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时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于四层或五层楼的公寓，几年后搬走了，故此我没留下什么记忆。不过，我还记得那个阳台，或者不如说站在阳台上所看见的东西：笔直望过去的广场和广场上水池中的喷泉。抑或更确切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站在阳台上，把父亲剪的纸龙扔出去，纸龙被风刮着，飘过广场上喷水池上空，一直飞进卢森堡公园，被高高的栗树枝挂住。
我还记得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厅的餐桌吧，所铺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门房的儿子钻到底下去；门房的儿子是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有时来找我。
“你们在底下搞什么鬼？”保姆喊道。
“没搞什么。我们玩儿。”
我们把玩具摇得蛮响。那些玩具是为了装样子带到桌子底下的。实际上我们另有玩法：一个贴近另一个，而不是一个与另一个。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来我才知道叫作“不良习惯”。
这种不良习惯，我们两个是谁教给谁的？是谁头一个养成的？我说不清。不过应该承认，这种不良习惯小孩子有时是能够再创造的。我嘛，既无法说是什么人教我的，也无法说自己是怎样发现那快乐的，而是我的记忆力回溯多远，那快乐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讲述这件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对我自己会有所伤害，我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些来诽谤我。但是，我的叙述唯有真实才站得住脚。权当我写这些是一种忏悔吧。
人当童年，心灵应该完全透明，充满情爱，纯洁无瑕。可是，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心灵却阴暗、丑恶、忧郁。
家人常常领我去卢森堡公园，但我不肯与其他孩子一块玩，总是郁郁寡欢地待在一边，站在保姆身边观看其他孩子做游戏。他们用小桶将沙子堆成一排排漂亮的小沙堆……当保姆扭头看别的东西时，我冷不防冲上去，将所有沙堆踩倒。
我要讲的另一件事更加古怪。大概正因为其古怪，我不那么为之感到羞愧。母亲后来常常对我提起这件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事儿发生在于泽斯。我们每年去那里一趟，看望我父亲的母亲和其他几个亲戚，包括佛罗家几个堂兄弟。他们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老房子，事儿就发生在佛罗家这座房子里。我的堂姐长得很美，也知道自己很美。她一头秀发黑黝黝的，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侧影俨然一座玉石浮雕（我后来见过她的照片），皮肤光彩照人。那皮肤的光泽我记忆犹新，因为我被介绍给她那天，她穿着连衣裙，领口开得特别低。
“快去亲亲你堂姐。”一进客厅，母亲就对我说（我当时只有四岁，也许五岁）。我走过去。佛罗堂姐弯下腰，把我拉到她身前，这样她的肩膀就袒露了。看到如此娇艳的肌肤，我顿时头晕目眩，不去亲堂姐伸给我的面颊，却被她美丽动人的肩膀迷住，照准上面狠狠啃了一口。堂姐疼得大叫一声，我则吓得大叫一声，随即厌恶地吐口唾沫。我很快被带开了，在场的人大概都惊得傻了眼，忘了惩罚我。
我找到那时的一张照片，我穿件滑稽可笑的方格罩衫，蜷缩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副病态、顽皮的样子，目光斜视。
我六岁上我们家搬离了美第奇街。我家的新公寓套房在土尔隆街二号三层，刚好处在圣絮彼斯街拐角。父亲书房的窗子就临这条街，我的卧室窗外是个大院子。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套间的门厅，因为凡是不上学的时候，我通常在门厅里玩儿或是待在卧室里。妈妈见我总围着她转，就烦，叫我去跟“我的朋友彼埃尔”玩，即叫我独自去玩。门厅的彩色地毯上有大幅的几何图案，在这些图案上与大名鼎鼎的“朋友彼埃尔”玩弹子，再开心不过了。
一个小网兜装着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弹子，一颗颗全都是别人送我的，从来不与普通的弹子混在一起。每次拿出来玩，看到它们那样漂亮，总是有一番新鲜的开心感。尤其有一颗小小的玛瑙弹子，上面呈现一条赤道，还有几条白色回归线哩。另一颗光玉髓弹子，呈浅玳瑁色，是我用来压阵之物。此外有一个大布兜，装了许多灰色弹子，常常赢回来，又常常输掉，后来真正有了玩弹子的伙伴时，便拿作赌注。
另一件令我着迷的玩具，是一个叫作万花筒的新奇玩意儿。它像一种小型望远镜，在与眼睛所贴的这一端相反的那一端，呈现出变化无穷的圆形花饰。那是由一些活动的彩色玻璃片构成的，嵌在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这小望远镜的内壁贴着镜子，整个玩具稍微动一下，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的彩绘玻璃片就会匀称地变幻出魔幻般的画面。不断变幻的圆形花饰使我欣喜莫名。现在我仿佛还真切地看见那些彩绘玻璃片的颜色和形状，最大的那块是浅色的尖晶石，呈三角形，在自身重量的带动下，在所有彩绘玻璃片上首先转动，挤得其他玻璃片也转动起来。彩绘玻璃片之中有一片是颜色很深的石榴石，几乎呈圆形，一片镰刀形的翡翠，一片我已不记得颜色的黄玉，一片蓝宝石和三小片褐色碎晶体。它们绝不会一齐呈现在画面上，一些完全隐藏，一些半隐藏在滑槽的镜子背后，只有那块尖晶石，因为太大，总是不会彻底隐去。
我的表姐妹们和我一样喜欢这玩意儿，但都缺乏耐心，每回总不停地摇那圆筒，想一下子看到全部变化。我不那样做，而是眼睛总贴在镜头上，慢慢地、慢慢地转动万花筒，欣赏图案慢慢地变化。有时一块玻璃片难以觉察地挪动一下，会造成连续不断的转动。我既好奇又着迷，很快就想迫使这万花筒向我公开它的秘密。我把它的底撬开，将一块块玻璃片卸下来，又从纸板套子里取出三块镜子。然后重新安装上，但多放进去三四颗彩绘玻璃珠子。整个组合其实没有任何高明之处，种种变化再也不会引起惊奇，每个环节都已了如指掌，乐趣的缘由已弄得一清二楚。
后来我又想把小玻璃片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一根羽毛尖，一个苍蝇翅，一段小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没有任何奇妙效果可言。但由于镜子的反射作用和对几何的某种兴趣……总之，我成小时、成天玩这个游戏。我想如今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这游戏了，所以花了如许笔墨加以介绍。
童年时代的其他游戏，如拼七巧板、移印花样、搭积木等，都是孤单一人玩的游戏。我没有任何同伴……不，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但，唉！不是玩的同伴。每次玛丽领我去卢森堡公园，我总在那里见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他娇嫩、温和、安静，苍白的脸被一对大眼镜遮住一半，眼镜片颜色很深，后面什么也看不清。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我叫他小绵羊，因为他穿件白色翻羊毛小大衣。
“小绵羊，您为什么戴眼镜？”（记得我不用“你”称呼他）
“我眼睛有毛病。”
“让我看看。”
他抬起那副可怕的眼镜，两只眼睛可怜地眨巴着，目光犹疑不定，痛苦地透进我的心里。
我俩在一起时不玩儿，记得只是手拉着手，默默地散步，其他什么也不做。
平生头一回结下的这个友谊，持续时间很短。小绵羊不久就不再来了。唉！卢森堡公园这时在我的感觉中那样空荡荡！但我真正开始感到绝望，是在知道小绵羊变成了瞎子的时候。玛丽在小区里遇到那孩子的保姆，回来向母亲学她与那保姆的交谈。为了不让我听见，她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这样一句话：“连嘴巴都找不到啦！”这句话显然荒唐，嘴巴嘛，没有视力无疑也找得到。我立刻这样想，但心里挺难受，跑到自己房间里去哭泣，接连几天，练习久久地闭上眼睛，走路也不睁开，竭力体验小绵羊可能的感受。父亲一心扑在法学院的备课上，对我甚少关心。每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关在他那间宽大、略显阴暗的书房里。那间书房，他不叫我进去，我是不能进去的。我是从一张照片上重新见父亲的模样，胡子呈方形，相当长的黑发鬈曲着。没有这张照片，我只记得他脾气非常温和。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的同事们都叫他“温顺男人”；我听父亲的一个同事说，大家经常请他出主意。
对父亲我向来怀着敬畏，书房这地方那样肃穆，更增加了我的敬畏。每次进入书房，我感觉仿佛是进到教堂里，半明半暗中，耸立着圣体龛般的书柜，厚厚的地毯，色调富丽而深暗，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
两个窗户，一个旁边摆了一张斜面讲桌；房间中央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放满了书和文件。父亲找出一本厚书来，题目大概是《勃艮第或诺曼底习俗》，一本沉甸甸的对开本书，打开搁在沙发扶手上，与我一块一页一页地翻看，一直翻到蠹虫老是啃啮的地方。这位法学家查阅了一篇古文，欣赏着私下的小收藏品，想道：“瞧！这准会让儿子开心。”这果然让我很开心，但也是由于他自己显得开心的缘故。
我对这间书房的回忆，尤其是与父亲让我在那里面阅读的书紧密相连的。父亲在这方面想法独特，母亲不愿苟同。我常常听见他们一块争论，应该给幼儿的头脑提供什么食粮。有时，类似的争论围绕着顺从这个问题展开。母亲始终持这样的意见：孩子应该顺从，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父亲则始终倾向于无论什么事，都要向我解释清楚。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把我这样的孩子比作希伯来民族，必须先绳之以法，而后方能宽恕。现在我认为，母亲所言乃真知灼见，但当时我与她处于对立状态，经常软磨硬泡，不断顶嘴。可是对于父亲呢，只要他一句话，叫我干啥就干啥。我觉得父亲更多的是顺从自己心灵的需要，而谈不上是遵循什么方法，因为他推荐让我开心或欣赏的东西，无一不是他自己喜欢和赞赏的东西。那时的法国儿童文学所提供的东西，荒谬而愚蠢，像后来人们塞到我手里的塞居尔夫人的某本书，父亲如果见了，我想他一定会难过。然而我承认，我这一代几乎所有孩子，都对这类书产生了相当强烈而又愚蠢的兴趣。所幸者，只是这种兴趣不如我当初听父亲朗读作品时那么强烈。父亲给我朗读的作品诸如莫里哀的戏剧故事、《奥德赛》中的段落、《帕特林闹剧》、辛巴达冒险故事或阿里巴巴冒险故事，还有意大利喜剧中的一些滑稽片段，如莫里斯·桑在《面具》一书里所介绍的。在这本书里，我也欣赏到阿尔钦、柯农比娜、驼背丑角和男丑角等形象，因为我听过他们通过父亲的声音对话。
这些朗诵非常成功，父亲信心倍增，有一天竟打算朗诵《约伯记》的开头部分。这次尝试母亲也想听，所以没有在书房或其他房间里进行，而是在小客厅里，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为母亲设的专场。当然我不能肯定，我从一开始就领会了这本圣书里的全部美，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朗读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故事的庄严，还是父亲声音的严肃，抑或母亲面部的表情。母亲时而将双眼闭上，以表示或保护她虔诚的默祷，时而将双眼睁开，那仅仅是为了向我投来充满母爱、疑问和希望的一瞥。
夏天某些宜人的晚上，晚饭吃得不太迟，父亲又没有太多工作时，他就问道：
“我的小朋友愿意和我去散散步吗？”
他从来都叫我他的小朋友。
“你们会适可而止，不会回来太晚，不是吗？”母亲说道。
我喜欢与父亲一块外出。由于他甚少关心我，所以这罕有的机会带有不寻常的、重大的和些许神秘的色彩，令我着迷。
我们一边玩猜谜语和同音异义词游戏，一边沿着土尔隆街往上走，然后穿过卢森堡公园，顺着紧贴公园的圣米歇尔街那段路，一直走到离天文台不远的第二个公园。当时医药学校对面那块地还没有盖房子，这个学校本身也还不存在。那里根本没有六层的楼房，只有一些临时板棚、旧货摊、转手或出租脚踏车的档口。这第二个卢森堡公园边缘一带，铺了沥青或碎石什么的，给脚踏车爱好者当跑道。这些爱好者骑着后来被自行车所取代的那种离奇古怪的交通工具，七拐八扭，一掠而过，消失在暮色中。我们赞叹他们的大胆和英姿。只还依稀看得见车架和小小的后轮以及安装在后轮上的天线平衡装置。轻巧的前轮晃动着，骑在上面的人像个怪物。
夜色降临了，稍远处一家咖啡音乐厅的灯光显得更加强烈。音乐吸引着我们。一个个汽灯泡本身看不见，只看见树篱那边栗树上射出的奇特灯光。我们走过去。板壁镶得不严实，有些地方可以把眼睛贴在两块木板之间往里看。我的目光越过乱哄哄的观众，看见奇妙的舞台上，一位女歌手登台后说了许多庸俗乏味的话。
有时，在回家途中，我们还有时间穿过大卢森堡公园。不一会儿，咚咚的鼓声宣布公园要关门了。最后的散步者不情愿地向出口走去，后面跟着看门人。他们身后宽宽的林荫路，空寂无人，笼罩在神秘之中。凡是这样的夜晚，我总像喝醉了酒，沉入暗影憧憧、奇幻谲诡的梦乡。
打我五岁起，父母就让我去芙乐尔小姐家和拉克博埃夫人家上幼儿课。
芙乐尔小姐家住塞纳街。包括我在内的小班的孩子，都埋头学习认字和写字，而大班的孩子，更确切地讲大班的女孩子（因为来芙乐尔小姐家上课的大孩子都是女的，小孩子都是男的），则为排练一次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家长们都要来观看这次演出。她们准备演出的是《爱打官司的人》里面的一场戏。那些大女孩儿都试着粘假胡子，我羡慕她们穿化装服，那肯定比什么都开心。
在拉克博埃夫人家，我记得只有一台“拉姆斯登牌机器”，一架老式的电唱机，令我惊奇不已。它有一个玻璃圆盘，上面贴着一些小金属片，还有一个转动圆盘的曲柄。这台机器不准触摸，“明文规定违者处死”——正如一些电线杆的木牌子上所写的。一天，女老师打算开动机器，孩子们围成一大圈，但离得远远的，因为都挺害怕。大家预料女老师会受到电击；她食指弯曲，将一个钢球移近唱机顶端时，的确有点瑟瑟发抖，但并不见迸出半点火花……啊！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我七岁上，母亲考虑，除了让我上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的课之外，还应该增加戈克琳小姐的钢琴课。这位纯朴的小姐给人感觉到她对艺术的兴趣少于谋生的需要。她身体瘦弱，面色苍白，一副马上要病倒的样子。我想她可能吃不饱肚皮。
戈克琳小姐见我乖乖听话，便从一个小袖笼里抽出一张图片送给我。那张图片本身，在我看来乃寻常之物，我几乎会嗤之以鼻，但它很香，非常香——大概是为了让人记住那个小袖笼吧。这张图片我几乎不看，只是闻，闻过之后，把它贴在一本画册里其他图片旁边。那画册是大商店赠送给顾客的孩子们的，但里面的图片没有丝毫香味。前不久我还打开过这本画册，逗一位幼侄开心哩。戈克琳小姐送的那张图片还散发着香味，甚至使整本画册散发着香味。
我练完音阶和琶音，又做了点儿视唱练耳，重弹几遍《钢琴家优秀传统曲目》里的一首曲子，便把位置让给母亲，让她在戈克琳小姐身边坐下。我想妈妈是出于谦虚，从来不单独一人弹钢琴，在四只手一块弹时，她弹得多么自如！母亲通常弹奏的，是海顿的一首《交响曲》的一部分，尤其喜欢弹奏终曲，觉得终曲动作快，不要求那么强的表现力——接近结尾时她弹奏得更快。她弹奏时，自始至终大声数着拍子。
等我长大点儿了，戈克琳小姐不再登门，而由我去她家上课。她住在一个小小的套间，与她一个姐姐一块生活。那个姐姐是个残疾人而且有点傻，由她负担。头一个房间应该是餐厅，里面有个大鸟笼子，养了许多梅花雀。第二个房间里放着钢琴。这架钢琴的高音区琴键音调很不准，我们四只手一块练习时，我不太愿意弹高音。戈克琳小姐很容易明白我为什么有这种反感，像悄悄地对一个精灵下一道命令，以抱怨的口气泛泛地说：“该去叫一位调音师来！”但精灵不愿意跑腿。
我父母习惯去卡尔瓦多斯省拉罗克·拜尼亚尔度暑假。这个庄园在我外婆隆多氏去世后，就归我母亲所有了。元旦假期我们去鲁昂我母亲的娘家度过，复活节假期则去于泽斯我祖母身边。
这两个家族截然不同，这两个法兰西省份也截然不同，它们全都对我施加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我常常以为，我会被迫从事艺术创作，因为只有通过艺术创作，才能使这些极不相同的因素协调起来：这些因素在我心里即使不相互打架，至少是相互对话。或许只有被遗传冲动推向单一方向的人，相反，那些杂交的品种，由于种种相互对立的要求在他们身上相互中和的同时，得以共处和壮大，所以我相信仲裁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他们之中。如果具体事例不能证明我言之有理，那我就弄错了。
但是，我模糊看到并指出的这种规律，似乎至今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我现在在居韦维尔写到这一点时，手头的任何传记、任何辞典，甚至共有五十二卷的巨著《世界名人传记》之中，无论查阅哪个名字，都找不到有关任何名人、任何英雄母系方面血统的介绍。这一点后面我还要再谈到。
我的曾外祖父隆多·德·蒙布莱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财政部任参事——该部漂亮的官邸至今还存在于圣母院广场大教堂对面——一七八九年出任鲁昂市长。一七九三年，他与德·埃布维尔先生一块被关进圣雍监狱，由被认为更进步的德·丰特奈取代了他的职位。出狱之后，他隐居于卢维埃，我想他是在那里再婚的。他与头一个妻子生有两个孩子。直到那时为止，整个隆多一家都信奉天主教。但隆多·德·蒙布莱二婚娶了一位新教徒杜佛尔小姐，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外祖父爱德华。这些孩子都是按天主教的习俗洗礼和抚养的。可是，我外祖父也娶了一位新教徒，即朱莉·普歇。这回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我母亲，五个孩子全是按新教习俗抚养的了。
然而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即在我的回忆进入高潮时，我父母的家庭重新变得信奉天主教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信奉天主教，而且深具正统观念。我舅舅亨利·隆多在外婆去世后，与舅妈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我父母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甚至在考虑娶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吕茜尔·K·之前，就改宗皈依了天主教。
这个家位于克罗斯纳街和封特内尔街拐角处。马车出入的大门朝克罗斯纳街，大部分窗户则临封特内尔街。我觉得这座房子很大，它的确很大。底层除了看门人的住房、厨房、马厩和仓库之外，还有一间商店，专卖鲁昂花布，是那家离鲁昂几公里，位于乌尔蒙的工厂生产的。布店旁边，更确切地讲是存货房旁边，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也不准孩子们进去。再说仅仅因为它那弥漫的雪茄烟味，和它那阴森森令人讨厌的外表，就没有谁愿意进去。比较之下，整座住宅多么可爱！
一到大门口，柔和而庄重的门铃声，就仿佛是对你表示欢迎。门廊左边，看门人在他那高出地面三级台阶的小屋里向你微笑。迎面是院子，尽里的墙根一排排摆放着盆装的绿色观赏植物，让它们在这里换换新鲜空气，然后再搬回乌尔蒙暖房。它们来自暖房，又回到暖房里去茁壮成长。在搬进室内做摆设之后，它们轮流在这里得到歇息。啊！这座房子里面多么温暖、湿润、安静，虽略显朴实无华，但舒适宜人，又充满情趣。楼梯间底下通过门廊采光，顶上则通过玻璃天窗采光。每层楼梯的平台，都放有包绿天鹅绒的长凳，趴在上面看书煞是舒服。不过，干脆坐在第三层和顶层之间的梯级上看书，还要舒服得多。梯级上铺着地毯，带黑白相间的条纹和宽宽的红边。屋顶的玻璃天窗，洒下柔和的、静静的光线。我把自己所坐的那级台阶上面那一级当作课桌，双肘支在上面，台阶的边缘渐渐嵌进我的两肋……
我写自己的回忆录，信笔所至，并不着意安排，顶多以一些地点和人物为中心加以汇集。对于地点，我的记忆力不常弄错，但却经常把日期搞混。如果强迫自己按编年的方式来写，那就完蛋了。我回顾往事，就像有人目测距离，搞不准确。有时，研究认定近得多的事情，会被我弄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过去很长时间，我确信自己记得普鲁士人进入鲁昂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夜里，大家听到军号声。队伍从克罗斯纳街上经过，从阳台上看见树脂火炬忽强忽弱的火光在墙壁上晃动。
后来我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母亲让我相信，首先当时我年纪太小，不可能保留任何回忆；其次，任何鲁昂人，至少我们家任何人，都绝不可能站到阳台上观看俾斯麦抑或普鲁士国王本人经过。德国人倒是组织了一些游行，但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家家的护窗板都关得严严的。我确实记得一些“火炬游行”，在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很久以后，每逢星期六晚上，火炬游行队伍依然在克罗斯纳街进进出出。
我们让你从阳台上观看的就是这种游行，记得吧，还一边对你唱：
兹姆来啦，兹姆来啦，
雄赳赳的军人！
我突然也记起了这首歌。一切恢复了本来的位置和范围。但是我有点若有所失，仿佛当初我更接近于真实，在我的全新感觉面前具有如此重要性的事，一定堪称历史事件。因此渴望把事件推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让时间的距离赋予它伟大的色彩。
同样还有克罗斯纳街那次舞会，我的记忆力长期固执地把它置于外婆在世的时候。其实外婆辞世于一八七三年，而我那时还不到四岁。那次舞会显然是三年后的事，是舅舅亨利和舅妈为庆祝他们的闺女成年而举行的。
我已经睡下，但是一阵奇怪的嘈杂声，整座住宅从上到下的颤抖和一阵阵悦耳的歌声，赶走了我的睡意。也许白天我就注意到了在做准备工作，也许有人告诉过我这天晚上会有舞会。可是，我知道什么叫舞会吗？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像平常的晚上一样睡了。可是，现在这种嘈杂声……我倾听着，努力捕捉某种更清晰的声音，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我竖起耳朵倾听，但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床上爬起来，赤着双脚，摸索着出了卧室，走到黑乎乎的走廊里，然后来到灯光明亮的楼梯上。我的卧室位于四层，声浪是从二层传来的。应该去二层看看。我沿着楼梯一级一级走近时，这才分辨出说话声、衣裙窸窣声、窃窃私语和笑声。一切看来都非同寻常，我仿佛突然就要领略到另一种十分神秘、非同现实、更加辉煌、更加动人的生活，一种只在孩子们睡了之后才开始的生活。三层的走廊里黑乎乎的，阒无一人，晚会在下面举行。我还往前走吗？会让人看见的，会因为不睡觉跑出来偷看而受到惩罚的。我将头从铁栏杆间探出去。刚好有客人到来：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一位全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手拿一把扇子的夫人。仆人即我的朋友维克多穿着短裤和白色长袜，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他站在头一间客厅门口给客人们引路。突然有个人向我冲过来。是我的保姆玛丽。她躲在下面一点楼梯的头一个拐角处，像我一样探头探脑地观看。起初我以为她会把我送回卧室，反锁在里面。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却带我到她躲藏的地方去观看。现在我完全听得清音乐了。随着我看不见的乐器奏出的曲子，一些先生和一些珠光宝气的夫人一块旋转着。夫人们个个比白天漂亮得多。音乐停止，舞伴们也停下来，说话声代替了乐曲声。保姆正打算领我回卧室，一位靠在门边扇扇子的漂亮夫人瞥见了我，便走过来亲我，因为我认不出她而哈哈大笑。这显然是母亲的那位朋友，恰恰我上午还见过的那位。不过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她，千真万确是她。当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时，思想全给搞混了，在沉入梦乡之前模模糊糊地想，有现实，有梦境，此外还有第二现实。
好多年间，我一直朦朦胧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现实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认的生活之外，存在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肯定，我思想上是否还残存着这类想法。这类想法与童话故事、鬼怪故事、神圣故事毫无共同之处，甚至与霍夫曼和安徒生的故事也毫无共同之处。再说，这两个人我当时还不知道。不，我想这包含着一种笨拙的欲望，即使生活变得味道更浓的欲望；对这种欲望，后来宗教倒是善于满足的。我想这里也包含着把一切设想得很神秘的癖好。正因为这样，在父亲过世后，我虽然已经是老大不小的孩子了，却居然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或者至少——怎样表达这种想法呢——只是在我们公开的、白昼的生活中他死了，到了夜里我睡着之后，他就偷偷地来找母亲。白天我还只是将信将疑，到了夜里临入睡之前那一刻，这种怀疑就变得明确肯定了。我并不试图窥透个中秘密，觉得自己想要窥伺的这种事情，自己完全可以阻止它发生。不过我毕竟年纪还小，在太多的时候、太多的事情上，母亲总回答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有些晚上，在就要坠入梦乡之际，我真的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弄明白了……
还是回到克罗斯纳街吧。
三层所有卧室门前那条走廊尽头是图书室，它比二层的大客厅更舒适，气氛也更亲密，所以母亲经常待在这里，也喜欢让我待在这里。一个大立柜充当书柜，占据尽里边的整面墙，两个窗户都临院子，其中一个是双层的，两层窗框之间，一溜托盘摆着一溜花瓶，里面鲜花盛开，有藏红花、刺果藤、郁金香、杜陀。壁炉两边各摆放一张大扶手椅，坐垫是母亲和姨妈们编织的。母亲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夏克尔顿小姐坐在桌子旁边套石榴红绫纹布套的椅子上，埋头绣网格花边。那是她的一种消遣，将小块的网格绷在一个金属绷子上刺绣。一块蛛网般的网状物，她透过网飞针走线，不时看一眼样品。样品的图案是蓝底白线构成的。母亲朝窗台望一眼，说道：
“藏红花开了，会有好天气。”
夏克尔顿小姐接过她的话细声细气地说道：
“朱莉叶，你总是这样说。其实是天气好，藏红花才开的。你知道，藏红花不会赶在好天气之前开。”
安娜·夏克尔顿！我眼前浮现出你安详的面容、光洁的前额、略显严厉的嘴，还有你那双笑盈盈的眼睛，给我的童年播洒了那么多善意。我渴望发明更热情洋溢、更充满敬意、更亲切动人的词语，来谈论你。我会在将来有一天讲述你谦卑的一生吗？我希望在我的叙述中，你的谦卑会光彩照人；当权势者遭到贬抑，卑贱者受到颂扬之时，你的谦卑会在上帝面前大放异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为这世上的踌躇满志者和自命不凡者画像，倒是颇有兴趣为把真正的荣誉隐藏不露的人画像。不知道是什么挫折，促使夏克尔顿家的孩子们从苏格兰内地流落到大陆。罗伯蒂牧师本人娶了一个苏格兰女子，我想他是了解这个家族的，大概就是他把这个家族的长女推荐给了我外婆。我打算在这里复述的全部情况，不消说是很久以后，我从母亲本人或比我年长的表兄们那里了解到的。
确切地讲，夏克尔顿小姐是作为我母亲的家庭教师进入我们家的。母亲很快就要到结婚年龄了。不少人认为，夏克尔顿小姐本人还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恐怕不会善待她的学生。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年轻的朱莉叶·隆多，是一个有点令人泄气的人。她不仅总是深居闺房，该抛头露面的事总是回避，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把安娜小姐推到前面；对安娜小姐，她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友谊。朱莉叶不能忍受自己穿得最讲究，凡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财富的东西，都令她反感。优先权问题使她与她母亲和大姐克莱尔之间，不断发生争论。
外婆肯定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不过，她虽然一点儿也不顽固，却抱着强烈的等级意识不放。她女儿克莱尔也有这种意识，但缺乏她那种和善，甚至除了等级意识，再也没有多少别的意识。在妹妹身上找不到这种意识，她就十分恼火。她发现在朱莉叶身上，取代这种意识的，如果不是一种明确的反抗意识，至少是一种不顺从的意识。而这种不顺从的意识，在朱莉叶身上并非一直存在，似乎是借助她对安娜的友谊而产生的。克莱尔因为妹妹对安娜抱着这种友谊，而难以原谅安娜。她认为友谊应有不同的程度和区别，让夏克尔顿小姐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师身份，是不合适的。
“怎么！”母亲想道，“我比别人究竟是更漂亮，更聪明，还是人更好？人家更看中的究竟是我的财富，还是我的姓氏？”
“朱莉叶，”安娜说，“你结婚那天给我一件茶色真丝连衣裙，我就心满意足了。”
很长时间，鲁昂上流社会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朱莉叶·隆多全都不屑一顾。最后大家惊愕不已地发现，她接受了一个年轻的法学教员。此人来自南方的内地，穷兮兮的，根本没有胆量向她求婚，只是在善良的罗伯蒂牧师促使下才这样做的。罗伯蒂了解我母亲的想法，介绍了他。六年后我出生时，安娜·夏克尔顿收了我为养子，一如她一个个收了我的大表兄们为养子一样。美貌、优雅、善良、思想和品德，都无法让世人忘记一个人的贫穷。安娜可能只领略到爱情一点遥远的光辉，除了寄于我父母篱下，根本没有家庭。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面部轮廓因为年龄关系已不那么柔和，一张嘴稍显严厉，只有目光里洋溢着微笑，那微笑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变成真正的笑，笑得那样爽朗，那样纯真，令人感到无论是愁烦还是挫折，都不能减弱心灵从生活中自然汲取的极大快乐。我父亲也这样笑。有时，夏克尔顿小姐和他会像孩子似的乐不可支。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母亲和他们一块乐过。
安娜，除了我父亲总叫她安娜小姐，我们全都直呼她的名字，我出于孩子的习惯，甚至叫她“娜娜”。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看见左拉一本书的广告用《娜娜》作为书名。安娜·夏克尔顿戴顶里面镶黑花边的帽子，两根头带垂在面颊两边，仿佛给她的脸镶了两条相当古怪的边。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戴这样一顶帽子，不过每每回忆起她，她总是戴着这样一顶帽子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是回忆多么遥远的往事。在我保留的她的几张照片上，她也是这副模样。她的面部表情，她的举止，乃至她的一生，都是那样和谐安详。她从来没有闲的时候，把没完没了的刺绣活儿留到与别人待在一块的时候做，单独一人时就搞翻译，因为她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一样好，意大利语也不错。
我保留着她的几篇译文，全都是手稿，写在厚厚的学生作业本里，直到最后一行，密密的都是工整、娟秀的字。安娜·夏克尔顿所译的全部作品，大概都另结集为译作出版了，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心扔掉这些本子，那里边凝结了那么多耐心、爱心和诚意。其中有一篇对我来讲弥足珍贵，那就是歌德的《列那狐》。安娜给我念过一些段落。她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表兄莫里斯·德马勒斯特将古老的韵文故事里出现的各种动物的小石膏头像送给她，安娜把它们挂在她卧室里壁炉上方镜子的四周，这给我带来了很大乐趣。
安娜也画素描和水彩画。她所画的拉罗克风景，画得认真、和谐、严谨，现在还装饰着居韦维尔我妻子的卧室。她也画过拉密瓦的风景画。那是我外婆的住宅，位于鲁昂上面的塞纳河右岸，外婆去世后就卖掉了。每次去诺曼底旅行，坐火车经过圣亚德里安山附近，驶到仁祐教堂下面快过桥时，是否看得见那幢房子，现在我都记得不很清楚了。水彩画上面画了这幢住宅路易十六式的正面漂亮的栏杆。新房主匆匆拆除了那些栏杆，而改成了一个笨重的三角楣。
但是安娜主要爱好的、最热心研究的东西，是植物学。在巴黎，她兢兢业业去听博物院布罗先生的课。春天她参加采集草药，这活动是由布罗先生的助手普瓦松先生组织的。安娜经常提起的这些人的名字，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我思想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母亲觉得这是让我接受锻炼的好机会，便允许我参加这些周日的郊游。而对我来讲，这类活动具有科学考察的吸引力。那群植物学家几乎全是老姑娘和可爱的怪人。大家集合坐火车出发，每人挎一个漆成绿色的金属盒子，用来装准备拿回来研究或晒干的植物。有些人还另外带了剪枝的剪刀，另一些人带了捕蝴蝶的网。我属于后一种人，因为我对植物的兴趣远远不如对昆虫的兴趣强烈。我尤其喜欢鞘翅目昆虫，早已开始收集，口袋里总装满盒子和玻璃管子，将捕获物闷死在苯雾或钾氰化物之中。不过，我也采集植物。我比其他爱好者灵活，总跑在前头，离开小路，到树林子和田野里东寻西找，发现了一种植物就大喊大叫。因为自己头一个发现了一个稀有品种，所以得意扬扬，引得整个一小群人都跑过来欣赏。如果所采集的标本是唯一的，有些人看到我得意非凡地带回去给安娜，免不了会感到扫兴哩。
我以安娜为榜样，在她帮助下做了一个植物标本集，但主要是帮助补充她的标本集。安娜的标本集里，植物数量可观，整理得非常好。她不仅耐心地收集每个品种之中最好看的样品，而且在每个标本旁边写一个精彩的说明，用细细的胶带固定胚茎，仔细地保持植物的形态，让人可以在花蕾旁边，欣赏到绽开的花朵和种子。标签是按书法写的。有时，标签上标明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品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仔细鉴定。安娜俯首在那个固定在架子上的放大镜上，手里拿着镊子和小小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将花切开，把各部分都摊开放在放大镜下，叫我注意雄蕊的某些特点，或者注意她那本《植物志》里没有提及，但布罗先生早就提醒过的某些特点。
每年夏天，安娜陪我们去拉罗克。正是在那里，她的植物研究活动显得特别活跃，她的植物标本不断增加。无论是她还是我，外出时总要带上那个绿色箱子（因为我也有一个）和一把弯成弧形的镘刀，一把能够将植物连根刨出来的铲刀。有时我们对一株植物守护好几天，等待它完全开花；有时最后一天发现那株植物被毛毛虫吃掉了一半，或者一阵雷雨迫使我们待在屋里不能外出，那真是令人绝望。
在拉罗克，植物标本集比什么都重要，凡是与之有关的事情，我们做起来都充满热忱，郑重其事，像完成一种礼拜仪式一样。天气晴朗时，我们把贴着标本的灰色纸摊在窗台、桌子和洒满阳光的地板上，让植物晾晒干。柔弱的、多纤维的植物，用几张纸就够了；肉质的、多汁的植物，要用厚厚一叠干燥、吸水的纸夹住挤压，而且每天要更换。这一切做起来需要很多时间，还需要很宽的地方——这在巴黎安娜无法找到。
安娜住在玛达姆街和阿萨街之间沃吉拉尔街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一共四个窄小的房间，十分低矮，几乎一伸手就可以够着天花板。不过，这套房子的位置不错，对面是一个什么科研机构的花园或院子，我们可以观看那里进行最早的太阳能锅炉的试验。那些古怪的设备，形状像巨大的花朵，花冠用镜子做成，花蕊是阳光的聚集点，里面盛着准备烧沸的水。那水大概真能烧沸，因为有一天，那些设备中的一座突然爆炸，把周围的居民全吓丢了魂，安娜家临街的客厅和卧室的玻璃全给震碎了。她家的餐厅和工作室则朝向另一个院子。她大部分时间待在工作室里，甚至在这里而不是在客厅里接待来看望她的亲密朋友。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情况下，妈妈有时把我交给她这位朋友代管几天。安娜便为我在她的客厅里搭张折叠床，这使我非常高兴；如果不是这样，对她那间客厅我也许毫无印象了。
我进阿尔萨斯学校那年，父母大概认为我在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家接受的教育已经不够了，他们商定让我每周去安娜家吃顿中饭。
记得是每星期四做过体操之后。
当时的阿尔萨斯学校还没有后来那种规模，没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室，而是把学生们带到帕斯柯体育馆进行活动。这个体育馆位于沃吉拉尔街，距安娜家只有几步路。我每次到达她家时总是汗流浃背，身上又脏又乱，衣服上粘满木屑，两手粘满黏糊糊的树脂。这些中饭为何具有如此的诱惑力？我想主要是因为安娜不厌其烦地注意听我愚不可及的饶舌，我在她身边受到重视，感到自己负有期待，受到尊重和疼爱。那个套间充满了对我的关怀和微笑，在这里中饭吃得比平常好。作为回报，我希望还记得自己某个幼稚的亲切表示，充满爱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可是，唉！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起来的，是一句荒唐的话，一句只有我这种迟钝的孩子说得出的话，一句在这里对诸位重复都会令我脸红的话。但是，我这里所写的不是一本小说，我决心在这本回忆录里，绝不为求得自我安慰，而增添一些开心的事情，减去一些难受的事情。
这天中午我吃饭胃口特别好。安娜以她微薄的收入，显然竭尽所能了。
“哎，娜娜，这样我会把你吃穷的！”我大声说道（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立刻感到，至少一个心灵敏感点的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安娜显得难过，我的话的确有点伤害了她。我相信这是我的意识的第一道闪光，一道稍纵即逝、尚十分朦胧的闪光，不足以穿透我所滞留的幼稚状态的浓重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