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到内心有一种需要，想借助媒介把生存的欢乐表现出来。诗歌、雕塑、建筑，绘画、著作等媒介使他们得以充分表现自己的幸福。
1471年，一位虔诚而可敬的老人告别了人世。他的生命持续了九十一年，其中的七十二个年头都是在圣阿格尼斯山修道院里静静度过的。圣阿格尼斯山坐落在安详的茨沃勒古城（这座小城属于荷兰的汉莎联盟城市）郊外临近伊色尔河的地方。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著名的托马斯修士，因为他出生在坎普滕村，人们又称他为坎普滕的托马斯。十二岁那年托马斯被送往德文特求学。一个毕业于巴黎大学、科隆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游方传教士格哈德·格鲁特在德文特创立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兄弟会成员都是些木工、油漆师傅、采石匠之类的世俗人士，他们希望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过上基督门徒的圣洁生活。他们为当地的穷人家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使他们都能受到耶稣基督伟大智慧的引导。小托马斯就在这所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包括学习拉丁文的动词变位规则，以及抄写古代手稿等。毕业后他决定献身神职事业，于是带着经书一路辗转来到茨沃勒。到达目的地以后，托马斯舒了口气——终于离开那个充斥着喧嚣与不安的浮躁世界了。
托马斯生活的时代确实不平静，瘟疫到处肆虐，社会动荡不安。在中欧的波西米亚，约翰尼斯·胡斯（英国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利夫的挚友兼追随者）的忠实信徒正要为他们可敬领袖的惨死而发动复仇战争。不久前，康斯坦茨市议会通过决议，把胡斯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在更久以前，就是这个极不守信的议会向胡斯保证安全，请他来瑞士向共商教会改革的教皇、皇帝、二十三名红衣主教、三十三名大主教和主教、一百五十名修道院院长和一百多名王公贵族阐述他的宗教思想的。
在西欧，法国人正在经历惨烈的百年战争，同国土上的英国侵略者浴血奋战。几年以前，是圣女贞德及时挽救了法国的命运。然而百年战争好不容易结束了，法国又同勃艮第卷入了争夺西欧霸权的战争。
在南方，罗马教皇正在向神圣的上帝诚挚祷告，请他出手惩罚住在法国南部亚维农地区的另外一位教皇。亚维农的教皇当然也不甘落后，振作精神给予最有力的还击。在遥远的东方，土耳其人正全力以赴地追杀东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力量。俄罗斯人则正在发起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要把那些鞑靼统治者彻底消灭干净。
而此时此刻，我们可敬的托马斯修士却平静地坐在一个朴素的小居室里，对外界的纷繁变迁不闻不问。只要有古代手稿的无穷智慧相伴，并以自己的思想与之对话、交流，他就能从中得到一种满足。为了表达对上帝的无限敬爱，他写了一本名为《效法基督》的小书。这本小书后来在全世界广泛流传，译本种数仅次于《圣经》。而它的读者数量甚至有望和《圣经》的读者数持平，从而使无数人的生活因之得到改变。在这本小书中，作者把他的全部理想浓缩成了一个平实的愿望——“一个人坐在小角落里，手捧一本小书，就这样简单安静地度过此生。”
托马斯修士是中世纪圣洁理想的最佳代表。面对汹涌而来的文艺复兴浪潮，面对人文主义者对新时代的热切呼唤，中世纪聚集起最后的力量与之作殊死搏斗。修道院进行了自我改革，众僧侣收敛了物欲，改掉了恶习。许多正直而诚实的人试图以自身为榜样，把偏离了路向的世人带回到圣洁的信仰道路上来。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新时代的到来势如破竹、无可阻挡。静心苦修的岁月已经被历史抛弃，伟大的“表现”时代开始了。
现在请允许我为自己作一个说明，我对自己在书中用了一些很古怪的词语而向你致歉。我其实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只用一些单音节词来写完这整本历史书，但事实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说要写一本几何教科书，那么诸如“弦”“三角”“平行六面体”之类的专用术语是必不可少的。学生也必须先充分理解这些术语，然后才能有效地学习数学。而对于历史来说（当然也包括在生活中），理解一些起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怪词语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必要前提。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这种学习吧。
文艺复兴之所以被称作“表现”的时代，是出于这样一种解释：这一时期的人已不能满足于坐在台下当观众，看着皇帝和教皇在上面发号施令。他们要亲自做生命舞台上的舞者，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美“表现”出来。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会像佛罗伦萨的尼科·马基雅维利一样，写本书来“表现”他对成功国家和成功统治者的定义的深入思考。热爱绘画的人会在尺幅之间尽情“表现”他对柔美线条、鲜丽色彩的喜好，于是乔托、拉斐尔、安吉利科这些伟大名字开始让人耳熟能详。当然人们对艺术家的接受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要能够真正欣赏和喜爱对永恒之美的“表现”。
教堂
如果既对线条与色彩无比热爱，又同时对机械与水利深感兴趣，那么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诞生了。达·芬奇真是个不世出的全才，他既喜欢画画，又热衷于热气球和飞行器实验，同时还要主持伦巴底平原的水利工作。通过散文、绘画、雕塑，以及构思巧妙的机械装置等等媒介，他无拘无束地“表现”着自己对生命乐趣的丰富感受。还有精力旺盛的米开朗琪罗，他似乎总觉得对于他强健的双手而言，一切画笔和调色板都显得过于柔弱乏力了，因此他转而投向建筑和雕塑，把坚硬厚实的大理石塑造成温婉典雅的动人形象。另外他还被邀请参与设计圣彼得大教堂，以这种最具体最感性的方式来“表现”教会的荣耀与威严。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手抄本与印刷出来的书
过不多久，这样一群乐于“表现”自我的男男女女就已经遍布意大利乃至全欧洲。他们热情地生活，勤奋地工作，竭尽所能为人类创造出受用不尽的美与智慧。美因茨人约翰·祖姆·甘瑟弗雷希（人们通常称他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书籍复制方法。他充分吸收了古代木刻法和现有方法的优点，通过任意组合单个的软铅字母来合成单词和长篇文字。尽管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打了一场印刷机专利权官司而变得一贫如洗，并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但那部“表现”他天才智慧的机器却从此广为流传，造福人间。
威尼斯的埃尔达斯、巴黎的埃提安、安特卫普的普拉丁、巴塞尔的伏罗本等人很快把新的印刷方法投入生产，快速高效地印制出大批经典著作并广泛发行，其中有的书用古登堡版《圣经》上的哥特字母印刷，有的书用意大利字母印刷，还有的一些则印上了希腊字母甚至希伯来字母。
总之，只要你有真正美好的“表现”，就不用担心没有观众。特权阶级垄断文化的时代一去不返。当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大批量地印刷起通俗读本的时候，人们再也不能为愚昧寻找借口了。你只需掏几个小钱，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普林尼等伟大的古代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就会如良师益友般给予你智慧的启迪。印刷文字使人类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理想完美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