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她的证词，帕特拉在密尔沃基外的郊区长大。她家共有五个孩子，她比其他孩子几乎小了一轮，因此她从小身边围绕的都是成年人。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之前一直在家照顾她的兄姐，怀了帕特拉之后，她母亲回到学校攻读城市社会学博士。幼小的帕特拉会出现在大学课堂里或者沃基肖的少管所里——陪着她妈妈做助教或者做田野调查。帕特拉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成为大学终身教授了，她兄姐的孩子都有十几岁了，而她的父亲也在那段时间死于大肠癌。帕特拉提前一年结束高中课程，考入芝加哥大学；第三年，她认识了里奥纳德·加德纳博士。她毕业的那周，他们结婚了。他购置的新房位于奥克帕克，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建筑风格，有一片小菜园、几只猫、一架秋千和一个露台。
保罗出生之后，帕特拉会带他参加婴儿音乐早教班；等他开始学走路时，她又带他参加体育早教班。保罗三岁的时候，帕特拉把他送到了镇上首屈一指的幼儿园——蒙特梭利早教中心。她每天都会开车把他送到幼儿园——这一点是经过证人帕特拉的证实的——虽然她不喜欢开车，虽然她更倾向于把保罗留在家里陪她多待一会儿。在地方检察官的逼问下，帕特拉也承认，二月的某一天，保罗的老师向她表达了对孩子健康的担忧；于是帕特拉偷偷带着孩子去见了她母亲的朋友——一位儿科内分泌学专家。检察官拿出一份文件，当庭指出医生为孩子预约了检查，但帕特拉并未带孩子前往。帕特拉解释称保罗在会面之后状态好了很多，因此她检讨了自己无谓的担忧——以及她带孩子去看医生的决定——她认为这是对成长中的孩子的自然波动的过分担忧。利奥计划三月的时候去新建的夏日小屋里待一段时间，而她同意了。“给自己一些心灵空间，”她说，“换换风景。”她也承认，这时的她已经慢慢开始丧失理智了。
我还从庭审中得知，我在漫河拿到泰勒诺那天，在我从镇上往返的途中，利奥认定再次“换换风景”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为已经失去知觉的保罗穿好裤子，把他的脚塞进鞋里，给他梳好了头发，还往他的背包里放进拼图和火车模型、湿巾和动物饼干，以及他在德卢斯买的小鸟涂色书。到了下午，我拿着一瓶药回来，他们已经从厨房向门外走了。帕特拉率先出门并径直走过我——她的脸色发白，一脸紧张——然后利奥过来了。保罗趴在利奥的怀里，利奥横跨着穿过厨房，像是抱着一大捆木头，或是一个小小新娘。利奥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转移到其他东西上——桌子、前门——我搬开一把椅子方便他走，他说“谢谢了，琳达”。保罗一条白皙的胳膊吊在他身后，像是一截了无生气的绳子。
后来他们问我：“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什么也没说。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的车程长达两个半小时，中间会到布雷纳德市以及圣克劳德市的私人住所稍作停留——
没说——
那晚7点30分左右，受害人由于脑水肿并发症死亡，在此之前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找过医生吗？
利奥只是让我帮他们锁门。
我最后见到帕特拉时候，她正蹲在车道上，上身伏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掌根位于嘴部，看起来像是一大片面包。她踩着软皮平底鞋，牛仔裤没系扣子。等她直起身来，她的整张脸都是湿的，目光失去焦点，嘴巴张开的大小已经超过呼吸的需要了。然后她关上车门，不发一语。
他们离开后，我在车道上呆呆地站了很久，手里依旧拿着那瓶药片。过了一会儿，我转身进屋，把它放到桌子上。进屋时，我并没有把鞋脱到门口处，于是地板上出现了一串小半月形的灰色脚印。我走回垫脚垫上，解开棒球鞋鞋带，用扫把扫净灰尘，还用袜子把厨房和大厅的地板擦了一遍。
保罗的卧室外飘着一股腥甜的味道。我屏住呼吸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走进去，拿起梳妆台上的那碟保罗并未吃过的松饼，紧紧握着他那杯满杯的牛奶——看起来如此黏稠——并把它们拿回了厨房。我走到室外的前廊上，从“木卫二”的墙上窃取了几个松果和条状树皮，用胳膊环着走回屋里，对着梳妆台的方向在保罗屋里的小地毯上摆成一个半圆。屋子里的味道变得好了一些，闻起来像是树木的汁液。然后我推开了窗户，让屋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已经有人把床铺卷了起来。我把糖果乐园纸板叠了起来，放回到它的盒子里；又打开保罗的守车夜灯——即便傍晚的阳光以一个精妙的角度穿过树林，以一种不规则的四边形形状投射到地板上，屋里并不黑。我坐在他的儿童床上，躺下。当把自己的皮肤紧贴在褥子潮湿的地方。我盯着四边形的阳光渐渐向里弯曲、变小，变成舞台的形状，缓缓地移到墙上。我那双穿着袜子的脚悬在床边晃着。
你还以为他们会回来吗？
屋子开始变得阴暗。我能听到嘀嗒嘀嗒的时钟、嘎吱嘎吱的水槽和嗡嗡的冰箱。潜鸟鸣了两次，将夜晚解构，只留下必要的存在。它说，此即是此，彼即是彼。一阵微风晃动窗帘。我并未注意到梯形灯光的消失，我甚至没注意到天已经黑了——直到我听到车道处传来一阵清嗓子的粗哑声音。
我站起身来。借着保罗小夜灯的红色光亮，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我第一反应便是，利奥回来了。我以为那是利奥，一种恐惧或解脱——或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渗透我身体的每个细胞。
不过那不是利奥。
而是我爸。“你妈让我来的，”他说道，“我需要敲门吗？”
他肯定在我睡着的时候推开未锁上的门，将这个空空的屋子侦察了个遍。我睡着了吗？他看着坐在保罗床上的我，像是一个青春期的金发姑娘，穿着下垂的袜子和被汗浸透了的T恤，一脸的愧疚和混乱。
“玛德琳？”他试探地问道。
我想象着当时我爸眼中的一切——角落里的红色夜灯、环绕梳妆柜摆放着的松果、安置在头顶架子上的兔子和小熊玩偶——以及躺在床里的我。这场景就像是我在树林里搭建了一个精致的城堡之类的——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而他走进来，找到正在玩布娃娃的我——或者说是假装在玩布娃娃。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孩子群里那个最小的。我迅速溜到床边，脚板着地。
“本来我是不该进来的，”他道歉道，“但我看到门边放着你的棒球鞋——”
他穿着一件我之前穿过的衬衣，柔软的灰色法兰绒布料紧紧地贴着他的胸部；但去年春天我穿着它上学的时候，它是那样肥大地挂在我的肩膀上。头发与平时一样，灰色的马尾辫穿过双城队棒球帽的帽孔。他眨着眼睛，以适应这屋里的灯光。
“还好吗？”
我以为对于这一问题，只有一种回答能让我控制住自己奔向他，把脸靠在他的胸前。但我可能想错了。
“是的。”
“你朋友的家人呢？他们？”
我能看出来说这些话费了他多少精力。他并不问太多问题——他一贯如此，这让他显得十分善良——而且是所有善良的品质中最善良的那种。但这不是我一直都知道的吗？他不是也告诉过我这一点吗？
“他们离开了。我现在正要回家呢。”
哪怕这言辞假得如此明显，他也没有反驳我，只说了一句“好吧”。他宽大的手掌再次覆上他的嘴巴，把他想说的一切都揉搓掉了。然后他转身出门，我跟在他身后。
在那之后他只又活了十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中风两次，脸因此变得虚浮而臃肿。他最终几乎变成了一个胖子，而这变化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虽然几年来他一定没少长肉，毕竟他走路的次数越来越少，开车的次数越来越多，划船的距离也绝不会超过湖的宽度。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我回了一次家，帮我妈给房子安装御寒设备。那次我看到有人在前排的一棵松树上挂了一个野鸟喂食器。我爸会静静地望着鸟儿来了又走了，就这样看一整天。我还记得一天夕阳西下，天空呈迷人的蓝紫色，我陪他在屋里坐着，看着窗外的鸟儿在雪中扎堆抱团。某一刻，我举起手指着某处说道：“看，一只五子雀！”但马上我便意识到我错了——那是一只跳到树枝上拉屎的朱雀。我知道他也知道，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点了点头。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而我妈是什么样的人呢？还是那年冬天，我站在窗边一个凳子上，上面摞着几床被子。屋外的鸟儿们正为了种子打得不可开交——我爸在他的椅子里睡着了——我妈就在一旁不停地说着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像我的跟屁虫一样，”她絮叨着，完全不觉得自己需要放低声音，“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想上学，还是听他爸的话去工作还是去捕鱼。当时的他毫无头绪。于是他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转圈圈。但我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她把手肘放在厨房桌子上未缝完的被子上，翻开那摞书最顶上的那本。那个冬天的她比往常更为焦躁。她站起身来，想为自己倒点咖啡，但她的马克杯还是满的。“他需要方向，”她又坐下，一只手指在杯子边缘游走着，“但以他的思维模式，他是想不通的。不过，那时周遭有几个会弹吉他的小孩，他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你爸只会弹吉他、抓鱼，其他的一窍不通。他现在会的东西都是后来学的。”
我妈告诉我，他们出走的那一年是1982年，没有人想要响应当时的变革时代。这群人中有八个成年人和三个半大的孩子。由于我妈比其他人都年长，而且他们都说我妈擅长计划，她便成了出发时间的制定者及任务的分配者，她还说服我爸从鱼饵渔具店里拿了几把斧头和来复枪。“你懂吗？”我妈问我。我没有回答。这些故事中大部分我之前已经听过了。我小时候听她讲述了好多次他们在这个木屋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的情况：各种繁杂的小危机，比如那条他们必须要吃的鱼、春天之前诞生的两个新生儿、前营养师的孩子一天晚上意外将其中一个新生儿放入火中、暴风雪中悲痛欲绝地驱车前往医院、半路抛锚的火车、大难不死的宝宝、宝宝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从未开口说过话。我听着这些故事，但并不怎么喜欢，也从未有过苦涩或怀恋的情绪。以前，她会一直强调他们年少轻狂、懵懂无知、误入歧途。但现在她会对我说，她已不再年轻。那年她三十三岁，远离高中和大学校园很多年了。当年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她没想清楚的时候做的。
“听着。”她对我说，然后将故事从头再讲一遍。那辆半夜从她父母车库里偷出来的货车、在冬日冒险驱车前往她叔叔废弃的钓鱼木屋、第一个春天他们搭建的崭新的大型工棚、夏日的狂欢、第二年夏天他们在羊皮纸上用美术字体誊写公社宪章并将其挂在门上——但六年之后，一切土崩瓦解，一把火把一切烧尽。“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很糟糕的。每个人都在和别人打架，每个人都嫉妒着孩子，同时又对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但并不是一切都是糟糕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和谐融洽的。我们有好的想法、好的计划；我们想要亲情而非义务。”她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相信一个家庭不应只有父母和孩子。我们真的以为自己能看到更好的结局——”
她看了一眼熟睡中的爸爸，他的脸歪着，面颊枕在肩膀上。
她继续说道：“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更多——”
我站在椅子上低头看着她，等着她说完。
“但最后每个人都离开了。只留下你和我们一切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