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耶街是穿越一座座花园而开辟的一条新街。它通向巴克街，就在接近巴克街的好长一段距离，那些花园隐藏在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高房子的门面后头。这些高房子可通车辆的大门偶然敞开着，路人惊异的目光便可好奇地投向不可企及、神秘莫测的深宅大院，投向私人邸宅花园。那些花园后面还有其他花园：部长们和外交使团官邸花园、佛图尼奥花园。它们都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但有时站在邻近最现代化的住宅窗口，可以享受昂贵的特权，俯视这些花园。
客厅的两个窗户、图书室的窗户，还有母亲的卧室和我的卧室的窗户，都朝向这类令人赞叹的花园中的一个。那座花园与我们仅一街之隔，而那条街只有一边盖有房屋，另一边即房屋对面，仅有一道矮墙，只能挡住最低几层楼的视线。我们住在五层。
母亲和我通常待在她的卧室里，我们常在里面饮早茶。我说的已是第二年，里夏尔先生搬回巴黎市中心去住了，我现在只是他的“半寄宿生”，就是说每天回家吃晚饭和睡觉，早上在玛丽开始给母亲梳头时又赶去。因此，那持续半个钟头的梳头，我只有放假的日子才看得见了。母亲披条白色披肩，坐在窗前明亮之处，而玛丽在她对面支面镜子，支得母亲刚好可照得见。那是一面椭圆形的高脚镜子，铰合在可随意升降的三脚金属杆子上，金属杆子中部有一个小小的圆盘，用来放梳子、刷子之类。母亲手里拿张头天晚上的《时报》，交替地看两三行，又往镜子里看几眼。她看见自己头的上部和玛丽拿着梳子或刷子来势汹汹的手。玛丽干什么都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哎哟！玛丽，你梳得我好疼！”母亲呻吟道。
我躺在两把大扶手椅中的一张里看书。那两把扶手椅一左一右，把壁炉旁边塞得满满的（那是一种很大的扶手椅，包石榴红天鹅绒，在鼓鼓囊囊的坐垫下，椅子的框架甚至连形状都看不出来了）。我抬起眼睛端详一会儿母亲美丽的侧影。她的轮廓天生端庄而甜润，只是线条偶尔稍显生硬，那是因为披肩过白衬托的效果，也是因为玛丽将她的头发往后梳时她自己往前挣拽所致。
“玛丽，你不是在刷，而是在敲打！”
玛丽停顿片刻，然后又更厉害地敲击起来。报纸从母亲的膝头滑落了，她只好逆来顺受啦，两手相互握住，手指刚好对应交叉，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只是两个食指相互顶住，弓起来对着前方。
“太太最好自己做头发，那样就不会怨三怨四了。”
可是，母亲的发型做起来要有点技巧，没有玛丽的帮助是难得做好的。整个头发从当中分开，发辫从下面盘绕上来，结成一个扁平的发髻；两鬓那两绺光润的头发，用发卡别得恰到好处地隆起。那时到处都做这种发型，那是注重式样的丑陋时代。
玛丽并不能真正直言不讳，妈妈绝不会容忍的。她只说些俏皮话；几句话带着啸声脱口而出，是被压抑的怒气憋出来的。在她面前，妈妈有点气得发抖，如果她在往餐桌上端菜，就等她出去了才说：
“我对德茜蕾一遍又一遍算是白说了（这句话是对姨妈克莱尔说的），她这蛋黄酱醋还是放得太多。”
德茜蕾接替了玛丽过去最喜欢的人德尔菲娜，但不管厨娘是谁，玛丽总是站在她一边的。第二天我与她一起外出，便以最卑劣的告密者的口气对她说：
“你知道，玛丽，德茜蕾如果听不进妈妈对她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留用她（这样说也是想显得我自己了不起）。昨天她的蛋黄酱……”
“还是醋放得太多，我知道。”玛丽一脸报复的神气打断我。她抿住嘴唇，忍住笑，过了一会儿，等气氛相当紧张时，又迸出一句：
“得了吧，你们都闭嘴吧！”
玛丽并非对一切美感都无动于衷，但是对她和许多瑞士人而言，美感是与高度感混为一谈的，正如她的音乐感仅限于感恩歌一样。然而有一天，我在弹钢琴时，她突然进到客厅里。我当时弹奏的是一首浪漫曲，没有歌词，表现力相当平淡。
“瞧，这至少算得上音乐。”她忧郁地摇着头说道，“我问你，这是不是比你所有那些三重奏更好听？”
凡是她听不懂的乐曲，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称为“三重奏”。
戈克琳小姐的课据认为还不够，我又被托付给一个男老师，而这个男老师，咳！也好不到哪里去。梅里曼先生是普莱耶琴行的调琴师，把钢琴演奏的行当作为职业，虽然毫无天赋，只是勤学苦练，才在音乐戏剧学院捞了个一等奖，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的琴弹得准确、干脆、冷冰冰，多半属于算术的范畴，而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他往钢琴前面一坐，人家就觉得是一位管账的坐到了银箱前面。在他的手指下，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混在一起。他在核对曲子。他无疑可以对我进行技巧训练，但对教学毫无兴趣。跟他学习，音乐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师从的是克拉默、施泰贝尔特、杜塞克，至少是他主张我奉为楷模的那些人。贝多芬在他看来淫荡好色。他每周来两次，挺准时。所谓上课，就是几个单调的练习，而且对手指的训练毫无益处，只是愚不可及的常规练习，几个音阶，几个琶音，还有嘛，让我开始反复练习堂上教的曲子的最后八个节拍，即最矫揉造作的几个节拍。而后，他用铅笔在八音步以外写了一个大V，标明要干的工作，就像伐木把要砍倒的树先标出来。这时挂钟响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下一次你学习后面的八个节拍。”
从来没有任何解释。从来没有任何意思要唤起——且不说我对音乐的兴趣或我的敏感性，（怎么谈得上这一点呢？）连唤起我的记忆力或判断力都谈不上。正当成长的年龄，灵巧和理解能力强，我什么样的进步不能取得，如果母亲立即把我托付给那位无与伦比的老师的话？对我而言，这位老师就是稍晚（唉，太晚了！）遇到的德·拉女克斯先生。可是，在要命的磕磕绊绊两年之后，我脱离了梅里曼，却落到了施夫马克手里。
我承认，那时找一位好老师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学校尚不培养老师；整个法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待开展。再者，我母亲所交往的阶层，对音乐教育基本上一窍不通。不可否认，母亲为了了解情况和为了我的教育，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的努力被误导了。施夫马克是她的一位女友热情推荐给她的。
施夫马克先生头一次来我们家，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方法。这是一个胖老头儿，容易激动，气喘吁吁，脸像炉膛一样通红，说话含含糊糊，带着哨音，唾沫四溅。仿佛他整个人处在压力之下，让里面的气体释放出来。他有着刷子般的头发，蓄着颊髯。头发和颊髯都雪白，像正在脸上融化，不得不时时用手绢去擦。他说：
“其他老师说什么啦？必须进行练习，练习，喋喋不休。可是我进行练习了吗？让我清静点！我们要通过弹琴学习弹琴，就像说话一样。是吧，太太，你是明白事理的。难道你会同意借口你儿子整天要运用语言，就每天早上让他进行语言练习：啦，啦，啦，格啦，格啦，格啦？（这时，母亲的确被施夫马克带唾沫星子、滔滔不绝的话吓坏了，将椅子明显地往后挪了挪，而施夫马克立即将自己的椅子向前挪了同样的距离。）一个人话多或者话少，都是说他要说的话。弹钢琴嘛，十个指头总足以表达自己的感觉了。唔！如果你什么感觉也没有，即使每只手有十个指头，又有何用！”说到这里，施夫马克哈哈大笑，直笑得透不过气来，接着是咳嗽，咳得又有一阵透不过气来，憋得直翻白眼，过一会儿掏出手帕抹一把脸，又用手帕扇风。母亲说要去给他倒杯水来，但他示意不要紧，最后挥动他的两条小胳膊，踢踢他的两条短腿，解释说他愿意同时又笑又咳，响亮地“嗯！”一声，转向我说：
“那么，小家伙，懂了吗？再也不会有练习。瞧呀，太太，瞧这个小滑头多么高兴！他已经在想啦，跟施夫马克老爹一块学不会感到无聊啦。他是对的，这孩子。”
母亲被这么多滑稽动作弄得眼花缭乱，惊愕不已，但还是挺开心，不过对这种取消强制和努力的方法并不太赞同。她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竭尽全力，无论做什么都从头至尾专心致志，这时千方百计想插话，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插不上。透过那唾沫横飞、滔滔不绝的话，只听见她的声音说：
“对……只要……不过他并不要求……当然……条件是……”
施夫马克突然站起来。
“现在我来弹奏点什么吧。以免你们想：这个钢琴老师只会说。”
他打开琴盖，敲出几个和弦，就开始弹奏斯蒂芬·海勒的一首短小的铜管乐练习曲。他弹得昏天黑地，震耳欲聋，倒也欢快活泼。他那双小手短短的、红红的手指几乎没有动，仿佛是用双手在搓揉钢琴。他的弹奏，丝毫不能唤起我对曾经听到的或可能听到的任何音乐的联想。所谓技巧，对他来说根本谈不上。我想他仅仅是用一个音阶颠来倒去地弹，而且他所弹奏的曲子，听起来并不完全是人家写的那首曲子，而是某首相似的曲子，充满激情、趣味和诡异。
他从我的生活中取消了练习，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我已经喜欢学习了，换老师就是为了有更大进步。我怀疑师从这个怪人是否……他抱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则，例如这么一条：手指在琴键上永远不要待住不动。他虚拟这手指继续支配着音符，就像小提琴演奏者的手指，或者像直接放在颤动的琴弦上的琴弓一样，因此幻想增大或减弱这个音符的声音，根据手指在琴键上是往前深入，抑或相反往自己身前移动，而随心所欲地弹出一种声音。正因为这样，他的手是那样奇怪地来回移动，好像在搓揉整首曲子似的。
他的课突然在一个可怕的场面中结束了。那场面是这样发生的：我说过施夫马克肥胖。母亲担心客厅里那些小椅子太过单薄，承受不了这样一个大胖子的重量，便去前厅里找来一张结实的椅子。那张椅子是包单面仿皮漆布的，挺难看，与客厅里的家具极不协调。她将这张椅子放在钢琴旁边，将其他椅子挪开，说道：“这样他就会明白他该坐在哪儿。”头一堂课平安无事，椅子挺牢固，经受住了那庞大的躯体的压迫和乱动。可是第二堂课，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仿皮漆布大概在头一堂课被他蹭软了，开始粘在他的裤子上，而我们，唉！只是在课快结束，他想站起来时才发觉。白费劲！他粘在椅子上，椅子粘在他身上啦。他那条薄薄的裤子（其时正是夏天）如果再旧一点，裤裆就留在椅子上了，那肯定无疑。经过几秒钟的焦急不安……接着，嗬！他再一用力，是仿皮漆布让了步，它像是为了和解，慢慢地、慢慢地脱离了整个漆布。我按住椅子，懊丧不已，根本不敢笑；他呢，往前一扯，说道：
“天哪！天哪！这究竟搞的什么鬼名堂？”一边竭力扭头从自己肩头上看漆布怎样被扯下来，他的脸因此更涨得通红。
幸好什么都没有扯裂，没有扯出口子，仿皮漆布完完整整的一块让他粘走了，只将他那肥臀的印痕留在了椅子上。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直到下堂课才发火。这天不知他怎么回事，上完课，我送他到前厅里，他突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起来，说我玩的把戏他看得一清二楚，说我是一个“伪君子”，他再也不能忍受人家这样捉弄他，再也不会迈进一个把他当成草包的人家的门槛。
他果然没有再露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他在一次划船比赛中淹死了。
客厅里放着钢琴，所以我很少进去。平时，客厅的门总半掩着，家具受到仔细的保护，罩着带鲜红细格的高级密织白色薄纱。套上罩纱的家具，形状非常分明。所以经过每个礼拜三，即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的一番展示，礼拜四再给它们套上罩纱，真称得上一种乐趣。薄纱有巧妙的窝边，用小小的夹子夹在椅背的套子上。这样套上罩纱的客厅，得体，朴素，夏天百叶窗一关，里面凉丝丝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更喜欢这罩上的客厅，还是更喜欢那把沉郁、不协调的华丽展示于人们眼前的客厅。有不同式样的带软垫的椅子，一些包蓝色锦缎、烫老式金边的扶手椅；窗帘也烫有这样的金边。这些椅子都靠墙摆着，或者摆成两排，从客厅中央开始，一直摆到壁炉的两边。有两把扶手椅比其他扶手椅气派得多，其豪华令我眼花缭乱。我知道它们包的是“热那亚绒布”，但难以想象何种复杂的织布机能织出这种布。这种布既像天鹅绒，也像镂空花边，又像刺绣品，呈浅栗色。这两把扶手椅的木头是黑色和金色的。我没有得到允许坐这两把扶手椅。壁炉台上摆着几个枝形大烛台和一个镀金铜座钟，那座钟是普拉迪埃雕刻的萨福端庄的雕像。还有那盏分枝吊灯和那些壁灯，怎么介绍呢？直到有一天，我才大胆相信，所有讲究的客厅里的枝形吊灯，并不一定都是水晶吊灯，就像我们家客厅的吊灯一样。这一天，我算是在摆脱思想束缚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
壁炉前面挂毯式的隔热屏上绣有几朵大蔷薇花，下面是一座中国式的桥。那蓝色的屏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竹子做的框架上，装饰着一些坠子，丝绸的流苏左右摇来摆去；那些流苏坠子像屏幕一样也是蓝色的，一对一对用金丝拴在贝壳做的鱼的头部和尾部。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幅挂毯是母亲在新婚期间偷偷绣制的。父亲生日那天，他进书房时，看见墙上挂着这幅挂毯，心里很觉得不是滋味。平常那么温和又那样钟爱我母亲的他，差点儿发火了：
“不，朱莉叶！”他大声说道，“我求你啦。这是我的书房，至少这个房间，就让我一个人按照我的方式布置吧。”
而后他谈到舒适问题，他让母亲相信，这幅挂毯他挺喜欢，但更希望把它挂在客厅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每逢星期日总与克莱尔姨妈和阿尔贝一块吃晚饭，不是我们去他们家，就是他们来我们家。我们并不因为他们到来而掀开客厅家具上的罩纱。饭后我和阿尔贝开始弹钢琴，姨妈和母亲坐到大桌子旁。大桌子上照亮的是一盏油灯，灯罩是当时时兴的那种复杂的灯罩，如今已经见不到那种式样的了。每年同样的时候，我和妈妈都要去土尔隆街一家纸制品店里，挑选一个新灯罩。那家店里有各式各样的可供选择。不透明的纸板上，镂刻有凹凸花纹，凹处五颜六色薄薄的纸漏出缕缕光线。那真迷人。
客厅桌子上铺着厚厚的天鹅绒桌布，镶着丝毛织的宽边。我想这镶边是住在M街时，安娜和妈妈耐心地织成的。这镶边超过了桌面，垂在桌子四周，所以要站远一点才能欣赏。它呈螺旋形流苏状，上面织有牡丹和饰带，或者至少是可视为这种图案的扭曲的黄颜色东西。这宽边是颇费了一番工夫才镶在天鹅绒上的，就是说给天鹅做了一些假突，形成规则的锯齿状，深入镶边，与之搭接、咬合。但是，天鹅绒毫不在意是否与镶边协调，它宁可与扶手椅的热那亚绒布协调，也是浅栗色，而它与镶边的搭接部分是嫩绿色。
姨妈和母亲玩牌，我和阿尔贝专心弹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三重奏、四重奏和交响曲，狂热地看谱即奏德国和法国出版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适合四只手协调弹奏的曲谱。
我几乎成了阿尔贝的才干的一部分。这话并非言过其实。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一块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最深长的乐趣。
我们一直不停地弹奏，两位太太则不停地闲聊。她们常常趁我们弹奏得最响亮时提高说话的嗓门，可是当我们弹奏得最轻柔时，她们的嗓门也不降低。她们完全不想静心听一听，这令我们很难过。我们有两次得以在静静的气氛中弹奏，那真令人心醉神迷。妈妈撂下我好几天，那情况我马上就要谈到。阿尔贝够交情，连续两天过来和我一块吃晚饭。诸位想必已明白我这表兄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诸位必然会明白，我能单独一个人拥有他，而他仅仅是为我而来，这对我来讲是多么快乐的节日。夜里我们一直弹奏到很晚，我们弹奏得那样美妙悦耳，想必连天使也听得见。
妈妈去了拉罗克。我们的一个农庄里发生了伤寒流行病。这件事妈妈没能更早获悉。她是去救护病人的，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因为那些人是她的佃农。克莱尔姨妈试图阻止她，说她固然对佃农负有义务，但首先是对儿子负有义务；她去救护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要冒很大危险。姨妈其实还可以补充说，那些人对农庄还相当生疏，却又固执又贪婪，对于母亲这种无私的行动，根本不懂得赞赏。阿尔贝和我非常不安，随声附和，因为农庄里已经死了两个人。劝阻、恳求都无济于事。凡是母亲认为属于自己义务范围的事情，不管有多大障碍她都要完成。这种义务之所以一直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是因为母亲使自己的生活里充满了许多意外的顾虑。义务的概念，在母亲身上往往化为许多琐细的责任。
鉴于我要常常谈到母亲，所以我指望我正在回顾的有关她的情况，足以描绘出她的形象。不过我又担心，让读者看到的这个“至诚至善的人”有许多缺点（我用“至诚至善”这个短语，是取其最具《福音书》的含义）。她总是努力去做善事，总是努力做得更好，不做到自己满意绝不罢休。谦虚对她来讲根本不够，她不断地努力减少自己的缺点或她发现的别人的缺点，努力纠正自己也纠正别人，努力学习。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一切都服从于、融会于一种崇高的爱情。她对我的爱也许只稍稍弱一点，可是她过去对父亲彻底顺从，现在则要求我彻底顺从。由此产生了种种冲突，使我确信我完全像父亲。与先辈最深刻的相似要很晚才表现出来。
暂时嘛，母亲很关心自己的修养和我的教养，对音乐、绘画、诗歌，总而言之对一切高于她的东西充满了敬意，尽最大努力启迪我的，也启迪她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判断能力。如果我们去参观一个画展——《时报》向我们介绍的画展，任何一次我们都没有错过——就一定会带上评介这次画展的报纸，而且当场重读评论家的评价，生怕胡乱欣赏或者不能全部欣赏。至于音乐会，当时的节目有限、单调又小家子气，欣赏错的可能性很小，只需听、赞赏和鼓掌就成了。
妈妈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带我去帕德鲁乐团。不久，我们在音乐学院订购了年票，连续两年每两个星期日有一天去那里听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有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到能够理解的年龄（妈妈一八七九年就开始带我去），但同样培养了我的敏感。我什么都欣赏，几乎不加区别，像这种年龄的孩子不可避免的那样，几乎不加选择，一味如饥似渴地欣赏：c小调交响曲和苏格兰交响曲，由里特（或里斯勒）一个星期日接一个星期日在帕德鲁乐团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组曲。还有菲力仙·大卫的《荒漠》，这首曲子我听过好几回，帕德鲁和观众装出对这首可爱的杰作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如今人们也许会觉得这首曲子有点过时且缺乏深度。我被这首曲子迷住了，就像被图尔内米纳一处东方景色迷住了一样。在玛丽陪同下头几次去卢森堡公园参观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石榴红和橙红的夕阳，映在平静的水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头大象或骆驼伸长鼻子或脖子在饮水；远处一座清真寺将它的尖塔耸向天空。
尽管最初的“音乐时刻”某些回忆十分强烈，其中有件事的回忆却使其他回忆黯然失色。那是一八八三年，鲁宾斯坦来埃拉尔音乐厅举行一系列音乐会，节目单把钢琴演奏列在最前面，这种安排一直保持至今天。我没有去听每场音乐会，因为正如妈妈所说，门票“贵得出奇”。我只听了三场，所留下的回忆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有时我不免想，这是否就是鲁宾斯坦本人留下的回忆，抑或是我自那之后反复研读过多次的那些曲子留下的回忆。啊，不。我重新听到的、眼前重新浮现的正是他。至于他演奏的某些曲子，例如库伯兰的几首曲子、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op.53）、采勒的E大调回旋曲、舒曼的《先知鸟》等，后来我总是只有通过他才能听。
他声望很高，像贝多芬，有些人说他是贝多芬的儿子。我没有去核实他的年龄是否使这种假设很可能是真的。他一张脸扁平，颧骨凸出，前额宽阔，但一半淹没在浓密的头发里，眉毛乱蓬蓬，目光涣散，时而威严，下巴显示出倔强，唇厚的嘴总露出莫名其妙的恼怒表情。他不吸引人，而是征服人；神色惊慌显出一副醉态，有人说他常常是这样；他演奏时闭着眼睛，仿佛无视听众的存在，看上去不太像在弹奏一首曲子，而是寻觅、发现或者逐渐创作一首曲子，并非即兴创作，而是在内心强烈的幻象中，在渐进的默契启中创作；这种默契启令他自己感到惊喜莫名。
我去听的三场音乐会，第一场是演奏古典音乐，另两场是演奏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有一场是专门演奏肖邦的作品，我很想去听，可是母亲认为肖邦的音乐“不健康”，拒不带我去。
翌年，我去音乐会少了，更多的是去剧院，奥德翁剧院、法兰西人剧院，特别是喜歌剧院。当时上演的保留剧目中几乎全部节目我都听了，例如格雷特里、布瓦埃迪欧、埃洛尔德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当时令我心旷神怡，如今我则觉得无聊得要命。唔，我觉得无聊的不是这些富有魅力的大师，而是戏剧音乐，是一般的戏剧。剧院我过去是不是去得太多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程式化，一切都显得过分，一切都枯燥乏味……不留神偶然进了一间演出厅，如果不是旁边有位朋友留住我，我很难等到头一次幕间休息而不（至少得体地）离开。最近是因老鸽舍剧院、科波的艺术和热情，以及他的剧团愉快的情绪，我对舞台的乐趣才稍许有点好感。不过这里暂不发议论，而再来谈我的回忆。
两年以来，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来与我共度假期。妈妈想方设法给我找来这个伙伴，认为这有双重的好处：一是让一个很不幸运的孩子呼吸到乡间的新鲜空气，这个孩子本来整个夏天都没法离开巴黎；二是让我摆脱钓鱼那种过分静止不动的乐趣。阿尔芒·巴夫莱泰尔的职责就是陪我散步。他是牧师的儿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头一年他是跟埃德蒙·里夏尔来的，第二年是跟里夏尔老大来的。我已经是里夏尔老大家的寄宿生。这应该是个瘦弱的孩子，容貌清秀，娇弱，几乎称得上漂亮，目光很有神，一副怯生生的样子颇像只松鼠。他天生淘气，感觉自在时便立即有说有笑。但是头一天晚上，在拉罗克那间大客厅里，这可怜的小家伙，尽管受到安娜和母亲亲切的欢迎，仍感到非常陌生而抽抽噎噎哭起来。我也是衷心欢迎他的，所以对他哭哭啼啼的样子，不止是感到意外，而几乎有些反感了。我觉得他辜负了母亲的关怀，几乎认为他冒犯了母亲。我真不明白的是，在穷人眼里，富裕人家究竟显示出怎样令人憎恶的面孔。然而，拉罗克那间客厅并没有任何奢华之处。只不过，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可以免遭一大堆忧虑——贫困引起的啼饥号寒的忧虑的困扰。阿尔芒是头一回离开自己家里人。我想他属于那种凡是见到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就感到别扭的人。不过，头天晚上令人不愉快的印象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他很快就被母亲还有安娜哄住了。安娜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我嘛，有一个伙伴很高兴，把钓鱼竿收了起来。
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森林里到处跑，像阿肯色设陷阱的猎人们那样。居斯塔夫·艾玛尔给我们讲述了这些猎人的冒险故事。他们不屑于走现成的路，无论遇到灌木丛还是沼泽地，都不后退。相反，灌木丛越密，不得不膝盖和双手着地，甚至腹部着地，艰难地匍匐前进，我们就越高兴，因为我们认为绕道走不光彩。
我们经常在黎歇谷度过星期日的下午，一块玩捉迷藏游戏。那可是惊心动魄，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是以整个大农庄为范围，每座谷仓，每间库房，任何一座楼房，都可以躲藏。对这里每个神秘的角落都了如指掌之后，我们便去拉罗克寻找新的神秘地方。廖内尔和他姐姐布洛迪娜也来玩。我们去韦斯克大院（我父母称为主教大院）农庄。在那里，在这个处处充满意外的新环境中，捉迷藏的游戏玩得更起劲。布洛迪娜和阿尔芒一块，我与廖内尔一起；一方寻找，一方躲藏，躲在柴火堆、干草堆、秫秸堆里。我们爬上屋顶，管它什么洞、翻板活门，都要钻过去。瞧压榨机上面这个危险的洞，往里一钻，苹果堆便会坍塌下来。在对方的追寻下，你会变化出许多绝技……但不管这追寻多么妙趣横生，真正最大的乐趣，也许是接触大地的财富，钻到丰收的果实里，沐浴在各种各样的芬芳之中。啊！晒干的苜蓿的清香，猪圈、马厩或牛栏刺鼻的气味，压榨机散发的醉人的香味；那边更远处，在大木桶之间流动的冰凉的空气，夹带着酒桶的酒臭味，还有一丝丝霉味。是的，后来我体验到了酿葡萄酒时那醉人的蒸气。不过正如苏拉梅特酒，它是要求以苹果为主要原料的，我喜欢的正是苹果酒的这种醇香，胜于喜欢葡萄酒那种甜腻腻的味道。谷仓里光滑的地板上倾倒了金黄的麦粒，堆得高高的，四周斜斜的。廖内尔和我见了，便脱掉外衣，把衬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将胳膊插进麦堆里直及肩膀，感受细细的、新鲜的麦粒在张开的手指间滑落。
有一天我们商定，我们各自秘密地布置一间私人住宅，然后每人轮流邀请其他三人到自己家里做客，被邀请的三个人都要带点心。命运安排我头一个做。我选定了一块白色、光滑、外观非常好看的巨大石灰岩，作为我的住宅。它偏僻地处在一大丛荨麻中间。这些荨麻，我必须奋力一跃——借助一根撑竿，铆足劲一撑才能跨过去。我给自己漂亮的住宅取名为“何不居”，然后端坐在那块巨石上，像踞于宝座之上。其他三个人看见将我与他们隔开的荨麻围墙，都高声叫起来。我把我用过的撑竿递给他们，让他们跳过来。可是他们并没有拿起撑竿嘻嘻哈哈跳过来，却带着撑竿连同点心飞快地逃跑了，把我一个人撂在这个偏僻的鬼地方。没有撑竿帮助，我要出去可太难了。
阿尔芒·巴夫莱泰尔只在我们家度过两个夏天。一八八四年夏天，我的表姐妹们也都不来了，就是来时间也很短。我一个人待在拉罗克，便更经常与廖内尔过往。我们不乐意在星期日公开相会，而早已谈妥这天我去体验黎歇谷的生活。我们像真正的情人相互约会。偷偷赴约时，心怦怦乱跳，思想上激动不已。我们合计找了一个小小的藏物处，作为我们自取邮件之处；为了确定在何时何地相会，我们相互写一些古怪、神秘、带密码的信。这些信要借助于翻译密码的格子或秘诀，才能看得懂。信放在一个密闭的小匣子里，藏于一棵老苹果树根部的苔藓下面；那棵老树在树林子边缘的草地上，离双方的住宅都是一半的距离。我们彼此向对方夸张地表达的感情，也许正如拉封丹所言，有“一点点做作”，但绝没有虚伪。我们都向对方发过誓，要忠于我们的友谊。因此我想为了两个人重聚，就是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辞。廖内尔让我相信，这样的海盟山誓，必须有某种信物。他把一枚铁线莲花饰折为两半，一半交给我，自己保留另一半，发誓要把它像护身符一样佩戴在身上。我把我的一半花饰装在一个小绣花香袋里，像佩戴圣牌一样挂在脖子上，紧贴着胸口，一直保留到初领圣体。
我们的关系尽管非常热烈，但并未掺杂丝毫肉欲的因素。首先廖内尔长得非常丑，而我呢，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在使思想和感官相结合方面笨得出奇。我想这种笨拙在我是相当特殊的，很快形成了我生活中一种基本的抵触。廖内尔呢，作为基佐合格的外孙，已显示出一些高乃依式的感情。有一天他离去时，我走到他面前，想兄弟式地拥抱他一下，他伸直胳膊推开我，一本正经地说：
“不，男人不相互拥抱。”
他怀着友情，想方设法进一步把我带进他的生活和他的家庭习惯。我说过他是孤儿，黎歇谷庄园是属于他舅舅的。他舅舅也是基佐的女婿，因为德·R·兄弟俩娶的是两姐妹。R先生是议员，应该直到去世都一直是议员，如果不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以非凡的勇气投票反对他自己那一派（这就是说他是右派）。此公非常善良，特别正直，但稍稍缺乏个性，缺乏才能，总之缺乏某种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种东西能使他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餐桌上，不仅仅凭年龄，也不仅仅表面上起支配作用。在这个家庭的餐桌上，年纪最小的成员并不总是最顺从的。这个出色的人已经感到，在妻子面前都难以充分保持面子了。妻子比他强，这令他不堪忍受。其实，R太太性格很平和，很温柔，而且非常体贴人。她说话的语调和行为方式，丝毫不会流露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意思。不过，她也许说不出什么很新鲜、很深刻的东西，但从来不会说了等于白说，而且所说的话都是明智的（在这里，我在我童年的回忆中，加进了一些更新近的回忆）。因此，她对所有人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巨大影响，仿佛上天赋予了她绝对权威。我并不觉得她的容貌与基佐先生很相像，但她曾当过基佐先生的秘书，是他思想上的知己。她的声望肯定因为意识到过去这段经历的分量而提高了。
除了R先生，家里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关心政治。廖内尔在他卧室里让我脱帽向奥尔良公爵一张照片行礼（当时我绝对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他哥哥在某省大肆进行竞选宣传，仍在选举中败北或再次落选。邮差从利西瓯送来邮件，当时全家人正在餐桌上用餐，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立刻抓过一张报纸。大家都停止了吃饭，好大一会儿，我这个客人在整个餐桌周围连一张面孔都看不到了。
礼拜天早上，R太太在客厅里进行祭祀，父母、孩子们和下人们都参加。廖内尔权威地让我坐在他身边。我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紧紧握在他手里，仿佛要把我们的友谊作为牺牲奉献给上帝。
然而，廖内尔并不总是显得高尚。祭祀厅（我刚才说这是客厅）旁边是书房，一个宽大的四方形房间，贴墙壁都摆满了书，其中有《大百科全书》，旁边是高乃依的作品。那些作品伸手就可以拿得到，吸引着孩子的好奇心。廖内尔知道书房里没人时，就拿起那些书拼命地乱翻。一篇文章把他引到另一篇文章，篇篇文章都写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铿锵有力。十八世纪这些鲁莽而过分的思想，颇能使人开心、吃惊，获得消遣，同时得到教益。我们经过书房时，廖内尔总用胳膊肘捅我一下（礼拜天旁边总是有人），眨眨眼睛，示意我注意那些非同一般的书。这些书我还从来没有时间去摸一摸呢。再说，我思维比廖内尔慢或者考虑的事情比他多，所以对这类事情远不如他那样好奇。读者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后来当他对我讲述他通过辞典进行的探索，告诉我他的发现时，我听着他讲述，惊愕多于兴奋。那些闪烁其词的话，我根本听不明白。第二年又有一回，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了解情况的样子（他很会摆出这副样子）告诉我，他在他哥哥已经不住的卧室里找到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个暗示性的题目：《一条猎犬的回忆》。我还以为是一本关于犬猎队的书。
但是《大百科全书》里的新奇东西了解完了，最后廖内尔从中再找不到多少可学的东西了。说来真奇怪得很，我们回过头来却读了一些非常严肃的书，而且这回两个人是一起读的。我们读的书有波舒哀、费纳隆和帕斯卡尔的作品。今年说明年，说话间我长到了十六岁，准备接受宗教教育了。我开始与表姐进行的通信，也使我的思想倾向于接受宗教教育。这年夏天过后，廖内尔和我仍不断见面，在巴黎我们轮流去对方家里。这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交谈虽然是有益的，但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自以为是地“研究”前面提到的几位大作家，争相评论一些哲学著作的章节，而且选择最深奥的章节进行评论。《论欲念》《论对上帝和对自己的认识》等著作被定期评断；我们醉心于浮华，觉得一切都旨趣不高，只要我们脚下不踩空；我们进行荒谬的评注和长篇大论。这些东西今天我如果重新见到，一定会面红耳赤。不过，这倒使我们思想集中，可笑的主要是我们从中汲取的自满情绪。
我与廖内尔的关系终结了，因为我们的友谊无法再坚持下去。这件事我不会有机会再来谈。几年间我们还继续见面，但所获乐趣越来越少。我的兴趣、我的观点和我写的东西，他都不喜欢。起初，他试图让我改弦更张，后来就不再跟我往来了。我想他出身的这个家庭的思想，只能对下保持友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友谊伴随着恩赐和保护。甚至在我们之间感情最热烈的时候，他也让我感觉到我的出身与他不同。蒙塔朗贝尔伯爵与其好友科尔努德通信集刚刚出版。这本书（一八八四年的新版本）放在拉罗克和黎歇谷客厅的桌子上。廖内尔和我抑制不住冲动，赞扬这些通信。在这些信里，蒙塔朗贝尔伯爵俨然是一个伟人，他对科尔努德的友谊令人感动。廖内尔幻想我们之间也有这样的友谊，当然我是科尔努德。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能忍受别人告诉他任何事情；一切他总比你先知道。有时他能把你自己的见解复述给你听，仿佛那是他的见解，而忘了他应该感谢你，或者把从你这儿听去的情况再自鸣得意地告诉你。一般情况下，他把从别人那里拾来的牙慧当作自己的看法。在我们发现缪塞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高谈阔论地甩出一句话：“这里理发店的一位伙计，他心里装着一个美妙的八音盒。”这真让我乐坏了，因为这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但他却当成个人思考的成果！（如果不是在圣伯夫的《手册》里读到基佐同样喜欢说这类话，我可能就不会提起这种胡说八道了。）
那么阿尔芒呢？
几个月期间，我还继续去巴黎看他，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与他一家人住在A街，紧挨着中心菜市场。在那里他生活在他母亲身边。那是一个温和、持重、可敬的妇人。一块生活的还有他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年龄明显大一些，不愿抛头露面，而让自己显得微不足道，在妹妹面前深情地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像通常情形一样，一如我所感觉的，她把一切最苦、最累、最没人愿意干的家务活儿，全部一个人承担下来。二姐与阿尔芒年龄差不多一样大，长得楚楚动人，简直可以说她所担当的角色，就是代表这个凄凉的家庭的魅力和诗意。可以感觉得出来，她受到所有人尤其是阿尔芒的疼爱，但阿尔芒疼爱她的方式有些古怪。这我后面会谈到。阿尔芒还有一位大个子哥哥，刚完成医学学业，开始寻找就诊者。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至于父亲巴夫莱泰尔牧师，大概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广施仁慈方面，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某天下午，巴夫莱泰尔太太邀请阿尔芒的几个朋友吃点心，我们正在餐厅里分享三王来朝节饼，牧师突然令人印象深刻地出现了。啊！天哪！他长得多丑！这个五短身材、肩膀宽阔的人，有着大猩猩般的胳膊和手，庄重的牧师袍更增强了他相貌的丑陋。怎样形容他的头呢？花白的头发油乎乎的，直直的一绺绺蹭得衣领子也油光光的；一对眼球突出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乱转，鼻子难看地隆起，下嘴唇肿肿的，软软地向前耷拉着，呈青紫色，流着哈喇子。他一出现，本来挺活跃的我们这些人，顿时鸦雀无声。他只在我们之中待了一小会儿，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例如：
“好好玩，孩子们。”或者：
“愿上帝保佑你们。”说罢就离开了，后面跟着巴夫莱泰尔太太。他有几句话要对她说。
翌年，在完全相同的情形下，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到餐厅里，说了一句完全相同或相当的话，又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离去，后面跟着他妻子。他妻子产生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把我叫去介绍给他，因为直到此时他只知道我的名字。牧师把我拉到他身前，啊，真讨厌！我还没来得及躲避，他就亲了我一下。
我只见过他两次，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自那之后，他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开始徘徊在我打算写的一本书里。这本书至今我还没有说不写了。通过这本书，我可以稍稍散布我在巴夫莱泰尔家体验到的那种暧昧气氛。在这里，贫穷不再像富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意味着缺吃少穿。你感到它是实实在在的，咄咄逼人的，难解难分的。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触及最隐秘、最脆弱的地方，使生活精致的发条变形。如今在我看来一清二楚的事情，当初因为所受教育不够而无法理解。巴夫莱泰尔家许多反常现象我觉得奇怪，多半因为我没能很好地看出其根源，不善于时时事事把生活的拮据考虑进去。这个家庭出于羞耻心，想方设法掩饰它的拮据。我绝对不是一个娇惯坏的孩子。我说过，母亲总是保持着警惕，不让我在任何方面优越于不如我幸运的同学。但母亲从来没有企图让我摆脱自己的习惯，打破我这令人迷恋的幸福圈子。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正如我是法国人和天主教徒而不觉得一样。出了这个圈子，一切在我眼里仿佛都具有异国情调。正如我们所住的房子一定要有可通车辆的大门，或者像克莱尔姨妈所强调的，“我们不能没有”可通车辆的大门；正如我们凡是出门旅行，一定得坐头等车厢；正如我们去戏院看戏，我无法想象凡是自我尊重的人，除了坐包厢，还能去别的地方就座。这样的教育将在我身上产生怎样的反作用，要谈论这一点还为时过早。我还处在这种年龄：一天上午，我带阿尔芒去歌剧院看戏。妈妈为我们订了两张四楼楼座的票，因为是头一回让我们单独去看戏，她觉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两个小孩子，这种座位也就足够了。我觉得我们所坐的地方明显比平常高，一看周围的人又都像是平民百姓。我简直要疯了，赶紧跑到验票处，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掏出来，补了两张能坐回平常那种位置的票。应该补充说一说的是，每当我邀请阿尔芒而没有向他提供最好的东西，我心里就感到难过。
三王来朝节那天，巴夫莱泰尔太太邀请阿尔芒的朋友们来分吃三王来朝节饼。这个小节日我参加过好几回，但不是每年都参加，因为冬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在鲁昂或南方。但一八九一年过后，我不得不又参加了一回，因为那位好心的巴夫莱泰尔太太，已经把我作为一位著名作者，介绍给其他多少都有些名气的年轻人。显然，安排这类聚会，也并非没有为阿尔芒年轻的姐姐未定的前途操心的意图。巴夫莱泰尔太太考虑，在这些小有名气的年轻人之中，说不定会冒出一个对象哩。可是，这种操心她却企图掩饰，甚至予以否认。相反，阿尔芒不顾脸面的介入，使这种意图昭然若揭。他利用三王来朝节这天聚会的机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做种种最直截了当、最难以启齿的暗示。三王来朝节饼由他分，他知道饼内那粒蛋豆在什么地方，巧妙地让它落到他姐姐或者可能的求婚者手里。由于没有其他女孩子在场，他只能选姐姐做王后。这嘛，就当是开玩笑。阿尔芒肯定已经受到那种奇怪的病的折磨。这种病导致了他几年后自杀。他之所以热衷于这样做，我无法做出别的解释。不让姐姐流泪他决不罢休。语言做不到这一点，他常常走到姐姐面前，揍她，掐她。怎么！他厌恶自己的姐姐吗？我想，相反他很爱她。姐姐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痛苦，包括他让她遭受的这些屈辱，因为他是一个生性温情的人，绝不冷酷无情。可是，无形的魔鬼却以损害他的爱为乐事。在我们面前，阿尔芒显得神经质而又活泼，但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对他所爱的一切，总表现得思想尖刻，正是这种尖刻的思想使他在贫困面前昂首挺胸。他常常把母亲企图掩盖的一切如污迹、物品不配套、衣物上撕裂了口子等，全都抖搂出来，既使母亲难堪，也使客人们感到不自在。巴夫莱泰尔太太慌了神，只好弃车保帅，来个半承认，而把其余一切掩饰过去，一迭连声地表示歉意：“我知道，在纪德先生家里，三王来朝节饼是不敢放在一个有缺口的盘子里端出来的。”阿尔芒指出她是藏头露尾，一边不顾情面地哈哈大笑，或者嚷道：“那是我搁过脚的盘子。”“这使你大吃一惊吧，老兄！”从他嘴里神经质地发出的这类感叹，仿佛几乎与他无关。请想象这种场面的结局吧：阿尔芒讽刺挖苦，母亲表示抗议，姐姐哭哭啼啼，所有客人都感到难为情。请想象一下吧，就在这时牧师庄严地进来了。
我说明过，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对贫困所呈现的“异国情调”多么容易发出感慨。然而，在这里贫困却伴随着难以言状的忸怩作态、左右为难、谦卑殷勤、荒唐可笑的种种表现，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不一会儿对现实连丝毫概念都没有了。我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飘忽不定，分崩离析，陷入荒诞，不仅地方、人和谈话，而且连同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声音都是这样。我的声音我听了似乎很遥远，却响亮得令我惊愕不已。有时我觉得，所有这些怪现象阿尔芒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竭力推波助澜。恰恰因为如此，他为这个合唱增添的刺耳的音符，其实应是意料之中的。最后，更有甚者，我觉得巴夫莱泰尔太太本人也陶醉在这种令人癫狂的和声之中。她为《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的作者介绍说：“这本如此出色的书，你肯定阅读过吧，德厄里先生，它获得过音乐戏剧学院朗诵一等奖，所有报纸都大加赞扬。”在这种说话方式的感染下，每个客人，包括我自己、德厄里和其他所有人，很快就在我们自己制造的气氛支配下，像虚幻的丑角一样高谈阔论、手舞足蹈起来。出来后到了街上，大家都为之愕然。
我再见到阿尔芒……这天我受到他大姐的接待，套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对我说，我可以上两层楼去阿尔芒的卧室去看阿尔芒，因为他传话说他不下来了。我知道他的卧室在什么地方，但从来没有进去过。那个房间直接朝向住房对面的楼梯，阿尔芒的哥哥在那边开了个诊所，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房间不算太小，但很暗，通过一个小院子采光：一个难看的翘曲锌板反射器伸向院子，把灰白的光折射上来。阿尔芒和衣躺在未铺的床上。他还穿着睡衣，胡子没刮净，没打领带。见到我进去，他爬起来，拥抱了我。平常他不会这样。我们交谈是怎样开始的我不记得了。我对他的卧室面貌的关心，大概远远胜过了对他说什么话的关心。整个房间里见不到任何悦目的东西；一切都显示出贫困，一切都显得难看，黑乎乎的，令人透不过气来。待了不一会儿，我便问他愿不愿意陪我到外面去。
“我再也不出去啦。”他简单地说。
“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我现在这副样子没法出去。”
我坚持要他出去，说他可以套个假领子，至于他没刮胡子，我并不怎么在乎。
“我连脸都没洗。”他抱怨道，接着发出一声痛苦的冷笑，向我宣布他再也不洗脸了，正因为这样房间里气味难闻；现在他出房门只是为了去吃饭，他已经二十天没有去外面了。
“那你干什么？”
“啥也不干。”
他床旁的桌子一角横七竖八放了几本书，我试图分辨那些书的题目，他见了说道：
“你想知道我阅读什么书？”
他递给我一本伏尔泰的《少女》。我知道很久以来这一直是他放在床头的书，包括毕哥-勒布伦的《爱引经据典的人》和保尔·德·科克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他觉得可以对我无所不谈了，匪夷所思地向我解释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是因为他现在只会干坏事，知道自己会损害他人，会使其他人不高兴，遭其他人讨厌，再说他远不像表面上那样有才智，甚至自己所有的这点才智也不知道如何发挥。
现在想来，当时我不应该让他处于那种状态不管，至少应该多找他谈谈。可以肯定，阿尔芒的样子和他的谈话，当时对我的触动不如后来那么大。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我似乎记得，他突然问我对自杀有什么看法。我当时盯住他的眼睛回答说，在某些情况下，我觉得自杀值得称赞——这话说得那样无耻，在当时我敢情是做得出来的。但我不能肯定我没有这样想象过，因为我脑子里反复琢磨过这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写进我打算把牧师写进去的一本书里。
相隔几年之后（在这期间我再也没见到他），当我收到阿尔芒的死亡通知信时，我特别再次考虑过这件事。我当时正在旅行，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不久后见到他可怜的母亲时，我不敢向她询问。我是间接地了解到阿尔芒自投了塞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