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法院走廊里挂着一幅巨大的褪了色的壁画，画中是一艘独木舟，舟里坐着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白人；他们都穿着棕色皮草，都指向树林方向那只站在水边的熊；青葱的树木、棉花糖似的白云——画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而平静。你知道，每个人都会走过它。但那天我和我妈离开法院大楼时，我注意到走廊的那幅壁画里表达的和它的外表有些出入。那个白人其实指的是熊的屁股，而印第安人虽然做着指的动作，但并未真的在指；那只熊看起来是微微浮在空中的状态，它的爪子并没完全落到地上，而且它看起来对于如此飘进森林并不吃惊，只是有些许无趣而顺从，可能还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这门是该推还是拉，刚开始我都找不到门把手。
“你有跟上来吗？”我妈问道，我腿脚发软，却也坚持着走到外面。
我想办法走下大理石阶梯，把穿着裙子的自己扔进炎热的卡车里，然后我们又上路了。这辆小卡车是从我妈一个教会的熟人那里借来的，她听说了这次庭审后，一心想证明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之间的差异，便把车借给了我们。小卡车的仪盘表上贴了一溜雅克先生的贴画，挂在后视镜上的空气清新剂打着转，散发出一股牙科医院的味道。车窗摇杆有点问题，我妈得使上全身的力气，才能成功把车窗降下来。
在市中心附近的繁忙路段上，我妈专心致志地换着挡位。她最近刚刚更新了自己的驾照，认真执行着每个交通标识的指示，到高速公路上便安静而专注。经过十号公路的公寓式酒店后，车辆渐渐消失，树木重回视线，她放松下来，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高温、法官的拖长腔调的说话方式、洗手间的黄色马桶、加德纳女士的毛衣。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在八月穿毛衣，这让她很烦恼，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瞥我，手上还得忙着把吹到窗外的头发扯回来。“我的意思是说，哪有人一早起来想：嘿，今天32摄氏度，我应该穿着羊毛衫出去。”
她坐在驾驶室里看向我，我瘫躺在车门上。
“地球呼叫玛德琳。”她说道。
地球在呼叫我，地球在呼叫我，我心里想着。
阴影与阳光交相覆在前方的马路上，移动的样子使得人行道呈波浪状。我心里默默想着：高速公路路肩的沥青是否真的在消融，还是它只是显露出在消融的样子？小啮齿动物和昆虫在迅速穿过马路时是否会被困在泥泞中？这儿对它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在心里警告着包括蟾蜍和蚱蜢在内的小动物要小心，但即便如此——即便我用意念驱散道路两边的生物，我依旧能感觉到我妈目光中的恳求——她现在正因忍受我的静默而痛苦不已。
“你——在听吗？”她空出一只手来，在我们中间做出敲打空气的动作来，“你睡了吗？”
我把头靠到窗上。
“我只是说穿那件衣服很不切实际。真的不切实际啊，不是吗？”她用手揉搓着方向盘，长时间地看我使得小卡车有些微转向，差点偏离车道。“你就说句是啊，不行吗？”她把车开回正确的轨道上。“你就说，是，穿毛衣真奇怪，你可以加他妈的。你才十几岁，我不会介意的。就说穿那么件衣服真他妈的荒谬，然后你可以替她解释、辩护或者怎么着都行，说一车废话都行。”
我听到她的掌心在塑料方向盘上发出嘎叽嘎叽的声音。
然后她充满担忧地补充道：“你知道那些都是胡说八道，对吗？”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在小棚后面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东西——一个用干净的塑料油布包裹着的木质摇篮。当时我在找别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这么个东西——上面手绘着白色雏菊和蓝色紫丁香，游走在其中的长鳍鱼像是咧着嘴笑的金色恶魔；摇篮的边缝里塞满了腐烂了的火柴、老鼠屎和舒展腰肢的象鼻虫。我记得当时我把油布重新盖到摇篮上，又找到一摞沥青瓦片盖在上面。我用嘘声驱赶着狗走到室外，然后回到我的小世界中去。但后来，我划着木舟穿过一片阴影时——或者是我给“亚伯”拔除它爪子上的尖刺时——也可能是在做一道乏味的数学题时——我会偶尔想起那个摇篮。我会想起那个脏脏的把手上画着紫丁香和鱼，枫木滑行装置在上面游走的时候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些光秃秃的小东西嵌在里面，扭动着身躯。
我看到摇篮上方悬着一张脸。然后我会念叨：走开，去，去去。
其实在公社瓦解之前，我对我妈一点记忆都没有。我的记忆里只有塔梅卡和一群不同的少年与成年的排列组合——穿着牛仔裤的腿、穿着裙子的腿——我得承认当时我是想关注她的，看着她抱着一个小宝宝轻轻摇着，我便能想象那个小宝宝是我。但我妈从来不说我小时候的事。当然她也没什么印象；不过有一次，她曾轻蔑地说我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哇”。她甚至没告诉我，当初公社为我投票选名字的时候，她选的是什么。她一直声称“玛德琳是你爸的杰作”，但我听说，当时每个人都得在纸上写下自己喜欢的名字，再把纸放到一顶帽子里。我一度以为她喜欢的是那种专有名词，比如冬天、杜松或者方舟。我想象着自己小时候有其他的名字（我八年级做狼的专题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叫阚妮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或许我妈不说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其他名字，而是因为她对我的名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好奇，除了我爸之外，谁还想为我取名叫玛德琳？谁给这个名字投过票？
我并不是下意识地希望还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这些想法也不是瞬间全部出现的。它们是慢慢地、不着痕迹渐渐浮出来的，像是被我人生中某些其他事情唤醒，便迁移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我没法把它和任何发生过的事联系到一起，像是某一个学年，或者某个我妈做了或没做的事，但那个想法一旦出现，它就不会消失。打个比方，我妈有时候会说：“CEO正在做算数呢！”我的头皮便会发紧，像是在我耳朵上方扣了个盖子；又或者我伏在作业本上连线的时候，她会在我的鼻子前面晃一个自制的装饰性诱饵，一直晃到最后我不得不把铅笔放下，动作像是扔掉一根刚刚点着的火柴；我抬头瞪着她，她看着我阴郁的表情，然后自说自话道：“别出声！”但并不是什么恳求，她从不会有让别人对自己好一点期望。她只是轻声说道：“教授正在工作！嘘！都安静！”
这一次，她用没握住方向盘的手敲了敲我们之间的空气，敲的同时，眼睛依旧注视着高速公路。
“地球呼叫玛德琳！你听到我刚刚说的了吗——”等到我意识到自己在卡车里做什么的时候，当我终于能停下纷飞的思绪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我的表现还行吗？”
“你是指——？”
我静静地坐着，感受着卡车引擎带着我们上下颠簸着，然后平静，然后又颠簸。
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不论你做什么，要发生的最后都会发生。如果你是想说这个的话。”
我把头别过去，看向车窗外，看着一些云层将其他似是要消散的云吞噬。
她再次试着劝慰我：“我无法对这件事做出审判。”
当时我的想法是：你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把我前额的油脂抹到窗户上，看起来像是某种宽大且无法辨认的昆虫撞在玻璃上。现在我确实搞不清那些年来我做的事、想要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受这种想法的驱动。
你想要相信的，和你在生活中实践的，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我本应该问帕特拉的问题，我想要得到答案，但当时我没想起来——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问题——直到那天我们在法院停车场里聊过之后、直到我和我妈坐在炎热而轰隆的卡车里，而后她把车停在“妇女之家”后面的两辆货车之间。我妈正在写塞进遮阳板里的小字条以示感谢，我则蹦到碎石停车场上。裙子膨胀在我周围，扫荡着地面的小石头。然后我妈跟过来了，说了句“好了”，我们便启程返家。我们沿着公路路肩走着，这时我伸开手指，让石头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她不再试图和我说话，让我自己在后面扔着小石头磨蹭地走着。到了通往湖泊的岔路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等到我走到漆树小径、能看到我们家的烟囱伸出树林顶端的时候，她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她从树林里穿过的时候，漆树的树枝瑟瑟作响，叶子也跟着跳动。
你的想法和你最终的做法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也本该是我在信里问格里尔森先生的问题——即使莉莉收回了对格里尔森先生的指控，他还是因照片和认罪被判七年有期徒刑。他的审判结果下来后的几个月后，我阅读了他的陈词，知道他先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西格威尔工作，然后去了俄亥俄州的埃尔克顿。被指控为过失杀人的加德纳夫妻俩由于宗教豁免，三周后被判无罪。怀特伍德审判结束后，我没有再联系过他们。我在法庭上发言结束后，我和我妈坐着借来的卡车回了家，吃了三片面包做成的花生黄油三明治，然后去湖边钓梭鱼。那次钓鱼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醉酒，事后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湖对面的木屋空了好几个月，我再也没有进去过。第二年夏天，新住户架起了烧烤架和羽毛球网，我依旧远远地望着。不过格里尔森先生出狱之后，我追着他踏遍了整个国家，跟着他的小红旗跑了一个又一个州，从佛罗里达到蒙大拿再回去。我看着他因为违反假释条件又被抓回监狱，第二年又出来，在沼泽地里开了自己的店。在我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安一起住之前，在我给格里尔森先生写信之前，我读了好几遍他关于莉莉的自述。“我这样想过，我确实想过，我真的想过，”他这样说道，然后又说了几句程度加深的话，“我是想这么做的。当她说我有过那样的想法，我想，差不多吧。当你们在我的公寓里翻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假装自己从未见到过。在这些问题上，我确实撒了谎。当那个叫莉莉的女孩说了那番话之后，我想，好吧，是时候开始我真正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