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收到了很多贺年卡。
我是个懒得动笔的人，收到贺年卡却很高兴。元旦的早晨，准确地说是快到中午时，我才起床，看到收到的整捆儿的贺年卡，觉得时光确已到了正月，便打开一张一张地仔细察看。
我是外科医生，寄来贺年卡的绝大多数是相关的医务人员，也有一些病人及其家属。
病人之中，经手术治疗痊愈的人，在满脸笑容地出院后，每年都会按时寄来贺年卡。而手术结果不理想的人，现仍常来医院就诊。尽管医生想尽了办法，有的人还是不能治好，最后去世了。我看着这些贺年卡，常常回忆起他们当时的症状来，也对自己的治疗方式进行各种反省：那时也许应该这样治疗，不应该那样治疗……
多年来，我会如期收到一张特别的贺年卡。贺年卡背面加盖着新年生肖动物的图章，下面写着：“胆小鬼……”
当然，贺年卡上也写着他本人的名字：中津川三郎。而且还工工整整地写着住址：北海道夕张市鹿岛。
他在与我书面交谈时，开头总是这样称呼自己：“胆小鬼?说三道四。”
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看到那张贺年卡，除了引起怀旧情愫以外，还感到震惊，不是那种很自然地依次读下去的状态。
说实话，“胆小鬼”是只有他和我才能读懂的暗号。这个词里包含着他这个病人和我这个医生之间一段深刻的记忆。
现在回想起过去那些令人忍俊不禁、又有些无聊的事情，总是满心感慨。现在再也不会发生那些事了。而在当时，那却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受人指责的事情。
因为事情有些荒唐，他才带着自我反省和羞涩，戏称“胆小鬼”，写在贺年卡上寄来。
他确实很胆小。可是我最近一看到那几个字，心里就会想：这几个字是不是也针对我而言呢？
当然，他丝毫没有那种挖苦我的意思。他是个矿工，是个善良而爽朗的人。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心里潜藏着这种情绪：“自己也是个胆小的人！不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过去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要杀死十个人，才能当上医生！当然，这种说法是相当荒谬的。
其实，不论内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都不会遇到那种过失杀人的危险情况。只不过是有的外科医生好不容易才当上医生，就自以为了不起，向新任医生谈起经验时，就会得意忘形地说得很夸张、很虚假。
我当外科医生已经十三年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医术很差的医生，一生完全没有或至多有一次因个人失误而致患者死亡的情况。患者大都是因其他偶发因素和不可抗力重合在一起才死亡的。医生不会轻易发生重大失误。
也许这种时候所用的“杀人”这个词，意思是“再早点儿处置，兴许就得救了”或者是“如果那时懂得这种医治方法，就能把他救活”……只是当时因为个人能力和不能决断而没能做到。与本来能够救活，却因玩忽职守或漠视生命，或治疗方法错误而致人死亡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想，人们对医务的内涵不了解，也就容易产生这种分歧和误会。就像有的年长者向年轻人讲述战争体验和战后的粮食灾难时，讲得会比实际更悲惨、更艰难，并因此暗自得意，甚至忘形。
因此，说“杀死十人才能当医生”这种话，没什么实际意义。相信当医生的，也没有冷静地去做那种事的胆量。有些很胆小的医生，在喝酒时变得豪爽而逞强，说出一些言过其实的话，周围人能完全相信吗？只不过是对别人吹吹牛而已。
其实，真正恶劣的医生非常之少，这些人因为失误而致人死亡的病例何止十人……真正的坏人，也不会向他人张扬和炫耀这种事情。
暂且不谈这一点。大部分患者往往会对自己的病情担忧，产生被害者意识：医生会不会给自己误诊呢？当听到医生草菅人命这样的话时，会添枝加叶地传播：“果真是这样！”
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医生自吹自擂、胡说乱说，会给患者带来多余的不安，不值得赞赏。
过去某个大学的著名医学教授退休时，曾坦白自己的误诊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几。报纸上也曾大肆地报道过这件事。
人们读到这则报道，感到震惊：连极有权威的大学教授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同时称赞这位如此坦诚的教授。
然而，这件事在讲述和传播的过程中，是被逐步升级的，我认为和前面自吹自擂的一些故事一样，与实际情形和一般人的理解差距极大。
因为这个教授所言的对象是从医的行家里手，所谓误诊是行家里手认可的那种误诊。
话似乎说得越来越难懂了，若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加以说明，那就是，所谓的误诊并非是将胃溃疡诊断为扁桃体炎或心脏病，而是将胃溃疡诊断为胃炎或胃癌之类，没有偏离胃这个器官。
如果是将胃溃疡和心脏病搞错了，那么，病变的脏器根本不同，治疗的药物和方案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个很严重的事件。然而，把胃溃疡误诊为胃炎，治疗的药物是同一系列的，不是不起治疗作用，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少对没准确诊断出的病症来说，不会有重大影响。不，反而一时会有很好的效果。
就是将胃溃疡误诊为胃癌，也不算太糟糕，既没有生命危险，也会慢慢发现潜在的病灶。
这类误诊应属专门性误诊。当时的医生做专门的、特殊的检查，如果将检得的数据进一步综合分析和细致考虑，也许就能鉴别出来！这与一般人所想象的误诊，意义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对于误诊，外行人会捕风捉影、不明就里地予以判断，内行人则进行专门的、精准的微小范围之内的判断。
日本人感到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这类人很有权威性。如果这类人向公众直率地道歉，说自己弄错了，大家立马就会高兴，会拍手喝彩：那个人真正直，很了不起！
像前面提到的教授所作的坦白，应该限定在医学界内部刊行。这让新闻界刺探到了，报纸杂志纷纷转载，那误诊的意义就被曲解了。我认为对此应该好好说明。
否则，正直的外行们相信报刊传言，人云亦云，不仅心情不舒畅，甚至会说：“你看到教授所言了吗？多可怕！”最终引起整个社会对医生的不信任。
现实状况下，确有一部分医生的医术不让人信服，所以，怀疑和不盲从医生的治疗，也有一定必要，而多余的怀疑又是不科学的。
大学的老师多是完全不谙世事的人，所以比较容易冲动地如实坦白，且会为自己的行为而窃喜。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麻烦。我们这些平庸的医生可承受不了。
中途脱离了主题，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但还是要谈发生在本人自己身上的误诊之事。
当然，我既非大学教授，也非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无论怎样坦白，报社和其他组织都不会跑来找我论短长。
也可能会被人微微地嘲笑：“怪不得，看样子，那家伙能干出这事来！”
如果不把这些过往做一下交代，我每年正月里读贺年卡时，就无法静下心来。
我这么做，中津川三郎先生也许会发脾气：“别写这些事儿嘛！你那样不就把我的胆怯暴露给大家了嘛。”
可是，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正月里才会觉得舒心和愉快，何况这是我一生当中没有暴露给任何人的、最无辜的、也是唯一一次并非完全归属于犯罪的误诊……
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去了中津川三郎所工作过的单位——北海道夕张市鹿岛的M煤矿。
据说，那座煤矿当年出产高热量的工业用煤，是一座特别兴旺的大型煤矿。
从地图上看，这座煤矿离札幌九十公里左右，距离不是很远。乘汽车去，先经过两车道的平坦公路到夕张，再经过弯弯曲曲的峡谷中坑坑洼洼的道路，然后沿着河边向上爬行煤矿独有的路况极差的道路，才能够到达。
若乘火车去，列车班次也不好，需在岩见泽、清水寺这两个地方换乘，而且时间衔接得不好，即使乘最方便的列车去，六点从札幌出发，十一点才到M煤矿。那是个交通不便利的地方。
那时，我已从札幌的医科大学毕业，临床实习也已结束，我进外科医务室第一年，按部队的级别称呼，是相当于二等兵的医生。
我所在的医务室不知什么原因与M煤矿签订过增援合同，经常派遣医务室成员去这个离着不远却感觉很远的偏僻的煤矿医院。
当然，一般不会派医术高明的医生去这种不便利的地方，而是安排那种当上了医生却还没能领到正式工资的、所谓的没有工资的年轻医生去。
然而，煤矿是个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地方,又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也不能派遣那种动辄自己处理不了伤情、或随便向大学附属医院求助、或将病人转往附近医院的那种年轻且无能的医生。
因此，派出医师的选拔标准是“年轻并能做普通手术的人”。
我认为年轻的医生们不太喜欢被派到那里去，主要因为交通非常不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煤矿的生活太单调，容易使人厌倦。再加上不能跟人学习，医术不能长进。只能做自己会做的事，从而感到心有不甘。
至于刚进医务室不足一年的我，还没担任过亲自给患者做手术的所谓主刀者，是不会被派到只有外科医生独立工作的、那种很复杂的地方去的，不存在我想去不想去的问题。
可是，派出医师的原则和我对自己的预测一并被推翻了。
当时，外科有个很大的学会，一般在四月初召开年会。那一年，恰巧我们的教授被指定在年会上做主题报告，探讨该学会的中心课题。前几个月，大家都忙着帮教授准备报告，日常业务又忙，从团队负责人到“二等兵”都在忙，每晚都熬到十点、十一点。
在一些学会上，经常有人大张旗鼓地宣布某教授发表了某研究成果。然而，那成果虽是某教授发表的，却并不是他独立思考完成的，实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般来说，教授只是说明基本创意，提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手下的医务人员会按照创意反复进行实验，尔后汇总数据，制作幻灯片。
所以，自己的教授在学会上拿到一个大的项目，本人会劲头十足并暗自得意，终于轮到自己出人头地啦！可是，其手下的医务人员闻此则变得郁闷，害怕即将到来的、艰难的准备工作。这是实际情况。
医务人员不分昼夜地做准备，最终完成了论文，教授拿到学会上登台演讲，博得满场喝彩。而此刻，其属下的医务人员们刚刚被迫像小白鼠一样地忙活完，只能说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然后去喝闷酒。
当然，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获得大众的认可，就是万骨枯也有意义。然而，如果论文受到集中批评指责，未获成功，那便不止得不到赞赏，而且是“一将功不成，万骨却已枯”，使众参与者因此而痛苦遗憾。
总之，当时的教授要在年会上做主题报告，副教授也要发表成果，还要准备前一年度共同研究的资料。医务室已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
“野中，你下个月去M煤矿吧！”
比我早十期毕业的前辈、外科医务室主任平山先生在二月初的一天，突然对我说。对此安排，我真的是大吃一惊。
“我去吗？”我情不自禁地反问。
“斋藤现在在M煤矿，他做过这次主题报告的动物实验，需要讨论最终数据，让他回到医务室来。”
“可是我去年五月刚进医务室，什么也不会做啊。”
“这种情况没办法啊。就去待三月、四月共两个月，你想办法克服困难吧。”
“可是……”
让我想办法，可我只会做阑尾炎手术，如果碰到内脏破裂，我会束手无策的。
再说，煤矿上常有因塌方而四肢骨折的患者，其治疗与其说是属于外科，莫如说属于整形外科，像我这个整形领域的门外汉，是怎么也应付不了的。
当然，医务室主任对我的情况还是十分了解的，他之所以这么安排，那一定是情非得已的。
“去之前这一个月，尽可能让你执刀，教你做手术，总之，你是要按时去的！”
这种情况和军队一样。医务室主任说没问题，让你去，你不得不去。
可能近年来，医务室没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事情了。作为不领工资的医生，也具有了否决权和选择权。
十几年前不是这样，上级的命令基本上都要绝对服从。
就这样，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当有手术，我就会参加，并尽可能地执刀，一边忍受前辈的训斥，一边学习做手术。
这也是所谓的特训。
这恰如日本战败前期，缺乏歼击机飞行员，空军部队就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办速成班，学员一旦学会了驾驶，立刻派往战场，参与战斗。
学习做手术虽然很累人，却能因此学到很多东西。书本知识固然重要，而实践似乎胜于理论。
这和做厨师是同样的道理：不管鱼骨怎么样、脂肪怎么样，只学理论无济于事，唯有施展刀工，亲手掌勺，才能成为一流厨师。
通过一个月的学习与练习，我勉勉强强地能做阑尾炎手术、急性肠梗阻手术以及阿基里斯腱等简单的骨折手术了。
不过，虽说是会做，但都是在前辈的指导下做。独自一个人做，还没有把握。然而，时间和病例不允许我重复去练习。
“不懂就看书，完全按照手术指南，按照书上的原则做，就不会出很多的错。”
这是出发前一天，我在整理研究室的橱柜时，医务室主任给予我最后的提醒和鼓励。
“处理骨折最没有自信。”我说道。
“骨折再严重，一般没有生命危险。在你确定为折断的部位，按上夹板和石膏，然后看看书，慢慢地思考下步治疗方案。要是还不行，就跟医务室联系！”
“要是患者马上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我该怎么回答？”
“这种情况要拍X光片！比方说碰伤了腿，要托着肿起来的腿，避免伤腿着地和用力。然后拍X光片。患者拍完片，等X光片洗出来，即刻去显影、定影，也得耗时十二三分钟。趁这空闲赶紧看书，考虑基本的治疗方法。”
“要是做内脏手术呢？”
“先做检查！无论是血液、尿，还是心脏，都要去化验和检查。这期间，你可根据患者的情况，推断大致的病情。”
“要是送来就诊时，已处于休克状态，没有那么多时间容我思考怎么办？”
“最紧急的情况是大出血或者休克。这时候，无论如何都要先输血、先补液。不要认为人已经休克了，就急急忙忙地剖腹，去找出血的地方止血。要先打点滴，等着患者苏醒和全身恢复。要是这样好不了的话，做手术也会死。为其输血时，可以翻看医书帮助推断。”
“我能行吗？”
“行不行都要干。你是M煤矿唯一的外科医生。不管怎样，你自己首先要自信，认为自己能干好！不能慌张！要是感到两腿颤抖，那你就这样，往肚子上使劲儿。”
“那儿的护士能干吗？”
“有个叫麻田的护士很有经验。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她。她干得时间长，熟悉情况。”
“医生向护士请教？实在是……”
“你说什么！关键时刻别怕丢人。丢人不要紧，拯救生命更重要。”
“是吗？”
“当然啦。你要是装懂，护士马上就能明白：这个大夫要比以前的大夫经验少得多。再说，你现在是不想问护士，真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人心中没底，见谁都想问的。像刚才说过的那样，遇事别慌张，别逞强。坚持待两个月。四月中旬学会结束后，我再派个医术强点的医生去。想办法坚持吧！”
我不知道这是鼓励我还是贬低我，于是信口说：
“明白了。”
说完这句大话，我把书塞进背包，积极地奔赴Ｍ煤矿。
在Ｍ煤矿的第一个月，日子总算平稳地过去了。说起印象深刻的治疗，那就是两个人得了阑尾炎，三个人手脚骨折了。两例阑尾炎手术做得很顺利。骨折的其中一人是指骨骨折，按上夹板就完事了；另一人是小腿骨折，缠上石膏绷带即可，没必要做手术。
也有人撞伤了头；有人撞伤了胸膛；有人喝酒打架，被他人用啤酒瓶打破了脸，让他完全安静下来，做一次性缝合就完事了。
交接班时，斋藤医生曾详细地做过指示：某个病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再过几天可以让谁出院，或者再让他住一段时间。对于前来复诊的病人，继续采用上次的疗法。对于住院病人，则要遵从必要指示。
这样做医生确实也可笑。我早晨刚起来，就祈祷今天千万别来难治的病人，祈求不犯严重错误。要说得过去，顺利度过危机。
三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一边翻看日历，一边暗自高兴：再过二十天，就有人来接班了。照这样下去，我不会在护士面前出丑了。
然而，上帝用现实打破了我这种天真的想法。
我刚刚吃完午饭，正要开始午后的诊疗，突然从坑口那边来了紧急电话。
“刚才第二坑道发生了塌方事故，有三个人没跑出来，急救队过去了，很快就能救出来，请做好接应准备！”
我听到这件事，大吃一惊。
马上问：“伤势怎么样？”
“坑口那边说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已经死了。”
难为的事情，终于赶上了。我按住肚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实话，这样做，根本不能平复五味杂陈的心。
社会上都认为这里是个事故较少生产较为安全的矿山，实际上只是没有瓦斯爆炸这样的大事故，像塌方这样的事故，一年至少发生四五次，会造成个位数的矿工死亡，尤其是三四月份，正值雪融时期，矿山表层土壤会松动，是塌方事故最多的季节。
根据统计数据和以往经验来看，三四月份会发生一两次塌方事故，是正常的。一直不发生倒是不正常的。
我把门诊部的门全部打开，以方便担架的出入；把空着的床集中起来，每三张床平行排列在一起；让护士把成套的缝合器具做了消毒，等着伤者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随时都能接应！然而，我的心里却一直不平静。
如果来一个重伤患者，我会意乱和打战，不知该怎么办。这次可能一下来三个，那可怎么办呢！我一想到这里，心情就无法平静。难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的伤者来。唯恐看书难解燃眉之急。
我心急如焚，一个劲儿地吸烟，等待着伤者到来。
虽说时值三月末，却有接近五月的气温，路上的雪融化了，地面形成了很大的水洼，有些路段地基柔软得好像伤口化了脓一样。
令人惊讶的是，我一边注视着那条融雪的路，一边暗中祈求：最好是全都死掉，别到这儿来治伤！
如果这三人都死掉，不用说，只要验尸和做死后处理就行，无需再经特别治疗。我也用不着一边发抖，一边做手术，丢人现眼。话又说回来，要是没人疗伤，那就别当医生了，还是回家当大少爷好了。
我一边想这想那，一边紧张地等待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约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声。车很快开了过来，停在医院门前。
终于来了。不管怎样，只有下定决心，别无他法。
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担架被运了进来。走廊上和门诊部门口聚满了闻讯赶来的家属和工友。担架是拨开人群挤进来的。
抬担架的几个男人脸上沾满煤尘，头上的安全帽还亮着灯。
“这儿放这个人，那人抬上那边的床！”
果然，护士长麻田在这种时候很沉着，她有序地向因事故而激动的男人们发出指令。
我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进来。她从后面催促般地给我鼓劲儿。
“喂，大夫！”
“我看着那边，请您看着这边！”
眼前的病床上搁置着担架，受伤的男人精疲力尽地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头上的安全帽不见了，稀疏的毛发杂乱无章，灰尘覆盖着苍白的脸庞。
我一边诊脉，一边让待在一旁的护士为其解开衣服，露出胸膛。护士虽然年轻，却好像习惯了处理这种事故，她麻利地解开伤员外衣的纽扣，用剪刀剪开内衣的正面，很快袒露出胸膛。
这个人肩膀很宽，体格健壮，好像是个矿工，他的皮肤白皙，惹人注目。
“大夫，怎么办？”
将他送来的工友们注视着我的脸庞，关切地问。旁边的妻子搂住丈夫的腰部，看样子就要哭了。
伤者没有脉搏，听不到心音，身体尚有点余温。我再次用力地按听诊器，查找心音。同时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摸了摸睫毛，眼睛不眨，心音仍没有。
很显然，这个满身粉尘的男人已经死掉了。
“大夫，对面的那个人右脚脖子骨折，内脏也受了伤。血压只有一百，脉搏也很微弱。”麻田护士长向我报告。
“好，那……”
“这边怎么样？”护士长问我。
“死了。”
那个人的妻子一直在仰视着我，听到死讯的一瞬间，放声大哭起来。
“那对面的人马上要输血。”护士长说。
“你给输！”
“脚脖子暂时按上夹板就行吗？”护士长问。
“那样就行。”
“过会儿再做死后处理。请您看看旁边的人！”护士长又客气地说。
我拿着听诊器，移到正中间床位的病人那里。我没有感觉到很大压力，只是按照麻田护士长说的在做。护士长很聪明，问话也艺术，在别人听来，好像是她在接受我的指示，其实是我在接受她的指示。
中间床位上的男人有三十一二岁，瘦骨嶙峋，个子也不太高。他和另外两人一样，浑身是煤粉，脸庞苍白。
我先是急急忙忙地诊脉，接着按上听诊器。
我原以为他同前面的那个人一样，快不行了。静心倾听，却能听到较强的心音，脉搏也很清晰。说句怪话，他肯定还活着。
“怎么样？能明白吗？”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睁眼睛，微微地点了下头。我一边吩咐护士给他裹血压计，一边轻声问他：
“哪儿疼？哪儿难受？”
他只是低声呻吟，说不清楚疼痛部位。测了一下血压，收缩压一百四。
搞不清楚详细的伤情，但血压基本正常，好像也有知觉。
“大夫，请看一下左床的血型！”
护士长已拿着承物玻璃片从左端床上伤者的耳朵上采了血，与实验液混合在一起，等候显像判定血型。此空闲，她冲我喊，并在判定后反问：
“是Ａ型吧？”
“对，是Ａ型。”我答道。
“那我就输血啦。在这之前请再检查一下！”护士长说。
我给左端床上的伤者按上听诊器。这个人也是脸色苍白，心音很弱，几乎摸不到脉搏。常穿坑内靴的脚脖子，内弯得有些异常，表明那儿骨折了。可能是那儿很难受，他时常朝上伸出手来，抚弄下腹部。
“给脚脖子拍张Ｘ光片好吗？”我问道
“大夫，把他弄到Ｘ光室很费劲儿，暂且先在这里输血怎么样？”护士长反问我。
“那就先把血压正常的伤者移到病房吧！”
“我觉得那人可能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移过去，请大夫看这边的人！”
我时而去右边，时而去左边，乍一看，好像在很忙碌地工作，其实，我只是按照护士长所说的在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向聚集而来的煤矿职工、工会相关人员以及赶来的警察发布事故伤亡简报。
就是说，第一个被运来的是丹泽茂先生，四十二岁，全身撞伤，入院时已经死亡；第二个是中津川三郎先生，三十二岁，全身撞伤，病危；另一个是四十五岁的北山吉藏先生，他右脚脖子骨折，现怀疑内脏出血，病危。对报社接连打来的咨询电话，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第二步如此处置三个入院者：丹泽先生已经死亡，我让门诊部的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清洗尸体以等待入殓；北山先生转入手术室，一边输血和补液，一边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往不稳定的脚脖子上按夹板，等待身体恢复；中津川先生暂时移到单人病房，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拭去脸部和手脚上的煤粉，让他继续吸氧，观察周身反应。
事故发生后约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左右，丹泽先生的遗体被运回位于医院后方的自己家里。北山先生的血压回升到一百三，恢复了知觉，腹痛也不那么强烈了。根据其现实状况，把他从手术室移到了病房。
此时，病房中中津川先生的Ｘ光片已经冲洗出来了。因为当时他全身发软，就以其腰部为中心，对擦伤的右手、右腿以及头部、颈部胸部均拍了照片。
不可思议的是，反复查看各部位照片，看不出有伤痕，骨骼都正常。尽管想象得很严重，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再好不过，我也就放心了。尔后吩咐护士再做尿液和血液检查，每三十分钟测量一次血压，细心观察肢体反应。
到这时，我冷静下来了。丹泽先生被送来时，已经死亡，这没有办法。没有急着给北山先生剖腹和做脚踝手术，先行输血和补液观察伤势，好像很有效果。他的脸庞又恢复了生气，自己会说哪儿疼，让人帮他斜躺着身子就感到舒适。
可能起先怀疑的内脏出血并不存在，只做脚踝骨折矫正术就能解决问题。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又去进行延时已久的午后巡诊。最后回到门诊，开始诊治其他的外来病人。
我刚给病人换完纱布，病房那边的护士就跑来了。
“中津川先生说有事儿，想马上跟您说。”
“什么事儿？”
“他要直接跟您说。”
“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血压一百四，正常。”
“稍微等一会儿！我处理完这几个外来的病人。”
“他说请大夫赶快来……”
“真让人为难啊。”
我回头看了看待诊的病人和护士长，说了声“那我去看看”，走出了门诊室。
我进病房时，中津川先生正仰卧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好像体力已经恢复了，气色也不错。
“什么事儿？”
“请问，这氧气可以摘掉吧？”
“没必要用啦。我给你摘掉。”
我把贴在他脸颊上的氧气管取下来，关上氧气瓶。再量一下血压，一百四，正常，脉搏也良好。
“这样就行了。”
“不……”
中津川先生用难以言说的表情看了看我，问：
“Ｘ光照片怎么样？”
“仔细看了一下，一切正常。如果不能走路，可能是腰部或胯关节骨头受伤了。有时Ｘ光片显现不出来，我想等你情绪安定时，再重拍一次。”
“是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不，不是……”
中津川先生态度淡然，语言含糊不清。
“那怎么啦？”
“其实……我能走。”
“啊……”
“我能走。”
“真想不到。”
“我站一下行吗？”
中津川先生一边满面歉意地用手挠头，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尔后轻盈地站到被子上面。
“哪儿也不疼。”
他像做广播体操般地挥动着双手，屈伸着膝盖。
“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我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睡衣的中津川先生。
“头不疼吗？”
“没事儿。”
他又应声左右摇动着脖子。
“你是遇到塌方，没来得及逃出来吧？”
“是的。”
中津川先生好像做了坏事，自知理亏地慢慢钻回被窝。
“刚来医院时，你脸色刷白，身体完全没劲儿。”
“自我感觉也是这样。”
“据救急队说，你正好被夹在丹泽先生和北山先生中间，筋疲力尽地倒在那里。”
“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
“奇怪啊。”
“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我明白了他当时的实际状况。
“原来是这样，你在塌方的一刹那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
“你身体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得瘫软了。仅此而已。”
他在被窝里使劲儿地挠头。
“真让人为难啊。”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公司、警察和报社宣布他因全身撞伤而病危。
“丹泽先生死了，北山先生脚骨七零八落。”我对他说起另外两个人的现状。
“对不起！”
他道歉的方式很奇特，说实话，我是希望他道歉的。
“其实我也很为难。”他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呢？”
“老婆对此很担心。她从来没有温柔地对待过我。”
“那是啊。你被送来时，我说过‘也许不行了’。因为你真的从脸颊到嘴唇都刷白，浑身一动也不动。”
“那时的状态是真实的，我没有作假。”
“你太太说什么啦？”
“她好像给亲戚们打电话说，看样子只能留条命。我想，亲戚们很快就会赶来的。”
他十分沮丧。
“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如实说当时被吓瘫软了，别无办法。”
“请等一下！如果这么说，老婆会拷问我的。”
“怎么？”
“老婆比我要强，她会说我是个窝囊废，无故地惊扰众人！”
说起来，中津川先生的太太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比他显得高大。
“您能给想个办法吗？”中津川不无忧虑地问。
“你这种情况，我很难办啊。”
我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又转念一想，如果说他被吓得昏过去了，只是瘫软了，医院硬是没看出来。我这个医生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老婆马上就会来。”
“那就像真的伤了腰一样，给你缠上石膏绷带好吗？”
“行吧。”
“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缠哪儿呢？”
“当然是腰上。只要缠上这个，太太和前来探望的人都会认为是重伤。”
“缠上绷带会很难受吧？”
“缠得薄一点儿，不怎么难受。明天下午给你缠吧。”
“那说什么伤呢？”
“就说腰椎骨折。”
“需要缠很长时间吧。”
“一般两个月左右。如果伤情出乎预料地轻微，可以只缠半个月左右。”
“这样没事儿吗？”
“没事儿。谁也不懂啊。”
中津川先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很快又问：
“这样的话，就不能做那事儿了吧？”
“什么事？”
“和老婆做爱……”
“那就不行了。因为腰缠着石膏绷带表明伤重，要忍耐半个月！”
“那可麻烦啦。”
“不能什么都合适啊。”
“要是半个月整呢？”
“那就不缠啦？”
“不，还是请您给我缠上吧！不然，不仅是老婆，连同伴们也会讥笑我是胆小鬼，看不起我或不理睬我。”
“我要预先提醒一下，在缠着的时候和缠完以后，要不时地喊疼、喊难受。”
“还在什么时候喊呢？”
“一般是被碰到腰部、或者身体活动时会感到疼。”
“缠在这儿吗？”
他在毛毯下面抚弄着腰部说。
“啊，还有，能在缠上绷带前，能让我洗个澡吗？”
“洗澡？”
“身上满是灰尘，很难受。”
“这是腰骨折了，根本不能动，要是洗澡的话，那该很荒唐吧。”
“请给想个办法！”
“这次就请你自己用水擦擦身上，忍耐一下。过几天太太不在场时，再让你悄悄地洗澡。”
“那时能拆开石膏绷带吗？”
“石膏绷带很薄，马上就能拆开。过后再给你缠上。”
“上厕所怎么办？”
“如果开头一个星期就走着去，还是有点荒唐啊。”
“那就是说要用便盆？我不能用那玩意儿。”
“你说不用哪行？”
“是吗？”
“要忍耐一个星期！”
“真的只忍耐一个星期，就把我打发走？”
“最多两周。对你这样处理，比真正的重伤病人还要费事。”
“对不起！”
他满含歉意地垂下眼帘，露出重病般的可怜神情，在枕头上行礼。
第二天，中津川先生在假装喊着“疼！疼！”的同时，被缠上了石膏绷带。他坚持用了一个星期便盆。不用说，按照预定半个月的计划，他被顺利地拆开绷带，出院了。
这期间，他太太温柔地伺候于床上床下。开头一个星期，他太太陪在床边用汤匙给他喂饭，中津川先生只消张开大嘴等着汤饭送入。
他出院时，送给我一瓶威士忌，说是一点心意，怕让太太听见，又小声说：“托您的福，享受了一次新婚氛围！”说完，便走了。
此事已经过去十三年了。他每年寄来的贺年卡上，都标注着“胆小鬼”。有时还这样写道：“现在太太过于强势，我现在真的愿意再瘫软一次。”应当说，一个胆小鬼是他自己，另一个胆小鬼是我，现在我完全能理解他标注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