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了铁路运输取代马车的那一辈人曾经预言，机械化将使人类进入幸福、繁荣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想方设法施以改进，但成效不大。
1831年，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大法学家、改革家杰罗米·边沁给朋友写过这么一段话：“想要自己舒服先得让别人舒服，想要让别人舒服先得表现出爱的姿态，想要表现出爱的姿态先得真正爱别人。”诚实的杰罗米向来实话实说。他的同胞十分赞赏他的观点，开始为了他们邻居的幸福生活而负责，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慨然施以援手。确实该行动起来了。
杜尔哥所谓的自由经济理想对那个时代而言其实非常必要，因为中世纪社会对工业的束缚实在太多了。可是一旦把国家经济置于自由原则之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工厂的工时被延长到工人身体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虚弱的纺织女工必须要坚持漫长持久的工作，除非她在极度疲惫之下昏厥过去。许多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被招进棉纺厂做工，反正他们也无所事事。政府通过了穷人家孩子必须到工厂做工的法律，违反这条法律的人将被判绑在机器上示众。辛勤与劳累只能换来尚不致饿死的粗劣食物和比猪圈好不到哪里去的宿处。过度的疲劳使他们经常在工作中打瞌睡，于是工厂主就安排监工用专抽手指关节的鞭子来逼迫他们保持清醒。不幸的孩子们当然受不住这样的折磨，纷纷死于这种恶劣环境。这是一幅极其悲惨的图景。雇主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性，他们对童工制度也非常不满。然而现在的观念是人都是自由的，孩子们也同样拥有劳动的自由。假设琼斯先生拒绝五六岁的童工进入他的工厂，那他可能会因为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多雇了几个童工而破产。因此，在议会通过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得不一直使用童工的。
现如今，封建贵族（他们对钱包鼓鼓的工业暴发户表示了公开的蔑视）已经在议会中说不上话了，工厂主代表们逐渐占了上风。在法律允许工人组织起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之前，事情仍不会有好转的趋势。许多道德良心尚未泯灭的人对这种糟糕情景提出了抗议，但要真正解决问题时却束手无策。机器让全世界臣服在它脚下，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使机器真正为人们服务，那还真是任重道远。
出乎人们意料，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对其时已被推广到全世界的野蛮劳工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抗击。西班牙人最早把奴隶制带进了美洲大陆。最初印第安人是他们理想中的农庄苦役和矿山劳工。但是印第安人在离开了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之后就陆陆续续病死了。一位善良的传教士不想看到印第安人由此而灭绝，就建议说可以从非洲运些黑人来代替印第安人。据说体格强壮的黑人是最能耐得住恶劣的工作环境的。除此之外还可以使黑人在与白人的交往中认识耶稣基督，以获得灵魂的拯救。放眼看去，这样的办法对仁慈的白人和未开化的黑人兄弟而言似乎是双赢的。但是机械化生产下对棉花的需求不断激增，黑人的劳动强度被要求大大提高。于是他们也如可怜的印第安人一般，被严酷的监工一批接一批地虐待致死。
欧洲许多国家听说了发生在远方的残忍事件，纷纷兴起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英国人威廉·威尔伯佛斯和扎查理·麦考利（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的父亲，麦考利写的英国历史让你知道什么叫充满谐趣的历史写作）为了禁止奴隶制，着手组织起一个政治团体。他们迫使议会颁布了废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于是所有的英属殖民地在1840年之后都废除了奴隶制。法国人通过1848年革命，也把他们领地上的奴隶制给取缔了。葡萄牙人在1858年通过的法律中宣布，把彻底还奴隶以自由的最后期限定在二十年之内。荷兰人在1863年公开取缔了奴隶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在同一年使农奴们获得了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未曾享有过的自由。
然而美国却在奴隶问题上陷入了危机，并最终引发内战。尽管《独立宣言》一再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被沿用到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身上。北方人对奴隶制度的厌恶溢于言表，但是南方人却一再强调奴隶劳动对他们维持棉花种植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这件事情，参众两院争论不休长达半个世纪。
北方人与南方人互不相让。后来形势发展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南方各州威胁说要脱离联邦政府的管理。在这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太过离谱的事情，因为一位卓越而仁慈的领袖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
亚伯拉罕·林肯最初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律师，完全依靠自学取得了他的社会地位。林肯是在1860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他是一名共和党人，对人类奴隶制的罪行深恶痛绝。他非常理性地认为，在北美大陆同时拥有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当南方的一些州在“美国南部联盟”的旗下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林肯率先向他们发起了挑战。他在北方各州招募了几十万热血沸腾的青年志愿军。然后四年内战轰然爆发。南方人对战争早有准备，他们的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率部大败北方军。关键时候新英格兰与西部地区的强大工业实力开始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声名不昭的北方将领格兰特异军突起，担任了南北战争中查理·马特工的伟大角色。他勇猛的攻击波把南方军队打得节节败退。1863年初，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声称所有奴隶都应获得自由的权利。1865年4月，负隅顽抗多年的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宣布投降。几天之后，一个疯子在华盛顿剧院里出人意外地刺杀了林肯总统。所幸林肯的伟大事业已告完成。除了古巴仍然处在西班牙人的魔爪之下，奴隶制已经从文明世界中彻底消失了。
尽管黑人兄弟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权利，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自由工人却仍然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劳工阶级的境遇极其悲惨，诸多作家对于他们尚没有集体灭绝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住的是脏乱不堪的贫民窟，吃的是粗糙腐坏的劣质食品，接受的是勉强能应付工作的纯粹技术教育。如果他们不幸发生了意外死亡，其家人从此将一无所有。然而酒厂厂主（立法机构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却把数量惊人的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推销给他们，怂恿他们在酒精的麻醉中忘记痛苦。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取得的巨大进步乃是集体力量所致。足足两代人以他们的卓越智慧把世界从机器广泛运用之后所出现的深重灾难中拯救出来。资本主义体系仍然被保留下来，想要毁弃它无疑是一种愚蠢的念头。少数人的财富如果能被适当利用，将有可能造福于整个人类。他们对工厂主（他们的工厂虽然也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至少不会挨饿）与劳工（他们在薪水与工作面前没有选择，不然全家老小都跟着挨饿）之间真有可能获得平等的想法始终持反对意见。
他们通过法律来改善劳工与工厂主之间的尴尬关系。各个国家的改革人士都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到今天为止，绝大部分劳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已获得足够的保障：每天工作八小时，子女被送进学校（而不是矿坑或棉纺车间）。
尽管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不小进步，但还是会有人对烟囱的滚滚烟尘、火车的尖锐轰鸣以及仓库的囤积产品心存芥蒂。他们所担心的是，人类的这种规模庞大的生产活动将会产生怎样的终极后果？他们还记得人类的生活在此前几十万年中都一直没有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相伴。有没有可能扭转乾坤，把那种出卖人类幸福的利益竞逐体制彻底摧灭？
许多国家都诞生了这种对人类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罗伯特·欧文这位纺织工厂主在英国创设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新拉纳克。但是短命的新拉纳克社区在他死后没多久就随之消失了。名记者路易·布朗打算在法兰西上下打造“社会主义实验室”，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现实使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建立一个个脱离社会的独立社团终究不是办法。只有从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入手，才有可能找到最彻底有效的解决途径。
实用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弗朗西斯·傅立叶等人淡出舞台之后，又涌现出两位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要比恩格斯更有名一些。这位智慧博学的犹太人举家长期居住在德国。当他得知了欧文、布朗的社会实验之后，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对劳动、工资以及失业等问题的研究当中。由于他的思想极富自由主义色彩，引起了德国警方的密切关注。他不得已流亡到布鲁塞尔，之后又转赴伦敦，依靠在《纽约论坛报》当记者勉强度日。
他的经济学著作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1864年的时候他创立了第一个国际劳工组织。三年之后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获得出版。马克思指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长期斗争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诞生于机器的出现及其大规模应用。资产阶级用剩余财产购买生产工具之后，就雇用劳工为他创造出了远为丰富的财产。然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他又把这笔财产用于建造更多更大的工厂，这种循环往复将永远持续下去。在马克思看来，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整个过程中将越变越有钱，第四等级（即无产阶级）则会在此过程中越变越穷。他还在理论说明之后给出预言，认为这种生产循环发展到最后将出现全世界所有财产都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剩下所有人都为他打工这样一种情况。
为了防止这样一种情形在人类社会上演，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1848年，也就是欧洲大革命的最后一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具体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任务。
各国政府对此大为光火。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国家专门颁布了法律来严厉控制社会主义者的言行，并派出警察抓捕社会主义者集会的参加者和主讲人。然而这样的压迫并未使事情得到改观。牺牲对一件尚处襁褓的事业而言有时候恰是最为有效的宣传广告。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士在欧洲日益增多。很快大家就发现，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热衷于暴力革命，他们只希望能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以此为无产阶级争取合理的利益。甚或可以请社会主义者来当内阁大臣，带领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去挽救工业革命之后日趋危难的社会状态，使机器出现和财富激增所致的利益得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