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非凡的动物。人具有一整套使自己在所有动物中显得无与伦比的天赋才能：因此，人并不像其它动物，只是自然景观中的一个景物，而是直然景观的塑造者。在肉体与精神两方面，人都是大自然的开拓者，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动物，他在每一块陆地上不是发现、而是用双手创建了自己的家园。
据说，还在1769年西班牙人越过美洲大陆，抵达太平洋海岸时，他们就常听见加利福尼亚地方的印第安人说，每当月圆时分，鱼就会跃出水面，在沙滩上蹦跳。的确，当地真有一种叫作格鲁尼昂的银鱼，常在月圆时分从水中游到高于正常潮线的沙滩上来产卵。雌鱼将尾部埋进沙里，雄鱼则盘桓其侧。雌鱼产下卵后，雄鱼使卵受精。所谓“月圆时分”，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在两次涨潮之间的那9天到10天内，鱼苗才能够不受惊扰地孵化出来，在下次涨潮时，海水将孵出的鱼苗冲回海里去。
世界上每一种自然景观都表现出这种精确而美妙的适应性。凭借这种适应能力，每一种动物都像一个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紧紧啮合那样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冬眠的豪猪等到春天来临，又开始了生气勃勃的新陈代谢。蜂鸟用翅膀急速地拍击空气，把尖细的嘴伸进那悬在高处的花蕊之中。蝴蝶模拟树叶的形状和颜色，甚至模拟有毒的东西，以欺骗天敌，免遭侵害。鼹鼠在地下打洞，仿佛是一种天设地造的穿梭机。
于是，千万年的进化，使银鱼完全适应了潮涨潮落的规律，能够准确无误地游到潮汐线附近。但是，自然——就是说，生物的进化——并未使人类适应任何特定的环境，恰恰相反，和银鱼相比，人类的适应本领相当笨拙；而正是这一点——人的状况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人类能够适应一切环境。在我们周围许许多多飞翔的、爬行的、打洞的和游水的动物中间，只有人不受其生存环境的束缚。人的想象、理智、敏感和刚毅，使人有可能改变自已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随遇而安。人类作出了一系列的发明，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发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化——不是生物的进化，而是文明的演进。我们将人类走向文明演进顶峰的光辉历程称之为“人的上升”。
我在这里使用“上升”一词意义十分明确。人类以其富于想象的天赋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综合运用自己的种种才能，制订计划，从事发明与创新。当人类学会以更复杂、更精巧的方式综合运用这些不同才能时，人类的创造发明也就更加复杂、更加精深了。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形态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种种伟大发现。无一不表明人类才能的日益丰富和复杂的联系，表明人类智慧的常春藤的攀援上升。
当然，希望人类最富于独创性的智慧成果，同时也是人类最新的成果，这引动着我们的心；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只要一想到脱氧核糖核酸（DNA）螺旋形遗传密码的解开，一想到在对人脑特殊功能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一想到建立相对论的自然科学研究上的洞察力，一想到物质的原子量级的细微运动，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为人类在现代所作出的某些建树感到骄傲。
然而，如果一味赞美我们自己的成就，仿佛这些成就无须经历一段发展过程，那将是对人类知识的莫大讽刺。因为人类的成就，特别是人类的科学成就，并不是一座已经建成的博物馆，而只是漫长的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个进步过程中，炼金术士们的最初试验，以及中美洲玛雅天文学家们独立发明的精确计算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相去5个世纪后的今天，安第斯山区的马丘比丘城（Machu Picchu）的石器和西班牙摩尔人的艾勒汉卜拉宫（Alhambra）的几何图形结构，在我们看来，都是装饰艺术的杰作。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品的鉴赏仅止于此，我们就无法领略那创造它们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独到之处。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些成就，正像今天脱氧核糖核酸结构对于我们一样，既引人注目，又至关重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转折点，有一种认识和说明世界的一致往的崭新方式。所谓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上的雕像中止了时光的流逝，这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而欧洲中世纪的时钟似乎也曾一劳永逸地宣告了关于天体运行的定论。每一种文化，当它被一种关于自然或人的新观念所左右而发生变化时，总是力图使自己的理想成份保持不变。但是，在回首往事时，同样使我们极为关注的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从一种文明至另一种文明得以传播或再现的种种思想。在近代化学中，最出人意料的莫过于制成具有新的特性的合金，而在公元纪年以后的南美洲，甚至在那以前很久的亚洲，就已发现有合金制品了。有关原子分离和结合的概念也来源于人类在史前时期的一项发现：石头和一切物质都具有一种结构，按照这种结构，它可以以新的方式分解和重新组合起来。差不多与此同时，人类就在生物学方面作出了种种发明：农业，例如对野生小麦的栽培，以及关于驯养和驾驭马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
在追溯人类文化的转折和延续时，我将按照一般的而不是严格的编年顺序进行，因为使我感兴趣的是人的心智的历史，即人类发挥自己各种不同才能的历史。我打算把人的思想，特别是人的科学思想，与自然赋予人类的、从而使人变得无与伦比的才能的来源联系起来。
我所描述的，也就是多年来令我心驰神往的，即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本质中最基本的人性。
因此，本书或称系列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到达他迄今所取得的成就高峰的亲身经历。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因为人在不断地发现和认识自己天赋（他的种种禀赋与才能）的丰富内涵。人类在上升过程中的一切建树都是人对自然和人对自身的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纪念碑——恰如叶芝（w.D.Yeats）所说，是“不朽智慧的丰碑”。
那么，应该从哪儿谈起呢？让我们从“创世”说开始——从人自身的创造讲起吧。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于1859年问世的《物种起源》和于1871年问世的《人类原始及类择》两书中，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现在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人类最初是在靠近赤道的非洲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进化开始的典型地区，可能就是延伸到北肯雅河流域（Northern Kenya）和埃塞俄比亚西南部，靠近卢多尔夫湖（Lake Rudolf)的热带荒原。这湖泊象一条长长的带子，从南到北，贯穿整个大裂谷（the Great RiftValley），被厚厚的、有400多万年历史的沉积岩所环绕，而这里原先是一个面积大得多的湖泊洼地。卢多尔夫湖湖水多半来自曲折蜿蜒、缓缓流动的奥莫河（Omo）。这里很可能正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发源地，即位于埃塞俄比亚、靠近卢多尔夫湖的奥莫河谷。
古代的许多传说常常把有关人的创造的故事放在一个黄金时代，在一种神奇的、风光旖旎的背景下加以描述。如果我想讲述创世纪的故事，此刻我就应当站在伊甸园中。但这里确实不是什么伊甸园。我是站在世界的肚脐上，在人类的诞生地，在靠近赤道的东非大裂谷。
这奥莫河谷的沉积平面，这重峦叠嶂，这荒芜的三角洲，无处不记录着人类的往昔。如果说这里曾是一座伊甸园，那么，这座乐园也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衰败消亡了。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的地质构造颇为奇特。在过去400万年中，峡谷里堆积了一层又一层火山灰，其间夹杂着大片的页岩和泥岩。深厚的沉积物形成于不同时代，层层相叠，其年代的久远程度可以明显区分开来：400万年前的，300万年前的，200万年前的，以及不到200万年的。后来，大裂谷的形成使地面变得起伏不平，并使沉积物暴露无遗。这样，终于构成了一幅地图，从这幅地图上，我们一直可以看到那旷古久远的人类的过去。地层结构所揭示的时间记录——这种记录就埋藏在我们脚下——就镌刻在奥莫河两侧成扇状延伸的峭壁之上。
这些峭壁正是那层层相叠的断层：在前景部位，断层的底部已有400万年历史，仅次于此的断层也有足足300万年的历史。人这类生物以及与他同期生存的其它动物的遗骸就分布在这一断层之上。
这些动物的遗骸表明，它们至今仍未发生多少变化，这真是一个奇迹。当我们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泥土中发现那些将要变成人类的生物的化石时，这些骨骼化石与我们的骨骼之间的差异如此明显，真令人不胜惊诧——例如，头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设想这里埋藏的其它动物骨骼也有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非洲发现的化石记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象猎人那样看看今天的托皮羚羊（Topi)吧。200万年前猎取这些羚羊祖先的人类祖先会一下子认出今天的羚羊。但他却认不出今天的猎人——他自己的白种的或黑种的后裔。
当然，决不仅仅是狩猎（或任何单一的活动）改变了人本身，因为，我们发现，在动物中间，猎食者也像被猎食者一样很少变化。狮子在捕食时仍然凶猛有力，而非洲大羚羊在逃跑时仍然疾奔如飞，二者之间仍然保持着很久以前的那种关系。当非洲出现干旱气候时，人类的进化就开始了：湖面缩小，森林变得稀疏，成了茫茫荒原。显然，这对于本来并不适应这种环境的人类祖先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因为这种环境使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幸存者付出了代价，环境束缚了它们。当格雷维（Grevy）地方的斑马之类的动物适应了干旱荒原的环境时，这种环境不仅终于成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也成了它们难以逃离的陷井，它们不得不待在那块地方，所有动物中最为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自然是格兰特（Grant）地方的瞪羚（gazelle）;但它那妙不可言的跳跃也没有能够使它跳出这广袤的荒原。
正是在奥莫河谷这样的干旱地带，人第一次直立起来。人类上升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点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却至关重要。200万年前，人类的第一个祖先用与今天人类毫无区别的脚直立行走。事实上，当他一旦足踏地面，直立行走时，人类就开始了生命的新的构成关系，从而导致了人的躯体各部份的新的协同关系。
当然，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人类的头部，因为在人的所有器官中，头部经历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令人庆幸的是，头颅给我们留下了长久存在的化石（这一点不同于人体软组织）。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大脑组织本身提供什么信息，至少头骨遗骸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人脑的尺寸。在过去五十年中，在南非发现的许多头骨化石表明，这些动物已开始具备类似于人的结构特征。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头骨化石是在赤道以南的一个叫作汤恩（Taung）的地方，而不是在奥莫河谷，由一位名叫莱蒙德?达特（RaymondDart）的体质人类学家发现的。这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头骨，面部几乎是完整的，只有头盖骨稍有残缺。在1924年，这还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发现，而且是同类化石中被发现的第一个，因此，在达特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它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达特很快看出了这块化石的两个异乎寻常的特点：第一，这个头骨的孔容（即头骨上脊髓通过的孔）是直立着的；因此，这是一个头颅昂然竖立的孩子的头骨。这是一个类似于人的特征，因为猴子和猩猩的头颅向前倾斜，而不是竖立在脊椎之上。第二个特征是牙齿。牙齿总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个头骨的牙齿很小，呈方形——它们还是孩子的乳牙，但已不再是猩猩那种巨大的、用于搏斗撕咬的犬齿。这说明，这个生物用手而不是用嘴去获取食物。
这些牙齿还表明，它可能常吃生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用于的生物可以制造石斧之类的工具，以切割肉食和进行狩猎。
达特把这个生物叫作“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为它仅仅意味着“南方的类人猿”。对一个第一次不再是猿的、生长于非洲的生物来说，这是一个容易引起颠倒混淆的名称。我怀疑因为达特本人生于澳大利亚，他才胡诌瞎编了这么个名字。
此后，人们又花了十年时间，发现了更多的猿人头骨化石，——现在是成年的头骨化石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所谓“南方古猿”的故事才拼缀完整。这个故事开始千南非，向北推移至坦桑尼亚的奥都维峡谷（Olduvai Gorge)。最近，人们在卢多尔夫湖盆地发现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化石和工具遗存。这段历史是本世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科学发现之一；它就像1940年以前的物理学和1950年以来的生物学的发现一样，令人兴奋不已；它揭示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同那两门科学一样，这一发现使我们获益非浅。
在我看来，这个小“南方古猿”自有它的来历。1950年，当其人类的属性尚未被人们确认时，我应邀承担一些与此有关的数学方面的工作。我能否测出这个汤恩孩子的牙齿形状和尺寸，以便把它与猿猴的牙齿区别开来？我手里从未拿过这样的化石，我也不是研究牙齿的专家。但我的工作干得很不错，至今我仍记得这件工作使我产生的激动之情。当时我已年过40，以前一直干着关于物体形状的抽象的数学研究，突然我发现自己的知识已涉及到200万年以前，在对人类历史的探求中放射光华。这真是了不起呵。
从此，在我从事的科学研究中，在我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及在眼下这本书中，我苦苦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人究竟是怎样成其为人的呢？猿猴又是怎样变成了令我十分崇敬、灵巧机敏、善于思考、感情丰富、熟谙语言象征与数学，并具有从事艺术、几何、诗歌和科学等创造性活动能力、想象力丰富的人类的呢？人类的上升历程又是怎样使人从动物开始，发展到热心探索自然奥秘、不断追求新的知识，而笔者这些文字正是这种求知热情的一种表现的呢？我不知道这个汤恩孩子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但对我来说，这个头骨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幼稚状态，而整个人类的经历就是从这种幼稚状态开始的。人类的婴儿，人，是动物与天使的一种组合。例如，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会因生理反应而乱踢乱动——每一个母亲都知道这一点——所有的脊椎动物无不如此。这种反应能力虽是生物的一种本能，但却为日后熟练掌握种种更复杂的动作打下了基础。在出生后十一个月时，这种反应使孩子开始爬行。这就导致了新的运动，这些运动使人脑布满了蜿蜒曲折的沟纹（特别是在使肌肉的运动和平衡得到统一的小脑上），并使这些沟纹不断加深，由此形成了人的复杂运动的全部技能，使其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时小脑活动已得到控制。人的自觉意识所要做的不过是发出一个指令。
到第十四个月时，这个指令就是“站起来！”于是，这个孩子就开始了直立行走的人的生涯。
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我们的动物的本原，假如脱离了生活的热流，我们不过是一些冷漠而孤独的生物。但是，应当探讨一下这样一个差别，即人与动物有哪些共同的生理本能，人又有哪些使他与动物相区别的天赋？可以任意设想一个例子，但要越简单越好，例，瞩运动员在奔跑或跳跃时的简单动作。在听到发令枪响时，运动员起跑的反应与瞪羚飞奔时的反应是一样的。在奔跑时，他似乎完全是动物性的。他的心跳加速，当他以最高速度冲刺时，他的心脏输送着相当于平时五倍的血液，其中90％输送给肌肉。他在一分钟内需要吸入20加仑的空气，给血液输入氧气，再由血液带给肌肉。
血液的急速流动和空气的输入是可以观测到的，可以象热量那样在对热辐射敏感的红外线照片上显示出来。（蓝色或浅色区是最热部分，红色或深色区则是温度较低部分。）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和用红外照相所分析的情形只是一种表明肌肉运动限度的副产物。因为主要的化学反应是糖份的“燃烧”而使肌肉获得力量；其中3/4的热量在运动中散失了。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局限，对运动员和瞪羚来说都是如此。在以这样快的速度奔跑时，肌肉中的化学热量会因烧得太快而不能充分燃尽。来充分燃烧的废物，主要是乳酸，充斥在血液中，从而使人感到疲劳，并阻碍肌肉的活动，直到吸入新鲜氧气，使血液又变得清洁时为止。
至此，运动员与瞪羚之间并无任何区别——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种动物在急速奔跑时正常的新陈代谢作用。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奔跑着的运动员并不是在逃窜。发令枪声使他起步飞奔，但认真说来，当时他所体验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意气风发的感受。运动员好似游戏中的孩子；他的行为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冒险，他身体内部那一连串令人凝神屏息的化学反应是为了使他突破自身力量的局限。
不言而喻，人与动物之间，甚至人与猩猩之间，还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差异的。例如，在撑竿跳高时，运动员能够准确无误地握住撑竿的恰当部位，这是猩猩所做不到的。而且，这个运动员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行为并不受眼前环境的支配，而动物则不然。与这种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上述差异就是次要的了。运动员的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力量的发挥。但是，他事先已有明确意图，然后运用技巧，最后，他怀着对未来成功的期望而跃过横竿。
做好了起跳的准备；这位撑竿跳高运动员俨然成为人类全部能力的一个缩影：手里紧握撑竿，足背拱起，两肩和骨盆的肌肉收紧——以及撑竿本身等，运动员就这样积蓄起力量，然后爆发出来，像离弦之箭，一跃而起。在这一连串的复杂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预见意识，也就是预先确定某个行为的目的，并一丝不苟地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完成的能力。
运动员的行为显示了一种连续性的计划，从撑竿的发明，直到运动员在腾跃前一瞬间思想的集中，这一切都深深打下了人性的烙印。
头颅并不仅仅是人的象征性标志，它是人深谋远虑之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颅也是人类推进文化发展的力量的源泉。因此，如果我要追溯人类上升历程在动物阶段的开端，我就必须追溯人脑及其头骨的演化过程。不幸的是，在我们将要涉及的5000多万年的时间内，只有六七种有明显差异的头骨化石可供我们据以划分这一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在这类化石的记录中，必然还埋没着许多阶段，其中有些可能会被人们发现；同时我们还必须在已知的人类头骨化石的序列之间大致地推测一下所发生的种种情形。分析一种头骨化石几何形状变化的最好办法是运用电子计算机。
开始是5000万年前生活在树上的一种小动物，一只狐猴；这个名字（Lemur)恰好是古罗马死亡之神的名字。这个头骨化石属于狐猴种类中的阿达皮斯（Adapis），发现于巴黎郊外的白垩纪地层中。把这个头骨化石倒过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孔容位于头骨的背面。这是一个头颅悬伸而不是竖立在颈椎上的动物。它可能既吃昆虫又吃水果，它有32颗牙齿，比人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牙齿还多。
这个狐猴化石也具有一些灵长类的特征，就是说，猴科动物的特征，即猩猩和人的特征。从狐猴完整的遗骸来看，我们可知它有指甲，而不是爪子。其拇指至少可以与掌心垂直。而且，这个化石还确实具有两个表明它通向人类起源之路的特征。鼻子短，眼睛大，而且隔得很开。这意味着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利于视觉而不利于嗅觉。其眼窝仍位于头骨两侧，但与其它古代食昆虫动物相比，狐猴的眼窝已开始从两侧移到正面，从而开始产生立体视觉。狐猴已经育了向人类复杂的面部构造演化的微小痕迹；而人类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戍的。
总而言之，这是5000万年前的情形。在以后的2000万年中，在猴类演化的主线上，产生了一个分支，即向猩猩和人类进化的分支。沿主线发展的3000万年前的第二个化石发现于埃及的法信（Fayum），被命名为“埃及古猿”（Aegytopithecus）。“埃及古猿”的鼻吻较狐猴更短，牙齿与类人猿相似，身材高大，但仍在树上生活。不过，类人猿和人类的这位祖先偶尔也会下到地面活动。
又过了1000万年，我们回到了距今2000万年前。这时，我们所说的类人猿已生活在东非、欧洲和亚洲。路易斯?利基（LouisLeakey）发现的一个典型化石被夸张地命名为“总督”（proconsul），另外当时至少还有一种广泛分布着的种类，即“森林古猿”
（Dryopithecus）。（“总督”这个名字是人类学家的游戏之作；它用来暗示这种古猿是1931年伦敦动物园那只绰号叫“领事”的黑猩猩的祖先。）这种动物的脑容量明显增大，眼睛完全处于立体视觉的位置。这些动向告诉我们从猿到人的主线是怎样发展的。但是，如果这条路线再次产生分支（这完全可能），那么，这种动物就属于通向猿猴的那一支。它的牙齿表明它还是一只猿猴，因为其犬齿与颔部咬合的方式与人不同。
正是牙齿的变化表明了向人类演进的路线产生了分化。我们知道，在肯尼亚和印度发现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第一次宣告了人类的诞生。这种化石已有长达1400万年之久的历史，但我们只拥有其下颌骨的化石碎片。不过，可以看出，它的牙齿是水平排列的，更像人的牙齿，类人猿那种巨大的犬齿这时已不复存在，其面部也更加平坦，这时，我们显然已接近进化树的又一分枝，某些人类学家也许会不无唐突地把“腊玛古猿”算作人科动物（hominids）。
这时，在从距今500万年到1000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因此，当人科动物向人发展的线索最终与现代猩猩发展的线索分离时，最令人好奇的那段历史便湮灭无闻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上述历史过程有什么颠倒混乱之处。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前，人类的远亲已经出现。
人类非直系的远亲是一种身体魁梧、喜素食的“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与人相似，但没有向别的方向演化，只是灭绝了而已。它的牙齿是它以植物为生的证据;在那残存的牙齿化石上，有它吞食草根时泥沙留下的擦痕。
“南方古猿”的表亲在向人类进化的路线上走得顺利一些，而且——从颌骨的构造来看也是如此——它很可能是肉食者。它最接近我们前面谈到的“缺环”：它被称作“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是在非洲德兰士瓦等地发现的大量头骨化石之一。
这是一个成年女性的化石。我在开始时讲到的那个汤恩孩子，长大后就像这个样子，完全直立，步行，脑重一磅到一磅半。大猩猩的脑容量也不过如此；然而，这只是一个站立起来的、4英尺高的小动物。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 ）最近的发现表明，在距今200万年时，这种猿的脑容量要比前一种大些。
正是凭借这样大的脑容量，人类的这些祖先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发明。关于其中一项，我们已有确切的证据，至于另一项，我们则只有一些推断性的证据。先说第一项发明。200万年前，“南方古猿”仅能十分简单地把砾石砸出一个锐利的刃角，做成了最初的石制工具。
在以后的几百万年中，人在其进一步的演化中，也没有改变这种工具的样式。人的这一重要发明，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这就是，准备并储存一块砾石，以便有一天派上用场。运用这种技艺，发挥预见的作用，是一种对于未来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人类由此解除了生存环境强加给其它动物的那种束缚。对同一种工具的长期使用，体现了人类创造发明的力量。人类只须把这种石器粗钝的一端抵住掌心，用力攥紧，就行了。而且，这显然是肉食者用以切肉的工具。
另一项发明是社会性的，而且更多地是我们运用精确的计算推断出来的。已发现的大量“南方古猿”的头骨和骨骼化石表明，这些生物大多数不满20岁就去世了。这就意味着，一定有不少孤儿被弃诸身后。正如其它灵长类动物一样，“南方古猿”必定有一个漫长的童年时光：即使长到10岁，那些幸存者仍然是孩子。因此，一定有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使这些孩子得到照顾和收养，组成某种团体，接受某种意义上的教育。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伟大的一步。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这些前辈变成了人类本身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毕竟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假如我们使这种变化显得比实际上更为突然，未免太愚妄可笑了——人们总是要么刻板地确定变化的进程，要么为变化的称谓争论不休。在200万年前，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100万年前，我们已经变成了人，因为这时可以被称为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生物已经出现。这种生物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非洲大陆。事实上，典型的直立人是在中国发现的。这就是北京人。北京人差不多有40万年的历史，而且肯定是最早使用火的动物。
100多万年以来，在从直立人向我们今天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较之以往，又是循序渐进的。人们熟知的直立人的后继者已于上个世纪在德国被发现：这是又一个典型的人类头骨化石，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化石。尼安德特人已有3磅重的大脑，与现代人不相上下。尼安德特人演化的某些线索可能已经中断，但其分布在中东的一支很可能直接进化成今人（Homo sapiens）。
在过去的100万年中，人改变了自己使用的工具的性质——这种改变大概可以说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人手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精巧的发展，特别是支配手的大脑中心有了发展。
在大约50万年间发展起来的生理上和文化上都更为复杂的这种生物，并不仅仅限于模仿“南方古猿”创制的老式的石斧。他制作的石器，需要更加精心的打制，也需要更加精心的使用。
人的这种技艺的发展和火的使用，绝非孤立偶然之举。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随时记住，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真实内容，就是人类行为的日趋精巧与复杂化。只是由于这些行为本身不会留下化石，我们才不得不在人类遗留的骨骼和牙齿化石中去探寻究竟。骨骼和牙齿本身并不令人感兴趣，即便对它们所属的生物来说也是如此，它们不过是作为行动的工具和装备为其主人出力效劳而已——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就饶有趣味了。因为，作为装备，它们反映了人的行为，装备的变化反映了人类行为及其技艺的变化。
因此，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人的变化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人决不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头盖骨与另一种的下颌骨的拼凑——这种误解实在太幼稚了，只能教人造出“辟尔唐人”
（Piltdown）这样的欺世之作。任何动物，更不用说人，都是浑然天成的整体。当行为发生变化时，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也必然发生变化。脑、手、眼、足、牙，以及整个人体的进化，导致了人的特殊天赋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各章就是关于人类特殊天赋的论文。正是这些天赋，使人成其为人，比其它动物进化更快，行为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
与那些历经500万年、1000万年、乃至5000万年而没有变化的动物（如某些昆虫）不同，人在这样的时间长度内已变得面目全非。人并不是世上最威严奇特的动物。甚至在哺乳动物产生以前，世界上还有过更为奇特的恐龙。但是，人具有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各种官能的巧妙组合。在生命诞生30亿年后，这种组合使得人成为最富创造性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留下了它过去生活的痕迹，然而只有人留下了他过去创造的遗迹。
在漫漫5000万年的物种演化中，各种动物的食物变化是很重要的内容。在人的进化序列中位居首位的是那些眼灵手巧的吃昆虫、水果的动物，如狐猴。早期的类人猿和人科动物，从“埃及古猿”和“总督”到笨拙的“南方古猿”、都被认为是整天寻觅植物充饥的动物。但另一种体型较小的“南方古猿”则打破了古代灵长类素食的习惯。
仅就直立人而言，从素食到杂食的变化，曾经导致了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出现。从体型较小的“南方古猿”发端，人类开始吃些肉食：先是小动物，后是大动物。肉比植物含有更多的蛋白质，而食肉使进食的时间和份量减少了2／3。这一变化的后果对人的进化影响殊为深远。人从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更为间接的方式获取食物（如从猎获的大型动物身上），而不致于因饥饿而争抢食物，引起纠纷。显然，这使（由于自然选择）所有灵长类动物逐渐减慢了大脑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行动的速度，直到发展成为人所独有的延缓满足自身欲望的特殊能力。
然而，增加食物供应的这种间接方式最显著的后果，是促进了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交流。像人这样行动缓慢的动物，只有依靠集体合作，才能潜步追寻、发现和堵截在茫茫荒原上奔跑着的庞大动物。狩猎活动需用语言有意识地作出计划和安排，集结成伙需要制作特殊的武器。的确，语言在为人们所使用时，本身就具有某种狩猎计划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不像其他动物，他可以使用语言，用一些由可变单位组成的句子相互提醒，协调动作。狩猎是一项集体活动，这种活动的高潮——也仅仅是高潮——就是齐心协力把捕获的动物杀死。
仅仅依靠狩猎，无法在一个地方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计；在这片荒原上，当时每一平方英里的面积只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按照这样的人口分布，整个地球表面仅能维持今天加利福尼亚州所拥有的人口，即大约2000万人，连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无法容纳。
于是，狩猎者们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要么饿死，要么迁徙。
人们的迁徒跨越了惊人的距离。100万年前，他们在北非。70万年前，或者更旱些，他们到了爪哇。40万年前，他们呈扇形分布到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正是通过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迁徙，人类很旱就成为一种分布广泛的生物，尽管当时人类的总数还很少——可能仅有100万人。
想来更加令人生畏的是，人类向北半球的迁徙恰好正是当那里的气候降到冰点以后。当时，那里气候奇冷，大地冰封。亿万年来，地球北部的气候曾经是温和可人的。然而，在人类涉足今天的中国和北欧以前，地球先后经历了三次冰河期。
40万年前，在第一次冰河期最为严酷的时候，北京人正栖息在山洞里。因此，在这些山洞里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是并不奇怪的。冰雪向南延伸，又退缩回去，如此反复三次，大地随之发生变化。冰帽覆盖着大片地区，凝聚起大量的水分，致使海平面下降了400英尺。
20多万年前，在第二次冰河期以后，有着巨大脑容量的尼安德特人出现了。而在最后一次冰河期中，他已成为地球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已知的人类的各种文化形态，形成于过去10万年至5万年之间的最近一次冰河期。我们发现了人类在这段时间制成的精巧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出人们狩猎活动的复杂方式：例如梭镖，甚至棍棒也被用作工具；以及装有倒钩的鱼叉；适于制作一切工具的燧石，自然也用来制作狩猎工具。
很清楚，那时也像今天一样，人类的发明虽然不多，但却很快传遍一种文化形态。例如，15000年前，南欧的马格德林人（Magdalenian）的猎人发明了骨制鱼叉，最初，这种马格德林鱼叉上没有倒刺，后来装上了一排倒刺，到这个时期末，即当岩穴艺术蓬勃兴起时，这种鱼叉已安上了两排倒刺。由于这些马格德林猎人对他们的骨制工具的精心改进，我们可以根据其使用方式的演变，确定的制作年代和地理位置。它们真正是记述人类文化发展程序的化石。
人类之所以经受住了冰河期的严峻考验，是因为人的头脑的精密程度已经使人可以作出种种发明创造，并把这些发明创造变成社会财富。显然，冰河期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被迫较少地依赖植物、更多地依赖动物过活。在冰雪边缘地带从事狩猎的艰辛也改变了过去狩猎的策略。围捕一只动物，不管它有多大，已不大吸引人了。更好的选择是毫不放松地追随成群的野兽——并注意学会如何分析、培养它们的生活习性，包括它们四处迁徙的习性。这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适应性变化，人类生活的游猎方式从此发轫。当时，这种方式还有一些早期狩猎的性质，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追捕活动，狩猎的地点和速度都取决于所追捕的动物。但这种方式已带有某些后来游牧的性质，因此这些动物得到了人们的照料，被人们保护起来，成为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
这种游猎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化石，而且很少保存至今。现在仍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唯一民族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拉普人（Lapps），他们仍像当年在冰河时期一样，追随着驯鹿群。很可能，拉普人的祖先是距今12000年前尾随驯鹿群，来自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兰西坎增布利安（Franco Cantabrian）岩穴地区的先住民，当时大地上的冰帽正最后一次从南欧向北方退缩。今天的拉普人约当3之数，而驯鹿则有30万头之众。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正在接近其尾声。驯鹿群不断迁移，渡过海湾，到那一片又一片的苔藓地带去觅食，而拉普人则随之前往。但是，拉普人并不是牧人；他们并没有控制鹿群，也没有驯化它们。他们仅仅是迁移到这些动物所迁移的地方去。
虽然驯鹿群实际上仍然是野生的，拉普人还是运用了某些传统方法来控制单个的动物，这些方法在别的人类文化形态中，也有所发现。例如，他们把雄鹿阉割了，用作拖载的挽畜。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拉普人完全依赖驯鹿为生。他们吃驯鹿肉，每人每天一磅；利用驯鹿的体力以及毛皮和骨头，喝驯鹿奶，还将驯鹿角也派上了用场。但是，拉普人还是要比驯鹿更自由一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的适应，而不是生物学的适应。拉普人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即在冰天雪地中的游猎生活，是一种能够由他们自己加以调节的选择，并不象生物的突变（biological mutations）那样，是不可逆转的。所谓生物学的适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行为方式；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就是说，这种方式（就像其它发明一样）已为整个社会所接受。
文化适应与生物学适应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两种适应都可以在拉普人生活中得到证实。
用驯鹿皮作帐篷,就是一种拉普人明天即可改变的适应性选择，而他们中的多数人目前正在这样做。从另一方面来看，拉普人，或者早于拉普人的先民，也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生物学适应性变化，不过现代人类的生物学适应性差异并不大，因为我们人类最初是从一个中心迅速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可以说是一种同质的物种（a homogeneous species）。然而，众所周知，在不同的人种之间，确实存在着生物学的种种差异。我们称之为“种族差异”，就是说，这些差异不会因为习惯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例如，人无法改变其肤色。为什么拉普人是白种人？人类诞生之初，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阳光照射在皮肤上，使人体内产生维生素D，假如在非洲的是白人，他的体内就会产生过多的维生素D。而在北欧，人需要吸收几乎所有的阳光，以产生足够的维生素D，因此自然的选择有利于皮肤更白的人。
不过，不同种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仅此而已。拉普人并不是凭借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能力得以生存至今，而是凭借他们的种种发明创造：凭借对驯鹿习性及其产物的富于想象力的利用，凭借把驯鹿变成挽畜，凭借种种人工制品和雪撬。要在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并不取决于肤色，拉普人幸存下来，以及人类经受住冰河期的严峻考验而幸存下来，他们所借助的是所有发明中最重要的一种——火。
火是温暖家庭的象征。当3万年前古人类从此在地球上留下他们的踪迹时，他们是以岩穴为其居处的。可以肯定，人类象一个觅食者或猎人那样生活了100万年。我们没有关于史前这段漫长时期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时期却比有记载的、人类的任何一段历史都要长得多。
仅仅是在这段时期结束时，在曾复盖欧洲大陆的冰慢的边缘地带，在阿尔塔米拉（Altamira）的洞穴中，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一些地方，人们才发现了支配作为猎人的人类思想的记录。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生活字其间的世界的模样以及他的种种心事和想法。有大约2万年历史的岩穴壁画把当时人类文化的共同基础，即关于他围捕和赖以生存的动物的知识，永远保存下来了。
像岩穴壁画那样的生动艺术，竟会显得如此年轻而罕见，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人类视觉想象力的遗迹并不比他所制作的物品留存得更多呢？但当我们对此加以深入思考时，值得注意的就不是这种遗迹如此之少，而是毕竟还有那么一些了。人类原是一种孱弱、迟钝、笨拙、身上没有任何武器的动物——他不得不发明砾石器、燧石、刀、矛等。但是，为什么除了这些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以外，人类又创造出这些今天看来仍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呢？首先，为什么人不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而要在这黑暗、秘密、荒凉、隐蔽、险峻难至的洞穴里创作这些动物图画呢？
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地方，动物形象才具有魔力。这无疑是对的，但“有魔力”只是一句空话，不是答案。这个词本身并未说明任何问题。它仅仅表明人类相信自己有力量，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呢？我们仍想弄清那些猎人们相信他们从这些图画中汲取的是什么样的力量。
这里，我只能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画第一次表达了类的预见能力。即向前展望的想象力。通过这些图画，猎人能够熟悉那些必将降临而又尚未降临的危险情景。一个猎人被带到这隐秘、黑暗的地方，用火光突然照亮这些图画时，他看到的是他将不得不面对的野牛和飞奔的鹿，以及正转过头来的野猪。他会产生孤身一人面对野兽的感觉，正如在实际狩猎中的体会一样。可怕的情景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凭借已有的经验，握紧长矛柄，并不感到害怕。画家将那可怕的一瞬间描绘下来，而猎人则通过画面体验那一瞬间的感受。
对我们来说，这些岩穴壁画再现了当年猎人的生活方式，好似往事一瞥；通过它们，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过去。但是，我认为，对古代的猎人来说，这些画面则是预见未来的了望孔；他们从这里向前展望。总括起来，这些图画好比是人类想象力的望远镜：它们把人的思想从已见之物引向臆想和假设之物。丹青赋彩，无非如此，对人类异乎寻常的观察力来说，平面图画对视觉也只具某种意义，而人却用思维的立体感和动感充实了这些画面，造成一种臆想中的真实情景。人们虽然看不见这种真情实景，但却可以诉诸想象。
除了作为动物能做的那些事情之外，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艺术和科学产生于人的同一本领：这就是使未来情景形象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照射在岩穴阴暗石壁上的一束光线和电视屏幕，或通过头脑中的种种形象，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想象力的镜头来观察事物的。想象力是一具时间的望远镜，我们正通过它回首往事。创作这些图画的人，以及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正是通过这具望远镜展望未来。他们朝着人类上升的方向展望未来，而我们所谓的“文化进化”，实质上就是人类想象力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
那些制作武器的人和创作图画的人实际上做着同样一件事——展望未来，推测将有什么会从眼前之事中产生出来，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人具有许多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
这些天赋的核心，人类全部知识形成的根源，是从已见之物推知未知之物，使思想跨越时空，认识迄今发展起来的人类自身的能力。在这些宕穴中，人类留下的手迹在向我们宣称：“这是我的标志。这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