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将近元旦的时候，我们又到了鲁昂，不仅因为正是假期，也因为经过一个月的试读，我又离开了阿尔萨斯学校。母亲只好把我当病号对待，认可我只靠侥幸学点什么算什么。这就是说，我的学习又一次长期中止了。
我食欲不振，睡眠不好。吕茜尔舅妈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早晨让阿黛尔或维克多到我房间来生上火。我睡醒很久还懒得起床，谛听着柴火燃得噼啪作响，向挡火板迸射不烫人的火花。在从上到下充溢着整个家庭的舒适氛围中，我感到自己的麻木不仁消融了。现在我仿佛还看见自己待在母亲和舅妈身边，待在那间既亲切又庄严的大餐厅里。餐厅四角的壁龛里，陈列着代表四季的洁白雕像。这些雕像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雕刻得庄严而又放荡。它们的底座都做得像酒菜台子（代表冬天那尊的底座像碗碟加热器）。
色拉菲娜专门为我做一些小碟白菜。可是面对那些菜，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看见了吧，亲爱的朋友，”母亲说，“要让他吃饭麻烦得很呢。”
舅妈说：“朱莉叶，你觉得牡蛎对他也不会有一点儿吸引力吗？”
母亲答道：“不会有的。你心肠太好啦……不过，不妨试试。”
然而，我保证不是故意挑食。我对任何食物都没有胃口，上餐桌如同赴刑场。要费好大劲才吞咽几口东西。母亲恳求，呵斥，威胁，几乎每餐饭都在泪水中结束。但这些并非我要着重讲述的。
在鲁昂，我又见到了表姐妹们。我说过，我身上种种小孩子的兴趣，怎样使我更接近苏珊娜和路易丝。可是甚至连这个也不完全确切。也许我更经常与她们两个一起玩，但这是因为她们两个更愿意与我一起玩。我更喜欢爱玛妞，她越长大我越喜欢。我也在一天天长大，但这不是一回事。在爱玛妞面前我装出一本正经也无济于事，总感到自己仍是小孩子，而感到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温柔的目光流露出忧郁；那忧郁我揣测不透，所以更加吸引我。甚至爱玛妞心情是否忧郁我也不确切知道，因为她从来不谈她自己。她那种忧郁不是别的孩子琢磨得透的。我生活在这位表姐身边，已经意识到我们有着一致的兴趣和思想，衷心想使这种一致更密切，更彻底。我想，她为此感到开心。例如当我们一块在克罗斯纳街吃餐后甜食时，她故意不让我吃我喜爱吃的东西，办法是她首先不吃她喜爱吃的东西，因为她知道只有她吃了的东西我才会碰。这一切都显得孩子气，是吧？——可是，唉！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太缺乏孩子气了！
使我的女友过早成熟的秘而不宣的忧郁，我不是慢慢发现的，像通常发现一个心灵的秘密那样。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突然彻底暴露在我面前，我突然向这个世界睁开了双眼，犹如天生的盲童摸了救世主，双眼突然睁开了一样。
我傍晚时分离开表姐妹们，回到克罗斯纳街。我想妈妈正等着我回去，可是家里没有人。我犹豫片刻，决定返回乐卡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出其不意返回去的。我思想上已流露出这种幼稚的欲望，让自己不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充满神秘。我十分关心在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觉得，如果回头敏捷，准能发现匪夷所思的情形。
我在非正常时间来到乐卡街，想给人家一个意外，却在这天晚上，我窥探秘密的兴趣如愿以偿。
刚到门口，我就觉察到情况异常。与平常相反，大门没有关，不需要按门铃，我便悄悄溜进去。舅妈身边的使女阿丽丝这个讨厌的女人，突然从门厅的门后钻出来——她显然埋伏在那里——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是你！这个时候还来干什么？”
显然我不是人家等待的人。……
我不理会她径直往里走。……
底层是舅舅埃米尔的书房，又小又暗，弥漫着雪茄烟味。他经常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一锁就是半天，挂在心上的远远不是他的业务，而是种种烦恼，每次出来时总显得十分苍老。最近这段时间，舅舅的确老了许多。这一点说不清是不是我自己注意到的，但听见母亲对舅妈吕茜尔说：“这可怜的埃米尔变化真大！”我立刻发现舅舅前额上布满了皱纹，目光惴惴不安，有时现出心力交瘁的神色。这天，舅舅不在鲁昂。
我悄无声息地爬上黑乎乎的楼梯。孩子们的卧室全在最上面一层楼，下面一层是舅妈的卧室和舅舅的卧室。二层是餐厅和客厅。我经过餐厅和客厅前面，准备一个箭步冲过第二层，可是舅妈的卧室门完全敞开着，里面灯光通明，连楼梯口平台也照亮了。我只匆匆往卧室里溜一眼，瞥见舅妈毫无神色地躺在一张沙发上；苏珊娜和路易丝坐在她身边，弯着腰打扇子，好像还给她闻溴盐。没看见爱玛妞，或者更确切地说，本能告诉我爱玛妞不可能在这里。我怕被看见和被叫住，很快经过了门口。
我先要从爱玛妞两个妹妹的卧室前面经过。这两间卧室里黑乎乎的，引导我向前走的唯一亮光，是两个还没拉上窗帘的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微弱光线。我到了我女朋友的门前，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回应，正要再敲，门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这间卧室里更黑。床占了尽里的一面。我背对着床，起初没有发现爱玛妞，因为她跪在地上。我以为房里没有人，正要退走，却听见她说道：
“你为什么要来？你不应该再来的……”
她没有站起来。我没有立刻明白她正伤心，只是感到她的热泪落在我面颊上，我双眼才突然睁开了。
在这里我根本不想讲述她伤心的细节，不想讲述那使她痛苦的该死的秘密故事，况且这故事当时我基本上不清楚。现在想来，对一个纯洁无邪，心里只装有爱和亲情的女孩子来讲，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要她对自己的母亲做出评价，谴责自己母亲的行为。更使她痛苦的是，那个秘密，她不知怎么发现的、已给她造成伤害的秘密，她必须独自藏在心里，还要瞒着她所尊敬的父亲。这个秘密全城人议论纷纷，用人们当作笑柄，只有她两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妹妹蒙在鼓里。不，这一切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感到，在这个我已十分钟爱的少女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无法忍受的痛苦；这痛苦我凭着满腔的爱，一辈子都无法为她消除。此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到此时为止，我只是盲目地游荡，这时突然发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表面上什么也没改变。我会像前面一样，继续记述我曾经关注的一些琐事。变化只有这样一点：我不再全心全意关注这些事，把自己命运的奥秘深深藏在心里。我的命运如果不那样横遭非议，历尽坎坷，我就不会写这本回忆录了。
我们是在蓝色海岸过完了这个冬天。安娜陪伴我们。一个恼人的心血来潮的主意，使我们先在耶尔停留。那里通往乡村的路很难走，而大海我们本来以为离得很近，却隔着一块块菜地，像海市蜃楼令人泄气地出现在远处。看来在这儿逗留不会有什么乐趣，而且我和安娜都病了。一位姓名我要明天才想得起来的儿科大夫，让我母亲相信，我的一切不适，无论神经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是胃肠道气体引起的。他给我听诊，发现我的腹腔里有令人担心的空穴，容易胀气。他甚至武断地指出形成致病气体的肠结在什么地方，嘱咐我去他卖绷带的表哥店里买一条外科矫形腰带系上，以防治腹胀。记得那条可笑的腰带我系了一段时间，使得我做什么动作都不方便，尤其勒得腹部极难受，因为我瘦得像颗螺丝钉。
耶尔的棕榈树与开花的桉树不能同日而语，开花的桉树能使我重新振作起来。看到第一棵桉树，我心里一阵激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跑去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和安娜。我连一根小小的树枝都没带回来，因此没法描述那繁花满枝的情形。我停都没停一下，就拉了安娜跑到那棵稀奇的树下。安娜说道：
“这是一棵桉树，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个树种。”她让我观察叶子的形态、枝叶的排列和树皮的早脱性。
驶过一辆四轮运货马车。一个小男孩高高地坐在收集来的麻袋上，扔给我一根开满那种奇异花朵的树枝。我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花蕾呈青灰色，上面覆盖着一层含树脂的叶霜，形状像一个小小的香料匣，看上去还以为是颗种子，只是颜色比种子鲜艳。香料匣的盖子蓦地打开了，是被涌动的雄蕊掀开的，落在地上。释放出的雄蕊排列成圆环形。在那一堆锋利、椭圆的落叶之中，这种没有花瓣的白花，远远看去像朵海葵。
头一回遇到桉树，又在通往科斯特贝尔的路旁树篱里发现一棵兜帽状海芋，这是此次乡间小住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
我们在耶尔待得不耐烦了。妈妈看到我们失望的样子，不知所措，跑到埃斯特尔以外的地方去探察，回来时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带我们去了戛纳。我们下榻在火车站附近，即这个城市最有意思的一个小区。虽然住的旅馆档次很低，但戛纳还是给我留下了令人着迷的回忆。在格拉斯那个方向，当时还没有兴建任何旅馆或别墅。戛纳公路蜿蜒于油橄榄树林里。那里是这座城市的最边缘，再往外就是乡村了。橄榄树林里，水仙、银莲花、郁金香十分繁茂，越是僻静之处越繁茂。
但是，我特别欣赏的是另一类植物，即海底植物，每周可以观察一两次，那是当玛丽带我去雷其岛上漫步的时候。我们喜欢圣玛格丽特码头，离开码头不要走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些激浪拍岸的深水小湾，这些小湾由于岩石的风蚀，被分割成许多深潭。在那里的水底，贝壳、水藻、石珊瑚，五光十色，呈现一种东方式的华美，头一眼就令人惊喜莫名。过路人其实什么也没看清，只留下了头一眼的印象。我只要在那里静立片刻，像那喀索斯俯身望着水面，就会看到被我的接近惊逃的无数小生物，从千百个石洞、千百个凹穴里钻出来。一切都开始呼吸，颤动起来了，连岩石也仿佛有了生命。人们以为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全都羞答答地蠕动起来；一些半透明、奇形怪状、形态荒诞的生物，从水藻之间钻出来。水里充满生物，连海底有些地方浅色的沙子也显得动荡不宁。在一些深色的管状物——我们疑为灯芯草茎的两端，只见一片薄薄的花瓣，看去还有点怯生生的，但轻轻地、一抖一抖地绽放开来。
玛丽在不远处看书或打毛线，我呢就这样成小时地伫立在那里，不顾太阳照射，不知疲倦地观察一只海胆慢悠悠地转着圈儿刨洞穴，观察一条章鱼颜色的变化、一只海葵摸索的移动，观察一些生物的捕猎、追逐和潜伏，以及许许多多神秘莫测、惨不忍睹的现象。我从目瞪口呆的状态清醒过来后，往往依然如痴似醉，以至于头痛欲裂。这怎么还谈得上学习呢？
整个冬天，不记得我翻开过一本书，写过一封信，学过一篇课文。我的思想和身体一样，处于休假状态。现在想来，母亲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学点英语什么的。可是，英语向来是我父母的一种保留语言，他们专门用英语在我面前说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再说，玛丽教了我一些德语，我运用起来显得非常笨拙。因此在让我学英语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谨慎从事，不要进一步让我为难。客厅里有架钢琴，虽然是一架不怎么样的琴，但我每天稍稍练习弹琴还是可以的。可是，唉！不是有人叮嘱母亲，切忌让我干任何费精神和力气的事情吗？我和儒尔丹一样，狂热地梦想成为钢琴演奏能手。那时稍做努力，今天说不定我已经是了呢。
初春回到巴黎，妈妈便着手找一套新公寓，因为大家都认为，土尔隆街那套房子已不适合我们去住。显然——我想到蒙彼利埃那套脏兮兮的房子给我留下的回忆——爸爸的去世导致了我们破产。土尔隆街那套房子，对我们娘儿俩来讲，无论如何都太大了。谁能知道母亲和我将满足于一套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的担忧并没持续多久。很快我就听见德马勒斯特姨妈和母亲一起讨论租金、街区和楼层等问题了，看来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即将紧缩的迹象。爸爸去世后，姨妈克莱尔取得了对妈妈的支配地位（她比妈妈年纪大得多）。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嘴一噘，不容置辩地对母亲说：
“是的，楼层问题还可以将就，咱们可以接受爬楼梯。可是另外一点，那可不行，朱莉叶，我甚至要说：‘绝对不行。’”她伸出手掌，干脆而断然地往斜里一劈，就中止了讨论。
这“另外一点”，是指能通车辆的大门。在一个孩子思想上可能会觉得，既然我们很少接待客人，我们自己出入根本不坐车，要能通车辆的大门干什么，有也不需要开。可是，作为孩子我没有发言权。再说，还有什么好反驳的呢，既然姨妈说：
“这不是方便问题，而是体面问题。”
见母亲沉默不语，她用更缓和、更恳切的语气说：
“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儿子，都必须这样。”
她说罢又连忙补充一句：
“再说问题显而易见，你如果没有可通车辆的大门，我可以事先告诉你哪些人不会再来看你。”
她立刻数起来，数得母亲都有点发抖了。母亲看一眼这位姐姐，露出略带凄凉的笑容，说道：
“你呢，克莱尔，也会拒绝来看我吗？”
听到这句问话，姨妈重新拿起毛线活儿，闭上嘴一声不吭。
这类谈话只有当阿尔贝不在场时才会进行。阿尔贝肯定会失礼。但母亲因为记得自己也曾经有着好批评的思想，所以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姨妈则宁可不让他发表意见。
最后选中的新公寓，明显比原来那套更宽敞，更漂亮，更宜人，更豪华。关于这套公寓，且留到后面再来描述。
离开土尔隆街那套房子之前，我最后一次审视了与这套房子有关的整个过去，重新阅读了我所写的与这套房子有关的事情，觉得我似乎把我那迟迟不能摆脱蒙昧状态的童年，描写得太灰暗了。就是说，对于那曾一时震撼我的愚钝的两道闪电，两次不寻常的发抖，我不善于谈论。假如我能更早地谈论，在必要的地方谈论，以便尊重编年的顺序，那么那个秋夜在乐卡街，我的整个身心与看不见的现实接触所产生的骚动，也许能够更好地得到解释。
头一道闪电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我想确切地说哪一年，但我仅仅说出是当时家父还在世。我们围坐在餐桌边，安娜和我们一块吃中饭。父母神情悲哀，因为上午他们获悉了一个四岁小男孩夭折的消息，那小男孩是我们一位表亲维德梅的儿子。这消息我还不知道，但听到母亲对娜娜说的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小艾弥尔·维德梅我只见过两三次，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我迟迟不知道他死了，这时悲伤骤然像海潮般涌向我的心头。母亲抱起我坐在她的膝头上，千方百计让我平静下来，不要哭，说我们每个人终归都要死的，小艾弥尔已升入天国，再也不会有眼泪和痛苦。总之，母爱所能想象的一切安慰人的话母亲都说了。但无济于事，因为确切地讲，令我掉泪的，并不是这位小表兄的夭折，而是一种难以言状、无法向母亲讲清楚的恐慌。这不奇怪，就是现在我也无法讲得更清楚。在某些人看来，这也许非常可笑吧。但我要说，后来读到叔本华的某些篇章，我似乎突然辨别出了这种恐慌。的确是这样，要想理解……在这里我不由自主、情不自禁提及的，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这个死讯后，平生头一次发抖的情形。
第二次发抖更加离奇。那是几年后，家父过世不久，即我大概十一岁的时候。事情还是发生在餐桌旁，是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但这次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场。这天上午我上了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瘫软，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抽搐？我是否再次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恐慌，刚刚听到小表兄的死讯时那种恐慌？仿佛一个寻常而又神秘的内心之海的特殊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波浪涌进我的心里。我恐慌胜于悲伤。可是，这怎么向母亲解释呢？母亲透过我的呜咽，仅仅隐约分辨出我绝望地不断重复的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还有两件与土尔隆那套房子有关的事，要在搬家之前赶紧谈一谈。作为新年礼物，我索要特罗斯特那本厚厚的化学书。吕茜尔舅妈送给了我。起初我向克莱尔姨妈要过，但她觉得送我一本课本作为新年礼物未免可笑。可是，我嚷嚷得厉害，其他任何书都不如这本书让我喜欢，吕茜尔舅妈只好应承下来。舅妈吕茜尔为人随和，她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我的兴趣，只要我高兴就行。同样多亏了她，几年后我获得了圣伯夫的《星期一》文集，后来又得到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化学吧。
当时我不到十三岁，但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像我这样积极钻研特罗斯特这本书。诚然不消说，我阅读这本书的兴趣，部分地应是来自我打算做的实验。母亲同意把配膳室给我做实验用。这个房间位于我们土尔隆街那套房子的尽头，与我的卧室紧邻。我在里面养了几只柏柏里猪，把小酒精炉、长颈瓶和仪器都安放在里面。母亲又一次令我赞赏不已：她放手让我做实验，这或许因为她不知道墙壁、地板和我本人所冒的危险，或许因为她认为冒点险值得，如果想让我学到东西的话。她每周给我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钱，我拿到钱立刻去索邦广场或老剧院街买试管、曲颈瓶、烧瓶、盐、非金属、金属，还有各种酸，其中有些酸人家居然也同意卖给我，现在想来都感到惊讶。不过，卖给我东西的店伙计，也许把我当成了一般送货上门的人。一天上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制造氢气的容器在我鼻子底下爆炸了。记得那是用一个玻璃灯罩做“化学口琴”实验……氢气的制造非常成功，我把释放氢气的细长管子固定住，准备点燃氢气，一只手抓着火柴，一只手拿着玻璃灯罩，试图让火焰在玻璃灯罩里面歌唱。可是，我还没有将火柴靠近，蹿进仪器里的火焰就把灯罩、管子连同塞子都崩掉了。听到爆炸声，几只柏柏里猪都罕见地蹦跳起来，撞掉我手里的玻璃灯罩。我胆战心惊地想到，如果容器口塞得更紧，它肯定会贴近我的面部爆炸。所以自此之后，我与气体打交道总是小心翼翼。从这天起，对化学我另眼相看了，用蓝铅笔标明性能稳定的物质，即打起交道来能获得乐趣的物质，而把性能可疑或可怕的物质，用红铅笔标出来。
前不久偶然翻开甥女们的一本化学课本，里面找不到任何我熟悉的东西，一切全变了，包括公式、定理和物质分类，以及物质的名称，它们在书里的位置甚至它们的特性……我原来以为它们会永远不变呢！甥女们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挺开心，而我在不平静的心境中，隐隐感到忧伤，恰如遇到几位老朋友，原本你以为他们会永远是小伙子，现在却都成了父亲。
另一件往事是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的一次谈话。我们住在巴黎时，他和他母亲每周来我们家吃一次晚饭。晚餐后，姨妈克莱尔与母亲一块打牌或玩掷骰子跳棋什么的。阿尔贝和我一般是坐下来弹钢琴。但这天晚上，聊天压倒了音乐。不记得我在餐桌上说过什么话，阿尔贝居然觉得非给我提个醒不可。但当着其他人的面，他什么也没表示，等到大家用完餐离了席，他才把我拉到一旁……
当时我对阿尔贝抱有一种崇敬之情。我说过我平常怀着怎样的心情，如饥似渴听他说话，尤其当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的爱好时。这是因为，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爱好的情况很罕见，我觉得他平时总是很认真地理解我的言行，而这些言行恰恰是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最不能理解的。阿尔贝个子高大，体格强壮，性情温和。他的任何一句话都难以形容地令我开心，因为他说的都是我根本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话。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很高兴。我知道，所有体育运动他都是优胜者，例如游泳，尤其是划船。除了迷恋新鲜空气，追求体格的健美发展，现在他又全身心地迷上了绘画、音乐和诗歌。不过这天晚上，我们所聊的与这一切都无关。这天晚上，阿尔贝向我解释什么是祖国。
诚然，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东西我需要了解，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虽然都是忠诚的法国人，但都没有就我们的国土和思想的疆界，向我灌输非常明确的感情。他们自己是否有非常明确的感情，我也不能肯定。由于天生的气质，我像父亲一样，倾向于重视观念胜于重视现实。在这方面，我从十三岁起，就像一个观念学者又像一个孩子、一个傻瓜一样进行思考。晚餐席上我大概说过：“在七十年代我如果是法兰西，肯定不会自卫”，或者类似的蠢话；再说，凡是与军事有关的一切，都使我胆战心惊。正是这一点，阿尔贝觉得有必要提醒我。
他提醒我这一点，既没有责备，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向我讲述了法国遭到入侵以及他当兵的种种回忆。他对我说，他像我一样憎恶挑衅的势力，但正因为如此，他热爱捍卫（祖国）的力量；战士的出色之处，不是他们保卫自己，而是他们保护他们认为受到威胁的弱者。阿尔贝说着说着，声音变得严肃而颤抖起来：
“那么，你认为人们可以无动于衷地任凭别人侮辱自己的父母，强奸自己的姐妹，劫掠自己的财产吗？”他眼前肯定浮现了战争的景象，因为我看见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尽管他的脸处在黑暗之中。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就在我父亲那张大书桌的旁边。我呢高高地坐在书桌上，两条腿晃动着，听了他的话，因为自己坐得比他高，而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房间的另一头，姨妈与母亲在争论什么或玩纸牌，安娜这天晚上也过来吃饭，与她们待在一起。阿尔贝说话时声音很低，那两位太太听不见。他说完了，我一言不发，双手握住他的大手。他讲的道理令我信服，他崇高的心灵更令我激动。他这些话，至少后来，当我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能够理解时，肯定重温过的。
想到要搬家，我就兴奋不已，能参加布置家具，肯定挺开心。可是，搬家却没让我参加。从戛纳回来后，妈妈让我住到一位新老师家去学习，希望这样对我更有好处，她也落得清静些。
我被托付给里夏尔先生。他情调高雅，住在奥托邦。或者正因为他住在奥托邦，妈妈才把我托付给他？他家住在莱努阿街，大概十二号，是一栋三层的老房子，旁边有一个花园，不是很大，但形成一块台地，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半个巴黎。那房子和花园至今仍在，也许存在不了多少年了，因为一位家境清贫的教师出于节俭的考虑，而选择住在莱努阿街，这种时代早已过去了。里夏尔先生只给几个寄宿生，即我和两个英国小姐授课。那两位英国小姐之所以掏钱来这里寄宿，我想主要是为了这里的新鲜空气和优美风景。里夏尔先生是异教地区的教员，仅仅在后来获得教师资格学衔之后，才获准在一所中学教德语课。当初他是打算当牧师的，所以我想他学业相当好，人既不懒又不笨。后来是怀疑和顾虑（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使他在牧师之职的门槛前驻了足。这头一个志向，令他的目光保留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热忱，他的声音自然具有牧师的特长，就是说能够打动人心。他脸上那种半忧伤半开心、在我看来几乎不经意的微笑，使他说出的最严厉的话也会变得缓和，而由此大家明白，他并不自视甚高。他有种种优点，甚至美德，但是看上去他人不是很健康，身体不是很结实，而且没有常性，无所事事，拿严肃的事情当儿戏，拿无聊的事情当真。对于诸如此类的缺点，我虽然年纪尚小，但还是挺敏感的，当时所持的看法可能比现在还严厉。我想他的嫂子，即贝特朗将军的遗孀，与我们一块住在莱努阿街的，对他并不怎么尊重。而这一点倒使她赢得了我的极大尊重。她是一个深明事理又经历过美好时光的女人，我觉得也是家里唯一理智的人。此外她还挺重感情，但只在最相宜的时机表现出来。里夏尔太太大概也像她一样重感情，甚至可以说比她更重感情，因为她根本不明事理，而一味地感情用事。里夏尔太太身体不大好，人瘦刮刮，脸色苍白，没精打采。她性情倒是挺温顺，在丈夫和嫂子面前总是退避三舍；肯定因为这个原因，她在我记忆里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相反，贝特朗太太身体硬朗，自信果断，她的每一个特点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她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儿，小心翼翼地不让她与我们接触，这种过分的专横令女儿有点痛苦。她女儿伊冯娜·贝特朗体质娇弱，几乎弱不禁风，仿佛被规矩压垮了，露出笑容的时候也是一副哭相。除了出来吃饭，她很少露面。
里夏尔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小闺女，才十八个月，有一天我在花园里看见她吃泥土，从此以后经常目瞪口呆地端详她；她的小哥哥布莱兹见她吃泥土却挺开心，他是负责看管妹妹的，尽管他自己也只有五岁。
我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里夏尔先生一块，在一个小小的橘园里干活儿。那橘园——如果能冒昧地把一间玻璃小屋叫作橘园的话——紧贴着旁边一座大房子没有窗户的墙壁，位于花园尽头。
我做功课的课桌旁边有块小木板，上面有一丛菖蒲，那是我眼见着生长的：我在圣絮彼斯市场上买了个球茎，亲手把它种在花盆里，很快就从泥土里钻出一柄绿剑似的植物，一天天长高，令我惊讶不已。为了测定它的生长速度，我在花盆里插了一根白色小木棍，每天记下它增长的高度。经过计算，知道那叶片每个钟头长高五分之三毫米。这种生长速度，只要仔细点观察，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我琢磨不透它究竟是怎样长高的，始终认为它是夜间一下子蹿高的，因为白天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它，也看不出任何变化……观察老鼠要有成效得多。每次我看书或观察菖蒲不到五分钟，它们就会跑出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每天带饼干之类给它们吃，久而久之它们胆子大起来，竟跑到我学习的课桌上来吃碎屑。一共只有两只老鼠，但我相信其中一只怀孕了，因此每天怀着一颗怦然跳动的心，企望出现一窝小老鼠。墙里有个洞，每当里夏尔先生过来时，两只老鼠就钻进那洞里。那是它们的窝，我估计一窝小老鼠会从那里钻出来。每次里夏尔先生让我背诵课文时，我总是用眼角窥伺着那个洞口。课文我自然背诵得很糟糕，里夏尔先生终于问我为什么总显得如此心不在焉。到此时为止，我对那两位伙伴的存在一直守口如瓶，这天才把一切讲出来。
我知道女孩子都害怕老鼠。家庭主妇害怕老鼠，在我也可以想象。可是，里夏尔先生乃堂堂男子汉。他对我讲述的情形似乎很感兴趣，要我指给他看那个洞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声不吭出去了。不一会儿，只见他拎了一把热气腾腾的水壶回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
“先生，你拎的什么？”
“滚沸的水。”
“做什么用？”
“烫死那两只该死的畜生。”
“啊！里夏尔先生，请高抬贵手！我求你啦，我想它们正要下崽了呢。”
“那就更要烫死它们。”
是我出卖了两只老鼠！显然，我应该先问问里夏尔先生，他是否喜欢动物……热泪纵横，苦苦哀求，全无济于事。唉！多么可恶的一个人！他把沸水倒进墙洞时，我觉得他还冷笑了一声呢，不过当时我已把眼睛移开……
我难以原谅里夏尔先生。他见我表现得那样伤心，说实在的，事后也有些诧异，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歉意，但从他极力向我解释来看，我觉得他内心不无尴尬。他竭力让我明白，我多么可笑，那些小动物多么可恶，它们臭烘烘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妨碍我学习。不过，这里夏尔先生也并非全然不懂回头是岸，过了一段时间，作为补偿，他倒是送了我喜欢的几只小动物，但都起码是没有危害的。
那是一对斑鸠。不过，这对斑鸠究竟是里夏尔先生送我的，还是他容忍我养的？这一点，我这靠不住的记忆力，已经搞不清了……用一个藤条笼子装了两只斑鸠，挂在一间鸡舍里。鸡舍与橘园相对，铁栏杆一半损坏了，里面养了几只吵闹、易怒、愚蠢的母鸡，我对它们根本不感兴趣。
开始几天，听到斑鸠的鸣唱，我兴奋不已。我从来没听见过如此悦耳的鸟鸣。它们的歌声如泉水叮咚，终日不歇。可是，这美妙的鸣唱渐渐变得令人心烦。艾尔文小姐，两个英国寄宿女生中的一个，听到这叫声神经就特别紧张，说服我给它们做个窝儿。我还没来得及做，那只雌斑鸠开始下蛋了，它们的鸣叫也有了间歇。
雌斑鸠下了两个蛋。斑鸠下蛋，惯例是两个。我不知道它孵出小斑鸠要花多长时间，便时不时进到鸡舍里，蹲在一条旧板凳上，俯视着那窝儿，又不愿意惊扰那抱窝的鸟，便没完没了地傻笑着，盼望它抬起身子，让我看看蛋是否破壳了。
一天早上，我正打算进去，发现齐鼻子高的鸟笼子底部有碎蛋壳，而蛋壳里面略带血丝。终于孵出来啦！可是，我想进入鸡舍去看新生的鸟儿，却目瞪口呆地注意到门关死了，上面锁了一把小挂锁。我认得这把锁，正是头天晚上里夏尔先生和我在街区市场上买的那把。
“这锁好用吗？”里夏尔先生问小贩。
“先生，这小锁和大锁一样管用。”小贩答道。
里夏尔先生和贝特朗太太见我把许多时间耗费在小鸟身上，十分恼火，决定阻止我这样做。这天中饭时，他们宣布自即日起，鸡舍上锁，钥匙由贝特朗太太保管，每天只能在下午四点钟吃点心时，可借给我一次。贝特朗太太要采取主动措施或实行处罚，可以随时收回钥匙。贝特朗太太说话时不动声色，甚至态度挺温和，但口气非常坚决。在宣布这个可怕的决定时，她脸上几乎没有一丝微笑。我克制住自己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我有我的主意。这类廉价锁所用的钥匙，全都差不多一样。那天在里夏尔先生挑选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花上几个子儿，我就能听见它们在口袋里叮当响哩！中餐后，我立刻溜出去，跑进市场。
我保证，我心里没有反抗意识的任何位置。无论那时还是后来，我绝不以欺诈为乐事。我认为我是与贝特朗夫人闹着玩，而绝非愚弄她。我指望从淘气中得到乐趣，可是竟然丧失了理智，看不到这种淘气在贝特朗夫人眼里会变成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热爱、尊重贝特朗夫人，甚至说过，我特别在意她的评价。我之所以有点闹情绪，主要是因为她用这种物质的手段来阻挠我，其实她只需要要求我顺从就够了。我正是想让她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对事情认真考虑一下，她并没有明确禁止我进入鸡舍，而是阻止我进入，似乎……那么好吧，我们就让她看看她的挂锁能起多大作用。我要进入鸡舍，自然不能躲着她进入，如果不让她看见，就根本谈不上开心。我等待她在客厅里，才去开鸡舍的门，因为客厅的窗户正对着鸡舍（我已经在笑她的惊愕之状了）。打开鸡舍门之后，我会将两把钥匙都给她，请她放心。我从市场回来的路上，反复琢磨的就是这一切。诸位绝不要从我陈述的事理中去寻找逻辑，我的陈述颠三倒四，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并未稍加梳理。
跨进鸡舍时，我注意的主要是贝特朗夫人，而不是那几只斑鸠。我知道她此时此刻正在客厅里，所以盯住客厅的窗户。可是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仿佛她躲了起来。完全失败了！我总不能叫她吧。我等待着，等待着，最终不得不退出鸡舍，只瞥了一眼那窝小斑鸠，连钥匙也没从锁上拔下来，就回到了橘园里。那里有昆特-库尔斯的一篇文章等待我翻译。面对作业，我隐约有些不安，不知道下午点心铃响时自己该怎么办。
四点钟之前几分钟，小布莱兹来找我，说他伯母想和我谈谈。贝特朗夫人在客厅里等我。等我一进门，她就站起来，显然是想镇住我。她等我朝她走近几步，说道：
“看来我把你看错了。但愿我是在与一个诚实的孩子打交道……你以为刚才我没看见你吧？”
“可是……”
“你一直往屋里看，担心……”
“那正是为了……”
“不。我不会让你解释一句。你的所作所为很恶劣。这钥匙你是哪儿搞来的？”
“我……”
“我不准你回答。你知道我们把撬锁的人关到什么地方吗？我不打算把你的欺骗行为告诉你母亲，她烦心的事太多了。稍许多想想你母亲，你就绝不敢干这种事了。”
她越说我越明白，我根本没有机会向她说明我的行为秘而不宣的动机。说实在话，那些动机，此刻连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现在冲动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恶作剧也另眼相看了，从中只看到愚蠢。总之，没能进行自我辩护而立刻导致的一种傲慢的顺从，使我接受贝特朗夫人的训斥而不感到脸红。我想，她在禁止我说话之后，现在该对我的沉默感到恼火了。我的沉默迫使她无话可说了还得继续说下去。我无法说话，而让我的双眼流露出雄辩。
“你认为我根本坚持不住了吧。”我的眼睛对她说，“从你认为我坏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尊重你。”
为了夸张地表示蔑视，我克制了半个月没去看那些小鸟。这对学习倒是十分有利。
里夏尔是一位好老师。除了求知的欲望，他对教书也颇有兴趣。他讲课不紧不慢，又不乏幽默，听他的课一点也不觉得枯燥。鉴于我什么都需要学，我们制定了一个复杂的时间表，但这个时间表老是被我顽固的头疼打乱。应该说，我的思想容易溜号。这方面，里夏尔先生倒是听之任之，一方面是怕我太累，另一方面也是天生的兴趣使然。上课往往变成漫谈。这也是家庭教师的通病。
里夏尔先生对文学有兴趣，但其文学修养不足以使其兴趣显得风雅。在我面前，他并不掩饰自己见到古典的东西就打哈欠。必须遵守教学计划，但他只满足于给我讲解辛纳，朗诵《王上寻开心》。特里布雷对廷臣们的斥责令我落泪，我用呜咽的声音朗诵：
看吧，这只手，这只普普通通的手，
一个老百姓、农奴、粗人的手，
在嘲笑者眼里未握寸铁的手：
它没有剑呀，只有指甲，先生们！
这种诗的节奏如今我已无法忍受。可是在十三岁时，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诗，它比下面这首更富有激情：
让我们拥抱吧，辛纳……
这是有人推荐给我欣赏的。我跟着里夏尔先生朗诵圣-瓦里耶侯爵的著名长诗：
在你床上，女人贞操的坟墓里，
你冷酷地用你下流的吻
败坏、断送、玷污、侮辱、毁灭
普瓦蒂埃的迪亚娜和布雷泽的女伯爵。
居然有人敢写这种事，还写成诗！这真让我充满抒情的惊愕。因为在这些诗句里我所欣赏的，当然主要是放纵。十三岁去读这种诗，就是放纵。
里夏尔先生见我激动不已，像琴弦般颤抖不止，便决定对我的敏感进行罕见的考验，把他当时放在床头的两本书，黎施潘《亵渎神明的言论集》和罗里纳的《神经官能症》，拿出来开始朗读给我听。奇怪的教育！
我之所以能准确说出阅读这两本书的时间，是因为我准确记得阅读这两本书的地点：我师从里夏尔先生三年，第二年冬天他住到了巴黎市中心，阅读《王上寻开心》《神经官能症》和《亵渎神明的言论集》三本书的背景，是帕西那个小小的桂园。
里夏尔先生有两个兄弟。他弟弟埃德蒙是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人，有过人的智力，风度翩翩，头年夏天给我当过家庭教师，是代替傻瓜加林的。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他体质娇弱，不能生活在巴黎（最近我听说，自那时以来他在银行部门从事某种出色的工作）。
我到莱努阿街不久，里夏尔的二弟就住过来了。他仅比我大五岁，以前在格雷一个姐姐家生活。我了解他这个姐姐的生活，因为头年夏天，埃德蒙·里夏尔对我母亲谈论过她。抵达拉罗克那天晚上，母亲亲切地询问他的亲人们的情况，他一五一十做了回答。母亲问：
“你没有姐妹，是吗？”
“有，太太。”他回答。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虽然说单音词发音有点短促，回答了这句话后，又轻言细语补充说：
“我有一个姐姐生活在格雷。”
“哦，在格雷……”妈妈说，“她做什么工作？”
“她是糕点商。”
这次交谈是在晚餐席上，我的表姐妹们都在场。我们都中止了吃饭，听这位新来的家庭教师说话。这个来与我们一块生活的陌生人，只要稍许表现出自负、愚蠢或急躁，就会把我们的假期搞得一团糟。
埃德蒙·里夏尔在我们看来倒颇有魅力。不过，我们密切注意他的头几句话，以此为基础做出我们集体的评价。几个尚未涉世的毛孩子准备做出的评价，肯定是毫不宽容、不可收回的。我们并不喜欢嘲笑别人，我们的笑不带恶意，但都是一种疯狂的、抑制不住的笑：听到埃德蒙说“她是糕点商”这句话，我们都情不自禁笑起来。然而，这句话埃德蒙说得很朴实，很爽直，也很勇敢——如果他预料到我们会笑的话。我们尽量忍住笑，因为我们觉得这极不礼貌。一想到他可能听见了我们的笑声，这段回忆就使我感到痛苦。
阿贝尔·里夏尔即使不说头脑简单，至少明显地不如他两个哥哥坦率。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被严重疏忽。这个高高的小伙子，显得没有精神，目光柔柔的，一双手软软的，说话嘟嘟囔囔，人倒是热心，甚至殷勤，但不很机灵，以至于他对别人的关照所得到的回报，是无礼的对待多于感谢。尽管他不断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们却很少一块聊天。我与他无话可说；他呢，说三句话就显得气喘吁吁。夏季的一个晚上，一个美丽而炎热的晚上，经过整整一天的辛劳，大家美美地歇息了。我们在凉台上聊天，久久不肯离去。阿贝尔像往常一样凑到我身边，我也像往常一样假装没看见他。我坐在旁边一点的秋千上。白天是里夏尔的几个孩子坐在上面晃来荡去，现在他们早已睡了。我用脚尖顶住地面，让秋千不再摆动。我感觉到我身边的阿贝尔也一动不动，靠在秋千的一根绳子上，使秋千微微摆动。他始终脸背着我，两眼望着城里的方向。那里万家灯火与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我们这样待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稍许动了一下，我才看他一眼。他也许就是等待我看他这一眼，这才用哽住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我对阿贝尔只怀有极一般的友爱，但除非对他怀有憎恨，否则不可能拒绝这样主动表示的情谊。我笨拙地、含糊地答道：
“哦，是的。”或者：“很愿意。”
而他呢，立即来个开门见山：
“那么，我让你看看我的秘密。来吧。”
我跟着他到了前厅里，他想点燃一支蜡烛，但手抖得厉害，连划了好几根火柴都没点燃。这时传来里夏尔先生的声音：
“安德烈，你在哪儿？你该去睡觉啦。”
黑暗里阿贝尔握住我的手。
“只好明天再给你看啦。”他顺从地说道。
第二天，他让我去楼上他的房里。房间里有两张床，其中一张自埃德蒙·里夏尔走后一直空着。阿贝尔一声不吭，走到放在一张桌子上的玩具柜前，用系在表链上的一把钥匙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十一二封用粉红缎带捆扎的信，整个儿一捆递给我：
“给！你全都可以看。”他很冲动地说。
老实讲，我根本不想看。这些信字体都一样，是出自一个女人的手笔，纤细，平匀，没什么特色，像是一位会计或供货人写的，平平板板，使人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可是，我无法回避：要么看，要么给阿贝尔一次无情的侮辱。
我以为这些信是情书，可是不是。这是他姐姐即格雷那位女糕点商写的信，一些可怜、忧伤、哀怨的信，所涉及的都是需要支付的票据，付款期限已到，逾期未付，等等。最后这个可怕的词语我是头一回读到。我理解了其中的一些暗示和迟疑，那是要阿贝尔放弃他该得的父母那份遗产，转让给他姐姐。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即使这样做了，唉！也不足以支付那些逾期未付的票据。”
阿贝尔退开了让我看信。我坐在一张未刷油漆的木头桌子边，就在拿出这些信的那个小柜子前面。小柜子门没有关上，我一边看信，一边斜视着里面，担心里面再冒出一些信来，但小柜已是空的。阿贝尔伫立在敞开的窗前，这些信他显然已记得烂熟，我觉得他正远远地跟着我在阅读。他大概盼望我说几句同情的话，可是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因为我讨厌夸大其词地表示激动的心情。金钱方面的悲剧，是最不可能给一个孩子带来什么美感的悲剧。我觉得它们毫无美感；必须有某种美才能使我产生激情。我终于产生了一个念头，问阿贝尔是否有他姐姐的照片。这既避免了我说谎话，又表示我对这事还是有兴趣的。他连忙哆哆嗦嗦地从皮夹子里找出一张照片。
“她多么像你！”我惊叫道。
“啊！可不是吗！”他突然兴高采烈起来。我这句话是不经意说的，而对他比一种友好的表示还带来更大的慰藉。
“现在你知道了我的全部秘密，”我把照片还给他后，他说道，“你也会把你的秘密告诉我，不是吗？”
在阅读他姐姐的信时，我漫不经心地提到过爱玛妞。与这些毫无吸引力的唉声叹气相比较，我那位女友美丽的面容多么光彩照人！我曾发誓一辈子爱她，想到这里我的心飞到了快乐之乡；我心灵深处已经躁动着模糊的雄心和许多朦胧而微弱的欲望；歌声、笑声和跳荡的谐音伴随着我的爱情……听到阿贝尔的问话，我这颗充满幸福的心，跳到嗓子眼里又抽紧了。“我可以在他的贫困面前，体面地炫耀我的财富吗？”我想，“能够从我的财富上掰下一些碎片吗？啊，怎么！这巨大的财富可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割成金币的金锭啊！”我又看了一眼那些信和那个空空的小柜子。阿贝尔正认真地用缎带重新捆扎那些信。他又一次问我：
“告诉我你的秘密吧，好吗？”
我答道：
“我没有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