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八八
在她离去时，我起身站到窗前，舒张一下被矮凳子收紧发硬的身子。窗外黑沉沉的，没有一扇窗户亮灯，路灯也灭了。夜深了，正如她讲到一半的故事，正在积聚隐秘的能量向芯子里涌动，把未知和孤独留给我一人。我有些迷茫恍惚，不知是希望她尽快回来，还是迟些回来。我可以想象，她和上校一定爱过，然后恨过，然后……我无法想象她现在是在重拾旧爱，还是自我救赎。相爱相杀，爱不成便成恨，恨的伤口可能酿出毒药，她现在在喝下自己酿出的毒药？我想起前妻，我们没有恨过，是命运给我创下一个巨大的伤口，毒性至今都没有消失散尽。
她很快回来，添了件衣服，是一件肉色的丝绒开衫，宽大的样子无疑是上校的。这衣料在马德里是昂贵的，但在这里只是土特产，家家户户都送得出手，想必也是人家送的。上校已牢牢把她捆住，她不可能重操旧业。据说在去我们村庄前，她是这儿唯一的赤脚医生，同时也是最抢手的纺织能手。她一边行医，挣医生的钱，一边纺丝织衣，挣老板的钱，是这儿收入最高的妇女之一，攒的钱可以重造一栋房子。但这些积蓄后来都为上校治病花光了，为了照顾上校她又没空打工挣钱，只靠给人看病挣点油盐钱，一度生活十分拮据。不过前两年政府给她落实政策，天上掉馅饼，她月月有笔数目可观的退休——不，是离休——工资，生计难题一下得到解决，解决的方式和结果几乎是完美的。这从她抽的烟可以看出来，她抽的是凤凰，是仅次于牡丹的好烟。
“刚才说到，解放军顺利接管了我们，据说没费一枪一弹，我们听到的几声枪声是有人自杀，不是抵抗。”她一点不糊涂，不要我任何提示，只靠两口烟的过渡，恢复了淡然的神情，继续机械地往下说——
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到我们医院，迎面见到女护士，靠边站，等着我们过去再走。第一次这么遇到，吓得我不敢往前走，担心他们要调戏我。后来见多了，就觉得他们是好人。他们对俘虏制定的政策也上好，先谈话，劝你留下来，加入解放军，不愿意的给你发回家路费。找我谈话的人知道我是个孤儿，家里没一个亲人，说：那你没选择，留下来吧，解放军就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说得我当场流下眼泪，真像回家一样。后来我知道上校也留了下来，心里更高兴。可他不久便随大部队出发，不知去了哪里，总之是前线吧，因为前线最需要他这种医生。他没有跟我告别，也不需要。我说过，那时我们才见过几次面，连个天都没聊过，是我自作多情，心里莫名地装着他。用现在的话说，我有点暗恋他。其实暗恋也谈不上，就是一种好感，一种小姑娘的心情。
我继续留在医院，并受器重，被提拔当了护士长。解放军真把我当亲人待，对我特别照顾关心。不久上海解放，九月份，我被派去华东医护干部学校学习，就是现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我学的是麻醉师专业，本来要学两年，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学校发出号召，动员我们去前线保家卫国。很多人报名，我为了获得批准，用血书写申请，写血书的也是第一批被批准的。最后一共批准六十个男生、十二个女生，差不多装满一节火车厢，直接开往前线。这年年三十，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拥在月台上给我们送饺子，一站站送，哪吃得掉？吃不掉没关系，我们装在网兜里，挂在车窗外冰冻。火车开出济南后等于开进冰箱里，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开过鸭绿江，那个冷，那个雪，我们南方人想不到的，鼻涕流出来就结冰。天是那么冷，但我们心里热火朝天，一路上唱着歌，跳着舞，根本不像去前线打仗，像从前线凯旋归来。
跟那次国民党抓我的情况相似，火车每到一站，就会下去一批人。不同的是来接我们的人个个热情洋溢，脱掉手套，用冰冷的手和身子拥抱我们，问寒问暖。解放军和国民党是一个桑蚕一个樟蚕，根本不同的，桑蚕吐丝做衣，一身宝，樟蚕啥都没用，只害人。我和二十一个同学在长津湖东端的一个叫下碣隅里的火车站下车，分头上了三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去了各自部队。我上的是卡车，去的是二十七军军部野战医院，当时医院在长津湖边的一个山洞里。我们六个同学，四男两女，下车时手上都拎着一网兜冰冻饺子，当天晚上医院会餐，吃的就是我们带去的饺子，大家吃得开心死了。
吃到一半，突然闯进来四个人，两个手上提着枪，一个手上拎着医护箱，另一人空着双手，但手上有血迹。他可能在雪地里洗过手，但没洗干净，残留着明显的血迹。他们去前线接诊刚回来。他一出现，像来了大领导，大家安静下来，院长坐的那一桌子人都站起来向他问候，拉他入座。我左看像，右看也像，最后确定就是他，我老头子，就跑上去向他问好。他没认出我来。我说我是谁，他听了不相信似的，对我左看右看，最后说，你怎么胖得像一头过年猪了，可以杀了过大年（元宵）。
说完哈哈大笑，引得满堂大笑。
确实，在军校一年半，我胖了一圈。我从来没有过过这种好日子，不要做体力活，有吃有喝，无忧无虑，能不胖吗？像我现在，整天替他操心操劳，能不瘦吗？我被他说得满脸通红，浑身不自在，像满屋子笑声都化作水泼在我身上，我成了一只落汤鸡。他看我窘迫的样子，安慰我说，没事，要不了两个月，保准你瘦回原样，那时我就认得你了，说完又笑。以前我真不知道，以后知道，他就是爱开玩笑，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放炮一样。现在我真想再听到那种笑声，可听不到了，只有在梦里才能听到。那两年，尽管每天出生入死，不死也累得要死，但因为和他在一起，成了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我心里越有苦就越是会梦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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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白炽灯泡，滤掉了苍凉的红光，变更亮了，因为多数工厂停业了，电力足了。她同样的脸，显更大了，因为疲倦爬上去了。疲倦加深了皱纹，下沉了眼袋，拉长了下巴，脸就变大了，更老相了。但她的精神还是好，越发好，记忆清晰，思路活灵，讲得很流畅，或许是美好的回忆在起作用吧。
据说，出租车司机会忘掉所有乘客，除非你把钱包落在他车上，他没收也好，归还也罢，都是他美好的回忆。她把最宝贵的青春和初恋落在朝鲜长津湖边的血土上，这片土地形同她故乡，会魂牵梦绕的，她没收不了，也归还不了。因为嵌入血肉了，只能同血肉同生同亡。
初恋的感觉是甜蜜的秘密，是紧张的等待、偷窥，是手不经意中相碰触电的感觉，是炮声轰轰中的害怕和祷告，是午后的阳光在风中行走，是微风吹来了稻花香，是彻夜不眠的累人旅程，是各种复杂幽秘、别出心裁的明测暗探。总之是细腻琐碎的，孤僻，怪异，情乱神迷，神神叨叨。她改变不了事实，甚至乐于耽于这种逝去的事实中，不免说得铺张，让我觉得啰唆。整个晚上，我第一次出现听力疲劳的感觉，忍不住打断她：
“总之你爱上他了。”
“是的，”她脱口而出，“我这辈子只对他这么爱过，爱得小心翼翼又天昏地暗。”
她又列数种种心花怒放又揪心断肠的细节、事迹，痴迷于逝去的青春和灼伤泪眼的甜滋滋的苦涩中，流连忘返。这是她毕生的辉煌，一生盘根错节的痛的根子，彩虹一样的、惊人的美丽，也是惊鸿一瞥的残酷。她心里在燃烧，一颗孤寂的心在一往情深。没有人会忘掉自己的宝贝藏在哪里，也没有人会忘掉刺穿自己心的箭。我不忍心再打断她，就让她说个够吧，这不是修养，而是仁慈。
终于，她在迷途中绕出来，回到正途——
我不知道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他的，就像我不知道他身上有哪一点是不值得我爱的。我爱他的笑声；我爱他的背影；我爱他抽烟的样子，爱他丢下的烟蒂；我爱他在手术失败后骂娘的愤怒，当然更爱他手术成功后的灿然笑容；我爱他遛猫逗猫的样子，那一定是他最得意开心的时候；我爱他义无反顾奔赴前沿阵地去出诊的英勇，爱他风尘仆仆回来的喜悦和痛苦。我们医院总共有七个外科医生，他去前沿阵地出诊的次数比其他六人加起来还要加倍的多。
为什么要出诊？因为有些伤员伤势太重，下不了阵地，下来必死在途中。他闻讯后总是对其他医生说，别抢，我去，我要让我的金子（手术器具）多发光。那可能就是去送死，前线的枪炮是不认人的，敌机在空中专门找这种孤单的吉普车，认为里面一定是送情报的人或大首长。好几次，我随他去前沿出诊，路上遇到敌机扫射，有一次一梭子弹正好钻进我和他肩并肩的夹缝里。我吓得哇哇哭，他笑道，谁说子弹不长眼？子弹知道我们要去救人，打死我俩等于要打死一堆伤兵，它下不了手。有一次车子被地雷炸翻，滚入山沟里，司机当场牺牲，我下体出血，一只肩膀脱臼，痛得昏过去，他毫发不损。他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造的浮屠已上千级，已经在天上，死神够不着他了。
真的，他那么拼命，几十次去前沿阵地救人，身边的人一个个死伤，他最严重的一次只是断过一个脚指头，其他都是擦伤皮肉，跟穿着铁布衫似的。也许这就是福报吧，但他现在这样子哪有福气？
我说：“你就是他的福气。”
她说：“听下去你就知道我是他什么了。”
她继续说——
就是那一次，我终于向他说出我的爱。事情是这样的，趁我昏迷时他给我脱臼的肩膀复位，那个痛，死人都要痛醒。我醒来发现下面全是血，以为受了伤，可并不觉得哪里痛。他让我起身走，蹬腿，弯腰，都没问题。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听了又哇哇哭。我宁愿丢一只手也不愿意丢掉它，这是女人献给丈夫的新婚礼物。我哭得死去活来。他以一贯爱开玩笑的样子，安慰我说，没事的，回去把这裤子保存起来，以后我给你的丈夫作证，这是你的军功章。我一头扎进他怀里对他说，就你做我的丈夫吧。他哈哈大笑，说，你是怕我作证服不了人，那好吧，回去我就让部队开个证明。我紧紧抱着他，把自己对他的爱从头到脚说了个透。他似乎被我感动了，却没有激动，依然用一副诙谐的口气说，你太可爱了，如果我需要一个妻子就是你，但现在我更需要死神的爱，而不是你。
我说，我们相爱了死神会更爱我们。
他说，我见的死人比你听的枪声还要多，在死神面前你连小学生都不如，大学生在你面前，听大学生的吧。
我说，你刚才说了，如果你需要一个妻子就是我。
他说，可我可能永远不需要妻子。他放开我，指着一旁牺牲的司机说，你看他，需要妻子吗？如果他有妻子，该有多痛苦，一辈子都要痛苦。
我还想说什么，他对我摆手，告诫我别说了。他说，在死者面前说这些是不合适的，对自己也不吉利，我希望你活着回国。至于我嘛，他一边给死者拭去脸上的血污，一边对着天空说，老天知道，我已死过多次，死了也无所谓，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以后，他再不带我出诊，我把这理解为是对我的爱，是在保护我。尤其是，他每次出去都把他心爱的猫托付给我，就更以为他心里有我。每次，我还他猫时都会塞给他一封信，写的都是我情真意切的感受，浓浓的爱和深深的怕，怕他不回来，怕他受了伤回来。有时我又希望他受了伤回来，当然不是重伤，只是轻伤，这样他可以养伤，我可以照顾他养好伤。他从来不给我回信，一声回音都没有。只有一次，他接过信时突然对我说：你对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人谈情说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用他曾经说过的话说：在前线是最能了解一个人的。类似的话领导在台上说过，私下也常有人说，他也确实对我说过。那时我到前线已超过一年，我说我已经在最能了解人的前线和你相处一年多，我很了解你。他说，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的过去。我说我要的是你的以后，不是以前。
我就是这样对他猛冲猛打，什么都不顾忌，狂热，什么姑娘家的矜持、面子、尊严，都放下，只要他一个字：爱！我亲人都死光了，太孤独了，太需要一个人来爱我，而天下哪里去找他这样的好人？英俊、能干、英勇、幽默，只要他答应爱我，我为他死的心都有，不答应我也想死。这种心情你可能很难理解的。
我想我是能理解的，那个孤独，那个渴望，我尝过，就在我出国头几年，那种举目无亲的感觉，那种什么都放得下的悲凉和狠心，像汗毛一样附在我身上，我像熟识老家的弄堂一样熟识。
九十
凳子越坐越硬，像受骨头僵硬感应传染似的。我索性坐在地上。她丢给我一个上校玩的毛线大肚娃娃，说地上冷，垫着吧。我垫着坐好，继续听她说——
从一九五一年夏天起，敌人对我们实施长达一年多的绞杀战，经常出动飞机来炸我们的铁路、公路、驻地，狂轰乱炸。你想**儿子毛岸英，一直跟在彭德怀司令身边的，都牺牲了，可想炸得有多厉害。我们军主要打的是围歼战，经常要换驻地，部队换到哪里我们医院跟到哪里。一九五二年五月中旬，我们在转移途中，一天晚上临时住在一个村庄里。可能有特务跟踪我们，敌人连夜出动飞机来定点轰炸，炸死军民一百多人。五月天不冷不热，多数人都露宿在路边，只有伤员和我们几个女的借宿在村民家里。民居都小，大家只能分开住，我和护士长寄宿的那家人正好被一枚炮弹击中，护士长和东家一对儿女当场被炸死，我也被房梁压着，动弹不了，眼看要被烧死。
他知道我住在那里，不顾死活来救我，披一床用水浸过的毛毯冲进大火，大声叫着：小上海！小上海！找我。自我们在朝鲜见面后他一直这么叫我。他找到我时火已经在烧我辫子梢头，咝咝的声音，像蛇在喷气。他把我扑在身下，先把我辫子上的火头灭了，然后灭四周的火，最后用湿毛毯裹着把房梁抬起，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当时敌机还在轰炸，大家都还在东躲西藏，营救工作其实并没有开始，他完全是冒死来救我的。所以，我后来的命实际是他冒死救来的。
怕天亮后敌机再来轰炸，部队连夜撤离村庄，往山区转移。中途要经过一条溪，我受了伤，小腿撕开一道嘴巴大的口子，刚作包扎，不便下水。他背我过河，刚趴在他背上我便开始哭。五月正是雨季，溪里水满满的，深过膝盖，我哭着，他背着更累，上岸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我仍然哭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人累时容易生气，他突然训我：你哭什么！但马上又安慰我，哭吧，哭吧，死了那么多人，该哭，一边来拉我的手。我紧紧抓住他手，一头扎在他怀里，哭个够。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有种强烈的冲动，希望他吻我。
我说，如果我刚才死了，我在这世上什么也没留下。
他说，今天晚上牺牲的人一半都这样，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我本来是希望他对我说，我至少给他留下了那么多信，我留下了对他的爱。但他没那么说，我只有直接讨。我昂起头，对他说：你给我留个吻吧，这样我死了至少留下了爱，和我给你的那些信是配的。他迟疑一下，低头吻了我。是那种吻，只有仪式，没有**。畜生都不会在那时有**，才死了那么多战友，心里难受得很。但对我来说这仪式也很重要，像终于收到了他一封回信。
部队到新驻地后，住的是临时用原木搭的工棚，很矮小，一间屋只够放两张小床，床也是用木板拼的，直接铺在地上。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团在前线，大部队已准备撤回国，战事明显少了，但伤员不少，都是那次轰炸加出来的。我说是麻醉师，其实平时做的大多是护士的工作，护士长牺牲后由我接班，反而更忙，经常上夜班。总共就五个护士，一夜两个班，前夜班和后夜班，反正互相轮值。一天晚上我上的是前夜班，我同寝室的人接我的班。我回去倒头就睡，蒙蒙眬眬中，总觉得有东西在摸我脸。夏天，山里蚊子多，都挂蚊帐，开始我以为是风吹着蚊帐搭在我脸上，后来那东西往我胸前移。我一下吓醒，想叫没叫出声，因为他用嘴堵住了我嘴。
我知道是他，还能是谁呢？那天他跟我一起上的前夜班，我们一起下的班，只有他知道这时屋里只有我一人。再说，也只有他才敢这么大胆，知道我会要他。这是我第一次，我虽然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大方地给了他，让身体来证明我们的爱。因为旁边有人，原木拼的隔墙根本不隔音，我们自始至终都咬着牙，怕出声，喘气声都用手捂着闷着。那年代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谈恋爱顶多拉拉手，接吻都是不敢的，他就是胆子大，特立独行的。这也是我爱他的原因，身上有种别人没有的胆量和担当劲，也是男人劲。
那次翻车后我一直藏着那条血裤子，他出于对我负责，确实向单位反映过我的情况，单位也确实给我开过一个证明。我本来一直都藏着，第二天我把证明撕了，裤子也洗了。我想既然这样，他要了我，我还留它们做什么？他是亲眼所见，眼睛是最好的证明，还要什么单位证明？我觉得他所以敢来要我，大概也是因为知道我已不是那个（处女），无所谓了。在我九月份回国之前，他还来过三次，每次都是月黑之夜，每次我们演的都是无声电影，因为要避人耳目。
回国后我们驻扎无锡，医院加入解放军一〇一医院，在太湖边。我继续干老本行，麻醉师。他立过一等功一次，两次二等功，是英模代表，回国后四处作英模报告，一个多月后才回部队。回来那天晚上，医院给他开庆功会，会上院长宣布命令，任命他为外科主任。一个多月没见，我想死他了，他在台上又说又笑，我在台下又哭又抖，激动得像他第一个晚上来找我。他有应酬，会后没马上回宿舍，我就在宿舍楼下等他。看他房间灯一亮，我就上楼去找他。他住在顶层三楼，楼梯口的房间，似乎专门挑过的，好让我悄悄去找他。敲开门，我直接往他怀里扑，他也大大方方拥抱我，亲热地叫我小上海。我一直等他来亲我，他却放开我，跟我问寒问暖，一边让我坐下。我不干，主动要亲他，却被他拒绝，还跟我说一通大道理，好像当上英模变成圣人似的，我这种凡夫俗人的要求是低俗的，不配他的光辉形象，把我气得含着泪跑掉。
我等他来安慰我，等几天都等不到，偶尔在医院或食堂碰到，他还是老样子，叫我小上海，跟我开玩笑，就是私下不来找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发生的都过去了。我熬不住，一天晚上又去找他，结果大吵一场。他说的话把我气死了，死了也要从棺材里爬出来咬他。我说，你答应要娶我的。他说，我说的是如果，如果我要娶妻子就娶你。这倒是真的，当初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可在我看来他要了我身子就是要娶我。所以我说，你既然要了我就要娶我。那时候我们说话不像现在这么直接，都是点到为止，我想他也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你要了我身子就要管我一辈子。可他居然说，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战争时期，死亡和我们牵着手什么的。说到后面还笑嘻嘻的，意思好像现在战争结束了，一切过期作废。我气得哭了，我说你不要我没人要我了。他说怎么会呢，你那么年轻漂亮，又是大学生，喜欢你的人排着队呢。我说你别装蒜，你该知道我已经……我支吾着想找一个得体的说法，他打断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你手上不是有单位证明嘛，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出面作证，怕什么。
我的天哪，他怎么说出这种话？简直不是人！当时我恨不得要抽他耳光，但我气得手在抖，像不是自己的手，嘴巴也不是自己的，不知道说什么，失灵了，只有眼睛，虽然含着泪水，依然看得清。我看他那副满不在乎、厚颜无耻的样子，直想一头撞墙，死给他看。现在想当时要撞了墙就好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可当时我恰恰是怕自己冲动，去撞墙，把事情闹大，所以跑掉了。
九一
人像一枚硬币，有两面，遇到好的一面是你运气，遇到坏的一面是你晦气，如果两面都叫你遇到则不免要丧气叹气。当然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是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的，甚至是怕说，因为说起这种话，我就会想到爷爷。爷爷是最擅长说这种话的，满肚子都是，张口就来。这当然是爷爷好的一面，可惜我又遇到了爷爷的另一面：不好的一面。我想林阿姨也是这样，把上校的两面——好坏两面——都遇到了，这确实让人很沮丧。整个晚上，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偶尔看到她脸上浮出一些表情，冒出一些感喟。
她长长叹一口气，继续说——
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真是生不如死，死亡比在前线还离我近。我是麻醉师，手上有的是让自己死的药，一针下去，一死了之。这种念头无数次出现在我脑海里。有一次，我甚至已经配好药，只要一闭眼，把针头插进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有人就要替我收尸了。可我连个替自己收尸的亲人都没有，正是这个想法让我闭上的眼睛又睁开了。我想我还是要活下去，我活着，至少可以每年回去给我死光的亲人上个坟。我不为活人活，只为死人活。
我就这么活下来了。
我不死，他在我心里也死不了。一天下午，我把他拦在路上，是要决一死战的意思。我直接问他，你到底要不要娶我？他看我这么决绝的样子，少见地端出一副诚恳的老实相对我说：我的小上海同志，你不了解我，我娶不了你，我这辈子注定是个光棍命。我说，你不娶我我就去死。他有些生气，说我这是在威胁他。他说，我千错万错，至少还救过你命，何必这样？接着又说，我是为你好，你这么年轻干吗要吊死在我这棵死树上？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比我好得多的男人。我说，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把单位给我开的证明撕掉了，没人会要我了。他居然说，那还不容易，我让单位再给你补开一份。把我简直气死！我挑一堆脏话狠话骂他，想用愤怒换取他的同情，或唤醒他的恐惧也好。我说，你就不怕我告你吗？我的愤怒没得到同情，恐吓也没有吓倒他，反而激怒了他，他无情地对我说，你凭什么告我，难道你的情书能证明我爱你吗？看得出，他当时已经很生气，说完就拔腿走了。我看他笔挺着背脊大踏步离去，以前觉得雄赳赳的，很好看，这天只觉得丑，还散发出臭气，把我恶心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天是周六。
周一下午，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交给我一份新开的证明，同时拐弯抹角做了我一些思想工作，说我有学业又有前线经历，工作能力很强，前途很大等等。院长专门说到，这是我的军功章，要我别为这事背上思想包袱。军功章这话是他曾对我说过的，我由此想到院长是在替他做我思想工作。我彻底明白，他已经铁了心，今后我只能把未来的丈夫寄托在这张证明上了，它证明了我的清白，更证明了他的清白。当看到一个人无情到这种程度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死心吧。
心死了，人反而不会死了，只是活得像一台机器。
不久，组织上派他去军区干训班学习，在南京，有意无意地把我们分开。我当然认为是有意的，是让我眼不见为净，为他息事宁人。干训班就是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苗子，像现在去党校学习一样，回来提拔当副院长也不是不可能。他的走，客观上确实帮助了我把心情平静下来，心平复下来，理智就回来，我不管他上天入地，只管自己把他从心里清洗出去，洗干净。我像当初在蚕房用刀刻叉一样，每天在日记本上打叉，有时一打就是满满一页。打了一个多月，见效了，我不想打了，好像他已经被我叉死。那天，我把那日记本……对了，中间有一天他把我给他的十几封信还了我，那天，我把那日记本和这些信统统烧掉，完了去澡堂好好洗了个澡。我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那时洗澡有统一时间，一个月一次，一般是星期六晚上，大家都会去。那天，我从澡堂出来，正好碰到内科主任，是安徽铜陵人，四十多岁，也是朝鲜回来的，和我很熟识。他也是刚洗完澡，我们便一起回宿舍，一路上聊天，聊到一件事，一下把我刚精心养好的伤口又揭开。他隐隐讳讳地向我透露，他听到一个风声，说我老头子在外面讲，我把身子给了他，可他怀疑我也给过别人，所以跟我绝了交。
且不说这风声有多大，但真是假不了的，因为这是天知地知他知我知的事，现在至少有第三个人知。谁说出去的？我怎么可能说？我没说，那么只能是他。
我当时什么感觉？五雷轰顶。
我说过，我不是个大小姐，我是个逼急了敢杀人的人，那个想强奸我的国民党忠义救**的队长就是例子，现在他在我心目中可恶的程度一点也不小于那个该死的队长。如果当时他在单位，我一定会找上门去把他的脑袋也砸烂，砸死也说不准。可他远在南京，回来还可能当副院长，领导我。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会无耻到这个地步？他逼我走上了绝路，我连夜给军政治部写信，告他强奸我。他不仁我不义，我要他死得难堪！这是我那天夜里咬了一千遍的话，牙齿都咬碎了。
政治部保卫处迅速派人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同时把他从南京紧急召回来配合调查。他当然不承认，但有什么用，我白纸黑字写着，时间地点次数，写得清清楚楚，于情于理，哪怕逻辑分析，真理都在我手上。从逻辑上说，他为我去向单位要第二份证明，分明也成为他要了我身子又想抛弃我、安抚我的一个把柄，否则干吗是他去代我要？退一步说，即使没这个把柄他也没逃路，这种事只要有人告，一告一个准，诬告你也得认，逃不掉的，你能找谁来证明你的清白？
他是英模，组织上开始是想保他的，因为从事情经过分析，当时我们是在谈恋爱。这也是事实，我也承认。于是组织上征求我意见，如果他愿意娶我，我是不是可以不告他，化干戈为玉帛。我嘴上说不可以，心里其实是做好准备的，只要他来向我认个错，答应娶我，我会接受的。但他不愿意，组织上怎么开导都不接受，死活不愿意。那谁救得了他？结果就那样，被开除军籍，遣返老家，过去的一切荣誉、身份、地位一夜间都归了零。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我也没好下场，首先是脸破了，其次是心碎了。第二年，我要求转业，单位一百个同意，巴不得我走。一个破相的人待在那里大家都不舒服，走对我本人和单位都是好事，两全其美的事，谁反对？都催我走呢。我想没有人会祝我一路走好的，因为我没干好事。有人会同情我吗？我想不会有，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懊悔把他毁成那样。但我不是神，我是人，我就那水平，人的水平，所以更多时候我并不懊悔。我认了，是把刀子也得吞下去，没有选择。人就是这待遇，熬着活，你看我和老头子，现在活成这样还不是熬着在活？
九二
可能是疲倦，可能是急于想看到自己称心的结局，她省去了自己中间大段的经历。我是后来陆续了解到的，她转业后被安置在上海长宁区人民医院，以为到一个新单位，大家不会知道她的过去，她可以素面朝天，活个清净。没想到，很快，不过小半年，她过去的尾巴就拖在新单位的旮旯犄角。她不知道原因，只知道结果，新单位的人对她不光彩的过去很感兴趣，众人拾柴，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她成了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狐狸精、害人精，然后每次运动都拿她开刀，为民除害。她是第一批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被下放到崇明岛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三月受到优待，回原单位（长宁区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整栋门诊楼的厕所清扫工作，同时兼任每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时常上台挨斗，挂牌游街；一九六四年十月医院有一批药品失窃，她被人栽赃，开除公职，押去位于皖南的上海白茅岭监狱服刑四年。
“总之，后来我去安徽坐了四年牢，至于为什么坐牢就不说了，说了你的年纪和经历也理解不了，跟一出戏一样的荒诞。”她直接把话插到白茅岭监狱，直奔上校而来，“我这个牢其实坐得划算，正好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浪头，要不我一定会像老头子一样吃尽红卫兵的苦头，至少免不了挂一堆牌子上街游斗，也可能被挂一双破鞋，也可能被剃阴阳头，也可能被泼粪。坐牢让我躲过一劫，大概是冥冥中老头子在招呼我吧，要我去为他赎罪，去理料服侍他完全瘫痪的生活。”
“你信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风飘不到的角落。”她端着一双青黑的眼圈——像长期戴眼镜留下的阴影——问我。不等我回答，她又替我回答：“反正我是信的，否则很难理解当初我在无锡军营里的风怎么会吹到上海，后来你老家的风又怎么会吹到这个村庄里。总之是吹来了，并且吹到我耳朵里，说得有名有姓，有经过，有结果，有人甚至连他肚皮上的字都一个不落地告诉了我。”
说到这里，她又低眉轻声地问我：“你知道他肚皮上的字吗？”看我摇头——我选择了摇头——她露出惊异的目光，“怪了，你们傍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都没给你看？”
我说：“他想给我看，但我没看。”
她说：“这就对了。曾经他把那地方当罪恶和耻辱，宁愿杀人放火也不要人看到，要瞒住，现在他把它当宝贝，见到陌生人就要给人看，现宝一样的，我想拦都拦不住，拦他就要哭，你说这人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停下来，看看我，略微提起了声气，说：“他变成了自己想要的人。”
说着，她慢腾腾站起来，又缓缓弯下腰，从做案台用的门板下拉出一只破纸箱，一边翻着一边说，“这些是他最得意的大作，他都收好的。作为一个孩子，他是很懂事的，很知道爱惜东西。”作品看上去有不少，她找到一张，抽出来，递给我，“你看吧，画得跟他身上几乎一样，大小比例都差不多，除了字。”
我起身接住，像纸上画着我的羞辱，有点不敢看。
这纸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土纸，半米见方，蜡黄色，纸面粗糙。我们村庄有不少人在用老古作坊生产这种纸，全国卖。我们叫它冥纸，主要用来给阴曹化缘，做佛包，去坟前烧给死人，求活人平安。作为七八岁的孩子，画确实画得不错，两条简洁流畅的线条，一下把人的小腹和腿弯勾勒出来，上面一点黑是肚脐眼，下面一团黑是阴毛，位置适中，比例匀称——看得出，这是反复练习后的成果。引人瞩目的是，肚脐眼下方有一行向下弧形的八个墨绿大字：命使我乃鬼殺奸除，字形端正厚实，排列均匀。在“乃鬼”两字的间距下方，直直地伸出一支渐放的红箭头，直指阴毛，箭头钝重厚实。箭头线两边又有字，竖排，各两个，右边是“军令”，左边是“如山”，字体狂狷邪魅，色彩纯蓝，大小比上面的字要小一号。
阿姨没有回头，却像看见了我的震惊，淡淡地说：“别奇怪，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照自己的意愿改了这些字，黑白调了个头。”一边继续翻着——有一会儿，我注意到有一团黑从眼前倏忽而过，我想那应该是一只黑猫，那只白猫也许也在那幅画上，时间太短，我没注意到而已。
阿姨又翻出一张，递给我。画还是老样子，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有字：“除奸杀鬼乃我使命”和“军令如山”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中国必胜”取代，一样的字数，一样是繁体字，一样是从右到左、一横两竖的排列。接着又翻出一张，画仍是老样子，但看不见一个字，每个字都被涂成黑方块。
阿姨说：“应该还有两张。”却停止寻找，回头来轻轻抚摸那些字，一个个地抚摸，一边自言自语道：“有时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蛮好的，可以忘掉那些脏东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改掉这些字。他这辈子如果只有一个愿望，我想一定是这个，把那些脏东西抹掉，改成现在这样。这个愿望死都离不开他，但也是死都实现不了的，只有现在这样子，失忆了，才能实现。”
我说：“他能记得这些话，说明他对过去还有记忆。”
阿姨说：“很少，偶尔有一点也不是固定的，不知怎么来了，又不知怎么走了，所以才会这样，一会儿是这句一会儿是那句的，确定不下来。”阿姨告诉我，他的记忆已被大火烧得只剩下灰烬，这些话就是残留的灰烬，它们一定曾经被他反复用过、想过，渗到骨缝里了，烧不掉的，烧掉了还会留下渣子，散落四处，时不时被他撞见。
说到这里，阿姨又回头去纸箱里翻，很快找出一张画，是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志愿军女战士，穿着臃肿的大棉袄，席地坐在一只炮弹箱前，嘴里咬着一杆钢笔，一脸沉思也是忧郁的神情。
我想这应该就是阿姨，问她：“阿姨，这是你吧？”
她点头，然后捧起画，茫然地看着，过好久，才幽幽地说：“他已经不会撒谎了，他心底一定深深刻着我。”
我说：“是的，他一定很爱你。”
她说：“我更相信是恨。”右手食指轻轻落在笔梢上，像要把它拔出来，一边苦笑道：“这支笔给他写过求爱信，但也把他害了。”
我安慰她：“他会理解你的，是他没有向你说明情况。”
她说：“他理解不了，永远。”
我说：“但我相信如果不是鬼子给他留的那些脏东西，他一定会娶你。”
她说：“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你知道那些脏东西吗？”
我如实说：“听说过一些。”
她又问我：“听说了什么？”
我没有如实说：“据说上面有一个女汉奸的名字。”我不想提老保长说的那句脏话，难以启唇，而且从字数上看，老保长说的是七个字，实际是八个，有出入。我觉得这挺好的，别让我知道真相，给我心爱的上校留个秘密。
她说：“是的，有个十恶不赦的女汉奸的名字。”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在部队上经常接受政治教育，早就知道这个大汉奸，所以当听到你家乡传来的消息后，我再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突然明白他当初为什么不肯娶我，宁愿开除军籍也不肯。这情况他怎么娶我？怎么娶？包括后来他为什么要那样害小瞎子，因为这是要他命的东西，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宁可一辈子做光棍，宁可犯罪，宁可死，也要守住这秘密、这耻辱，有人却要当众扒下他裤子，他能不疯吗？他是活活被逼疯的，但首先是被我害的……”
她幽幽地说着，把我的记忆和感伤一一唤醒、点着。往事今情历历在目，如鲠在喉，我受不了，把画放回纸箱，顺势坐回原地，捂住脸哽咽起来。她上前轻抚了一下我头发，慢慢走开去，坐回凳子上，继续木木地说：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一句话反复说，似乎是被点穴定格了。在我以为她还要继续反复时，她突然略为提高声音，明显加上情绪，加快语速，利落地说：
“但首先是他害了我，那个王八蛋。”
“谁？”我抬头问，发现她正昂起头，冲着我。
“他，那个向我报信的家伙！”她咬牙切齿地说，“那个在澡堂门前碰到我的主任，内科主任。”说着声音又低下去，仿佛怕隔壁老头子听见似的。她看我一眼，接着说：“其实事发半年后，当时我还在部队，这家伙当上副院长后我就怀疑自己被他当枪使了。医院缺个副院长，他和我老头子都是候选人，他资历比我老头子深，可我老头子是英模，当时又在南京干训班学习，他怕被抢去，便耍了这个阴招。”
我问：“他怎么知道你们的事？”
她说：“这也是那些年我一直在想的。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老头子确实在外头说过这事，他性格豪爽又爱喝酒，有时失言也不是不可能；另一个是他看见老头子夜里去找过我。”
我说：“以他能把身上的秘密藏一辈子这点看，酒后失言的可能性不大。”
她说：“是的，可以前我哪知道这些？何况……”说着停下来，摇着头，似乎是不想说了，又似乎为了隆重推出下面的话，“我希望是我老头子酒后失言，这样我心里要好受些。以前我就是老这么自己骗自己，想不到……”
突然刷地挂下两行泪，啜泣说：“我老头子从来没有去找过我。”
我一时没听懂什么意思。
她一把拭掉泪，看我一眼说：“那个人根本不是他，我完全冤枉了他！”
我懂了意思却又觉得不可理喻，怎么可能不是他？即使不是他，他今天这样子又怎么能为自己申辩？记忆背叛了他，他没这能力的。我感觉坐不住，站起来，问她：“你怎么知道不是他？”
沉默好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他的身体告诉我的，身体。他脑筋出了问题，但身体还是正常的，当我们在一起后……”她思量着，在找一个合适的说法，“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出来，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太明显了。”
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立刻用双手捂住脸，怕羞似的，泣着声，一口气说：“你别问我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世界坏人太多。”说着埋下头，幽幽地哭起来，声音像一个小姑娘，样子像一个老朽得不堪入目的老太婆，头发像冬天的枯草，脖子里的皱纹犬牙交错，每一寸皮都粘着骨头，只有耳垂处挂着一小垛肉。
整个晚上前面所有时间，她都像一部老掉牙的机器，像枯水期的溪流，声色不变，木然淡然的样子，凉薄的样子，让我想到她心底已被完全掏空，也可以说被彻底填满。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天塌下来都不会挪个位。我想她应该早已是这样的人，所以对她最后一刻的动情，我毫无心理准备。她的泣声、泪水，像水点燃了火一样吓人，比枪林弹雨还让我惊慌失措。
我在一片恍惚中看她离我而去，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互道晚安——有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晚上我怎么可能安宁？我只记得第二天上午，我和他们分手时，阿姨问我的一句话：“你还会来吗？”那时我穷得被这个问题难倒，正在迟疑时，她身边的老头子像我女儿一样摇头晃脑地代我说：
“会的，一定会的。”
声音透出一种孩子的天真烂漫。
我搭上摩托，轰的一声离去，回头看到，两人肩并肩、手牵手站在门前台阶上，阿姨脸上乌云密布，上校脸上阳光灿烂。一路上，阴沉的天空正在酝酿一场大雨，而在我心里，上校灿烂的笑容早已把我折磨得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离别，摩托车的引擎声听上去都像是伤透了心，在声嘶力竭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