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革命都是人发动的，而不是命运使然。有时他们是一些单个的天才人物。但是，18世纪发生的几次伟大革命，都是聚在一起的众多贫民百姓促成的。每一个人都是拯救自己的主人，这一信念推动他们投身革命。
我们现在把科学负有某种社会责任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无论是牛顿还是伽利略都不会这样看。他们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对世界本来面貌的描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责任就是讲述真理。那种关于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的认识，是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现代观点。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人们持有“工业革命结束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幻觉，我们竟不能更进一步追溯一种社会意识。
工业革命是开始于1760年的一个充满各种变革的长期过程。它并非偶然发生的：它构成了三次大革命之一。另外两次是1775年开始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把一次工业革命与两次政治革命扯在一起，或许有点奇怪。但是，事实上，它们都是社会革命。
工业革命只不过是以英国的方式造成那些社会变化而已。我把它看作是英国革命。
是什么使这次革命独具英国特色呢？显然，是因为它开始于英国，英国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度。但这种制造业只是家庭作坊工业，而这场工业革命就正是从乡村兴起的。这次革命的发动者都是一些手艺人：磨坊技师、钟表匠、水渠建造人和铁匠。革命发轫于农村，正是这场革命的英国特色。
在18世纪上半叶，在牛顿的暮年和皇家学会衰落之时，英国正陶醉于乡村工业和商业冒险家海外贸易的最后的极盛时期。繁荣终于消失。贸易更具竞争性。到这一世纪末，工业需求更为迫切，压力更大。乡村工业的组织形式不再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在两代人时间内，大约从1760年到1820年，工业经营的传统方式发生了变化。在1760年以前，通常是把工作交给村民，让他们在家里干。到了1820年，则通常是把工人带进工厂，让他们在监督之下干活。
人们幻想，在18世纪，英国乡村景色质朴自然，好似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在《荒村》（The Peserted Village）中描绘的那失去的乐园。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可爱的村庄，那里有一位快乐、健美的情郎。
年轻的农夫正当青春美妙时光，愿上帝保佑他如愿以偿。
这真是无稽之谈。乔治?克拉卜（George Crabbe）是一位乡村牧师，对农民的生活有切身体验，他对这首诗甚感气愤，于是写了一首尖酸刻薄而又真实可感的诗作为回答：是的，缪斯歌唱幸福的情郎，因为不知他心中的惆怅。
劳作和岁月耗尽心血，你可还能因诗人的奉承而欢畅？
农村是人们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的地方。农民的生活并非充满明媚阳光，相反，他们生活在贫困和黑暗之中。减轻劳动强度的辅助手段其时已无从追忆，例如磨坊，在乔叟（Chaucer）的时代已是古老之物。而工业革命就是从这样的机械开始的；磨坊工人就是未来时代的工程师。1733年。苏格兰斯塔福夏郡（Staffordshine）的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在磨坊工作时开始了他自制工具的生涯，其时他年仅17岁，生于乡村，素来贫寒。
布林德利对磨轮的改进是切实可用的：加上水轮，从而提高水磨的效能，使其成为一种机器。这是新兴工业的第一台多用途机器。例如，布林德利浚法改进了石头研磨，原先这种研磨用于正在兴起的制陶工业。
到了1750年，在这种气氛中产生了一次更大范围的运动。水已成为工程师们的要素，像布林德利那样的人一心想着如何利用水力。在乡村。到处溪涧纵横，流水潺潺。水不仅仅是力量的源泉，而且是一种运动的新的浪潮。布林德利又成了运河——当时称为航道——修建技术的先驱。
当布林德利为了磨坊和矿山工程计划而外出时，出于兴趣，他独自勘查了他所经过的条条水路。后来，布里奇沃特公爵（TheDuke of Bridgewater）要布林德利修建一条将沃斯利（Worsley）的煤矿和新兴城市曼彻斯特连结起来的运煤航道。那真是一项惊人的设计。正如他1763年写的一封致《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Mercury）的信中所说：最近，我考察了伦敦的种种人工奇观和皮克山（the Peak）的自然奇观，但没有一处奇观象布里奇沃特公爵的航道那样使我欣喜。它的设计者，天才的布林德利先生确实做出了令人惊讶的改进。在巴腾桥，他架设的航道凌空而起，高及树梢。当我愉快而好奇地仔细观看这座建筑时，约3分钟之内，就有4艘驳船从我面前驶过。其中两艘用链条系在一起，由两匹沿渠堤斜坡奔跑的马牵引，而我站在那里，望着脚下宽阔的艾尔韦尔河（Irwell），胆战心惊，不敢挪步。在距曼彻斯特约1英里处，公爵的航道与科尼布鲁克（Cornebrook）汇合，公爵的代理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码头，以每筐3个半便士的价格出售运来的煤炭。……到明年夏天，他们还打算把煤运到曼彻斯特。布林德利更为大胆的行动是使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连结起来，而且已规划出遍及英格兰的、总长度差不多达400英里的运河网。
在英国运河系统的创造中，有两件事情引人注目，并且成为整个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
一是促成这次革命的人都是讲求实际的。像布林德利那样，他们通常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事实上，当时的学校教育只能使富于创造性的头脑变得愚钝麻木。按照法律，普通中学就是为讲授古典科目而建立的。而大学（当时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对近代的科学研究根本不感兴趣，而且，它们还将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拒之门外。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这些发明创造都是为了日常的用途。这些运河是交通的命脉，它们不是用来观光游览，而是为了运送货物。制造货船不是为了运载奢侈品，而是为了运载锅盆碗盏、呢绒布帛，以及种种所费不貲的日用品。这些物品在远离伦敦的乡村生产出来，而这些村庄正在变为城镇，这是一种遍及全国的贸易。
在英国，技术就是为了应用，举国上下，乃至边远之地，莫不如此。而在欧洲大陆各国王室的黑暗统治之下。技术却完全不是这样。例如，在制造机械玩物方面，法国人和瑞士人与英国人一样聪明伶俐（而且更富于想像力）。但他们却把精巧的时钟结构滥用于为王公富豪制作玩具上。他们耗时多年制作的自动机械，在今天看来，也堪称这种活动中最为精巧的佳品。法国人是自动化的发明者，即运动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控制下一步的运动这一构想的发明者。早在大约1800年，约瑟夫?马利?雅卡尔（Joseph MarieJacquard）就为里昂的织绸机作出过类似现代利用打孔卡片控制机器的设计，但在当时那种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中未能发挥作用。
在革命前的法国，这类高超的技艺可以使一个人发迹。钟表匠皮埃尔?卡农（PierreCaron）发明了一种新式的钟表摆轮。并以此取悦于玛丽?安托妮特皇后（Queen MarieAntoinette），从而在宫廷中荣宠有加,成为博马舍伯爵（Count Beaumarchais）。他也具有音乐和文学才能。后来写出一个剧本，莫扎特（Mozart)据此谱成歌剧《费加罗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Figaro）。尽管一出喜剧或许不宜作为社会历史资料，但剧中和围绕这出剧的种种阴谋诡计却展示了在欧洲的宫廷中才俊之士的遭遇。
乍看上去，《费加罗的婚姻》像一出法国木偶戏，叽叽喳喳,阴谋迭起，但是，事实上它预示着行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博马舍嗅觉很灵，事先已感觉到酝酿中的政治事态。有几次，他受雇于王室大臣们，参与双重交易，而事实上是代表他们与美国革命者进行秘密武器交易，以帮助他们与英国人作战。法国国王可能相信自己是在扮演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角色，并且仅仅为了出口交易而维护这种诡诈的政策。然而，博马舍却更敏感、更精明，能够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他通过费加罗这个角色，这位剧中的仆人，传达了革命的信息：歹徒，船长先生——现在，我开始懂得全部奥妙，欣赏你最慷慨的美意。
国王任命你为驻伦敦的公使，而我将充当你的随从，我的苏珊娜也要作为机要随员。
不，即使她去，我也决不干——费加罗心里明白。
莫扎特著名的咏叹调，“伯爵，小伯爵，你去跳舞，我为你伴奏”（Se vuolballare，Signor Contino……），是一种挑战。博马舍写的台词是这样的：不，我的伯爵老爷，你不能占有她，你不能！因为你是大老爷，你就以为你了不起。尊贵、财富、荣耀、俸禄！它们竟使一个人如此骄横！你有何作为，而得如此享受？你只是在出生时有过一些痛苦，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你也不过是凡夫俗子。
于是，开始了一场关于财富性质的公开辩论。既然人们无须拥有什么就可以为此争论，事实上我身无分文，我也写了金钱的价值和利害关系。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打量……一座监狱的吊桥……在那些言论的自由传播受到阻碍的国度，书上印的废话也是危险的；没有批评的权利，颂扬和奖赏就毫无价值。这就是在法国社会彬彬有礼的派头后面发生的事，这种派头就像维兰德里的城堡府邸一样拘谨、刻板。
在《费加罗的婚姻》中花园一幕，费加罗给他的主人起了一个“小伯爵”的绰号，这段咏叹调在那个时代早该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了，今天看来，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话是什么时候写作的。博马舍大约在1750年完成《费加罗的婚姻》剧本。他花了4年时间与一大群官僚、以至路易十六本人作斗争，以求能够搬上舞台。演出后，整个欧洲飞短流长，视之为下流。莫扎特把它改编成歌剧，得以在维也纳上演。其时莫扎特30岁；那是友1786年。3年后，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是因为有了《费加罗的婚姻》，路易十六才王冠落地、身首异处吗？当然不是。讽刺不能摧毁一个社会。但它却是社会的一种指示器：它表明一代新人叩响了时代的大门。为什么拿破仑把这出戏的最后一场称为“革命在进行中”呢？这就是，博马舍本人，借用费加罗这个人物的身份，锋芒所向，直指那位伯爵，说道：“因为你是贵族，你就以为你了不起，除了降生之时，你未曾有过任何痛苦。”
博马舍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贵族”，即从事劳动工作的才俊之士：他那个时代的钟表匠、泥瓦匠和印刷工。是什么使莫扎特对这个剧本感到如此兴奋呢？是那种革命的热情，对他来说，他所属的共济会运动正好代表着这种热情。他还在歌剧《魔笛》（the MagicFlute）中对这一运动大加赞颂。（共济会是当时正在兴起的秘密结社，它的用意是反政府、反教会。由于人们知道莫扎特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于1791年去世时，为他请牧师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最伟大的共济会会员，是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laminFranklin）。1784年，他出任美国驻路易十六王朝统治的法国的公使，那正是《费加罗的婚姻》首演之时，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那些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有信心、有主张、不断进取、开创了新时代的人们。
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有着不可思议的机遇。1778年。当他将要去法国宫廷递交国书时，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假发和礼服都太小了。于是他干脆弃而不用，径直前往，结果却受到人们的欢迎，把他看作是来自密林深处的自然之子。
他的一切行为都表明，他是一个善于决断、辩才无碍的人。富兰克林出版过一本年鉴，题为《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Almanack)，其中充满堪称箴言警句的素村，如“饥不择食”（Hunger never saw bad bread）、“欲知钱贵，不妨借贷”（If you want toknow the value of money，try to borrow some）。富兰克林写道：1732年，我首次出版了我的那部年鉴，这项工作费时大约25年。……我努力使这本书既赏心悦目，又切实有用，结果需者甚众，我获益亦多；每期销量近万…本地人士，几乎每家必备。我把这本书看作对很少购买书籍的平民大众施行教育的恰当工具。
针对那些对新发明的用途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第一个氢气球于1783年在巴黎上空升起时，富兰克林回答说：“新生儿又有何用？”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富兰克林乐观、求实、简朴的性格特征，这句话是如此令人难忘，以致于到了下一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还津津乐道。富兰克林十分注意人们的谈话方式，他为自己制造了第一副双焦距眼镜，镜片的一半视远，一半观近，这样，在法国宫廷中，他就可以观察讲话看的表情，以更好地领会他们的法语。
像富兰克林这样的人，追求理性知识，孜孜不倦。试看他以毕生精力做出的卓越成就，著作等身，且有动画片、水印技术之类行世。他那创造性思想之丰富和广阔，令人惊叹。当时的科学热衷于对电的研究。富兰克林生性诙谐（他不是一个刻板拘礼的人），但对电的研究却很认真，因为他意识到电是一种自然力量。他提出闪电是电的表现形式，并在1752年予以证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会怎样去证明这一点呢？他在雷鸣电闪中将风筝金属线下端系上一把钥匙。全凭运气，这次实验竟没有使他丧命。但模仿他的人却因此鸣呼哀哉。他随即把自己的发现付诸实用，发明了避雷针，并且用它阐明了电的理论，证明所有的电都是一种流体，而不是当时人们认为的，是两种不同的流体。
避雷针的发明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历史进程难以逆料。富兰克林正确地推断，尖头避雷针效果最佳。但是一些科学家加以反驳，认为应采用圆头避雷针，而英国皇家学会不得不对此进行仲裁。然而，这场争论却是以一种简单而堂皇的方式平息下来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了表示对美国革命的仇视，在皇家建筑物上安装了圆头避雷针。政治对于科学的干预往往是悲剧性的；也有一个喜剧往的例子，在《格列佛游记》中，在利立浦特（Lilliput）和不来夫斯古(Blefuscu）的“两个大帝国”之间关于早餐鸡蛋应从大头还是小头打破的争执，竟导致了一场战争。
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从事科学事业，他们所想所做，皆为科学。对他们来说，了解自然，其乐无穷。他们都是社会中的人：无论富兰克林印的是纸币还是那些辛辣无比的小册子，他都是一个政治人物。对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他都是全力以赴。他修改了美国《独立宣言》开头的华丽词藻，以便读起来简洁有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英国与美国革命者之间的战争爆发时，他直率地写信给曾与他过从的一位英国政治家，字里行间充满愤慨之情：你们开始焚毁我们的村镇。看看你们的双手，上面沾满了你们兄弟妹妹的鲜血在英国，红色的火焰构成了新时代的画面——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说教中，在工业革命高炉的火光映红的天空，在新法冶炼钢铁的早期中心约克夏郡的阿比德尔（Abbeydale）。工业的主人是铁器制造商：是那些富有力量、身材高大、不同凡响的人物，官方怀疑他们真的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在北部和西部的劳动者已不再是农场工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工业社会。他们的工资必须用钱币付给。而不是以物代款。伦敦的官方对这一切非常隔膜，他们拒不发行小额货币。于是，如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一类的铁器制造商就自己铸造钱币，并在上面铸上自己那副不甚尊贵的面容。伦敦为此惊恐万状：这是共和党人的阴谋吗？不，这不是什么阴谋。但是，激进的发明出自激进的头脑，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在伦敦展出的第一座铁桥模型是由托马斯?潘思（Thomas Paine）设计的，而他就曾在美国和英国煽风点火，鼓吹革命，并主持编写了《人权论》（The Rights ofMan）。
与此同时，铸铁也开始被约翰?威尔金森之辈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投入应用。威尔金森干1787年建造了第一艘铁船，夸口说他死后这艘船将运载他的灵柩。结果，1808年他去世后，被装在一副铁棺中掩埋。当然，那艘船曾穿过一座铁桥：而这座桥又是在威尔金森帮助下建在邻近的什罗普夏郡的一个小镇上，那里至今仍被称为“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意即铁桥镇）。
这种铁的建筑真的可以与大教堂的建筑相媲美吗？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时代，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感到了过一点，并使铁的建筑广被四野，蔚然可观。他生于贫苦的牧人之家，作过石工；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位筑路和运河工程师，还与诗人们过从往还。他设计修建的巨大的架空渡槽使兰戈伦（Llangollen）运河凌空横跨迪河（the river Dee），这表明他已成为大规模地使用铸铁的大师。工业革命的这些不朽遗迹，有一种罗马式的宏大气魄，那是共和主义者的宏大气魄。
那些促成工业革命的人，通常被描绘为一些面容冷峻、唯私利是图的生意人。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仅举一例，他们中许多人先前曾从事商业，但后来成了发明家。又如，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是英国圣公会（the Church of England）信徒，但在一位论派（theUnitarian）及类似运动中又归属某种清教式的传统。约翰?威尔金森深受其堂兄约瑟夫?普里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的影响，后者后来成为一位著名化学家，而他就是一位论派的牧师，或许还是奉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的先驱。
约瑟夫?普里斯特列还是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科学顾问。人们通常以为韦奇伍德是一个专为王公贵族制造精美瓷器的人，其实，只是奉旨从命时他才干这种事。例如，1774年，他为俄国女皇卡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 ofRussia）制作了一套近千件的精致的餐具，价值超过200Q英镑一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但在制作这套餐具时，他所依据的是他自己的一套米色陶器的样式：其实，所有的近千件餐具，如不假修饰，所值不到50英镑，而且，除了上面手绘的田园景色外，本色陶器看上去和用起来都与卡德琳娜女皇那套别无二致。这套使韦奇伍德闻名遐迩并发财致富的餐具还不是瓷器，只是日常用的陶器。人们在街上大约花1个先令就可以买到一件。然而，在工业革命时代，这却使劳动者阶层家庭的厨房用品面目一新。
韦奇伍德是一个非凡人物：富于创造性。当然，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行业中，而且表现在使他的技艺得以更趋完美的科学技术中，他发明了在窑内测量高温的方法，用陶土制成一种测量器，移动其中的伸展式计算尺，从而测得温度。在制陶和冶金业中，高温测量从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韦奇伍德因为这项发明而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可谓合乎时宜。
韦奇伍德并不是一个例外，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属于一个10多人组成的团体——伯明翰月亮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当时伯明翰还是一些分散的手工业村落。他们为自己的团体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在月圆前后聚会。这样，像韦奇伍德这些来自远处的人，才能够安全地走过那些在黑夜中崎岖难行的道路。
但当地最重要的工业家不是韦奇伍德，而是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是他把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带到了伯明翰，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建造蒸汽机。博尔顿喜欢谈论测量问题，他说，老天爷使他降生于1728年，就是要让他命中注定成为一位工程师，因为1728立方英寸恰好等于一立方英尺。在“月亮协会”，医学也受到重视，因为当时在医学中也有一些新的重要进展。在伯明翰，威廉?维瑟林（William Withering）发现了洋地黄的用途。属于“月亮社”的医生中，有一位至今仍颇负盛名，他就是伊拉斯莫?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
像“月亮社”这样的社团表明，工业革命的创造者们意识到（这是一种英国意识）他们负有某种社会责任。我把这种意识叫做英国意识，其实并不公正；“月亮协会”深受富兰克林及与之有联系的美国人的影响。贯穿这种意识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好生活决不限于物质的必需，而又必须以这种必需为基础。
“月亮社”的这一理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为现实。其间花费了100年。但它一经成为现实，就显得平淡无奇了，甚至还有些滑稽，就像一张印有维多利亚画像的明信片。而那种认为棉内衣和肥皂就可使穷人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看法也是荒唐可笑的。不过，这些简单的东西——炼铁炉中的煤，窗户的玻璃，食物的选择——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生活和健康水准。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当时的工业城镇都是些贫民窟，但是，对那些来自乡间茅舍的人来说，即或是拥有陋巷中的一间小屋，也意味着从饥饿、肮脏、疾病中解放出来了，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致富机会。一间墙上写着经文的卧室，在我们看来，又好笑又凄凉。但对工人阶级的妻子来说，却是对过体面生活所需之物的第一次体验。很可能，一架铁床比医生的黑皮包从产褥热中拯救的妇女更多，这本身就是一种医学的革新。
人们从工厂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得了这些好处。但这种工厂的作业方式却是骇人听闻，对此。教科书上讲得不错。然而，这是由来已久的带有传统色彩的恐怖。矿井和作坊在工业革命以前很久曾是阴暗潮湿、拥挤不堪。惨无人道的所在。这些工厂不过是承袭了乡村工业相沿已久的陋习，完全不顾工作于其中的工人的死活。
而由这些工厂造成的污染也屡见不鲜。自古以来，矿业和作坊就一直在糟蹋环境。人们认为污染是近代社会的恶果，其实不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健康和起码生活条件的忽视，就一直使瘟疫年年发生，环境污染不过是这种卑劣行径的又一表现而已。
一种新的罪恶使这类工厂与以往有所不同，这就是机器的速度凌驾于人之上。工人第一次被没有人性的机械所驱使：最初是水力，然后是蒸汽机。制造业工人被沸腾的锅炉中不断涌出的能量弄得如颠如狂，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愚不可及。然而，当时一种新的伦理观认为，主要的罪恶不是残酷和不人道，而是懒惰。甚至主日学校也这样告诫孩子们：撒旦（Satan）发现，懒散怠情仍在危害人间。
在这种工厂中，工作时间的变化是可怕、毁灭性的。但是，动力的变化却开辟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例如“月亮协会”的博尔顿建立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明证，当初那里，金属制造完全依赖于手工匠人的技艺。后来詹姆斯?瓦特来到这里，制造出一切动力之神——蒸汽机，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够找到使蒸汽机密不透气所需要的精确尺度。
1776年，马修?博尔顿因与詹姆斯?瓦特合作，制造出了这台蒸汽机，他为之欣喜若狂。这一年，当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来拜访博尔顿时，博尔顿庄重地对他说：“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都渴求的东西——动力。”这句话说得真妙，但也的确是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力是科学中的一种新观念、新思想。这次工业革命，这次英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对动力的一次伟大发现，人们在自然界中寻求能源：风力、阳光、水力、蒸汽和煤。这时突然产生了一个具体问题：为什么它们都是动力？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前，人们从未提出过这种问题。在此之前，科学一直关注于对大自然本来面貌的探求。然而，到了这时，改造自然以从中获取新的动力，以及把一种形式的动力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动力的这一现代观念早已深入到科学的前沿。特别是，热量是一种能量形式，可以按确定的当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一点已是明白无误的了，1824年，萨迪?卡诺（sadiCarnot），一位法国工程师，观察了蒸汽机，写出一篇论文，他称之为“动力由火而生”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从而在根本上奠定了关于热力的科学——即热的动力学的基础。能量，在此以前曾是科学的一个中心概念；而这时科学所主要关注的是以能量为核心的统一的自然界。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科学主要关心的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艺术中也同样如此，与其同期并行的文学又是怎样的呢？1800年前后浪漫派诗歌开始兴起。那些浪漫派诗人为何会对工业发生兴趣呢？很简单：认为大自然是能量载体的新观念使他们神魂颠倒。他们喜欢在“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这样的句子中使用作为能量象征的“狂飙”这个词。一阵风暴打破了死寂的平静，带来了生机。把萨缨尔?泰罗?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Coleridge）的《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推了高潮：天空突然迸发出生机！
火焰如旗帜飞扬。
熊熊燃烧，放射光芒！
火舌狂舞，四处飞溅，群星因之而暗淡无光。
呼啸的狂风还未刮来，船儿已经起航！
在闪电和月光下面，死去水手的呻吟在回响！
恰好在这个时候，1799年，年轻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谢林（Friedrich vonSchelling）开始写作一部关于新的哲学的著作——《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这部书至今在德国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柯勒律治从他那里得到这本书，并带到英国。湖畔派诗人（The Lake poets）则从他和他的朋友——定期资助他的韦奇伍德一家那里得到此书。自然是动力的源泉。各种不同形式的动力都是同一根本之力，即能量的不同表现，这一观点顿时使诗人和画家为之倾倒。浪漫派诗歌十分坦率地咏叹道，不仅大自然，而且人类本身也是一种天赋能量，或至少是一种自然能量的载体。工业革命在实践上为那些想要彻底发挥自已才能的人创造了自由——而这种观念在100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浪漫思想也鼓舞他们使这种自由成为一种本质上崭新的个人意识。最伟大的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讲得十分精彩:“能量者，永恒欢乐也。”
关键的伺是“欢乐”，关键的概念是“解放”——一种作为天赋人权的欢乐意识。自然而然，那个时代奋进的人们表现出创造的冲动。为了给工人家庭的周未之夜带来欢乐，他们产生过无穷无尽的希奇古怪的念头。（即使在今天，向专利局申请的发明大部分也像发明者本身一样，有些走火入魔。）若把这些古怪的发明排列起来，即可铺成一条直达月球的大道，尽管这些发明也许不得要领，却又像上天揽月一样勇气可嘉。例如，为了使图画从观众眼前一幅接一幅地闪过，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连环漫画活动起来，人们想到了发明活动连环画转筒，那是一种环转机械装置。它使人们体会到今天人们晚上在电影院所感到的激动和兴奋，而且很快便风靡一时。又如能奏出一套小型乐曲的机械风琴。所奏曲调美妙动听，朴实感人，自编自奏，闻所未闻。每一种无足轻重的家用发明，如自动切菜刀，都有一种意义更为重大的发明，如电话，与之并驾齐驱。终于，在这欢乐大道的尽头，人们将只能这样说，所有机械归根结底就是这样一种机械：它无所作为！
作出这些怪诞发明的人，与作出伟大发明的人同出一辙。运河问世以后，又一种发明为工业革命锦上添花：这就是铁路。是理直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使铁路得以产生，他是一位铁匠，敢于拼傅、身强力壮。他把瓦特的杠杆蒸汽机改造成一种高压引擎，使蒸汽机成为一种动力运输机械。这一发明为这个世界开辟了交通的血脉，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的心脏。
人类至今仍行进在工业革命途中；这再好不过了，因为人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而工业革命已使世界更加富有，也更为狭小，而且第一次成为人类自己的世界。我这样说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世界，即人的世界。
从一开始，当工业革命还依赖于水力之时，它就毫不留情地使人们的生活和谋生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就是这样——这正是革命的本质，毫无疑问，对受到冲击的人来说，革命总是进行得太快，太迅猛了。然而，这次革命终于戍为一场社会革命，并确立了社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首先是知识的平等。人类至今仍有赖于此。如果我们出生在1800年以前。处境将会如何？我们仍然生活在工业革命之中，仍觉其含意之深，难以言传；但是，未来终将表明，这是人类在其上升历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具有与文艺复兴同样的强烈影响。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尊严工业革命确定了自然的统一。
科学家和浪漫派诗人都认识到，风、海洋、河流、蒸汽、煤都是太阳的热量创造出来的，而热量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许多人想到过这一点，但这却是由一个人首先确立的，他就是曼彻斯特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焦耳生于1818年，从20岁开始。他花了毕生的精力，从事细致的试验以测定热功当量，——也就是说，确定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准确交换率。鉴于这事听起来枯燥乏味。我想讲，一个关于焦耳的有趣故事。
1847年夏天，年轻的威廉?汤姆生（william Thomson）（后来的凯尔文勋爵，成为英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正从沙木尼（Chamonix）步行到勃朗峰（Mont Blanc）去——哪有一位英国绅士在阿尔卑斯（the Alps）山中步行的？——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英国绅士在阿尔卑斯山中还会遇到什么人呢？——一位古怪的英国人：詹姆斯?焦耳，带着一架巨大的温度计，他的妻子乘着马车远远地跟着他。焦耳一生中都想证明当水从778英尺的高度落下时，水温会升高华氏一度。这是他的蜜月旅行，他可以趁游览沙木尼之便（很像一对美国夫妇参观尼亚加拉瀑布），让大自然为他做这个实验。此处的瀑布很理想。虽然高度不到778英尺，但只要测出温度上升半度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应当说明，他没有成功；瀑布水花四溅，使实验无法进行。
这个关于英国绅士科学怪癖的故事并非题外之言。正是这样一些人使自然蒙上了浪漫色彩，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运动则与此形影相随。在歌德（Goethe，也是一位科学家）这样的诗人身上，在贝多芬（Beethoven）这样的音乐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而我们首先是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看到浪漫主义的：看到自然景色一如精神之活泼生动。万物一体，情景交融，令人心领神会。受法国大革命的吸引，华兹华斯曾干1790年穿越阿尔卑斯山。1798年，他在《廷川修道院》（Tintern Abbey）中说得再妙不过了：那时，对我来说大自然就是一切的一切——我无力描绘我的心绪，只有这轰鸣的瀑布使我梦魂萦绕，不能忘记。
“对我来说，大自然就是一切的一切。”焦耳从来没有说得这么动人。但是，他说过：“自然的伟大力量永不磨灭”，他说出了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