无共同之处。但路易爱戏弄别人，经常寻衅，只要别人碰了他一下，就拼命地大打出手，所以有时他的衣服被撕破得很厉害。这一天，他的帽子被打掉了，飞得老远，落在我身边。我悄悄捡起来，藏在外衣里面，打算等会儿送到他家里（他家几乎就在学校旁边）；这打算已经使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这番好意肯定会使他感动，”我心里想，“他多半会说：‘进来呀。’我起初表示不进去了，但后来还是进去了。我们闲聊起来，他可能会朗诵他的诗给我听……”
这一切发生在放学之后。我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最后一个出了校门。路易在我前面走着，没有回头。一会儿到了街上，他加快了脚步。我跟在他后面。他到了家门口，我看见他进了一间黑乎乎的门厅，跟进去时，听见他已在上楼梯。他家住在三层楼。他到了三层平台，还按门铃……趁门打开还没关上之前，我连忙以尽可能友好但因激动有点发哑的声音喊道：
“喂！路易，我把你的帽子给你送来啦。”
可是，作为回应，只听见从三层落下这样一句生硬的话：
“好。搁在门房那里吧。”
我的失望持续的时间不长，第三天一次恳切的交谈就使之烟消云散。随后我们又交谈了许多次。不久我就养成了习惯，下午放学之后，总要在路易家里逗留，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以不影响第二天上课为度。我经常对母亲讲路易的种种优点，讲得她都听腻了，要求见见我这位新朋友。我诚惶诚恐把他带到科马耶街，生怕他不讨母亲喜欢。
路易举止文雅，有分寸，颇得体，我把他介绍给母亲时，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他走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母亲的评价：
“你这位朋友很有教养。”说罢，她又自言自语般补充道，“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胆怯地试着问道：
“为什么？”
“你不是告诉过我，他早就父母双亡，与一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应当相信，”我说，“他的文雅举止是天生的。”
但妈妈认为是教育所致。她轻轻摇了摇手（这动作有点像她姐姐），那意思无非是说：“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很清楚，但我不想和你争论。”然后，她以和解的口气补充说：
“总之，这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这次见面之后不久，路易提出要我某个礼拜天陪他去乡下，譬如去莫东森林。这个地方我已经和卢森堡公园一样熟悉，但我们新结成的友谊会使它具有迷宫般的神秘。这个计划的唯一阴影，是我许诺给他带些诗去，带一些我写的诗……我对他说我也写诗，真是走得太远了。的确，写诗的欲望时时折磨着我，可是我的缪斯千呼万唤难出来。老实讲，我绞尽脑汁想把自己非常看重的思想，“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来”，就像苏立·布鲁多姆一样。这位诗人令我着迷，但他的榜样和教诲，对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听之于耳，效法于行，真是危害匪浅。我着着实实让韵脚难住了。韵脚不仅不能为我的满腔激情提供护航、引导和依托，相反由于追求押韵，我的激情渐渐倦怠、枯竭。直到这时，我什么也没写成。出发前一天那个礼拜六，我费尽心思写，唉！真叫人绝望，一首诗也没超过两节。这首诗是这样的开头：
我想和他谈谈他却不理解，
我说我爱，他只是淡淡一笑。
要与他谈，我也许应选好字眼，
对心底的爱，装出蔑视轻贱，
不流露激动，也许还应讥嘲。
后面的不值一提，我感觉到这一点，气得不得了。不过，为了说明我的笨拙，我将告诉皮埃尔·路易，我心里只装着一本书，一本打算要写的书，它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这本书题目叫作《安德烈·瓦尔特》，我已经开始写，把自己的全部疑问，自己内心所进行的全部辩论，自己的全部迷惘和全部困惑，尤其是自己的爱情，统统写进这本书里；我的爱情是这本书的主线，其他一切都围绕它来构思。
这本书矗立在我面前，遮挡住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可以抛开不顾。我不敢把它视为我一生的第一本书，而把它视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敢多存奢望。觉得它会消耗我的全部精力，写完之后我就会死去或者发疯，带着我的主人公与我一道，不知将陷入何等空虚、可怕的境地。很快我就会说不清我们俩是谁引导谁，因为如果什么也不属于他，正如我起初预感的那样，也可以说正如我在自己心里试验的那样，常常催促这个复制者在我前面走，我将冒险地跟随他，准备陷入他那样的疯狂。
还要一年多我才能真正致力于写这本书，但是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便理清内心杂乱的骚动。这些日记有许多页已经原封不动地抄到这些“本子”里。我生活在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有一个严重的妨害，就是以内省的方式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内心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写；我鄙视故事，在我看来，事件像不合时宜的捣乱者。如今也许只要是编得好的故事我就不欣赏，但重读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就生气。那时我根本不理解艺术寓于特殊之中，反而企图避开一切偶然性，把任何确切的轮廓都视为偶然，而一心向往精深。
如果皮埃尔·路易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就完蛋了。幸好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是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就像我有音乐鉴赏力一样。你简直无法想象会存在两个天性更不相同的人，所以在与他交往中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们俩究竟不同到何种程度，这我们还不知道。对文学和艺术都同样爱好，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觉得（也许我们错了）这种爱好是唯一重要的。
第二年我们分了手。乔治·路易在帕西定居了。我的朋友要去阳松学哲学。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决定离开阿尔萨斯学校，而进亨利四世中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定不久就什么课也不上了，而单独准备考试，只去上几次辅导课。我希望那种哲学课能成为明智的启蒙，但我认为它必然导致内省。第一个学期之后，我马上逃离了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