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医乃仁术。”这可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流传的。这句话很好，现在论述医德时，也常被引用。
的确，这句话总是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江户和明治时代的医生落落大方，甘于清贫，一心一意为穷人治病。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总觉得不是这样。根据书上记载和民间传说，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的医师，无论哪一个，生活都很奢侈，都极有势力，而且都是了不起的高材生。平民患者在医师面前好像都低着头，不敢讲话，只是拘谨地接受诊疗。
明治中期一个叫高桥瑞子的女医生，仅仅是在路上同患者打个招呼，就能享有美誉：这是个为人和气的好医生！由此就能推及当时大致的医患关系的状况。
当时医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能与当下相提并论。那时的诊疗费和药品没有法定标准，医师自己可以随意标价。只要说“这是我自制的特效药丸”，就可以任意地索取钱财。有的医生还据情标价或看人标价。事实上，有钱的人会被索取过高的治疗费。
穷人不怎么看医生，就是看医生，医生也会手下留情。没有现金的人，会用农作物代替诊疗费。对于极端贫穷的人，也有“有钱时给，不加催索”的情况。也有未付钱款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有的趁夜色逃之夭夭。一般情况下，人们再穷，逢年过节也要给医生送寄礼品。
也有像“红胡子诊疗谭”那样令人钦佩的医生，这是因为大部分医生都不那样，他才特别受人欢迎。他在有钱人那里，使用牟取暴利的“算术”，而在穷人那里,则使用救死扶伤的“仁术”，所以帐尾符合。民众喜欢评头论足，有时一听他说“不要钱”，就会感到吃惊，称赞他是个出色的大夫。他也就有了宣传的资本。
这般情况，要说“医乃仁术”，实际上能“仁”到什么程度，是没有把握的。好像这样解释比较恰当：偶尔有令人钦佩的医生行医，就会在坊间流传，民众希望医师们都这样。民众的愿望也就与这句话联系到一起传播开来了。
我从开头就喋喋不休地讲述过去医生的状况，并不是借此来批判当时医生的恶劣行径，只是想说“医乃仁术”这句话的背景，似乎难以用三言两语来解释。
如前所述，当时的医生都很富有(在经济方面，现有的部分私人医生能比得上。但大部分私人医生和在医院上班的医生明显比不上)。在富有的基础上，自认为是负责救死扶伤而被选拔出来的少数人，确有“医乃仁术”的自负和矜持，这与现在的医师是不可比拟的。
当然，那个时代既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福利保障。有些事情虽然无法可依。然而社会是明智的，可用人情世故来取代它。因此，人们会互相帮助。也有医生施行仁术。正义会受到尊重，邪恶则会受到憎恶。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时期，社会群体会相应地制定生活规章和思想准则。虽未写成条款和明文，但能成为法律欠完善社会所要生存下去的智慧。伦理道德就是这种智慧不可动摇的部分。
我丝毫不认为当今医师的现状合乎理想。私人医生过于注重发财，大学附属医院过于注重技术或偏重于研究学问。大型公立医院位居两者之间，比较中庸，但其中有很多医生任性而懒惰。若要改善现状，当然需要扬长避短。然而，如果只是赞扬和批判，也无法恢复正在失去的从医伦理道德。
因为现在从医伦理道德的缺失，不仅仅是医师自身的问题，也与整个社会现状相关联。
越是有法律支持，把束缚性的东西写成条款，越是容易从社会层面丧失伦理道德。不按伦理道德行事，也会有法律给自己撑腰——这种轻率的思想，会进一步加剧伦理道德的沦丧。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波涛会汹涌而至。
如果只看医师收入，除了一部分私人医生外，众人未必富有。他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是具有圣职意识的高材生。因为医师众多，一个医师分担的使命也很微小。时代要求医师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专家。所有的条件和以前相比，都发生了变化。
要求从医者均具备“医乃仁术”，这种说起来好听的伦理道德，是过于轻率的想法。社会问题越来越根深蒂固，仅凭倡导“医乃仁术”，无法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然而，担负救死扶伤义务的医学界，必须要确立人道主义这一基本的伦理道德。
话虽如此，向现代社会要求伦理道德，往往需要投入金钱。遗憾的是，现在的人大都是利己主义者。强行推广看病不花钱的伦理道德，会以一部分人做出贡献而告终。要求他人做贡献的人，会去从事贡献性的工作吗？答案未置可否，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伦理道德如果只是少数人的贡献和感伤，那就无法成为现实的力量。
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说：“医学所治疗的不是病，而是患者。”
为了回到问题的根源，医生自不待言，我们也应该再次反省当今这个恶魔横行的时代，思考改善它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