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冰岛开始撰写这最后的一章，因为这里是北欧最古老的民主政体之乡。在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有一处天然的圆形凹地，没有任何建筑物。冰岛的“奥尔生”(theAllthing）（即冰岛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整个社会）每年来这里聚会，制定和通过法规。
这一习俗大约开始于公元900年，那时基督教还没有传来，中国还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大陆成了诸侯王公和强盗贵族们横行的乐土。不过，这可说是民主政体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个多雾而奇寒的地方，是因为拥有这块地盘的一个农夫杀死了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农夫，仍逍遥法外。在各种奴隶占有制文化中，正义很少是不偏不倚的。不过，它又是一切文化形态所共有的。这犹如走钢丝，人们在实现一己欲望和承认社会责任之间常常难以保持平衡。没有一种动物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它既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又是一种个体的动物，只有人类才力图兼而为之，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个体动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独特的生物学特征。正是这类问题，促使我去研究人的特性，也是我想要在这里加以探讨的。
一想到正义竟然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不免令人吃惊。然而，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脱离物理学，转而研究生物学。也正是这一想法使我懂得，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家庭，就是研究人的生物学特性的理想场合。
当然，人们历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生物学：认为对人和动物之间相似之处的研究主宰着整个生物学。例如早在公元200年前，古代医学的经典作家克劳迪厄斯?盖伦（Claudius Galen）就曾研究过人的前臂。他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他从解剖一只北非无尾猿（a Barbary ape）的前臂入手。在进化论诞生并使解剖学成为正当的学科之前，人们不能不这样开始，只能用动物作为研究人体的依据。时至今日，康拉德?洛伦茨（KonradLorenz）关于动物行为的卓越工作，仍然使人们设法寻找鸭、虎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此外，斯金纳（B?F?Skinner）对鸽子和老鼠的心理学研究，也是这样。他们确实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关于人类的某些东西。但他们说明不了一切问题。必定还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独有的，否则，鸭子也可以口若悬河，大谈康拉德?洛伦茨的情况，老鼠也可以妙笔生花，写作关于斯金纳的论文了。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马和骑手有许多解剖学上的共同特征。然而，是人骑马，而不是相反。骑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人并非生来就要骑马。在人的大脑中，并没有骑马的机制。骑马的发明迄今不过5000年，比较而言不算长久。但这一发明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类行为的可塑性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特征之所在；这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而对我来说，首先体现在书本之中，因为书本是人类思想淋漓兴会的不朽结晶。有两位人物之于我，犹如我的双亲一样，使我深深怀念：18世纪初，伊萨克?牛顿这位领导英国皇家学会的伟大人物，和18世纪末，写下了《天真之歌》（the Songs of lnnocence）的威廉?布莱克。他们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都是行为生物学家所说的“物种特性”（Species-specific）。
我怎样才能最简洁明了地表述这一点呢？最近，我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Man）。直到我收到那已印好发行的书，我才看到英文版的封面。然而，设计封面的艺术家完全理解我的思想，他把一幅大脑的图象与《蒙娜丽莎》重叠起来，作为封面的图案，他就是这样表达了这本书的内容的。人是非凡的，并不是因为他从事科学；人是非凡的，也不是因为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头脑惊人的可塑性的表现。《蒙娜丽莎》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除此之外，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大半生又干了些什么呢？他还画过一些解剖图，例如在英国温莎皇家收藏馆的那幅子宫里的婴儿图。而人类行为的可塑住正是从大脑们婴儿那里开始发源的。
我有一件珍藏：这就是汤恩孩头骨的石膏模型，这个头骨已有200万年历史了。当然，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孩子。但是，假如她——我总认为这是一位女孩——活得足够长久，或许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大脑与她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简单说来，仅有大小的区别。
如果她长大成人，她的脑重可能会超过一磅。而我的脑重，即今天人脑的平均重量，为三磅。
对于什么神经结构、神经的单向传导组织以及古人和今人的脑，这里我都不打算谈了。
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和其它许多动物所同样具有的器官。我要谈论的是作为人类特性标志的大脑。
我们首先要问，人脑是一台性能更为优越——也更为复杂的电子计算机吗？当然，艺术家特别倾向于这样看待人的大脑。于是，特里?德拉姆（Terry Durham）在他的《布朗诺夫斯基博士肖像》中，画上了光谱和计算机的象征，因为这就是艺术家想象中的科学家的大脑。但自然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人脑是一台计算机，那么，它就会按照既定的预置程序的控制而活动。
再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丹?莱尔曼（Dan Lehrman）在他的著作中对斑尾林鸽性交行为的描述，堪称风趣感人，如果雄鸽咕咕叫个不停，鞠躬如也，恰到好处，就会使雌鸽兴奋不已，激素分泌，有条不紊地去建造一个安乐窝。它的动作细致入微，井然有序，虽然未经指点传授，却丝毫不差。从来也没有谁给它一套积木，让它学着筑巢。但是，除非小孩会搭积木，你就不能指望人会修建任何东西。而帕特浓神庙（the Parthenon）、泰姬.玛哈尔陵（the Taj Mahal）、萨尔坦尼亚（Sultaniyeh）的圆顶宫殿、瓦兹塔楼、马丘比丘城和五角大楼（the pentagon）一类建筑正是从这儿发端的。
我们不是生来就按既定程序行事的电子计算机。如果我们是某种机器，我们就是一种学而不厌的机器，而且是在大脑的特定部位进行我们的重要学习活动的。这样，你已经看到，在人脑进化过程中，它的体积并没有增大到相当于以前的2倍、3倍。它只是在一些特定的部位有所增长：例如控制手、言语、预见和计划的那些部位。
首先来看看人的手吧。的确，人类最近的进化开始于人手的不断发达，以及对特别善于运用手的一种大脑构造的自然选择。我们在手的动作中获得快感，而对艺术家来说，手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例如，释迦牟尼（Buddha）像以平静泰然的手势，使人感到仁慈、博爱和大无畏的天赋品格。但在科学家看来，这只手又具有一种特殊的姿势：我们能够使拇指和其他手指相对。是的，这一点猩猩也能做到。但是，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用拇指触及食指，这就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姿势了。而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的大脑有一个部位，相对说来它是如此之大，我最好这样给你描述一下：人脑用于操纵拇指的灰白质比控制胸、腹部的灰白质加在一起还要多。
记得我的第一个女儿出世后仅四五天，我这个年轻的父亲轻轻走近她的摇篮，头脑中想到的是：“这真是奇妙的手指，直到指尖，每一个关节都那么完美无缺。给我100万年时间，我也不可能设计得如此精细。”然而，人手促进人脑的发展，人脑反过来又促进人手的发展，以至达到人类进化的目前阶段：这确实使我、使人类花费了整整100万年时间。整个手由大脑的某一部位所支配，这个部位位于头顶附近。
接下来，我要谈到的是其它动物根本没有的、而为人类大脑所特有的部位：言语的部位。它位于AgrNth两个相互连结的区域；一个靠近听觉中心，而另一个更靠前，位置更高，位于大脑的前半球。这是事先装置好的吗？是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这种完整的言语中心，我们就全然不能讲话。那么，讲话必须通过学习吗？当然是。我讲英语，是因为我在13岁时学会了英语，但如果我从前未曾学过语言：我就不可能讲英语。假如让一个小孩直到13岁都不讲话，那就几乎不可能再学会什么语言了。我学会讲英语，是因为我在两岁时学会了波兰语。虽然我已将波兰语遗忘得干干净净，但我倒底学过语言。在这里，如同在人的其它天赋才能中一样，大脑被用来从事学习。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言语中心非常奇特，但却是人的独特之处。众所周知。人脑的两个半球并不是对称的。观察的结果，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结果表明，人和其它动物不同，他明显地有惯用右手和惯用左手之分。言语也是在大脑的一侧得到控制，但这却是固定不变的。
无论你是左撇子或是惯用右手，言语区域总是位于大脑左侧。当然也有例外，正如有的人的心脏就在胸腔的右侧，不过，这种例外是非常罕见的。总而言之，言语区位于大脑左半球。
那么，大脑右半球的相应部位又是什么呢？迄今我们还尚未弄清楚。我们不知道与左侧主管言语功能的部位相对的右侧部位究竟起什么作用，但是，看起来似乎是，这些部位接收通过眼睛输入的信号——一即视网膜上的二维平面图像——并把这种信号转变成或组织成三维立体图像。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我看来，问题就一目了然了，言语也是一种把世界分组成各个部分，又把它们像活动图像似地重新组合起来的一种方式。
人对于自身体验的组织是非常富于远见的，这就涉及到了人类特性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大脑的主要组织位于额叶和前额叶。我，以及每一个知书识礼、高额秃顶的人的大脑就是这样工作的。相比之下，我们知道那个汤恩孩的头骨显然不是一个新近死亡的孩子的头骨（人们在鉴定一块化石时，曾犯过这种错误），这是因为汤恩孩的前额还相当倾斜的缘故。
那么，这些宽大的前额叶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它们可能育几种功能，肯定有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它们使你能够考虑未来的行动，期待到那时得到报偿。瓦尔特?亨特（walter Hunter）在大约1910年时就曾对人的这种延迟反应（delayed response）做过一些出色的实验，后来雅各布森（Jacobsen）在30年代又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实验。亨特所做的实验是：他拿来一件奖赏物，让一只动物看了后，再把它藏起来，在实验室的宝贝——老鼠——身上看到的结果最为典型。如果你拿来一只老鼠，让它看见奖赏物。随即把它放开，这只老鼠就会立刻奔向那藏起来的奖赏物。但是，如果你让老鼠等上几分钟，那么，它就不再能够确定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件东西了。
当然，儿童就大不一样了。亨特对孩子做过同样的实验，而儿童可以等上半小时，也许一小时。有一次，亨特在让一位女孩等待时，一直设法同她逗乐，谈话。最后，这位女孩对他说：“算了吧，我想你不过是想使我忘记它。”
计划找到远处的奖赏物的行动的能力，是延迟反应的杰作，社会学家称之为“满足的延缓”。这是人脑的最主要的一种天赋，动物的大脑只有在达到人类近亲猴子和猩猩那样的进化水平以后，才会具有与此相当的能力。这种人性的发展意味着，实际上在人类的早期教育中，人就与决定的延缓相关连。在这里，我所要说的与社会学家有些不同。为了给未来作好准备，积累足够的知识，我们不能不推迟作出决定。这样说，似乎异乎寻常。但这正是人的童年、青春发育期和青年的含义之所在。
我想不无戏剧性地强调这种决定的延缓——我说“戏剧性”，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讲的。
英语文学中主要的戏剧杰作是什么呢？是《哈姆雷特》（Hamlet）。这出戏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关于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的故事。他面临着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个抉择超出了他力之所及：杀死那个害死他父亲的凶手。其实那鬼魂也用不着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说什么：“复仇!复仇！”事实上，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成熟。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他都无法将鬼魂的要求付诸实施。整出戏剧就是他在和自己作斗争时，他的最后的抉择的无尽延宕。
该剧的高潮是在第三幕中间。哈姆雷特看见国王在祈祷。这里，舞台说明是如此让人莫名其妙，他竟然听到了国王正在忏悔他的罪孽。这时哈姆雷特说什么呢？“我正好动手！”
但他并没有动手；他对在自己少年时代就要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并无准备。于是在该剧结束时，哈姆雷特被暗害了。但是，悲剧不在于哈姆雷特的死；而恰恰在于当他准备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的时候，他死了。
在人的大脑成为一个行动的器官之前，它必须成为一个准备的器官。为此，牵涉到一些特定部位，例如，前额叶不能受到损伤。但在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这取决于人类童年的长期准备。
按照科学概念，人类是稚虫态延长（neotenous），就是说我们像所有的胎生动物一样产生于子宫。也许，这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人类的科学文明钟爱儿童的象征胜过其它任何象征的原因：拉斐尔（Raphael）描绘的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再现的圣婴；还有年轻的莫扎特和高斯;琼?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孩子们。直到我从加利福尼亚乘船南航来到4000千英里以外的复活节岛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另有一些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不胜震惊。在那里，历史的差异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往往有某个幻想家虚构了某种新的乌托邦：如柏拉图（Plato）、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H?G?威尔斯（H?G.Wells ）；而且总认为英雄形象会千年永存，如希特勒所说的那样。然而，这些英雄形象看上去总像那复活节岛上冷漠、呆板、古老的雕像——对了，它们看上去像墨索里尼（Mussolini）！甚至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也不是人的个性的本质。就生物学而言，人是可以改变的，他既敏感、又易变，能适应多种不同的环境，决不安于现状。人类真正憧憬的是孩子的奇境，是圣母和圣婴，是神圣家族（the HolyFamily）。
当我还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时，我常在星期六下午从伦敦东区走到大英博物馆，去看那博物馆过去没有的一座来自复活节岛的雕像。我喜欢那些古人的雕像。但是，到头来，它们全都不及一个孩子的天真面容引人注目。
如果我在谈到复活节岛上的雕像时，不够克制，那是事出有因。请想一想人类进化在孩子大脑发育上付出的代价吧。我的大脑重约3磅，我的体重超出脑重50倍。但当我降生时，我的躯体不过是头颅的附属物，仅有大脑的五六倍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各种文明一直严重地忽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潜在因素，事实上，人类文明的童年是最漫长的童年，我们仍在学会如何理解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人们总是要求孩子符合成年人的形象。我们曾随波斯的巴克提王利人在春天的迁徙中一道旅行。他们就像任何幸存的而又正在消亡的民族一样，接近于1万年前那种游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古老生活模式中，你到处可以看到：成年人的形象在孩子眼中光彩照人。那些女孩是成长中的小母亲。男孩则是小牧人。他们甚至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举手投足。
当然，在游牧生活和文艺复兴之间，历史并未停滞不前。人类的上升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年轻人的上升，人才的上升，富有想象力的人的上升：这其间曾有过多次间歇。
历史上当然有过伟大的文明形态，我是何人，岂敢轻视埃及、中国、印度，抑或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它们都失败了，它们都限制了年轻一代的想象的自由。它们是静止的，而且是少数人的文化。说它们静止，是因为儿子今天之所为，是他的父亲过去之所为，他父亲之所为，又是祖父之所为。说它们是少数人的，是因为人类产生的全部才华，只有很少一点得到应用；人们学读书，学写字，学习另一种语言，极其缓慢地在荣迁高升的阶梯上爬行。
在中世纪，升迁的阶梯要经过教会，对一个聪明伶俐而又贫苦无告的孩子来说。要想出入头地，别无它途。而在阶梯的尽头，总有一个形象，一个神灵的化身，说道：“尔等终成正果，汝不应疑惑。”
例如，伊拉斯莫斯（Erasmus）在1480年成了孤儿时，他不得不准备在教会中供职。这种职业在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优越。伊拉斯莫斯本人可能参加过14世纪的流动弥撒。但是，对伊拉斯莫斯来说，修道士生活不啻是一道把他与知识隔离开来的铁门。只有在他无视诫条，阅读古代经典时，世界才向他豁然敞开。他说：“此书是异教徒为异教徒而作，里面却有正义、尊严和真理。我情不自禁他说出：‘圣苏格拉底，为我祝福！’”伊拉斯莫斯有两位莫逆之交，即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瑞士的约翰.弗洛本尼留斯（JohannFrobenius）。从莫尔那里，他得到了那种我初次来到英国时的感受，那种与睿智文明之士为友的快乐；从弗洛本尼留斯那里，他感受到了印刷成册的书本的强大力量。弗罗本尼斯及其家人在16世纪是古典著作，包括医学著作，最杰出的印制者。我认为，他们印行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是所有印刷得最漂亮的书籍中的一种，在这一页上，印行者的欢乐之情犹如书中蕴合的知识一样充满力量。
这三个人和他们的书——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伊拉斯莫斯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人类理智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思想上，伊拉斯莫斯、托马斯?莫尔和弗洛本尼留斯作为他们时代的伟大里程碑巍然耸立的原因。这种人类理智的民主来自这本印行的书，而它在1500年提出的问题留传至今，仍使学者们为之骚动不安。托马斯?莫尔因何而死？他的死，是由于国王认为他权势倚重。而莫尔、伊拉斯莫斯，以及今天每一个才智之士，只是想成为人类永恒信念的一位卫士而已。
智者的领导与世俗的权威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当我从那利哥走上耶稣走过的那条道路时，我才领悟到，这种冲突是多么古老，多么痛苦。我对天地相交处的耶路撒冷的最初一瞥，就像耶稣已知必死时途中所见。耶稣之所以死，是因为他那时是人民智慧和道德的领袖，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政府左右宗教的权力集团。而这些领袖们一次又一次面临的选择的关头：雅典的苏格拉底；在凄惨与雄心之间煎熬的爱尔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有意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而20世纪人类智慧的领导能力取决于科学家。不过，这个事实包含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科学是力量的源泉，其步态举止追随着政府，而国家也企图加以利用。但是，假如科学允许自己走上那样一条道路，那么，20世纪人类的全部信仰都会灰飞烟灭，成为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学。人类将由此而失去信仰，因为在这个世纪，如果没有以对人类独特性的认识，以一种对人类天赋及其杰作深感骄做的科学为基础，任何信仰都无法建立。科学的天职不是继承这俗世尘缘，而是要将这种道德的想象传之久远；因为如果失去这种想象，人、信仰和科学将会同归于尽。
此时此刻，我必须具体地淡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体现了这些问题的人是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他生于1903年，是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之子，假如他早出生100年，那就注定会默默无闻。他将步他父亲和祖父的后尘，皓首穷经，注释教义。然而相反，他是一个数学奇童，“约翰尼”的昵称伴随他终生。在10多岁时，他就写出了一些数学论文。他同时在两个课题上成就杰出，因此在25岁以前就闻名遐迩。
我认为，我应该说这两种课题都和游戏有关。我们必须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科学，人的全部思想，都是某种形式的游戏。抽象思维只是人类智慧的新生儿，人们由此可以在以后继续从事那些没有直接目的的活动（其它动物只在幼小时才做游戏），从而为长远的谋略和计划作好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英国与纽曼共事。在伦敦的一辆出租汽车上，他第一次对我谈到他的“博奕论”——出租汽车是他偏爱谈论数学问题的场合之一。由于我是一个棋迷，我很自然地对他说：“你的意思是，博奕论就好似下棋。”他说：“不，不。下棋不是一种博奕。下棋只是精确的计算形式。在下棋时，你可找不到答案，但在理论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有一种结局，一种正确的步骤。而真正的博奕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生活亦非如此。
在真正的生活中，充满假象和变幻莫测的细微手段，以及对什么是别人以为我要做的事的种种揣度。这才是我的理论中博奕的含意。”
而且这也是他的著作的内容。在这部题为《博奕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and Economic Behavior）的大部头的严肃著作中，竟有一章叫作“纸牌戏与讹诈”，这看起来很奇怪。当看到其中充满堂而皇之的方程式时，就更加令人吃惊和望而生畏了。数学可不是什么华而不实的东西，对像纽曼这样异常锐利和敏捷的头脑来说，尤其如此。贯穿这一页手稿的，是一条清晰的智慧的线索，婉转如歌，而那些沉重的方程式，不过是这首交响乐演奏中的低声部。
在他的后半生，纽曼使这个课题成为我所谓的他的第二个伟大思想。他意识到，电子计算机在技术上的重要性，但他也开始意识到，人们必须清楚地懂得，真实生活的情景与电子计算机的情况是多么不同，这完全是因为真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博奕对坐或工程计算的那种精确答案。
我将使用我自己的语汇来描述纽曼的成就，而不用他那些技术性词语。他区分了近期的战术和长远的战略。战术可以精确计算，但战略却不能。而纽曼在数学和数学思想上的成功，在于他表明，毕竟还有制定“最佳”战略的途径。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于1956年写出一本题为《电子计算机与大脑》（The Computerand the Brain）的杰作。本来这部书是为“西利曼讲座”写的，但他因重病未能举行这次讲演。在这些讲稿中，他认为人的大脑具有某种语言，按照这种语言，大脑不同部位的活动彼此相连，互相配合，使我们制定计划，设计程序，犹如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在人文科学中，我们称之为一种价值体系。
纽曼惹人喜爱，富有个性。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无人与之比肩。如果说，一位天才就是一位有“两个”伟大思想的人，他就是一位天才。他于1957年溘然长逝，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谦逊可亲。记得战争期间，我们一道工作时，一次曾共同解决一个难题，他立刻对我说道：“哦，不，你没有领会这个问题。你那形象化的头脑在这里不管用。抽象地想一想吧。在这张强显影的照片上，一阶导数同时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只能看到二阶导数的轨迹的原因。”
正如他所说，这不是我的思考方式。但是，我还是让他去了伦敦。而我则动身去乡下我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大约到了半夜，我得出与他一致的结论。想到纽曼总是睡得很晚，我出于好心，直到上午10点钟以后才去叫醒他。我打电话到伦敦他下榻的旅馆，他在床上接了电话。我说：“约翰尼，你是对的。”他答道：“你一大早叫醒我，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对的吗？劳驾等我出了错再说吧。”
这是否听起来显得桀骜不驯呢？并不是。这是他的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有某种东西使我想起，他虚掷了他生命的最后光阴。他没有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而在他身后，这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他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他放弃了反躬自问，别的“人”是怎样看待问题的。他越来越热衷于为私人公司、工业和政府工作。这些事务使他到达权力中心，但并没有促进他的学识，也没能促使他与别人的亲密相处——他们至今仍然不明白，对于有关生活和思想的充满人性的数学，他究竟想干些什么。
纽曼热衷于知识的专制。而这正是一种只能摧毁人类文明的信念。如果我们有什么作为的话，我们就必须组成知识与才智的民主政体。我们的文明决不能由于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权势之间的疏远而灭亡，而巴比伦、埃及和罗马就因此而衰落。只有当知识被没有野心控制他人的人，而不是那些独裁的权势集团所掌握，这种疏远才有可能予以弥合或缩小。
这似乎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个世界毕竟是由专家管理着的：这不正是人们所说的科学社会吗？不，不是的。科学社会只是这样一个社会，专家们的确能够从来诸如电气方面的工作。但是，只有你，只有我，才必须了解“自然”的造化，以及从这个意义上，运用我的头脑，了解例如电是怎样成为自然造化的一种表现。
我们并没有推进那一度吸引纽曼的对人的生命与大脑问题的研究。那么，有可能为我们所推崇的完整的人和完善的社会行为方式找到今人满意的基础吗？我们已经看到，人类行为的特征就是一种内在的延宕，以便为将来先后采取的行动作好准备。在人类漫长的童年和缓慢的成熟过程中，这种延缓的生物学基本原理贯穿始终。但人类行动的延宕远不仅限于此。
作为成年人，作为决策者，作为人类，我们的行动受到价值观念的制约，我把这种价值观念理解为人们平衡对立冲动的总策略。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依靠任何一种解决难题的计算机程序生活。人类生活的难题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相反，我们只能通过寻找指引我们行动的准则以形成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设计伦理规范或价值体系，来确保短期内令人神往之事能与长远的、最终的令人满意之事保持平衡。
我们处于人类知识的奇妙开端。人类的上升总是摇摇摆摆，步履蹒跚。当人类迈步前行时，他们总感到犹疑不定，这只脚是不是真的应该向前迈出呢？我们的前方究竟有什么？终于，人们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学到的一切汇聚起来，集中于对人的来源的理解，即，人为何物。
知识不是记录事实的断简残篇。首先，知识是一种责任，使人类始终如一，作为有道德的生物而保持自己的本色。只要你自己囿于陈旧观念的道德束缚，任其他人代你而治理天下，你就决不可能保持明达通变的本性。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可能认为，建议人们去学导数方式或学电子学、计算机程序编制等毫无意义。但是，在今后50年内，如果对人类起源、人类演化、人的历史和人的进步的理解没有成为教科书上的常识，人类也就不复存在了。明天教科书上的平凡常识，在今天就是历险奇遇。而这就是人们从事的工作。
我突然发现自己在西方世界被一种可怕的意志消沉的气氛所包围，不由得感到无限悲哀。人们逃避知识——逃拄何处？逃往佛教禅宗，逃在“我们到头来不就是动物吗？”这些虚无玄妙的问题中，逃往超感觉意念和神秘之中。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是否为理解人类自身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人类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试验品，用来证明理性智慧比感性智慧更加美妙动人。求知是人类的命运。在我们的前方，是最终将使艺术的表现和科学的解释融为一体的人类的自我认识。
带着逃避的意识谈论西方文明，不免令人气馁。对于人类的上升，我一直非常乐观；难道此时此刻我会放弃乐观的态度吗？当然不会。人类的上升还会继续。但是，不要以为这种上升将由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来促成。此时，我们庄置身于历史的天平上。如果我们止步不前，人类之上升还是会迈出新的一步——但不是我们迈出的。亚述、埃及和罗马的文明未能确保无虞，我们的文明也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成为别人的过去，而且还未必是从我们的将来回顾的过去。
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科学文明：这意味着，知识以及人类对知识的不二之诚至关重要。科学并不仅仅是意指知识的拉丁名词。假如我们的文明在人类上升的进程中没有迈出下一步，那么，别的地方的民族，如中国、非洲的民族，就会迈出这一步。我会觉得这是可悲的吗？
不，这件事本身不会令我悲哀。人类有权利改变其个性。但是，由于我与哺育我成长的文明休戚相关，我又会因此而感到无比惆怅。是英格兰造就了我，是英格兰教会我她的语言、她的宽容，让我体验到在知识追求中的激情，假如100年后，莎士比亚和牛顿，一如今天的荷马和欧几里德，成为历史的陈迹，我和大家一样，也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在东非的奥莫河各我曾制作了一组影片。此刻，我又回到这里，因为我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仍然记忆犹新，未能忘怀。那一天早晨，我们正动身去拍摄第一辑的片头，一架轻型飞机带着摄影师和录音师从跑道上刚刚起飞几秒钟便坠毁了。但飞行员和另外两个人竟奇迹般地从飞机残骸中爬了出来，未受损伤。
很自然，这个不祥之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正准备去揭示历史的陈迹，现实却平静地把手伸到历史的这一页，说道：“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历史不是事件，而是人。历史不是回忆往事的人，而是在现实中经历了往事的人。历史就是那位飞行员瞬间的决断，这一决断是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科学，以及自人类起源以来所学到的一切智慧的结晶。
我们在营地待了两天，等待另一架飞机。出于好心，但也许不合时宜，我对摄影师说，他可以让别人去拍那些非从空中拍摄不可的镜头。他回答说：“我考虑过了，尽管明天起飞时，我还会感到害怕，但我仍要去进行拍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我们都感到害怕——为我们的自信，为未来，为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类想象力的本性。
然而，每一个人，以至每一种文明，由于其必行之事的约束，仍将奋力向前。个人的义务、智慧的天职和感情的承诺，合而为一，促使人类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