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宗教大讨论的时代。
16、17世纪的欧洲，正是处于宗教大讨论的时期。
如果你能细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经济”这个话题，什么工资啦、工时啦、罢工啦，或者是金钱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而在1600年或者1650年左右，孩子们遇到的则是非常糟糕的情形。那时，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的耳朵充斥的都是关于“宗教”的话语，脑海里满塞着什么“命定”“圣餐变体论”
早期天主教认为，在圣餐中，面包与红葡萄酒经过祝福之后，可见的物理性质虽未改变，但其不可见的实体已成为基督的身体与血液。这种变体论后来被路德和瑞士宗教改革家慈运理所质疑。
“自由意志”
宗教改革中，主张“命定论”的路德和主张“自由意志”的依拉马斯之间发生过著名的辩论。
等晦涩难懂的字眼，嘴里吐出来的也是一些关于“真正信仰”的音调。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在父母的意愿下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茨温利教或再洗礼教，等等。为了提高神学修养，他们必须要看那些代表着“真正信仰”的书籍，譬如路德编纂的《奥格斯堡教理问答》，或是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原理》，或是《英国公祷书》里的三十九条信条。
宗教裁判所
他们的耳边不断地响起关于英王亨利八世的故事：据说他结过好几次婚，曾自封为英格兰圣公会的最高首脑，而且他掠夺教会财产，夺取了教皇对主教与教士的古老的任命权。宗教裁判所则有着一副恐怖的模样，它带着可怕的地牢与行刑室，让人噩梦连连。可怕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一群疯狂的荷兰新教徒抓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然后把他们绞死，来满足杀死不同信仰者带来的乐趣。对阵双方的势力旗鼓相当，实在是非常不幸。本来可以早早结束的冲突，如今却拖了近八代人之久，事情也日益变得错综复杂。在这里，我只是挑了一些最重要的情节简单地叙述一下，至于其他的情况，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随便找一本有关宗教改革的历史专著就可以非常清楚了。
新教徒经历了巨大的改革变迁，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彻底的内部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交易商的教皇，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登场的教皇们态度严谨，教务繁重，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
曾经在修道院里盛行的享乐生活也退场了。教士和修女们洗心革面，开始上早课，勤奋研习教义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之人。宗教裁判所则不分日夜时刻警惕着，避免任何有危险教义的印刷品传播开来。故事讲到这里，依照惯例，接下来应该是可怜的伽利略部分了。伽利略爱好天文，曾经凭借他的小望远镜观测宇宙，还提出了某些与官方解释截然相反的星体运行规律。他的这些举动，在宗教裁判所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而且非常危险，于是将他关进了地牢。对于教皇、主教和宗教裁判所，其实我们应当更公平一些。事实上，即使是新教徒也同样愚昧和不宽容，他们也常常仇视科学和医学，并把那些自主研究的人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
举个例子，我们对加尔文都不陌生。他是法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但同时也是日内瓦地区政治与宗教事务的双重暴君。法国当局曾经想绞死迈克尔·塞尔维修（西班牙的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也是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助手），此时加尔文给予了他巨大的援助。后来塞尔维修从法国监狱中逃了出来，躲到日内瓦避难。没想到，加尔文却又重新把他投进了监狱，经过漫长的审讯，最后对塞尔维修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并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尔维修作为著名科学家的隆隆声名。
事态的发展一步步激化。由于我手头缺少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因此关于这一话题，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地厌倦了这场争斗。那些被烧死、绞死或者砍头的男男女女，大多是些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不幸生长在那样一个时代，由于宗教信仰而沦为教会的牺牲品。
宗教宽容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至于这一点，你们长大后一定要牢记），即便是身处所谓“现代社会”的我们，宽容也只是针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人们可以对非洲的土著居民表现得相当宽容，毫不在乎他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是如果身边的邻居，原来是个自由主义贸易者，极力反对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现在却突然加入了关税改革政党，宣扬要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税费，那么这时人们的宽容就会消失，甚至会用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同样，17世纪那些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听说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突然屈从了某种异端邪说时，也会恶语相向的。
那时，“异端”被视为一种可怕的疾病。现在，有些人如果不太注意卫生，就会染上伤寒症或者其他什么可怕的传染病。这时，我们只要一发现就会马上向卫生部报告，让他们派人来将病人带走，以消除他对整个社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在16、17世纪，异端分子（那些公开质疑天主教或新教信仰的男女）通常就会被视为是一种可怕的威胁，甚至比伤寒病菌携带者更为恐怖。因为在他们看来，伤寒虽然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摧毁人的肉体，而异端却能毁掉人们原本可以不朽的灵魂。于是，善良而理性的公民只要发现了这些破坏者，就会义不容辞地马上向警察报告。否则，其罪行就如同现代人发现同屋得了天花或是霍乱，却不报告医生一样。
在你成长的期间，你会听到一些关于预防性治疗的事情。什么是预防性治疗呢？我们知道，病人一般是在病倒后才被送进医院救治的。而所谓的预防性治疗，就是指我们应该防病于未然。在人们身体完全健康之时，医生们通过研究人们的生活状况，建议人们及时清扫体内垃圾，保证合理的饮食，保持个人卫生等，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各种隐患。甚至还远不止这些，医生也许还会去学校，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如何预防感冒等。
在16世纪，相对于身体隐患而言，人们更看重灵魂的隐患（这也正是我努力想要告诉你们的）。于是，人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措施，用以预防灵魂的疾病。在孩子能勉强读书认字之时，长辈们就应该用真正的（唯一“真正”的）信仰来教育他。这种做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其实对于欧洲的整体进步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释教理，各种学校在新教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虽然这些学校以神学为主要教学任务，但多少还会教授一些其他的知识，并促成了人们热爱阅读的良好习惯。而且，在客观上还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
天主教徒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同样非常重视教育，并投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此事，刚刚成立的耶稣会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亲密盟友。耶稣会是由一名西班牙战士创立的。这名士兵曾经长期沉迷于不洁生活，之后却幡然醒悟。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主动承担起为教会出力的责任。这就好像古时候的一些罪人，他们得到了救世主的指点，然后愿意把余生奉献给他人。
这名西班牙士兵名叫伊格纳提乌斯·德·罗耀拉，生于发现新大陆的前一年。他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导致了腿部的终身残疾。据他自己说，就是在医院治疗的期间，圣母和圣子向他显灵，并命令他抛弃以前的邪恶生活。于是，伤愈出院后，罗耀拉选择去圣地，以完成十字军未完成的神圣使命。可是到了耶路撒冷，他发现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任务。于是他重新回到欧洲，投入到反对路德教派的战斗中。
1534年，他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学习，并与另外的七名学生结成了一个兄弟会。八个人共同立誓，从今以后要过圣洁的生活，正直诚恳，不慕富贵，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教会。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组织，并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命名为“耶稣会”。
军人出身的罗耀拉非常相信纪律，讲究上下级服从关系，这也正是耶稣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耶稣会以从事教育为专职，老师在正式授课以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老师要寓教于乐，时刻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灵魂，给予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这样的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像生活在早期的中世纪一般，对自己的信仰严肃认真。
耶稣会教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教育穷人上。他们也涉足权贵的宫殿，为未来的帝王们做家庭教师。耶稣会这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讲三十年战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但是，在那次宗教狂热的最后总爆发以前，还有其他很多故事。
查理五世逝世以后，他的兄弟斐迪南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而其他所有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查理的堂妹）所生的儿子，这种近亲结合使得菲利普行为怪异。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就完全是个疯子，后来在父亲的默许下被杀害。菲利普本人并没有疯，但他对教会的热情却近乎疯狂。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因此谁要是胆敢与他持相反的意见，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然后将他的肉体毁灭，净化邻居们虔诚的灵魂。
西班牙在当时非常富有，新大陆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库。但不幸的是，西班牙有一种经济怪疾。西班牙的农民，无论男女都非常勤劳，但上层社会却蔑视任何劳动（除了陆军、海军和公共机关以外）。至于摩尔人，本来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工匠，但如今已经被逐出了西班牙。这样，为了取得粮食等他们不屑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西班牙必须把所有的钱再次送到国外。所以西班牙徒有世界金库之称，实际上却非常贫穷。
菲利普统治着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然而他的收入却依赖于当时的商业中心尼德兰所纳的赋税。问题在于，尼德兰人与荷兰人信奉的是路德教与加尔文教，他们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圣像，还声称教皇已不再是他们的牧羊人，新译《圣经》的教诲和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行事的指引。
这使得国王菲利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荷兰子民的异端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确实需要那里的税收。如果任由荷兰人信奉新教而对他们的灵魂置若罔闻，那么他就觉得有愧于上帝；如果在尼德兰设置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柱毁灭那些异端子民的肉体，他的大部分财源又没着落了。
菲利普是个优柔寡断之人，尤其在这件事情上，他犹豫了很久，时而和蔼，时而严厉，时而允诺，时而恐吓。但是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态度，荷兰人始终不知悔改，继续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聆听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最后，绝望无助的菲利普只好把“铁腕人物”艾尔巴公爵派往荷兰，去收拾这些死不悔改的“罪人”。艾尔巴到了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下宗教首领的头颅——这些人对于形势的严峻毫无意识，竟然没有赶紧溜走。接着就是1572年，也就是法国新教领袖在圣巴托罗缪之夜被杀的那一年，艾尔巴对攻下来的几座荷兰城市进行了屠戮。第二年，他又率军围攻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尼德兰北部七省组建了一个防御性联盟，即乌德勒支同盟。曾经担任过查理五世私人秘书的德国大公、奥兰治的威廉被推举为海陆军总司令（荷兰水军有着“海上乞丐”的著名绰号）。为了拯救莱顿城，威廉挖开海防大坝，倒灌的海水形成了一片浅浅的内海，将城市包围。然后他率领一支由驳船和平底船组成的奇特海军，又划又推又拉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拯救了莱顿人。
挖开大坝拯救莱顿
这是西班牙无敌舰队遭遇的第一次惨败。它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就像我们惊讶于日军在沈阳大败俄军一样。从此，新教徒士气大振。走投无路的菲利普只好重新制定计谋，于是一个被雇的宗教狂热分子刺杀了奥兰治的威廉。可是，领袖的惨死非但没有让七省的人民泄气，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斗志。1581年，七省代表召开海牙大会，郑重声明废黜“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宣布从此他们将自己行使主权。而在这之前，国家主权一直是“君权神授”的。
沉默者威廉被谋杀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相比于签署《大宪章》的英国贵族起义，人类争取政治自由的步伐又向前迈了一步。天真的荷兰市民们认为：“国王与臣民之间应该有一种默认的契约关系，双方都应该自觉地履行义务，肩负责任。任何一方一旦破坏了这种契约，另一方就有权将这种关系终止。”1776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北美臣民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被三千英里的大洋遥遥相隔，相对比较安全。而荷兰七省联盟会议在做出这一生死抉择（一旦失败，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无情的折磨）的时候，西班牙军队的枪炮声就在不远处响起，西班牙海军正在实施严酷的报复。
当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继承了“血腥玛丽”的王位时，人们纷纷传言，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出发征服荷兰和英国。这个传言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流传，连海滨地区的水手都在谈论它。到了16世纪80年代，传言的内容成为现实。一些去过里斯本的海员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码头都在制造战船。而在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尔马公爵正在组织庞大的远征军，一旦西班牙舰队到来，就可以把他们从比利时港口奥斯坦德运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8年，准备就绪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扬帆起航，向北进发。可是，荷兰的佛兰德沿岸港口早有重兵把守，而英吉利海峡也早被严密控制。而且，习惯于南方平静海域的西班牙舰队，对于北方海域恶劣的气候不熟悉，根本不知如何作战，后来终于被敌舰和暴风雨无情地击毁。在这里，我就不再介绍当时的详细情形，你们只需知道有几艘侥幸脱逃的船只，后来经由冰岛回到西班牙，向世人讲述那可怕的经历，而其余大部分战船都葬身于北海海底。
从此，英国和荷兰迅速崛起。16世纪末，霍特曼在林硕顿（荷兰人，曾为葡萄牙人服务）所写的一本小书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然后，他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了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亚非殖民地的战争。
在争夺海外殖民地期间，荷兰法庭里出现了一桩很怪的官司。那是在17世纪初，一位荷兰军官，名叫范·西斯科克（他曾经率领探险队，试图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由于海洋冰封，他在新地岛被困了整整一个冬天），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教皇曾经将世界平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此，在葡萄牙人看来，印度群岛周围的海域应该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当时，葡萄牙和尼德兰七省联盟的战争还没有爆发，他们声称，私人贸易公司的船长没有权力进入他们的领地，盗窃他们的船只。于是，他们提出了诉讼。青年律师德·格鲁特（或称格劳修斯）被聘请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他在辩论中令人吃惊地提出，“海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根据他的说法，国家的私有海域只限于海岸上大炮的射程，除此之外的汪洋大海，对于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来说，都是免费的“公路”。这个理论一发表就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紧接着便遭到了几乎所有航海人员的反对。英国人约翰·塞尔顿为此还写了一篇有关“领海权”的著名文章，提出一个国家周围的海域是属于这个国家的“领海”。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这个问题直至今日仍没有圆满地解决，并且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引发了很多麻烦。
“无敌舰队”来了
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西班牙和英国、荷兰之间的战争中。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那些原来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印度群岛、好望角、斯里兰卡、中国海岸以及日本等，都统统转入新教徒的手中。1621年，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它征服了巴西，并在北美的哈德逊河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要塞。哈德逊河是1609年由亨利·哈德逊发现而得名的。
新夺取的殖民地使英国和荷兰大发横财。他们雇用外国士兵打陆上战争，自己则专心从事商贸活动。对他们而言，信奉新教、反对天主教带来的是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可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这种反抗带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甚至连世界大战都不足以相提并论。
三十年战争于1618年爆发，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才平息。日益激化的宗教仇恨积蓄了整整一个世纪，战争在所难免。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人们相互厮杀，彼此混战，直至精疲力竭方告结束。
短短不足一代人的时间就让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荒野。为了得到一匹充饥的死马，饥饿的人们不得不与野狼争抢。在德国，大约有六分之五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法尔茨地区被反复劫掠多达二十八次，人口也从战前的一千八百万锐减到四百万。
自从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二世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仇恨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斐迪南从学于耶稣会，是个虔诚、顺服的天主教徒。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立下誓言，要消灭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在他当选为皇帝的两天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雷德里克（法尔茨的新教徒选帝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被选为波西米亚国王。这与斐迪南的意愿大相径庭。
没过多久，哈布斯堡的大军就开进了波西米亚。强敌压境，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只好四处求援，结果却一无所获。荷兰共和国本来是会帮忙的，然而当时他们正忙于应付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族，无力再施援手。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热衷于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力，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波西米亚战争只是浪费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于是，法尔茨选帝侯抵抗了不到数月，就被赶走了。巴伐利亚的天主教王族接管了他的领地。三十年战争拉开了序幕。
在提利和华伦斯坦的带领下，哈布斯堡的大军从德国的新教地区出发，一直打到波罗的海沿岸。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信奉新教，于是强大的天主教邻居自然成了丹麦的安全隐患。于是，趁德国的势力还未巩固，丹麦先发制人，把军队开进了德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华伦斯坦乘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而此时波罗的海地区尚由新教徒控制的只剩一座孤城，那就是斯特拉尔松。
1630年夏，瑞典国王、瓦萨家族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登陆斯特拉尔松。古斯塔夫是因为曾经成功地抗击了俄罗斯人的入侵而闻名。
详见本书第四十八章。
信奉新教的他，野心勃勃，一直幻想着使瑞典成为北方大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王公们对古斯塔夫的举动热情鼓励，将他视为路德事业的挽救者。古斯塔夫战果累累，他先是击败了刚刚大肆屠杀马德堡新教徒的提利，然后长途行军，穿越德国腹地，准备攻打哈布斯堡王室的意大利领地。可是，由于天主教军队对他的后方构成了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改变了路线，在鲁岑战役中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重创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不幸的是，他自己却因脱离了部队而丧命。
斐迪南生性多疑。受挫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手下，军队总司令华伦斯坦因此而被他谋杀。消息传开后，与哈布斯堡王室结有宿怨的法国天主教的波旁王室，转向了支持新教的瑞典。路易十三的军队攻向了德国东部。图兰和孔第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和巴纳、威玛将军率领的瑞典军队英勇奋战，获得了赫赫威名。瑞典一战成名，顺便还夺得了财富无数，这让丹麦人嫉妒不已。于是信奉新教的丹麦人向同样信奉新教的瑞典人宣战，而瑞典人又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结盟。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剥夺了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于1598年在南特敕令中获得的公开祈祷权。
和许多类似的冲突相仿，在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战前的所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也仍旧是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的忠实信徒。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们建立起了独立的共和国，法国取得了梅斯、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既无人力也无财力，没有希望，没有勇气。
三十年战争对人类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反面教训。从此以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泯灭了战争的欲念，开始互不理睬，但宗教狂热与信仰仇恨却并未消失。相反，这一争吵刚刚告一段落，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又激烈展开。在荷兰，有关“命定论”（这是个晦涩的神学概念，但在你曾祖父眼里，它是个必须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的意见分歧引发了大争吵，结果荷兰政治家奥登巴恩凡尔特的约翰（在荷兰共和国独立的最初二十年里，他功勋卓著，并对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举足轻重）被砍头。在英国，分歧则导致了内战。
内战结果致使国王以法律程序被处死，这是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在正式讲述这次大革命以前，我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的历史。在此书中，我只关注于一些有助于理解当今社会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出于个人喜好来故意选择或者回避一些国家。我也很想讲述一些有关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者中国的故事，但由于这些国家对16、17世纪的欧洲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我只好非常抱歉地略过不提。但英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过去的五百年间，这个小小的岛国的举动，几乎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如果不了解英国历史，我们甚至不能读懂今天的报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在君主专制依然控制着欧洲大陆时，英国是如何发展出了议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