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怎样看待其周围世界。
日期计数的发明确实伟大，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它。但我们也必须提防不要被它所愚弄，它会使我们对历史产生过于具体精确的意识。比如我讲中世纪这个时间观念，我并不是说，公元476年12月31日，欧洲人突然聚在一起共同欢呼：“看啊，罗马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开始中世纪生活了。太有意思了！”
在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王宫里，还有很多人保持着古代罗马式的日常习惯、言谈举止和生活态度。长大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仍然保持着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对于历史而言，时间和年代会交叠出现，人类思想会不断回流、重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确定中世纪人的思想意识及生活态度。
首要一点请记住，中世纪人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可以自主行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自由人。与之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皇帝与农奴、教皇与异端、英雄与痞子、富人和穷人、乞丐和盗寇等庞大社会构造中的一粒微尘。他们绝对服从于上帝的安排而不敢怀疑。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现代人完全两样。现代人习惯于怀疑一切，在此基础上不断努力以求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
对于13世纪的普通大众而言，幸福的天堂和恐怖的地狱并不是神学家创造出来的迷人神话，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中世纪骑士和农民的大半辈子都是被用来为死后世界做准备的。与之相反，我们现代人在面临寿终之时，总是以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平和心态来接受死亡。我们回顾着自己六十年间的劳苦与功过，在为后人祝福的心情中安然逝去。
但是在中世纪，恐怖的死神总是狞笑着纠缠人们的心神。有时候他用小提琴上的恐怖音调来惊吓世人，有时候他在人们用餐时悄无声息地坐在他们身边，有时候他躲在树林后面对着正在散步的男男女女发出阴冷的笑声。如果你小时候听到的不是安徒生和格林童话，而尽是些坟墓啊、棺材啊、疾病啊之类的恐怖故事，那你肯定也会终其一生都深陷在对死亡和最后审判的极度恐惧之中。这种情况正是中世纪的儿童所面临的，他们从小生活在死神与魔鬼的话语世界中，天使很少光顾他们。恐惧感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变得谦卑而虔诚，但更多时候却把他们变成了残忍的凶手。他们会把所征服城市中的男女老少一杀而光，然后举着血淋淋的双手虔诚地赶往圣地，向上帝祈祷以请求宽恕。他们祈祷的时候声泪俱下、满心忏悔，但是第二天又继续大肆屠杀穆斯林异教徒，把昨天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十字军战士是骑士，其行为准则大异于普通人。普通人像野马般对风吹草动都会惊怕。他对主人的命令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有时候鬼迷心窍了，也会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犯下错误。
但请不要对这些人妄下评判，而应该先想到他们糟糕的外部环境。他们外表上仿佛已经是文明人了，但其实还秉有原始野蛮的因子。虽然查理曼大帝和奥托皇帝名为“罗马皇帝”，但是他们跟真正的古代罗马帝国皇帝（如奥古斯都或马可·奥勒利乌斯）之间的差距，就跟刚果河上游部落首领乌巴·乌巴和瑞典丹麦那些有教养的高贵统治者之间的差距一样遥远。他们只是些野蛮人，古老文明已被他们的祖辈夷为废墟，他们住在废墟之上，而对真正的文明精神一无所知。他们对于今天很多十二岁小孩都能知晓的历史事实毫不知情。《圣经》是他们所有文化知识的唯一来源。但《圣经》上只有《新约》中那几章教导大家要互助互爱的言论能够对人们的生活有所裨益。至于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其他学问，《圣经》上的记载颇不可靠。幸好在12世纪，简陋的中世纪图书馆里又添加了一本新书，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著的实用知识大百科全书。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基督教一面把古希腊哲学家都斥为异端，一面却对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如此推崇？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懂。不管怎么样，当时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圣经》所言以外可信赖的唯一导师，其著作可以被基督徒安心阅读。
中世纪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传到欧洲的。首先它们从希腊传到亚历山大城。公元7世纪，占领了埃及的穆斯林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后来穆斯林大军把它们带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大学里讲授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的深湛哲学思想。后来，那些从比利牛斯山对面过来寻求教育的基督教学生又把它们翻译成拉丁文。在经历了曲折的辗转和层层的转译之后，它们终于出现在欧洲西北部的诸多大学课堂里。具体的流传过程还没有完全探查清楚，但这更显示出其必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聪明的中世纪人在《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指导与激发下瞥见了天地人神的奥秘及其关联。这些人被称为经院学者。他们学识渊博、充满智慧，但同时也耽于书本、缺乏实践。为了给学生讲解什么是鲟鱼或毛毛虫，他们会到《旧约》《新约》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厚重书本中去寻找答案，却不知道直接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捉条鲟鱼来，或者走出书斋到院子里去捉几条毛毛虫，来现场观察这些小生命的自然生活。就算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大学者阿尔特·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也从来不会怀疑巴勒斯坦的鲟鱼、马其顿的毛毛虫与西欧的鲟鱼和毛毛虫是颇有不同的。
在非常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好奇心特重的罗杰·培根来到了这些学者的讨论班里。他把真正的鲟鱼和毛毛虫拿到讲台上，然后用拙劣的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以此证明它们长得并不像《圣经》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迂腐的学者们一边看一边不以为然地摇头。除此之外，培根居然还声称，苦读十年书还不如实地观察一个小时，还说亚里士多德的译著虽然意义重大，但其精义却必须到没被翻译过来的希腊文原著中去求取。经院学者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们急匆匆赶到警察局告发他：“此人的言论将严重危及国家安全！他居然要我们学习希腊文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而对权威的拉丁-阿拉伯译本表示怀疑。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虔诚信徒一直都在这个译本中汲取营养。非但如此，他还对鱼类和昆虫的身体构造非常好奇。他肯定是个想要扰乱正常秩序的邪恶巫师！”学者们煞有介事的忠告把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察们镇住了，于是他们下令禁止培根发表言论十年。可怜的培根吸取了此番教训，开始在新的研究中采用别人看不懂的密码来做记录。后来，当人们开始提出一些对信仰有所怀疑的问题时，为防止教会插手阻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密码。
当然，教会之所以要采取这种保守行为并不是心怀恶意。这些压制异端思想的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实都是善良正直的。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现世生活只是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他们深信过于繁杂的外部知识会扰乱人的心灵，导致信仰动摇从而无法进入天国。中世纪的教师如果发现学生抛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而企图独立研究，他会像母亲见到幼子正走向火炉一样大为惊恐。孩子如果碰到火炉是会被严重烫伤的，做母亲的肯定会竭力把孩子拉回来，甚至在危急时动用强力。但她对孩子的爱却是真挚而深刻的，在他乖的时候母亲会很温柔。与之相似，中世纪的这些人类灵魂看守者一方面在信仰问题上严守原则，另一方面又勤奋地为教民工作，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施以援手。为使人们的现世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忍受，他们给予辛勤哺育，以此带领诸多虔诚男女共同渡过现世的难关。
农奴仍然还是农奴，其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仁慈的上帝虽然为他安排了一个艰苦劳累的命运，却仍然保护着他的灵魂和权利，使他得以善终。在他年老体弱以至于无法继续劳作的时候，他的领主就必须负责照顾他的下半辈子。农奴生活是重复而乏味的，但至少不必为未来担忧。他很有安全感，因为他永不会失业，头上总有个屋顶在为他遮风挡雨——尽管有时可能会漏，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养活全家。
当然，中世纪社会的大多数阶层都很有稳定感和安定感。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艺者建立了自己的行会，通过互相合作和协调来保证每一位成员都有稳定收入。行会不会对那些特别突出的家伙施以鼓励，它的任务是保证那些生意不好或是勉勉强强的会员仍然能够度日。行会为广大劳动阶层带来了满足感和安全感，这在我们今天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个特别有钱的家伙把所有的粮食、肥皂以及腌制鲱鱼都收购下来，然后抬高价格在市面上出售（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垄断行为），那将危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中世纪的人不想让这种危险经常上演，因此政府总是对批发购买加以限制，并经常干预商品价格。
中世纪人对竞争没什么好感。为什么要竞争呢？竞争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不安，并导致投机分子的出现。既然人生的终点是末日审判，那么财富说到底是毫无意义的。骑士如果又奸又恶就会被扔进可怕的地狱，农奴如果好好为人也能够进入金色的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竞争又有何益？
简言之，中世纪人会放弃思想与行动的部分自由，以期在苦难之中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最终获得灵魂的解脱。
他们很少会有反抗命运安排的想法。他们深信自己只是一个匆匆的路人，走过这个苦难的世界，奔向那幸福的来生。他们对满世界的痛苦、邪恶和不公无动于衷，白顾自拉下窗帘，遮住阳光，一头扎进《启示录》里。《启示录》的神圣文字使他们相信，光明照耀下的天国将能给予人永恒的幸福。他们毫不看重尘世间的声色之娱，因为最重要的是享有末日之后的永恒幸福。现世生活的肉体痛苦必须被忍受，然后肉体将会泯灭，辉煌美丽的新生将开始。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从不把心思放在不可知的未来，他们的天堂就在人间此世。如果他正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公民，那么他的生活将变得精彩和充满乐趣。而中世纪人则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的天堂远在天外，无论高贵低贱、富裕贫穷、聪明愚笨，都不可能改变现世生活的苦难事实。直到某一天，历史的钟摆又晃到了另一头。且看下一章的介绍。