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袭击帝国银行的案件发生的前一年——即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凶犯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泽在青森函馆联络船上也曾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然而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断定凶犯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交换来的那张。原来为人仔细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换过名片的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但是仍有十七张下落不明的所谓“事故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事故名片”中的一张。
支票后面的字被推断是从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抢去的凶犯所写的，但是笔迹鉴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泽的笔迹加以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一个鉴定人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性毕竟不能变成现实性。
会有许多证人证明被告平泽的相貌与凶犯相似，然而这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再说，被告不能证实本人当时不在现场这一点，以及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记录，都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捡察官把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平泽拿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这件事与案件联系起来了，但是即使这能成为状况证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我并不打算再在这里写《论被告平泽》。在我以前所写的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中，这方面的话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我没有那么大耐性在这里把侦查的烦琐内容和审判经过一桩桩地写下来。在我的小说问世后，也还出版过一两种论述本案被告无罪的著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我要重新探讨一下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警视厅的侦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转向旁线——居木井警部补的名片调查班？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墙壁？墙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文想谈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